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在農村新型社區治理的作用

導語：民俗文化在農村新型社區治理的作用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當前，我國建設了大量的農村新型社區，改善了村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但是農村新型社區普遍存在村民道德水平滑坡、集體主義意識弱化、法制意識淡薄等問題，不利于社區治理的正常運行和新型城鎮化的順利推進。為此，提高農村新型社區的治理水平和村民的道德與法律素質成為當務之急。學術界對此提出了眾多建設性意見和對策。鑒于此，有必要分析農村新型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及產生的原因，明確民俗文化在農村新型社區治理中的作用。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農村新型社區；民俗文化；治理現代化

當前，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正加速進行，城鎮周邊建設了大量農村新型社區。這些“村改居”工程既改善了村民生活條件，綜合利用了土地資源，促進了鄉村振興，又為實現城鄉一體化并最終解決“三農”問題打下了良好基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但是，農村新型社區治理中普遍存在村民道德水平滑坡、集體主義意識弱化、法制意識淡薄等問題，不利于社區治理的正常運行和新型城鎮化的順利推進。眾所周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關鍵在于城鄉治理的現代化，落腳點在于實現城鄉社區治理現代化。如何改進農村新型社區的治理能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增強村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推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進程，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農村新型社區治理中存在的問題

農村新型社區是在新型城鎮化的時代背景下，地方政府對行政村和自然村進行裁減合并，在城鎮、交通要道和工業區周邊參照城市社區理念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并引導村民集中居住而形成的社區。農村新型社區處于傳統鄉村向現代城市社區轉型的過渡期，其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普遍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第一，村民道德水平滑坡。隨著社會變遷和生活環境的變化，農村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嚴峻挑戰，出現道德滑坡現象。如淳樸民風退化、社會誠信缺失、拜金主義盛行；盲目攀比、鋪張浪費、極端仇富、通過婚喪嫁娶斂財；家庭解體、離婚多發、虐待兒童和遺棄老人時有發生；有的村民好逸惡勞、不思進取、坐等政府救濟，以爭當貧困戶吃低保為榮；有的長期酗酒，或沉迷于網絡游戲，啃老族大量出現。第二，村民集體主義意識弱化。農村新型社區村組經過合并和重組后，村民原有的村組身份意識淡化，集體主義意識弱化，傳統的團結協作和扶危濟困習俗逐漸喪失，呈現出個體原子化趨勢；一些村民組織觀念渙散，以鄰為壑，缺乏公益觀念，不愿為社區公共事務出工出力，坐等基層政府解決社區公共事務中所有的問題；還有的村民長期不交物管費和水電費，隨意破壞社區基礎設施，或在社區公共區域亂搭、亂建、亂扔垃圾。第三，村民法制意識淡薄。一些村民缺乏法制意識，認為法不責眾，肆意挑戰法律權威，導致有的社區法紀松弛，黃賭毒盛行，違法犯罪呈高發態勢；少數村民目無法紀，偷盜詐騙，打架斗毆，暴力犯罪增多；有的鄉村家族勢力抬頭，涉黑涉惡，干擾基層政府依法行政，呈現“刁民”群體化趨勢；一些地方迷信泛濫，邪教乘虛而入，引起村民思想混亂，擾亂了社會正常秩序；個別社區干部在拆遷拆違、城中村改造和安置房分配等工作中以權謀私，甚至違法犯罪。

二、農村新型社區治理問題產生的原因

導致農村新型社區治理問題的原因很多，既有村民素質不高的原因，又有社區治理水平不高、治理手段落后，還存在在傳統農村治理模式等原因。筆者認為，新型城鎮化的關鍵在于人的城鎮化，農村新型社區治理問題的實質在于村民向市民角色轉化過程中的能力和認知沖突。為此，應該從社區治理的主體即社區居民自身尋找癥結所在。第一，社區治理主體缺位。社區治理的主體是全體社區成員，他們是社區的主人而非簡單的管理服務對象，社區治理應增強居民的主體性和社區的代表性。農村新型社區普遍淡化了群眾自治組織的本質屬性，呈現出社區行政化和裙帶化趨勢。社區干部人浮于事，年齡、知識普遍老化，觀念陳舊，社區機構代表性不夠，缺乏廣泛的社會認同。同時，村支兩委和社區組織重合，多元治理主體發育不足，權責不明。農村本來就存在青壯年外流和空心化趨勢，加之社區基層組織經濟待遇偏低、辦公條件較差，無法吸引農村精英進入社區工作。社區事務無人參與，村民參與社區活動的積極性較低，與社區組織關系疏離。第二，生產生活方式變化導致村民心理不適。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是熟人社會，村民之間道德觀念和行為模式差異較小，同質性明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和市場化不斷吸引農村青壯年走出農村，加速了農村傳統生活方式解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逐漸疏遠并變得冷漠。農村新型社區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人口流動性加快，勞動分工明顯，社會關系變得復雜，異質性極大增強。農村原有社會結構瓦解，傳統的人際關系被打破，從熟人社會過渡到半熟人社會甚至陌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出現信任危機。再加上村民和土地的直接聯系被切斷，其農村原有寬敞居住空間和傳統農耕習俗無法延續，使得村民對新型社區生活感到不適。第三，收入不足使部分村民經濟窘迫。在農村新型社區，一部分農村青壯年外出打工或就近在鄉鎮和工業區就業，勞動力得到了有效轉移和承接，一部分老年村民因享有低保而生活無憂。但是，多數村民特別是中老年人和婦女，由于缺乏城市生產生活技能而弱質化，被排擠在勞動力市場之外。同時，部分村民搬離農村原有房屋和土地后，其傳統自給自足的低成本生活消失，驟增的生活成本使其生活較為窘迫。加之新型社區內部出現貧富分化，部分邊緣化村民無法順利融入城鎮社會，產生了相對剝奪感，由此對集中居住產生了抵觸情緒。第四，傳統文化斷裂導致村民產生信仰危機。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在城市化和市場化的沖擊下急劇衰落，傳統公共文化空間不斷消失，傳統文化逐漸失去了生存土壤，傳統的道德倫理規范逐步失去認同，村民由此失去了傳統道德的依托和制約。加之一些落后的封建文化和外來不良文化乘虛而入，極端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思潮涌入鄉村，多元文化沖突、主流文化缺失造成村民思想混亂、無所適從，農村陷入嚴重的信仰危機。而鄉風文明建設長期以來存在認識不足和重視不夠的問題，未能及時扭轉村民道德水平滑坡的不利局面。

三、民俗文化在農村新型社區治理中的作用

農村新型社區治理主要體現為村民自治制度的正常運行和國家政策法規的順利推行，其治理效果的優劣取決于村民的道德法律素質與認可參與程度，實質上是廣大村民文化認同下的協同治理，文化因素在社區治理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民俗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和地區聚居的人民群眾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社會生活認識和經驗總結，它是農村普遍遵從的習俗和社會規則，是村民內心的道德命令。民俗文化中的傳統節慶、鄉規民約和家規家訓等習俗長期起著提升個人修養、規范家庭倫理、調解民間糾紛和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至今仍然對村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可借助民俗文化這一內生性文化資源來改善社區治理，使其由政府主導型治理向內生型治理轉化，實現社區善治。（一）民俗文化具有重塑村民主體意識、增進社區共識的凝聚作用。農村新型社區治理要實現“共謀、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標，需要得到社區成員普遍的文化認同。文化認同能夠消除村民間的心理隔閡，改善村民與社區組織的關系。民俗文化是村民之間天然的情感紐帶，有著強大的凝聚力，可以重塑村民的主體意識和群體意識，增強村民的責任意識和協作意識，培育村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應高度重視民俗文化的凝聚作用，以其為突破口來重建社區文化認同。如民俗節慶活動是村民喜聞樂見、不令而行的活動，可以通過舉辦傳統節慶、廟會，扶持社區文化精英，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來增強社區的凝聚力；還可通過建設祠堂、名人故居、社區博物館、文化禮堂和社區文化藝術墻等公共文化空間，喚起村民共同的歷史文化記憶，重建社區共同體意識。（二）民俗文化具有弘揚正氣、完善道德的引導作用。道德是社會的基本準則，農村新型社區治理需要一個良好的道德環境。社區居民應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質，這種素質的培養既來自日常的道德宣傳，更來自文化的潛移默化。強調“要認真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華和道德精髓”，民俗文化凝聚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華，值得對其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是我國優秀民俗文化的繼承和發展，民俗文化應在其引領之下，融入現代公民道德規范并予以大力推廣，有助于陶冶村民的道德情操，促進鄉風文明建設，促使村民向現代公民轉化。費孝通認為我國傳統農村是禮俗社會，禮治維持了鄉土中國的正常秩序。應高度重視禮治的積極作用，充分吸收鄉規民約、家規家訓和家風建設的精華成分，消除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中拜金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帶來的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機。弘揚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和患難相恤等優良傳統，培養村民積善行德、團結互助、勤儉節約和孝悌忠信等傳統美德，以提升村民道德素質，重建農村新型社區道德秩序。（三）民俗文化具有弘揚法制、懲戒犯罪的警示作用。農村新型社區治理需要大力加強法制教育和宣傳，創造一個人人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法制氛圍。盡管行政和法律手段迅猛有力、使人敬畏，但其實施需得到鄉村內生性道德秩序的配合，否則就無法解決法不責眾的問題。民俗文化正是這種內生性資源，它通過道德教化與輿論監督對村民進行管理和約束，是一種長期有效的內部約束機制。民俗文化中的鄉規民約、家規家訓含有大量對違法犯罪的警告和勸誡，對賭博、盜匪、恃強凌弱、違背人倫和破壞環境等行為予以嚴懲，起到了震懾作用。如包拯在《包孝肅公家訓》中所言：“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應充分利用民俗文化來增強村民的法制意識，將其與現代法制觀念和法律條文相結合，幫助村民樹立現代法律意識，為社區治理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從而有效地管控社會。（四）民俗文化具有發展經濟、擴大就業的幫扶作用。“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改善村民的生存條件，提高社區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對社區治理的作用不容忽視。在農村新型社區中，一部分留守老人、婦女和部分青少年無所事事，經濟條件窘迫。這些弱質化的勞動力既不適應機器大工業生產也不適宜外出到大城市打工，只能在本地第三產業的發展上尋找出路。民俗文化具有地域化、大眾化、低投入和易于培訓的特點，適合村民在家門口就業，實現收入增加和文化傳承的雙贏。應充分認識民俗文化的經濟價值，推動民俗文化產業發展，實施“民俗文化+”發展戰略，使其成為農村新型社區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可將農村優美的自然風光、田園生活、傳統古村落民居、民俗節慶、特色美食與打造地方特色文化和旅游產品相結合，大力發展農村旅游、民間工藝等現代服務業和休閑產業，同時還可以充分利用社區富余勞動力，促進村民增收，夯實社區治理的經濟基礎，重塑村民的文化自信，實現鄉村振興。綜上所述，民俗文化對村民具有天然的認同感和約束力，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應將優秀的民俗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結合起來，合理地運用到農村新型社區治理當中，通過鄉村價值重建來解決村民道德水平滑坡、集體主義意識弱化、法制意識淡薄等問題，從而實現農村新型社區治理現代化，加快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進程。

參考文獻：

[1]馮俊鋒.鄉村振興與中國鄉村治理[M].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7.

[2]劉曉研.城市更新：社區善治的文化認同邏輯困境與出路[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6).

[3]林莉.鄉村價值演化與振興：農村社區協同治理發展的內在倫理[J].新視野，2019，(2).

[4]趙娜.創新社會治理與社區文化建設———基于“清河實驗”項目的一些思考[J].民俗研究，2017，(1).

[5]黃開騰.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新型農村社區協同治理研究[J].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報，2016，(2).

[6]張士閃.溫情的鈍劍：民俗文化在當代新農村建設中的意義[J].中國農村觀察，2009，(2).

作者:安勇 王貝 單位:西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