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稅收收入增長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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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來中國稅收收入的快速增長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對其給予全面否定也是值得商榷的。通過歷史地分析中國稅收收入增長中的合理性，有利于加深對稅收增長的理性認識，把握今后稅收增長的正確方向。

關鍵詞：中國，稅收增長，理性認識

近一段時期以來，中國稅收收入的快速增長甚至“超速增長”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如果我們將研究的視野放寬，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建國以來中國稅收收入不管從絕對額、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還是占GDP的比重，總體上都在不斷增長，因此，近年來的快速增長作為這種長期增長趨勢的一種延續和集中體現，似乎也無可厚非并有其合理性。但是，隨著中國稅收比重步人“最佳”區間，對于其未來走向我們應當有理性的認識。

一、對中國稅收收入增長趨勢的歷史分析

(一)中國稅收收入的增長趨勢：絕對值角度

從表1和圖1不難看出，建國以來，中國稅收收入增長迅猛，從1950年的不足50億元增長到了2005年的30000多億元，增長了600多倍。盡管這一期間中國稅收收入的總趨勢是不斷增長的，但并不能說其增長過程是一帆風順的。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全國稅政實施要則》，規定全國共設14種稅收，為此后建國初期稅收收入的穩步增長奠定了基礎。1958年，隨著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國簡化了工商稅制，僅設9個稅種，稅收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受到削弱，導致此后數年間稅收收入不增反降。“”期間，已經簡化的稅制仍被批判為“繁瑣哲學”。1973年，對工商稅制進行了進一步簡化，僅剩7種稅。這一時期盡管稅收收入仍有所增長，但顯然不能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匹配。

改革開放之后，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稅收的作用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加強。1980年、1981年中國相繼公布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初步建立了一套涉外稅收制度。從1983年開始，中國分兩步實行了利改稅改革，初步確立了企業所得稅和產品稅、增值稅等流轉稅制度，稅收收入增長平穩。1994年中國實施了分稅制改革，初步建立了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稅收收入呈現跨越式增長。

(二)中國稅收增長趨勢：相對值角度——在中國財政收入中的地位變化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國有經濟占了很大的比重，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在財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從1953年開始實行“一五”計劃、經濟發展進入正常階段，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中國企業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平均達到51.44%；這一時期，稅收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不到50%，在1953～1975年間甚至低于“(國有)企業收入”。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財政收入經歷了由稅收與企業收入并重到以稅收為主的歷史演變過程，這一變化也是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反映。1954～1979年，稅收收入和企業收入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大約都在40%以上，企業收入的比重一度還要高于稅收收入。從1980年開始，企業收入的比重開始迅速下降；1985年的利改稅改革成為中國財政收入結構的分水嶺(見圖2)，由此前的稅收收人與企業收人并重轉變為以稅收收入為主；1985年企業收入比重下降到了1.74%，變成了微不足道的收入形式。從1994年開始，企業收入作為一種財政收入形式干脆就不存在了，稅收成為中國惟一的基本收入形式。

從稅收法治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收入在政府財政收入中比重的下降也是必然的。為了防止政府利用政治權力獲取超額的財產收益，形成對一般市場主體的不公平競爭，需要對政府擁有的經營性財產進行嚴格的控制和監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近代國家才被稱為“無產國家”，“無產國家”必然只能憑借政治權力取得收入，因此才形成了所謂的“稅收國家”，這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需要。

可見，中國稅收比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達到今天這一比重殊為不易，應當珍惜，但因此就否認稅收過快增長和過重稅負可能對國民經濟產生的不利影響也是不對的。

(三)中國稅收收入的增長趨勢：相對值角度——在中國GDP中的比重變化

由表2和圖3不難看出，改革開放之前的近30年間，中國稅收收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10%-15%之間。這一時期中國稅收收入的比重不高，是因為當時中國處于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除了稅收收入之外，還有國有企業收入，甚至后者的比重還要更高一些。因此，這一時期稅收收入比重不高，并不代表中國當時財政收入的比重不高，政府從國民經濟中的財政汲取能力差。1985年兩步利改稅改革之后，中國稅收收人迅猛提高，達到了22.8%。應該說，這一比重是中國此前計劃經濟時期政府財政汲取能力的真實體現。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國在城市對國有企業實行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改善企業職工的工資福利，在農村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增加農民收入，所有這些措施都減少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集中體現在國家主要財政收入形式——稅收收入比重的降低上。1996年，稅收收入比重最低降到了10.2%。應當說，這一時期稅收收入比重的下降是中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重視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必然會帶來政府規模的縮小。然而，稅收收入比重過低勢必會削弱國家的財政實力、妨礙政府職能的實現，最終對市場經濟的平穩運行產生不利影響。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中國國民經濟步人新的快速增長期，這時中國稅收體制不失時機地進行了分稅制改革，建立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制，稅收收入比重從1996年開始穩步上升，2004年已經超過了18%。

稅收收入的增長要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稅收收入增長過緩不利于國家籌集財政收入，相反，稅收收入增長過快，同樣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1996年以來，稅收收入的增速均快于GDP的增速(見表3)，有些年份甚至接近GDP增速的3倍，特別是這一期間中國經濟一度處于通貨緊縮時期，經濟增長乏力，在這種經濟形勢下所形成的稅收收入的高速增長、甚至超速增長引起了社會各界的不解和非議。同時，考慮到中國除了稅收收入外，政府收入中還包括大量的其他財政收入、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這就不得不使人擔心中國過快增長的宏觀稅負。當然，從長遠來看，隨著中國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稅收收入比重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但從短期來看，稅收收入的增長應當與國民經濟的發展相匹配，過快或者過慢都是不正常的。

二、對中國稅收收入增長趨勢的進一步認識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發現，一般來講，隨著經濟的發展，稅收收入呈不斷增長的趨勢。但是，這種增長并不是沒有限度的。換句話說，稅收規模過小固然不利于經濟的發展，而稅收規模過大同樣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類似地，稅收增長過緩無法滿足政府對稅收的需求，而稅收增長過快同樣會抑制經濟的增長潛力。

(一)基恩.馬斯頓的分析

早在1983年，前世界銀行工業部顧問基恩.馬斯頓(K.Marsden)選擇了21個國家，采用實證分析方法，通過比較分析揭示了稅負與經濟增長的基本關系。他得出的結論是：低稅國家人均GDP增長率高于高稅國家；低稅國家的公共消費與私人消費的增長幅度、投資增長率、出口增長率要高于高稅國家；低稅國家的社會就業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也要高于高稅國家。稅收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經濟增長率就會下降0.36個百分點。高稅負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的，這幾乎成了一條普遍的規律。

那么，一國的最佳稅負水平是多少，或者說，稅收收入增長到什么程度就應當適可而止、有所收斂了呢？世界銀行1987年的一份調查資料顯示，一國稅負水平與該國人均GDP正相關，人均GDP26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為13%左右；人均GDP750美元左右的中低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在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為23%；人均GDPl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國家，最佳稅負水平在30%左右。可見，中國近年來19%的稅負已逼近中國的最佳稅負水平，接下來應當是穩步增長，而不是繼續“高歌猛進”。

(二)布坎南：怪獸模型

此外，學術界還對政府稅收過快增長的合理性提出了置疑，有的學者甚至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判，認為現代政府稅權的擴張并不是完全因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內容和性質發生了變化，政府在稅收增長的過程中，為了自己的利益，通過自己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的有利地位，攫取了不合理的稅收。尼斯凱南(NiskanenWilliamJr.)認為，政府是一個有很多個人組成的經濟實體，這些個人就是所謂的“官僚”。“官僚”在其任期內追求的目標就是預算收入的最大化。這樣，作為“官僚”集合體的政府也總想盡量多的籌集收入、課征稅收，盡量多地支出。可以說，政府課征稅收和進行支出的欲望是無窮無盡的。

在學術上，布坎南等人將政府的這種特性概括為“LeviathanModel”，即“怪獸模型”。“利維坦”是圣經傳說中的，一種怪獸，非常貪吃。英國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早在1651年就發表了題為《利維坦》(Leviathan)的政治哲學論著，從哲學角度討論了國家的起源、性質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大行其道，政府規模不斷膨脹，幾乎超越了私人經濟正常發展所能接受的臨界點，這時布坎南對霍布斯300多年前的“利維坦”作了全新闡釋，得出了近乎邪惡的“怪獸模型”，認為政府對稅收和支出的貪婪就像“利維坦”這種怪獸對食物的貪婪一樣，主張人們不能對政府規模的膨脹無動于衷，必須加以約束和限制。

西方學者對稅收收入過度增長的歷史反思應引起我們的重視，中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發展”是中國今后很長一個時期的歷史使命。過重的稅負勢必抑制經濟活力，不利于經濟的長期健康增長。當前中國稅收收入的增長正處在一個微妙的十字路口，這時我們應當有清醒的認識，把握稅收增長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