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與西方之議

導語：人口與西方之議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請忘記大西洋兩岸有關貿易、伊拉克、《京都議定書》或者國際刑事法院的分歧。這些分歧已得到詳盡的公開討論。存在差異的一個領域尚未獲得其應得的關注：人口。50年來，美國和西歐國家被統稱為富國，分享同樣的人口基本特征：人口數量穩定，生育力很低并且不斷下降，老年人口不斷增加。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里，情況確實如此。可是，20世紀80年代，大西洋兩岸開始走不同的路。起初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因為人口變化是緩慢的。可是，這種影響也是冷酷的，而且，現在已開始顯露出來。

2000年的美國人口普查包含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美國人口的增長證明比1990年人口普查時任何人所預期的更迅速。有關究竟為什么出現這種情況，目前存在爭論（爭論不久將變得更激烈）。沒有疑問的是與歐洲的差距開始明朗化。美國的生育率不斷上升，歐洲的生育率不斷下降。美國的移民人數超過歐洲。美國移民人口的繁殖后代比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更迅速。美國人口很快將變得更年輕，而歐洲人口正在不斷老化。

除非情況發生實質性變化，這些趨勢在未來幾十年內將加速發展，從而進一步擴大大西洋兩岸的差距。到2040年，或許更早，美國將在人口數量方面趕上歐洲，并將開始顯得與歐洲截然不同（令人擔憂的是，在許多方面顯得截然不同）。

1950年，西歐人口超過美國整整一倍：3.04億對1.52億（本文使用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歐洲”定義，包括所有冷戰時期非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組成歐盟的15國是一個略微小一點的樣本，這15國1950年的人口為2.96億）。大西洋兩岸都看到其人口在生育高峰期間急速增長，接著，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放慢了增長速度。即使現在，歐洲的人口數量仍明顯超過美國。

然而，20世紀80年代，某種奇怪的情況開始發生。美國的生育率——一個婦女在有生之年可能生育的子女的平均數量——突然開始扭轉其下降趨勢。1960～1985年，美國生育率的下降快于歐洲，降至略低于歐洲的1.8，遠遠低于2.1的“更替水平”(ReplacementLevel)（保持人口穩定所需的生育率）。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生育率已經反彈，恢復到了略低于2.1的標準。

沒有人完全知道原因何在。生育率恢復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移民中間的生育率高于平均水平。可是，這不是全部原因：土生土長的白人和黑人中間的生育率也上升了。即使不可證實、但看來最合理的解釋或許是，較高的生育率是20世紀90年代經濟繁榮外加所謂的“社會信心”——美國是一個能夠養育更多孩子的好國家——的產物。

美國并不是獨一無二的：少數像挪威這樣的北歐國家也遵循類似的軌跡。可是，生育率的上升是十分不尋常的。世界上幾乎每一個國家最近都經歷了其生育率的下降，而且，大體上國家越是富裕，生育率的下降就越是大。聯合國人口部的哈尼婭·茲洛特尼克(HaniaZlotnik)說：“美國在人口方面是世界上主要的例外者。”

與此同時，歐洲的生育率繼續下降。20世紀80年代中期，歐洲生育率已經略低于1.9，目前已不到1.4，預計至少在今后10年內將繼續下降。在某些國家——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臘——生育率已降至1.1至1.3。

公正地說，這些數字或許夸大了大西洋兩岸長期的人口差別。別忘了，1970～1985年，美國生育率略低于歐洲。當時發生的情況看來不是美國人所生育的孩子普遍減少了，而是一代婦女推遲了生兒育女。這壓低了1970～1985年美國的出生率，轉移了半代人的出生浪潮，使20世紀90年代的出生率高得異乎尋常。同樣的人口轉移目前正在歐洲部分地區、尤其是在生育率最低的地中海沿岸國家發生。在這些地區，許多婦女同樣只是推遲懷孕。隨后，在大約2010年后，一旦她們有了孩子，歐洲的生育率將回升。

可是，就美國的生育率來說，驚人的不是它的上升和下降，而是它上升了這么多——離更替水平只差一點點。此外，就歐洲的生育率來說，驚人的是它下降了這么多，降到了遠遠低于美國的水平。這也是有人認為歐洲生育率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強勁恢復的一個原因。

聯合國承認，在未來幾年內，美國與歐洲之間生育率的差異將繼續存在。美國的高生育率有望保持相對穩定。歐洲的生育率應能恢復一點，但不會使美國與歐洲之間的差距縮小。這種差異的結果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已經很明顯，接著將變得更明顯。

絕對數字

2000年，美國的人口應為2.75億。至少這是1990年人口普查的居中推算所預測的。2000年的人口普查證明，美國人口的實際數量為2.81億，甚至高于從1990年起的一系列高端推算。這種事態的一部分是由人口變化以外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說，計算方法的改進。可是，這不是全部原因。新的人口普查證明，移民人數高于所預期的，而土生土長美國人的出生率也上升了。隨著時間的推延，這種較高的生育率將產生更大影響。到2040年，利用新的人口普查的一系列中等推算，美國人口將超過歐洲。這種預測已經證明太低。根據一系列高端推算，美國人口趕上歐洲的交匯點出現在2030年之前。誠然，這種推算所依據的是有關生育率的高端假設——2025～2050年高于2.5。可是，如果這種推算證明是正確的，到2050年，歐洲人口將達到3.6億并且不斷減少，美國人口將超過5.5億并且不斷增加。5億人：換句話說，美國的人口規模將是目前的兩倍。歐洲的人口規模將小于美國。顯然，對未來50年人口增長的直線推算必須有所保留。但這些數字仍是令人吃驚的。

歐盟的委員們喜歡自吹自擂地說，歐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因此，他們在貿易談判中要求獲得與美國同等的地位。一些人也認為，由于人口相等，歐元有一天將成為與美元對抗的國際儲備貨幣。

可是，讓我們暫時假設，美國人與目前一樣，人均仍比歐洲人富裕大約1/3。一系列高端預測意味著，2050年的美國經濟仍將超出歐洲的經濟規模一倍以上——而且，與這種優勢相似的某種東西仍將繼續存在，即使你假設，到那時許多中歐和東歐國家已加入歐盟。全球經濟力量的天平將出現根本的傾斜。由于擁有4億至5.5億富裕的消費者，美國市場對外國公司來說無疑比如今更重要。而且，如果情況真是這樣，美國企業的經營慣例——不管他們如何擺脫目前的不景氣狀態——可能變得更具有支配地位。

移民仍將蜂擁而至

美國人口增長的一部分是由較高的生育率推動的。其余部分來自移民。在過去10內，美國接納了1100多萬移民。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移民人數分別為600萬和700萬。新移民的實際數字或許更高，因為這種數字也許沒有計入非法進入美國的大約800萬至900萬人。一些人可能回家了，另一些人可能被驅逐了，但那些留了下來的人對美國人口的不斷增長作出了直接或者間接（也就是通過其子女）的貢獻。非西班牙裔白人的生育率略高于1.8，黑人的生育率為2.1，而拉丁美洲裔美國人的生育率接近3.0——高于許多發展中國家。因此，從總人口的角度來看，較高的移民人數具有雙倍價值。

這是美國總人口將繼續增長的一個原因，但或許不像最高的估計所認為的那么多。許多新移民來自墨西哥。如果墨西哥自己的生育率迅速下降的人口模式不發生變化，拉丁美洲裔美國人的生育率也勢必下降，但它仍將是很高的。

當然，歐洲也經歷過移民興旺的時期。事實上，1985～1995年，進入歐洲的移民略多于進入美國的移民（但由于歐洲的人口更多，美國的移民率更高）。可是，最近歐洲的移民人數下降了，這也許反映出進入歐洲的障礙增加。但是，總的說來，自1950年以來，歐洲接納的移民遠遠少于美國。大多數人口學家預測，在未來幾十年內，歐洲的移民將大大少于美國。

移民人數的差異不僅增加了美國與歐洲相比的人口，它也使美國看上去越來越不同于歐洲。白人在美國成年人中占據優勢，在歐洲人口中也是如此。黑人和棕色人種的兒童占兒童人口的大多數。即使現在，在移民人數最高的美國一些地區，諸如洛杉磯和休斯頓，拉丁美洲裔人也占所有14歲以下兒童的一半。在未來一二十年內，隨著大量拉丁美洲裔人進入生育高峰年齡，美國人口中拉丁美洲裔人的比例將激增。

這種事態可能對經濟和地緣政治產生影響。經濟影響是十分明顯的，美國人口普查局前局長肯尼思·普魯伊特(KennethPrewitt)認為，“在努力找到工人以支持不斷增長的經濟方面，善待移民的國家將具有優勢。”移民前往有朋友和家人迎接他們并且幫助它們找到工作的地方。他們在哪兒能發現更好客的歡迎——歐洲還是美國。

年輕世界與老年世界

較高的生育率和更多的移民不僅產生更多的人口，而且產生一個更年輕、種族上更融合以及總的說來更充滿活力的社會。這種社會的最簡單體現是中位數年齡（根據定義，人口的一半高于中位數年齡，而另一半低于中位數年齡）。根據密歇根大學人口學家比爾·弗雷(BillFrev)的說法，到2050年，美國的中位數年齡將是36.2歲，而歐洲的中位數年齡將是52.7歲。這是一種令人吃驚的差別，幾乎完全是由歐洲人口的迅速衰老造成的。就目前而言，中位數年齡在美國是35.5歲，在歐洲是37.7歲。換句話說，中位數年齡的差異有可能從2歲升至2050年時的17歲。

在這種變化背后隱藏著具有重大政策含義的人口模式。兒童在人口中的比例隨著人口年齡的上升而下降。可是，在美國，兒童比例的下降比別處更緩慢。1985年，美國和歐洲的14歲以下兒童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或多或少是相似的：大約20%。到2020年，歐洲兒童的比例將驟然降至13.7%。在美國，兒童比例仍將維持在18.6%——不僅高于歐洲，而且也高于中國和日本。

從財政的觀點來看，更多的兒童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他們的教育是公共財政的負擔。因為美國的兒童相對說來多于歐洲，它的“贍養比率”(dependencyratio)——或者每個工作年齡人口所負擔的兒童和老年人的數量——不是很低。目前美國的這個比率略高于歐洲——51%對47%。而且，在大約2035年之前，在美國和歐洲兩地的“贍養比率”上升的同時，美國的比率將始終略高于歐洲的水平。可是，請注意一種差別：歐洲“贍養開支”(dependencycosts)的更高比例來自老年人。到2050年，歐洲65歲以上老年人的數量將相當于工作年齡人口的60%，而美國65歲以上老年人的數量僅相當于工作年齡人口的40%。在美國，總的負擔的大部分將來自教育兒童的開支。

你能看到這種差異在2035年后的重要性。在美國，隨著大批兒童變成大批成年人，贍養比率將開始下降。可是，在歐洲，這種變化不會發生，而贍養比率將繼續上升。這正是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意義所在。

隨著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的退休，歐洲和美國全都面臨提供養老金和醫療保健的財政問題。根據某些估計，到2050年，政府債務在美國可能相當于國民收入的幾乎100%，在作為整體的歐盟可能相當于國民收入的150%，在德國和法國則超過250%。所以，雖然這種負擔在大西洋兩岸都是不斷加重的，但在歐洲更沉重得多。

這種負擔本身就是一個問題，也是大西洋兩岸關系中另一個長期困難的根源。自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和美國對把公共資金用于何處各有各的打算。美國把更多的錢用于防務，歐洲則把更多的錢用于社會計劃。

結果是人們熟悉的軍事不平衡。美國的國防開支比整個歐盟高出大約一倍（2000年為2950億美元，或者國內生產總值的3%，而歐盟為1530億美元），因此維持了其占優勢的軍事力量。歐洲人斷斷續續地許諾為縮小軍事差距花更多的錢，認識到如果他們不花更多的錢，北約同盟將面臨危險，但人口趨勢將削弱他們的決心。

如果歐洲人不愿在目前——在65歲以上老年人相當于工作年齡人口30%的時候花費為充當美國平起平坐的軍事伙伴所需的錢，到2050年，他們將更不可能花更多的錢，因為到那時老年人的比例將翻一番。總之，人口的長期邏輯看來有可能確保美國的權力，并且擴大大西洋兩岸現有的差距。

這一切或許并不完全令人感到意外。年輕、生氣勃勃，多種族的美國與年邁、死氣沉沉、內向的歐洲之間的對比幾乎令人想起美國立國的時候。可是，由于人口對美國經濟和軍事力量的長期重要性，也由于人口對美國外交政策重心的完全可能的重要性，人口正在使這種想象變得更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