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風險投資稅收政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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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風險投資是一個比較幼稚的產業，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在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因而有必要對其在稅收政策方面給予一定的扶持。扶持的措拖是完善稅收政策，改革現行的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使我國的稅收制度更力，有利于風險投資的發展。

風險投資是指在高風險的情況下，向處于起步階段或發展初期、具有市場前景和風險的高科技項目進行的投資，是一種高風險和高收益的長期投資，它不需要任何資本抵押和擔保，一般通過企業上市或收購、兼并獲得回報。從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可以看出風險投資在拓展融資渠道、克服高新技術產業化資金障礙、加快高技術成果轉化、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知識經濟的重要支持體系。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為了提高我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培育和發展風險投資體系在我國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擬從稅收政策的角度探討如何對我國風險投資進行扶持。

風險投資在我國的發展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發展起來的。1985年，中央在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對于變化迅速、風險較大的高科技工業可以設立創業投資給予支持”。同年初，選擇以深圳為代表的華南地域四個經濟特區作為第一批研究風險投資可行性的調研地。9月，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的全國性金融機構一一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中創公司)成立，1987年全國第一家風險投資基金在深圳成立。

90年代后期，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批超大規模的風險投資基金開始形成。例如，經過近一年的調查與研究，中國國家科技部、深圳市科技局、深圳市投資管理公司、深圳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及國情證券有限公司聯合發起，于1997年12月決定成立“深圳科技風險投資基金”，該基金的規模為10億元。再如1998年10月28曰由中青旅股份有限公司發起創立的“北京科技風險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冊資金為5億元人民幣。至1999年底，全國規模超過1億元的風險投資基金已經超過30個。

國外的風險投資資金也開始進入我國，例如，中外合資的“北京太平洋優聯風險技術創業有限公司(BPTV)”，它是美國國際數據集團所屬的美國太平洋技術風險基金會與北京市優聯科技發展公司共同創辦的。該公司擁有注冊資金1000萬美元，投資總額達3000萬美元。與此同時，我國一些企業也開始積極地引進外資，例如四通利方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最初是在吸引500萬港幣種子貸金的基礎上創立的，它經過長期準備與精心挑選，終于得到美洲銀行羅世公司、華登國際投資集團、艾芬豪國際集團等三家高科技風險投資公司的650萬美元新投資。

顯然，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發展是比較快的，它在促進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創立和成長方面起到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看到，我國的風險投資業只經歷了較短的發展歷史，至今尚處于初始階段，還無法獨立支撐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風險投資在發展中還存在大量的問題，其發展的主要障礙主要表現在：

1、風險投資資金來源不足。據統計，1990年我國科技成果轉化需要的資金總額為1257．3億元，而實際僅投入資金188．49億元，存在1068．8億元的缺口。

2、風險投資主體單一。目前，我國許多風險投資總會看到政府的身影，主角大多是政府，或者是帶有很明顯的行政色彩。

3、風險投資人才極度缺乏。搞風險投資既要有經驗豐富的風險資本家，又要有具備創新能力和創業管理能力的風險企業家或創業家。而我國這方面的人才還是比較匱泛的。

我國現行稅收制度不利于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

風險投資的最明顯特征，即這種投資行為具有較高的失敗率。從一些發達國家的有關數據可以看出，它的失敗率平均在50％以上。例如日本，1983年所進行的26項重要投資中，有10項最后成功了，另外16項卻失敗了。另外根據美國權威雜志《風險投資期刊》刊登的研究報告中對1969年至1985年接受了風險投資的393家風險企業進行統計表明，有6．9%的風險企業當初的投資在回收時翻了10倍，而投資收不回來的企業占60%。

正是由于風險投資具有高風險性，收益很不穩定，與傳統投資相比處于不利的地位。而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卻不利于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從企業所得稅來看，主要存在兩個問題。首先，風險企業的無形資產(技術投入)投入比重大，資產更新換代的時間短，而當前折舊速度不夠快，往往是資產的自然壽命尚未到達就因為技術進步而不得不被淘汰。其次，當前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措施重產品和企業，輕研究開發過程，但風險企業的研究開發費用往往占企業支出的相當大部分。

2、從增值稅來看，生產型的增值稅不利于鼓勵投資。接受風險投資的企業通常是高科技企業，一般都是知識密集型企業，尤其是軟件開發行業的風險企業，其產品附加值高，銷售收入也較高，但由于它消耗的原料較少，而且由于技術轉讓費不能抵扣，所以風險企業增值稅的進項稅額就低，因而事實上承受了比一股企業更高的增值稅負擔。

3、從個人所得稅來看，沒有年度抵扣制度，不利于發揮風險資金提供者的積極性。對于投資者來說，他們進行投資必然希望獲得一個較高的收益，而風險投資者的收益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有的年度可能會獲得很高的收益，而有的年度則一無所獲，甚至要承受較大的虧損。而個人所得稅是累進的，并且沒有虧損前轉或后轉的條款，顯然這非常不利于風險投資者的經營，在他們獲得較高收益時，他們要承受較高的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在虧損時則只能完全自己消化，而虧損的情形對于風險投資者來說又是經常發生的。而且，國家對高科技企業有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資者卻沒有所得稅方面的優惠。

我國應該制定促進風險投資事業的稅收政策

從理論上講，稅收政策的制定者在設計稅收制度時，必須考慮稅收的兩個基本原則，即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筆者認為，從稅收原則的角度出發，我國應該制定促進風險投資的稅收政策，它既有必要性又有現實可能性。

前面已經討論，風險投資由于它獨有的特征，使得它在稅收負擔方面與傳統投資相比處于不利的地位，即處于劣勢地位。而通過對它實行稅收上的優惠政策，讓政府也分擔部分投資風險，這顯然可以降低風險投貿的風險程度，從而使風險投資的競爭條件有所改善，使之與其他類型的投資處于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下。從這個意義上說，對風險投資實施稅收激勵措施具有必要性，它有利于維護稅收的公平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要求稅收制度的設計應該有利于提高資源在全社會配置的效率，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即通過稅收的征收，引導或促使資源從低效率部門流向高效率部門，并促進人們更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積極探索開發新資源，以此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促進社會的進步。對風險投資實施優惠的稅收政策，可以促進風險資金的形成，推動對高科技企業的投入，加快高技術成果的轉化，從而可以把資金引導到效率更高的部門，提高整個社會的效益和效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所以，從稅收效率的原則來看，對風險投資實施稅收激勵措施是可行的。

我國促進風險投資的稅收政策措施選擇

既然對風險投資實行稅收優惠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是切實可行的，那么，我們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稅收激勵措施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首先，企業所得稅應當給予風險投資適當的優惠。企業所得稅是對企業生產經營所得和其它所得依法征收的一種稅，它直接關系到企業凈收益的多少，影響著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最終結果。風險投資是一種高風險的投資活動，其收益也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在對風險投資適當給予企業所得稅上的優惠時，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允許接受風險投資資金的企業在計提折舊時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高新技術生產部門是風險投資的主要對象之一，它們所采用的生產設備及技術更新速度大大高于傳統生產部門，經常在它們的自然壽命結束之前就不得不被淘汰，因而，對于這類資產應當采取加速折舊的方法計提折舊，以支持其技術發展。2、允許把風險投資的損失直接用于抵減其他投資的資本利得。風險投資發生虧損的情況是很常見的，這項措施可以直接降低風險投資的風險，有利于增強風險投資者進行投資的愿望和信心。3、對風險投資者實行再投貿減免。也即如果風險投資者把從其風險投資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風險投資，則這部分收益應當免征所得稅。從理論上說，這項措施可以促進新風險投資行為的發生，加速風險投資資金積累。4、適當降低風險投資企業的所得稅邊際稅率，或者實行所得稅的適當減免。這是最直接的措施，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許多國家已經實際采取了該項措施，例加瑞典的稅收改革之一就是實行企業所得稅的減免，其減免總額達到股東所獲股利的70％，減免額最高達到70萬克郎。這樣做可以鼓勵小企業支付股利，從而促進小企業的股票交易，增加小企業吸引權益資本的可能性。

其次，結合風險投資企業及被投資企業的特征，應當改革當前增值稅的征稅方法，即由生產型增值稅改革為消費型增值稅。生產型增值稅不允許把購入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額作為進項稅額去抵扣當期的銷項稅額；收入型增值稅則允許隨著固定資產的使用而分次把其所含增值稅額納入進項稅額進行抵扣；而消費型增值稅則允許把購入固定資產所含增值稅額一次性地用于抵減當期銷項稅額。顯然，消費型增值稅對于新企業和生產設備更新速度快的企業來說是一個有利條件。這也有利于扶持風險投資的發展，因為風險投資企業大多投資于那些高技術產業，相對而言，它們所投資的企業一般都是比較年輕的企業。由此可見，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可以促進接受風險投資的企業加速生產設備更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從而鼓勵風險投資行為的發生。

再次，促進風險投資行為還要注意發揮風險投資資金提供者和管理者的積極性，這主要從個人所得稅上入手。為了確保風險投資者不至于在稅收上處于劣勢，可以采取一種求平均的方式，即對于投資于風險行業所取得的收益，在每年年末按其實際收益適用稅率預交個人所得稅，然后按照一定的期限(例如5年)確定該期限內每年的平均收益，并根據這個平均收益選擇適用的邊際稅率．按照該稅率計算出風險投資者在此期限內(投資期限內)應該繳納的稅款。假設該稅為B、而投資者實際已繳納的稅款為A，比較B與A，以此來決定是否應當對投資者退稅或補征稅款，若B大于A，則應當對其退稅，反之則應當補稅。而對于投資管理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其實也在進行投資，只不過他們所提供的不是貨幣資金，而是人力資本，他們代表了一種先進的管理理念，體現了管理技能與資金的結合，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是對其進行扶持的，因此，對他們的個人所得也應該適當照顧，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以促進他們更好地進行風險運營，具體采取的措施可以是提高他們的免征額，或者專門為他們制定一個減稅條款，降低其所得適用的邊際稅率。

對促進風險投資稅收政策措施的效應分析

那么，對風險投資實施稅收優惠，將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呢?我們不妨以個人所得稅為例來分析一下實施這些稅收優惠措施的效應。

我們現在假設有一個風險投資者，其擁有的資金總額為Q，市場利率為r，稅率為t，他們可以投資于三個方案，其投資項目稅前收益的概率分布情況如

A方案相當于進行儲蓄，B方案是一般性的投資方案，而c具有風險投資的特性。該投資者投資于A，B，c方案，稅前收益的期望值都為r，(A方案顯然是r，而對于B方案，為：

-r×15％＋O×20%＋r×35％+2r×40％＝r，對于C方案，為：一2r×20％十(-r)×40%十O×O十r×5％十2r×5％十5r×15%十6×15%＝r)

可以看出，這三種投資方案的稅前預期收益率相等，但我們接著再考慮稅后的情況，則會發現c方案將處于很不利的地位。由于現行個人所得稅一般沒有虧損后延的做法，所以這三種方案的納稅情況加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投資于方案A，該投資者預期繳納的稅收頗為Qrt，投資于方案B，該投資者預期繳納的稅額為Q(O．35rt+O．8rt)，而投資于C方案，預期繳納的稅額為Q(O．O5+O．1+O．75＋O．9)rt＝1．8Qrt。顯然，C方案明顯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而且，如果我們注意到絕大多數國家奉行的都是累進的個人所得稅制。則這種稅收上的不利地位將會更加突出。如果不給予其一定的稅收方面的優惠。顯然，任何理性的投資者都會把資金從這種方案撤出，造成大量類似c方案的投資項目不能獲得足夠的資金，不利于新興企業的成長與發展。

而扶持新興產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是大多數國家的一貫做法。從稅收方面，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來彌補這種不平等的狀況。假設我們對高風險產業實行減稅的政策，減稅率為50％，則經過計算后，可知C方案應納稅額將降為O．9Qrt，此時c方案在稅收上不僅沒有處于劣勢，還擁有一定程度上的優勢。就一般情況來說，任何產業都會經歷產生、發展、成熟和衰弱四個階段，從此意義上說，風險投資行業目前可以被歸入處于發展階段的行業，它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尤其是在以高科技為競爭基礎的當今，它的發展對于國民經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應該對其采取一定的扶持措施。因此，對c方案實行減半征收后，稅收負擔為O．9Qrt，這在短期內可能被看作是產生了新的不公平(不考慮到實際中的累進稅制，情況也許未必如此)，但從長期的產業發展計劃來看，這其實是符合公平原則的，因為所謂公平并不是平均主義，對弱者的扶持就是對強者的激勵，只有采取相應的支持策略，才會有更多的弱勢產業成長為強勢產業。

另外，從表現來看，對c方案實行減稅后，國家就會減少從類似c的產業中獲得的稅收收入，便如本例中該投資者所交納的稅收額將會減少0.9Qrt,但注意到長期的效應，我們就會發現情況就未必如此了，假設實行優惠措施后，該投資者的經營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他的投資資金迅速成長為3Q，那么盡管稅率下降為以前的50％，但稅額反而多于減稅之前的稅額。因此，對c方案實行一定稅收優惠措施，從長期來看，并不會導致國家稅收收入的減少。

總之，一系列實踐和理論證明，稅收激勵措施對風險投資行業有重要的促進作用，至少它可以使風險投資相對于其他類型的投資而言不會處于不利的地位，并使之在“公平的基礎上”競爭。許多發達國家從相關的稅收政策方面給予了風險投資一定的優惠，我國也應及早重視和完善有關的稅收政策。

注釋：

①見《風險投資：理論、政策、實務》第217頁經濟學出版社99年12月黃寶印等著

②《風險投資和中國經濟建設》《中國對外貿易》99年第5、6期作者：張海燕

②《資本利得—一無原則的稅種》《稅收譯叢》99年第5期羅寧、杜毅輝譯

參考資料：

王峻峰主編：《風險投資：實務與案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年6月

Venturecapital作者：MIKE·Wright

Ken·Robbiel994

BuildingEuropeanVentures編者：SUE.BIRIEY1995

RISKYASSETSANDTHECHOICEOFTAXBASE作者：IBA·KOBOWITZANNR．KOROWITZ

(PUSLICFINANCEREVIEW2000年第2期)《資本利得稅一一無原則的稅種》(譯者：羅寧杜毅輝《稅收譯叢》2000年第l期《財政管理學》哈佛大學行政管理學院行政教程系列編譯者：曾繁正等1998年lO月紅旗出版社

劉曼紅主編《風險投資：創新與金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IT經理世界》雜志1998年、1999年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