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民俗體育文化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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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興奇張曼婕工作單位：黔南民族師范學院

農業文化心態型產生于農業文明社會的民俗體育文化與農業生產實踐活動具有不可剝離的根深蒂固的依附關聯。許多民俗體育活動較為顯著地體現農業生產的勞動動作和農業文化氣息。水族斗角舞和布依粑棒舞就是典型的例證。水族斗角舞在過節、喪葬、祭祀等活動中都可以跳,尤其是秧苗拔節抽穗后,由舞隊有威望的頭人摘一稻穗插在蘆笙上,表示蘆笙吹漲了谷穗,用舞蹈迎接豐收年。斗角舞對耕牛嬉戲、打鬧的形象化表達,正是表現了水族人對耕牛的感情。另外,布依族粑棒舞蘊含坐粑棒、穿牛鼻卷、捶米草、跳克碓、甄子箜飯等動作組合,技巧、形象的展示了人們生活和勞動的場景。再如,素有東方卓別林之美譽的布依族矮人舞,起源于人們勞作之余的田間嬉戲,參與者把竹制籮筐(當地生產勞動工具之一)罩在頭上,尤為彰顯農耕文化特色。這類民俗體育項目與生產勞動有著緊密的關系,或來源于生產勞動動作,或為生產勞動服務。人們通過參與這些民俗體育活動,或承襲生產技能,或祈求五谷豐登,或展示田間勞作之余的愉悅心情,無不充斥著濃郁的農業文明的韻味。

節慶文化心態型黔南世居少數民族在漫長歷史實踐中創造了諸多獨具民族特質的民俗節日。這些民俗節日可以維系民族感情,承載祖先的故事以及踐行著祖先留下的規矩和信仰,表達對祖先的愛念之情,從而實現民族感情的積淀,承襲民族文化傳統。民俗節日的真實意味就是以民俗活動的形式傳播著地方民族文化。[3]作為民俗活動的主題內容,民俗體育自然與民俗節日有著千絲萬縷的內源性關聯。一方面它以民俗節日文化為依托得以生存和發展,另一方面它又附有濃郁的民族信仰祭祀活動的文化因子。但是它與祭祀文化心態型民俗體育文化之間的明顯差異就在于其本身須以民俗節日為依托,如果背離這些文化空間,就失去傳承的形式。水族賽馬活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佐證。三都水族賽馬一般均在端午節期間舉行,平時極少開展。賽馬之前須舉行一個莊嚴的祭典活動,由寨老在端坡上設一供席,上擺各種各樣的祭品,隆重祭祀坡神和開辟端坡的祖先。寨中德高望重的長者主祭,長老佇立桌前神情肅穆,端著斟滿酒的酒杯,口中念念有詞,祈求坡神和祖先保佑端坡賽馬活動平安無事,來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此外,苗族鼓藏節中開展蘆笙舞、打木鼓、斗牛等民族體育活動;布依族三月三開展打包谷殼、手拍球、打拋等民俗體育活動;水族卯節開展銅鼓舞、長鼓舞等民俗體育活動;瑤族熟霞祭祖節開展打獵舞、銅鼓舞等民俗體育活動,都是黔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體育寓于民俗節日的一些典型的佐證。

娛樂文化心態型娛樂文化型體育文化最突出的特點是,隨地開展,隨時參與,受眾廣泛,取材便利。譬如,苗族的母雞抱蛋、跳扁擔、武術、試力和棋類游戲等;布依族的丟花包、踢毽、托篾球、蛇孵蛋、護小雞(犢啊)、打陀螺、金兒棍(布依棒棒壘、打耗子)、棋類等;水族的拔河、扳手腕、扭扁擔、頂扁擔、滾鐵環、羊吃麥子、貓捉老鼠、翻桌子、射弩、丟石子、打陀螺、撿子、打鞋、跳子門、棋類等;瑤族的打陀螺和武術等;毛南族的跳扁擔、打棉球、地牯牛、打秋千、射箭等。

重倫理輕競技倫理教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最主要特征。黔南民俗體育文化的倫理教化勢必受到中原主流文化的浸潤。中華文明的樂以成德、文以載道、愛念祖先、追求人的完美、追求理想、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價值觀對黔南世居民族文化的結構性嵌入,促成現時態黔南民俗體育文化仍然遺存和凸顯重倫理輕競技這一顯著特點。這一特點映照著人們參與民族傳統體育活動的行為意義在于訴求祛病保健、人生平安、風調雨順、祭拜祖先等。例如黔南平塘縣卡蒲毛南族鄉廣為流傳的猴鼓舞反映的是人們祈求風調雨順、子孫發達、消災祛病、敬畏祖先的樸實民風,而不是刻意強化通過自身的訓練去戰勝對手和征服自然。重群體輕個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俗體育文化是地方族群全體成員的共同生存和發展的智力創造。傳統生境中人類學會借助這種文化手段并在某種文化邏輯的預設下共同應對來自自然和社會系統中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尤其對生存在黔南獨特境遇的世居民族而言,在舊時期,要成功規避來自自然和社會系統中的災難、疾病等各種生存風險和危機,人們必須共同活動和創造。而事實上,這種長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共同活動形式,催生了獨具民族心理個性的群體價值取向主導型的文化模式,黔南世居民族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形成了諸多以群體價值取向為主要特征的歲時節慶和民俗民風等文化模式。凡遇民俗節日及民俗活動(婚姻、喪葬等),當地家族或族群一起共同參與民俗體育文化活動,如水族端節的賽馬和毛南族喪葬的猴鼓舞等,這些體育活動以多人參與的集體活動為主要形式,以個體運動為特征和追求個體表現的項目甚為罕見,如扭扁擔、抵杠、試力、拔河、扳手腕、頂扁擔、賽馬、猴鼓舞、蘆笙舞、斗角舞、矮人舞、劃龍舟、羊吃麥子、貓捉老鼠、老鷹抓小雞等等。

娛神娛人娛己三維并重從黔南民俗體育項目特點來看,部分項目表現為以娛神為主要功能,部分項目凸顯以娛人和娛己為主體特征。在科技和文明不發達時期,當人類面臨災難、疾病、戰亂時,人類習慣于用想象去構擬美好愿望,企圖通過敬畏神靈、祭拜祖先,以祈求人類的人畜興旺、風調雨順乃至和諧社會,從而致使某些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表現為以祭神娛神為主要功能。譬如毛南族的舞火龍、水族的銅鼓舞和瑤族的打獵舞等。而其他部分項目主要凸顯以人們在閑暇時間內的自娛自樂和愉悅身心為主體特征,這一類項目廣為存在,如打包谷殼、手拍球、打棉球、地牯牛、斗牛、斗雞、跳子門、放風箏、母雞抱蛋等等。同時,在社會經濟加速發展和人類娛樂文化需求日漸增長的背景下,昔日以娛神為主要功能的民俗體育項目逐漸擺脫神靈的主宰,而表現出向娛人娛己的功能轉型的傾向,如苗族的蘆笙舞。此舞過去一般是在歲時節慶或民俗活動中開展,附有濃郁的信仰祭祀文化,而如今在一些社區和廣場(如都勻市老火車站廣場),時常有一群居民吹起蘆笙跳起了蘆笙舞。這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標志,亦是文化向人類提供維持生計、保護、攻防、社會調節、外界適應乃至休養生息等需要的機制[5]的自我進化和調適的客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