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論文：當前中國農村研究方法論問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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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本文認為當下的農村研究雖然成為一門“顯學”，但尚未獲得深厚的學理支撐。重要原因是方法論的限度。當下農村研究的主要方法是經驗性研究，但也存在相當的局限：一是只見“社會”，不見“國家”；二是只見“樹葉”，不見“樹林”；三是只見“描述”，不見“解釋”；四是只見“傳統”，不見“走向”。為此需要超越經驗，轉換視角，特別是引入國家的視角。因為當下的農村社會已不是自然天成，離開了國家建構，就無法準確把握當下的農村，也無法作出學理性解釋。

關鍵詞中國農村農村方法論反省

理論創新取決于方法創新。當下的中國農村研究正在成為一門眾人追逐的“顯學”。但這一“顯學”在相當程度只是因為農村問題成為“熱點”而造成，還遠未成為有深厚學理支撐的“顯學”。從整體上看，農村研究的學理水平還相當低，與其顯赫的學術地位極不相稱。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方法論的限度。而要超越這種限度，需要過過往的研究加以學術反省。

一、方法論問題的發生

當下的農村研究，鄉村治理成為最為熱門也是爭論最多的問題。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鄉村治理發生了重大變化，也一直充滿著爭議。體制廢除后，農村實行“鄉政村治”的治理體制，在鄉鎮以下成立村民委員會，實行村民自治。在村民自治實踐過程中，相當數量的學者對這一新的體制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極端者將其視為“理論怪胎”，是時期“群眾專政”和延續。①進入21世紀以后，鄉鎮改革成為自村民自治之后又一次鄉村治理體制改革，也出現了更多的不同意見和爭論。人們或從不同立場，或根據特有經驗，提出自己的思路和看法。有的主張對現有體制框架不作大的變動；有的主張“鄉派鎮治”；有的主張將村民自治加以延伸，實行鄉鎮自治。而在不同鄉鎮體制改革主張背后的是兩個基本問題：國家與農民。有的因農民負擔沉重而主張弱化國家權力，給鄉土社會以更多的自治空間；有的則因為農民分散而主張進一步強化國家權力，不僅不能撤消鄉鎮政府，而且要加強其能力。②這些不同的主張和爭論基本上都出自于經驗層面和政策主張，而缺乏進一步的學理分析，特別是在基本的立論依據方面缺乏基本的一致性。鄉村治理的核心是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但國家與農民本身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要回答鄉村治理中的國家與農民問題，就必須追問：是什么國家，什么農民？國家與農民是二元分離，還是相互滲透的？如果這一基本依據無法統一的話，人們就只能根據自己有限的經驗和認識提出主張，很難達成學術共識，也很難獲得知識的增長。

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什么在中國鄉村治理問題上會出現尖銳對立的主張，特別是不同觀點之間只是自說自話，各執一端，無法通過平和持續的學術討論達成共識，獲得知識的增長？以至于不少人認為中國農村研究的“門檻”太低，誰都可以發表一番議論，誰也不必為自己的議論而作出充分的學理性論證。這種狀況必然將使中國農村研究陷入到一個“低水平重復”的陷阱之中。

反思造成以上狀況的原因，不能不回顧中國農村研究的歷程與方法。中國農村的歷史十分漫長，而對中國農村的研究卻相當短暫。將中國農村作為現代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始于1930年代。但這一研究剛開始就因為戰爭和政治的原因而中斷。在1930年代以后的長達40年間，出現了所謂中國農村在中國，中國農村研究在美國的“奇觀”。這種現象一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改變。1980年代，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改革開放意味著對過去堅信不疑的體制與意識的反思，意味著變革傳統體制，尋求新的發展道路。由此呼喚著理論研究的興起和創新。中國改革發端于農村改革。一批剛剛能夠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將注意力投向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的農村，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農村調查和研究。①但是，當時的研究主要還是為正在改革的農村提供政策依據和主張，還未將中國農村研究作為一門嚴格的社會科學對待，也未能形成明確的研究方法指向。只是知道我在做調查，但并不明確我為什么做調查，怎樣做調查？19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改革的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許多學者（包括1980年代初從事農村調查的學者）將研究的重心投入到中央層面的改革，主要以宏觀國家為對象的研究。這種狀況一直延續相當一段時間。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學者開始從學術的層面，將研究的重心移向國家之下的社會基層層面。本人1991年專門撰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重心下沉：90年代學術新趨向》。文章預示：“一種學術新趨向正在90年代的中國悄然生成，這就是學術研究思維視野的重心下沉，由80年代關注國家大勢的宏觀層面轉向廣闊實在的社會基層面。”②在這一過程中，農村再次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不僅進行一些農村實地調查，并開始形成一種學術自覺意識。③本人在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一書，試圖從社會底層的角度解釋中國為什么國家上層多變而社會停滯的“歷史之謎”。提出將政治體系一分為二：上層國家和基層社會。④之后，本人及所在學術團隊將農村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將實地調查作為主要研究方法。

由于長期與國際社會科學界的隔絕，使中國農村研究缺乏學理和方法論方面的支撐。包括我們從事農村調查的學者，也只知道要做實地調查，要重視社會基層，但不知道為什么？改變這一狀況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鄧小平南方視察講話的發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基本國策。市場經濟的合法性地位的取得，導致經濟社會的空間活躍。與經濟自主性增長的同時，學術自主性也迅速增長。以鄧正來先生為代表，將“國家與社會”和“市民社會”的分析框架引入中國社會科學界。這一框架不僅為中國農村研究提供了方法論依據，⑤更重要的是將眾多學者的學術視野和學術關懷由國家引向社會。

隨著經濟發展，以研究社會問題為主的社會學開始興盛。社會學本身的使命就是關注社會，主要方法是社會調查。但農村社會和社會調查長期未進入社會學的視野。這一狀況在1990年代中期被打破。其代表者是張樂天和曹錦清。前者以浙江省北部的一個普通村莊――聯民村為研究對象，細致入微地描述了制度的興起及其在這一制度下的農村社會。⑥后者則以作者在河南農村親身調查的情況和認識，描述了黃河兩岸農村面臨的種種矛盾和問題，并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反響。據作者與本人交談，當時要正式出版這樣描述農村社會實際狀況的書還有相當大的風險。特別是曹錦清的調查有很強的學術自覺。他在《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一書中開宗明義地認為：“觀察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社會，可以有兩個不同的‘視點’（或說‘立場’），每一個‘視點’可以有兩個不同的‘視角’。第一個‘視點’的兩個‘視角’是：‘從外向內外看’與‘從上往下看’；第二個‘視點’的兩個‘視角’是：‘從內向外看’與‘從下往上看’。何謂‘外、內’‘上、下’？所謂‘外’，就是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范疇。‘由外向內看’，就是通過‘譯語’來考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所謂‘內’，即中國自身的歷史與現實尤其指依然活躍在人們頭腦中的習慣觀念與行為方式中的強大傳統；所謂‘上’，是指中央，指傳遞、貫徹中央各項現代化政策的整個行政系統。‘從上往下看’，就是通過‘官語’來考察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所謂‘下’，意指與公共領域相對應的社會領域，尤其是指廣大的農民、農業與農村社會。所以，‘從內向外看’與‘從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會生活本身看在‘官語’與‘譯語’指導下的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實際變化過程。”而作者本身，就“有一個‘從外向內看’到‘從內向外看’的認識轉移。”“所謂‘從內向外’‘從下往上’即從傳統的角度去看現代化過程。”①

曹錦清比較清晰地表達了他對農村研究的立場和方法，可以說也比較系統地反映了1990年代中國農村研究的走向，這就是從書本走向社會，從理論走向經驗，從國家走向基層。自1990年代后期以來，農村實地調查、個案調查蔚為風氣，產生了一大批以實地調查經驗為基礎的農村研究成果。作者所在的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因以農村實地調查見長，而在眾多的農村機構中脫穎而出，于2000年被確立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②

二、經驗研究的方法論限度

但是，當社會成為主要研究視角，實地經驗研究成為一種主要研究方法之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這種“自下而上”研究的局限性，不能不看到這一研究對提升現有農村研究水平的限制。

其一，只見“社會”，不見“國家”。

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對于將農村研究納入學界的視野，推動農村社會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這一分析框架的重心是“發現社會”，即發現長期為國家所遮蔽的社會，尋求社會的自主性，其目的是發現或建構一個新興的“市民社會”。因此，盡管都關注社會，但學者之間的“立場”（引用曹錦清的觀點）仍然有很大的差別。以鄧正來代表的理論學派，更偏重的是未來指向，著眼于新興市民社會（或者說是“公民社會”的成長，盡管在中國尚沒有成為一種普遍性事實）；而以曹錦清為代表的經驗學派，更偏重的是傳統指向，即強調傳統的決定性意義，更關注的是“農民社會”。

應該說，以上兩種取向在學術上都有其特殊價值。問題在于，由于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框架旨在“發現社會”，因此人們在運用這一框架時就自然而然或者有意無意地遮蔽了這一框架的另一端――國家。盡管“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宣稱是“站在社會本身看在‘官語’與‘譯語’指導下的中國社會”③，但是，在實際觀察中，所謂的“官語”和“譯語”是“不在場”的。也就是我們無法透過社會本身去觀察和理解“官語”和“譯語”（國家）的行為邏輯的。我們可以通過社會本身觀察國家的行為，卻無法解釋國家為什么要“這樣”而不是“那樣”。事實上，在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農村研究中，有一部著作是值得一提的。這就是由榮敬本等人撰著的《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縣鄉兩級政治體制改革》。該書通過對河南省新密縣的調查，發現1980年代支配中國農村的體制是基于各種政府任務而產生的壓力型體制。該書的重要價值就是從農村社會中看到了“國家”，以致于“壓力型體制”成為農村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性概念。但是，囿于視野的局限，這一分析性概念未能充分開發出來，即未能上升到國家行為邏輯上加以分析，去追問“壓力從何而來，為什么是壓力型體制而不是民主合作體制？”如果不引進“國家”的概念，是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的。

事實上，國家與社會本身就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概念，只是出于研究的需要而偏重于某一端點。歷史事實也是如此。沒有國家也無所謂社會，沒有社會也無所謂國家。即使在“市民社會”的萌生期，我們也可以處處發現現代國家的影子（城市共同體）。在國家日益深入地滲透到社會領域的當下，國家更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沒有相應的國家，是很難建構起一個新興的“市民社會”的，有可能出現的只是“暴民社會”①；而當下的“農民社會”早已不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傳統農業社會，國家每時每刻出現在其中。離開了“國家”，我們何以準確地把握當下的中國農村，以及當下的中國社會呢？正是基于此，本人在2005年的多次學術演講和文章中強調要從“發現社會”走向“回歸國家”，表達了突破既有分析模式的學術自覺。②

其二，只見“樹葉”，不見“樹林”。

自下而上的研究重視進入現場，重視實地經驗，重視個案調查，強調事實說話，這對于那種大而化之的一般性論述，具有難以比擬的學術優勢。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農村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通過實地調查，展示出一個生動具體的農村。這對于中國的學術積累，對于推進中國農村研究，具有基礎性的意義。而且，個案調查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和提升。

自下而上的研究對研究者的要求更為嚴格。因為，它注重實地經驗，注重個人體驗。但任何經驗和體驗都是有限的。如果超出經驗的限度，同樣會發生以個人經驗得出一般性結論的“致命的自負”。這種“自負”與理論推導引發的“自負”同樣不利于知識的增長和學理的探討。1990年代以來在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各執一詞的研究，正反映出經驗性“自負”的趨向。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是一項新的制度安排。這一制度進入鄉村實際生活必然會因為鄉村社會土壤的不同而生長出與文本制度不同，甚至大相徑庭的結果。這本來是外部制度進入社會生活中的正常現象。作為研究者本應以足夠的耐心去發現村民自治成長的差異性，追尋這種差異性背后的邏輯。但是，進入這一領域的許多學者沒有去發現制度文本與事實經驗之間的差別及其原因，而是從個人有限的個案經驗出發得出否定村民自治的一般性結論。這種經驗性“自負”與不顧事實將村民自治視為“怪胎”的理論“自負”是異曲同工，且根本無法建構起一個邊界清晰的學術討論平臺。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經驗，如果以經驗視為堅定不移的學術“立場”，就只能各說各話，永遠無法達成學術的一致性。

自下而上的研究強調“站在社會本身”看社會。但是，我們每個人都只可能站在社會的某一點去看到社會的某一點。這就意味著任何個案和經驗都是有限度的。如果以個案和經驗取論研究，就很容易陷入到只見“樹葉”而不見“森林”的窠臼之中。因為，每一片樹葉都不同，而人類經驗的有限性使我們不可能去考察每一片樹葉，因此需要借助理論的分類，得出一般性結論。199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在對中國農村研究中，取得了不少個案經驗，但從大量的個案經驗中發現了什么，提煉出了什么觀點，建立起什么理論模型，形成什么分析框架，卻是極少見的。這也是中國農村研究中只有量的堆積而無質的突破的重要原因。

更需要警惕的是，在自下而上的農村研究中出現了由個別經驗輕率得出一般結論的傾向。由于缺乏嚴格的學術訓練，有人雖然也做實地調查，但對實證研究的真正涵義并無理解。他們往往從先在的理念出發，到“現場”去尋找他們所需要的“事實”，然后用這種經過處理的“事實”去論證自己的一般性結論。正如有人形容的“走馬觀花又一村，一村一個新理論”。這種輕率的實地調查往往比不做調查更有害，因為它有所謂的“事實”為依據。如有人認為作為包產到戶發源地的安徽小崗村當年所簽訂的“生死密約”①只是后來仿制的，由此斷定包產到戶只是地方領導人的“策劃”，缺乏必要的歷史和群眾基礎。這種“偽實證主義”的研究將會使“自下而上”研究走入死胡同，根本不可能提升中國農村研究水準。

其三，只見“描述“，不見“解釋”。

自下而上的農村研究十分強調事實描述，以客觀事實說話。本人1997年在為“村治書系”作總序時，曾經強調該書系在研究方法上追求“三實”，即實際先于理論，事實先于價值，實驗先于方案。②這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界普遍流行“從理論到理論”、“從書本到書本”的研究背景下，具有突破性意義。本人甚至在指導研究生的過程中，強調首先要將事實描述清楚，強調沒有第一手資料，就難以做出第一流學問。③

注重于事實描述這對于中國農村研究自然十分重要。如果連事實本身都不清楚，很容易陷于“空發議論”。應該說，中國農村研究的事實描述還遠遠不夠。1930－1940年代，即使是在日本侵入中國的戰爭期間，日本人對中國農村還進行了系統的農村調查，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正是利用這批“滿鐵資料”，美國學者生產出一批有影響的中國農村研究專著。④其觀點至今還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的農村研究學者。而當下的中國農村研究既缺乏日本式的扎實調查，也缺乏美國式的理論建構。自下而上的農村研究方法開啟了事實描述的先河，但卻出現了自我封閉理論關懷、理論提煉大門的傾向。而沒有理論關懷，便無法對事實進行必要的解釋。作為社會科學，不僅要知道“是什么”，更要解釋“為什么”，在此基礎上提出“怎么樣”。否則，我們的研究就會失去方向感。前文所述，學者們對于鄉鎮改革問題本身沒有什么疑義。因為農民負擔沉重和鄉鎮財政緊缺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并為各種文本所描述出來。但對于“為什么”是如此，卻缺乏足夠的理論關懷和分析，由此得出的有關鄉鎮改革的主張也自然只能是各說各話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改革之所以不斷出現曲折，用一些學者所說改革后產生的問題遠比解決的問題更多，其重要原因就是對改革的對象缺乏足夠的理論分析。盡管自下而上的研究使我們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對一些事實的描述也非常細致入微，但由于缺乏理論關懷，無法對事實作出有說服力的分析，因而難以得出有影響力的結論，更無法形成自己的理論分析范式。農村研究仍然流行的是美國學者利用“滿鐵資料”研究所得出的結論。而“滿鐵資料”畢竟來自于60多年前的農村，利用這批資料得出的結論，來解釋當下中國農村畢竟是有限度的。

其四，只見“傳統”，不見“走向”。

自下而上的研究十分強調傳統，因為傳統是發生過的經驗。尊重傳統就是尊重過往的經驗。而由過往的經驗則可以推斷今后的走向。這便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知道其過去，便知道今天，知道今天便可知未來”的思維方式在農村研究中的延展。

尊重傳統無疑是必要的。因為，中國社會變遷的終極性力量來自于內部的歷史邏輯，而不是來自于所謂“譯語”。在這一方面，即使是一些外國學者也有其深刻的學術認識。如美國學者巴林頓••摩爾在其名著《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一書中認為，“在兩大文明形態起承轉合的歷史關節點上，分崩離析的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大量階級因子，會對未來歷史的造型發生強烈影響。”①問題在于，傳統是否對當下有足夠的解釋力，由傳統是否就能得出未來走向的結論？特別是對于正在急劇變化的中國農村來說，“傳統”本身也在發生變化。我們所尊重的“傳統”事實很可能是想象中而非真實的“傳統”，我們由這種想象中的傳統所得出的結論，更缺乏足夠的現實依據。如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一書，唯一的理論貢獻是提出了中國農民最大特點是“善分不善合”的結論。②也正是這一結論而引起了學界的廣泛爭議。因為“善分不善合”只是依據的一家一戶生產的歷史傳統，而在中國特殊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分”或許是農民的理性選擇。用歷史上農民的“善分”，很難說明當下和未來的農民“不善合”。這種只見傳統不見走向的研究取向也影響著那些有著良好歷史學修養的學者。如20世紀初，為解決農民負擔沉重的問題，中央作出了農村稅費改革的決定。著名的農民學學者秦暉則依據其豐富的歷史說明，歷史上的稅費改革從未成功，并因此提出了著名的“黃宗羲定律”③。但秦暉沒有注意到當下的中國已走出“以農立國”的“傳統”，對于進入“以工立國”的當下中國，完全有條件走出“黃宗羲定律”。事實上，僅僅是提出“黃宗羲定律”的兩年之后，中國就宣布全面取消長期歷史延續的農業稅，并力圖通過進一步的改革最終走出“黃宗羲定律”。所以，農村研究除了要尊重“傳統“以外，更要跳出“傳統”，將農村放在更廣闊的視野里去研究造成自下而上的農村研究陷入困境的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其再意識形態化。自下而上的研究本來是希望改變長期困擾中國學術界的意識形態傾向，強調事實優先，但這一研究進路使其又陷入到新的意識形態。這就是學術研究的二元對立取向。最為典型的是將國家與社會、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本土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

自下而上的研究從社會的角度研究農村社會是有重要價值的。但是這一研究取向很容易使國家從研究者的視野中“消失”或者“蒸發”。特別是這一研究取向的理論假設往往將國家作為社會的天然對立物，看不到國家構成的復雜性、自主性、適應性和變化性。

自下而上的研究十分尊重傳統，但往往將傳統與現代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極而化之是將農村社會存在和發生的各種問題都歸之于現代化，將現代化（包括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視之為農村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蘊含的傳統文明的“天然敵人”。由此看不到長期的歷史傳統正在為現代化所化解和重構，更無法充分理解現代化的真實涵義及對農村社會的多樣化影響。

這種極端化的傳統“立場”所必然帶來的就是對現代化的普世價值的否定，強調中國的特殊性，由此而引起的自然是對西方的排斥和對本土的偏愛。1990年代以來的所謂“本土化”話語已與1980年代的“西化”話語（用曹錦清的話說是“譯語”）一樣，形成新的話語霸權，而且這種霸權對學術探求更具有“殺傷力”。因為它很容易將“譯語”多一些的研究視之為“不愛國”，將接受較多“譯語”的海外回歸的學人視之為天然的“異類”。

在這里，必須明確的是，由曹錦清概括并集中表述的“自下而上”研究的取向，最初并沒有意識形態化的傾向。應該說，包括曹錦清和筆者等在內的許多學者重視實證，重視經驗，都是為了更為理性地認識和研究農村。如曹錦清在談及兩種不同“視點”時，就明確表示“兩個‘視點’具有相同的重要性。雖然由于‘視點’不同，‘視域’各異。但可以相輔相成，共同深化我們對自身所處的社會狀況的認識。”①但是，由于偏愛自下而上的研究沒有對自己的研究限度持足夠的警惕態度，更缺乏對這種研究取向和結果的足夠反思，而是將其上升為一種“立場”，以致于使這一研究取向容易被極化、單一化，甚至“異化”為新的意識形態“怪圈”。這正是當下農村研究者迅速分化，難以形成共同的學術平臺，進行學理性探求，并提升學理水平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三農”成為“三農問題”一樣，“三農問題”的研究也成了“三農研究問題”。

三、轉換和豐富研究視角

而要解決這一問題，則需要豐富研究視角。如果說過往的研究主要是“自下而上”研究的話，現在則需要將“自下而上“的研究與“自上而下”的研究結合起來，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研究，即從國家的視角看待農村社會。

轉換視角并不是單純地彌補原有視角之不足，更重要的是更加尊重事實邏輯本身，對當下的農村社會更具有解釋力。

長期以來，受國家與社會二分法分析框架所限，人們往往認為，西方的歷史是先有一個“市民社會”（被政治學者稱之為“自然狀態”）后有一個“政治國家”，是社會決定著國家。這種現象如果說在現代化之初還有一定事實依據的話，那么，隨著現代國家的成長，社會愈來愈被國家所塑造。國家與社會的相互滲透，以致于人們很難找到一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清晰界限。離開了國家談社會，這種社會肯定是不真實的。因此，對于考察當下的農村而言，國家與社會都只是一個相對性概念。

對于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當下中國來說，國家視角更為重要。在中國漫長的農業文明時代，盡管農村社會被描繪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但這更多的只是一種理想。對于農民來說，“帝力”（國家）是一種客觀存在，并支配和影響著他們的生存和命運。農民的生死存亡，王朝的更替興衰，都與國家的特性與變化密切相關。離開了國家，我們根本不可能全面深入理解農村社會。更重要的是，近代以來的中國，沒有經歷一個西方所謂的無國家的“市民社會”階段，國家不僅從來就有，而且愈益強大，愈益深入地滲透到農村社會。當下農村社會狀態，在相當程度正是由國家塑造而成的。當下農村社會里可以處處看到“國家”的身影。“國家”可以說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所以說，不從“自上而下”的國家視角研究農村社會，是根本無法準確認識和解釋當下農村社會的。如果要分析當下中國的鄉村治理，沒有國家的視角，更是無法想象的。

當然，今日之國家，已不是昔日之國家，正如今日之農村社會，早已不是昔日之農村社會一樣。得以深入地深透并直接支配農村社會的，是現代國家，是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國家。所以，當我們在引進“國家”這一“自上而下”的視角時，必然會引進“現代”，引進“西方”這些所謂的“譯語”。但引用這些“譯語”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釋當下的中國農村和鄉村治理。當下的中國農村和鄉村治理是在現代化發生的。只有通過比較，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釋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村和鄉村治理的特殊歷史進程。我不希望因為引進“譯語”而重復學術“立場”的單極化。

主要參考文獻

1．沈延生：《村政的興衰與重建》，《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6期。《對村民自治的期望與批評》。《中國農村研究》2002年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2．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版。

3．鄧正來：《國家與社會――中國市民社會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序言，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①沈延生對村民自治理論與實踐進行了系統的批評和否定，參見他的長文：《村政的興衰與重建》，《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6期。后來他對自己的觀點作了一定程度的修訂，對于村民自治的實踐給予“同情的理解”。參見沈延生：《對村民自治的期望與批評》。《中國農村研究》2002年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

②參見徐勇、吳理財等：《走出“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困境――縣鄉村治理體制反思與改革》，西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①之后的歷史證明，當時從事農村調查和研究的一批學者不僅成為學術界的先行者，而且開創了中國學者從事社會調查的一代風氣。如連續幾年出版的多部發行量雖然不大但很有份量的調研報告。他們中的許多人還進入到中央高層從事政府管理和政策研究。當然，這一研究群體后來也發生了重大分化而不復存在。

②徐勇：《重心下沉：90年代學術新趨向》，《社會科學報》1991年11月14日。

③如果說1980年代中國農村研究主要是在經濟領域的話，那么1980年代后期開始轉向政治領域。其開端便是以張厚安教授、辛秋水先生為代表的對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和村民自治的實地調查、實驗和研究。張厚安教授還提出了“面向社會、面向基層、面向農村，理論務農”的理念。

④徐勇：《非均衡的中國政治：城市與鄉村比較》，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

⑤“國家－社會”分析框架至今仍然在學界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也制約著許多學者的思維。

⑥張樂天：《告別理想――制度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①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版，第1－2頁。

②根據當時的教育部主管領導的設想，基地具有“唯一性”，即同樣名字的基地只有一家。教育部設立的重點研究基地中，涉及“三農問題”的有三家，分別是浙江大學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和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三家單位各有分工和側重。浙江大學主要偏重于農業問題，東北師范大學主要偏重于農村教育問題，而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要偏重研究農村政治與社會問題。評審時曾經有人提出疑義，認為研究農村問題的基地應該放在農業大學而不是師范大學。但當時，由于華中師范大學的農村研究因為有十多年的實地調查為根基而形成特色和優勢，從而被教育部確立為研究基地。后來有人將研究基地稱之為行政學術，但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基地的設立不只是“長官意志”，仍然有相當學術標準。

③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版，第1頁。

①作為引進“市民社會”概念的主要代表者的鄧正來后來也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反思，強調不能簡單套用這一概念分析復雜的中國社會。2005年他應邀在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和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學術講座中多次表達了他的這一觀點。

②系統的思想可參見徐勇：《“回歸國家”與現代國家的建構》，“中國農村研究網”2005年7月5日。

①老田：《質疑小崗村“分田密約”并展望中國農業的未來》，《安徽的官老爺把小崗村的故事越編越傳奇》，“烏有之鄉網”老田網站。

②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總序，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

③參見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序言，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0頁。

④“滿鐵資料”是1930年代日本“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研究人員在華北平原33個自然村實地調查的數據資料。在美國學者黃宗智看來，“滿鐵資料不失為用現代經濟人類學方法來研究中國農村的一組數量最大而內容又極為豐富的資料”。美國學者利用這批資料產生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如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版）、馬若孟的《中國農民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

①[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譯者前言，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

②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版，第764頁。

③參見項繼權主編：《走出“黃宗羲定律的“怪圈”――中國農村稅費改革的調查與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①曹錦清：《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