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受阻的原因及解決對策
時間：2022-07-18 0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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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轉移的過程中受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農民素質問題。
西方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說過，改善窮人福利的決定性要素不是空間、能源和耕地，決定性要素是人口質量的改善和知識的增進。促使農民增收，必須努力提高農民素質，提高農民素質是突破農民增收緩慢問題的“瓶頸”，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
目前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勞動力總體素質不能適應經濟發展和就業需求。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低導致了中國勞動力結構的失衡.2000年，中國15歲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萬人，其中3／4在農村；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占11.9%，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9.1%。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新興產業的興起，社會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越來越高，缺乏轉崗就業技能的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領域將越來越窄，轉移就業難度將越來越大，加強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任務非常艱巨而緊迫。
2002年全國共轉移農村勞動力2385萬人，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有12.5%。大量農村勞動力既沒有打工所必需的一技之長，也缺少保護自己的法律知識和城市生活常識，不適應就業和城市生活的要求，這就導致出現一方面用工單位招不到人，而另一方面大批進城農民工又找不到合適工作的現象。根據我國城鎮化發展的目標，每年需要轉移1000多萬農村人口；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也制約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及產業結構升級。
中國的農村勞動力素質同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懸殊。1997年我國每百萬農業人口中有科研人員數為77人，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137人)的56%，發達國家平均人數(2458人)的3.1%。美國的農場主大多數是各州立大學農學院的畢業生；西歐國家的農民除文化水平外，還要經過專業培訓并考試合格領到“綠色證書”后，才能正式成為農民。而我國具有中專文化程度以上的勞動力僅占農村勞動人口的2.5%，這種現狀對于未來在農業發展過程中新科技成果和現代化生產工具的推廣使用，農業產業結構以及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等方面都構成巨大障礙。
(一)農民文化素質低，造成勞動力結構失衡。
農村勞動力的素質不高，是我國勞動力結構的重要特征。據統計，我國農村中仍以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為主，占90%以上。素質不高的農村勞動力滯留在農業部門進行謀生的可能性更大，在工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由于市場結構不同，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較高。這也可以從近幾年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情況看到，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工作技能的勞動力在剩余勞動力轉移中所占的比重逐漸提高。
一般來說，農村勞動力的素質是其向勞動生產率較高部門轉移的前提條件。因此，農村勞動力向勞動生產率高的第二、第三產業部門轉移的速度和規模，從根本上取決于農村勞動力素質。并且，隨著市場的發展，企業、政府機構等用人單位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于是就產生了由于我國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影響其自身就業的情況。
(二)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的制度，制約了城鄉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
由于歷史原因和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城鄉分離的政策等原因，所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使農村勞動力難以在城市和鄉村之間自由流動，形成了城鄉二元的缺乏競爭的勞動力就業體制，農村勞動力難以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優化配置。農村勞動力不能及時填補城市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產生的崗位空缺，城市勞動力也難以到農村就業，以彌補農村在人才、技術等方面的不足。改革開放以后，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但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仍然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如目前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升學制度，以及農村土地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的就業，無法形成統一開放的城鄉勞動力大市場。
(三)農業面臨產業化、集約化生產的壓力。
農產品相對于市場需求量呈現總量過剩的現象，造成農產品價格連續下降。農業增加值的增長率也出現逐年下降的情況，1996－2000年農業增加值的增長率分別為5.1%、3.5%、3.5%、2.8%和2.4%。與此相聯系，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率也呈下降趨勢。但目前我國主要農產品的價格仍比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高出10%-50%。在我國加入WTO以后，面對西方各國現代化農業的競爭，我國農業必須走產業化、集約化經營的道路，從而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實現高效的現代化農業。在耕地面積逐漸減少的情況下，農業生產將占用更少的勞動力而釋放更多的剩余勞動力，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將由于農業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而不斷增加。
(四)“人口逆淘汰”問題。
城鎮居民只能生育一個子女，而農村居民可以生育兩個子女；城市的教育條件要遠遠好于農村；城鎮居民基數要遠遠小于農村居民的基數；從長期來看，被淘汰出局的不是素質低反而是素質高的人，這就影響了人口總體素質的提高。這是人口出現教育素質的逆淘汰，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農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農村。
社會發展應該使得低素質的人所占比例越來越少，高素質的人所占比例越來越大，這樣，人們的平均素質才會越來越高。但是，如果社會中低素質的人所占比例越來越多，那么社會就出現了“人口逆淘汰”問題。
二、加快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策
當農產品需求的增長慢于工業產品需求的增長，這種情況是農民的一個負擔，那么當經濟增長時，快速增長的農業生產率同樣會使調節的過程變得更加困難。過去幾十年來，由于農業生產率增長的幅度大于非農業，農業所占的國家生產份額的不斷減少必然導致農業在國家勞力、資金等資源中所占份額的不斷減少。如果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不能及時轉移，有可能導致農民的收入進一步下降。即使在勞動力流動和移民方面沒有政策限制，在大批勞動力有待從農業轉出這一重大轉換時期，農村與城市的勞動力在報酬上的巨大差異已經存在并且還將繼續存在。因為巨大的收入差異將引導勞動力從農村地區流出，當經濟增長發生在農業勞動者還占全部就業人數的相當份額的時期，勞動力轉移是非常巨大的。
我國政府最近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來降低農民的負擔，增加農民的收入。但是這只能暫時增加農民的收入，延緩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時間，降低轉移過程中的矛盾。大多數國家的農業政策是為影響農產品的價格或是通過降低給農民的信貸成本而制定的，但是從長期效果來說，這并非是長久之計。因為如果農業資金的成本可以被補貼的話，那就意味著，與農業資金不被補貼(即按它的實際成本考慮)相比較，農業生產率將會更快增長，甚至會有更多的勞動力必須離開農業。因此對于農民而言，給他們便宜的信用貸款并非是件好事。應該通過實施適當的政策來加強要素市場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功能，農民才可以分享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利益。
(一)加速調整農村勞動力結構的主要政策在于使城鄉之間的受教育機會趨于平等。
過去與現在的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有著更多及更好的受教育機會，但這并不是我國特有的情況。現今發達國家在其農村人口只占總人口很小比例之前，農民在受教育的方面也都是受到歧視的。但是，我們應該吸收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
我國在教育方面投資過少，尤其對于農村教育，在GNP中占的比例比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要小。此項比例在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為5.5%。1995年，印度把GNP的3.5%花在教育上，我國政府僅僅花了2.3%；近年來，我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等于或大于GDP的40%，如果將其中的一小部分轉移到農村教育方面，對于國家的長遠利益顯然是有利的。
在教育方面投資過少的代價十分高昂。在中國，大規模的農民進城現象是不可避免的。若進城的農民能和城市居民接受同樣的教育，則城市也會從中大大受益。但城市居民對于從農村向城市移民持反感態度，而且這種態度在中國很普遍。持這種反感態度的一個原因是許多農村移民僅受過很有限的教育，并且不能很好地適應城市生活。
我們除了增加農村人口的受教育機會外，另外應該在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和就業技能，以受訓農民轉移就業為目標，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前的職業培訓。對農民進行培訓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世界銀行研究顯示，勞動者平均受教育的時間每增加1年，GDP就會增加9%。世界各國都認識到了提高農民文化水平的重要性，甚至將農村勞動力培訓作為基本國策，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
目前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由于素質不高，缺乏就業技能，難以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在城鎮實現穩定就業，也難以提升從業的崗位層次。為了使農村勞動力的科技文化素質總體上與我國現代化發展水平相適應，應急的辦法是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培訓農村勞動力，使他們都掌握一技之長，盡快由農民轉為產業工人，使他們能夠得到合適的工作，富裕起來。
(二)多層次、全方位地拓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空間。
在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同時，應把農業產業化作為實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和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以當地資源開發利用為基礎，農業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向有比較優勢的行業轉移，對農業主導產業實行多層次的優化組合，把生產、加工、流通等環節密切地連接起來，逐步形成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最大限度地實現農村勞動力的有序轉移，實現城鄉之間資源的合理配置，促進區域優勢的發揮，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三)發展鄉鎮企業，加快小城鎮建設。
2001年底我國農業勞動力為3.3億。農民所面臨的勞動力調整的規模是巨大的。8.66億的農村人口還在以稍大于1%的年增長率增長，這意味著如果沒有農村到城市的移民，人口每年將增加900萬。相對來說，限制農村向城市移民的國家政策支持了農村地區非農業部門的發展。目前，大批與農業調整有關的人尚無法被大中型城市所接納。如果有新興城鎮從現有的集鎮中產生出來，農村地區非農業工作的機會就能夠大大增加，調整的過程將會變得相對順利。政府應制定相應的政策使得農村成為更吸引人們生活與工作的地區。這涉及到在基礎設施，包括公路、電力、通訊以及社會與文化活動等方面，增加實質性的投資。
1.發揮小城鎮對周邊農村的輻射帶動作用，成為農村區域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從當前實際情況看，發展小城鎮可以較大規模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規模效益，促進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住房建設。近年來，有些省市先后興建農民商貿街，不僅吸引了農民進城經商，帶動第三產業發展，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對增加農民收入具有重大的作用。同時還帶動了農村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2.提高鄉鎮企業的效益，依靠科技改造鄉鎮企業，使其吸納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以加大農民增收的步伐。全國鄉鎮企業的集聚程度已由20世紀90年代的12%提高到目前的20%以上。在發達地區尤為明顯，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也創造了越來越多的就業機會。2002年，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增加到1.33億人，比2000年增加514萬人，比1998年增加800萬人。
(四)從我國宏觀經濟調控來講，應積極有效地發展第三產業。
第三產業增長速度連續多年滯后于第二產業，使得三次產業結構呈現出愈加不合理的趨勢。我國的制造業占GDP的比重長期以來一直保持上升的趨勢，2003年已超過50%，特別考慮到中國的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繼續發展資本密集和消耗大量資源的制造業并非中國的優勢，經濟的重心應該逐步向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轉移，第三產業增長的滯后也意味著服務業發展的滯后，積極有效地發展第三產業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增加就業。據計算，第三產業的就業彈性系數是第二產業的5倍以上。“九五”期間，我國新增就業人口的85%是在第三產業就業的。
(五)增加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
目前在我國農民的收入中有20%左右來源于勞動力輸出。我國農村進城務工者已經達到8200多萬人。但是，務工人員的報酬偏低。由于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關系的失衡，勞動者利益受到損害。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與否的分配率，每小時勞工成本中的福利開支，社會保障稅與個人所得稅占政府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等指標，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對勞動者顯失公平，勞動者的報酬偏低。從短期看，這是中國的競爭優勢；但是從長期看，蘊藏著社會的不公正，妨礙了我國勞動者的積累與完善。應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我國政府應加快最低工資立法，將教育與醫療費用等人力資本投資費用納入最低工資保障的標準范圍，根據家庭人口、生活費用、價格變化、教育與醫療費用變化等因素確定職工最低工資，保障職工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與基本教育醫療等需要；完善對全體勞動者的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保險體系；加大對勞資關系管理的勞動監察力度，切實維護勞動者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