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繁殖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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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力與種族主義

作為納粹分子反猶太運動的思想基礎和觀念形成的來源之一，種族主義一直占相當重要的地位。追溯它的近論源頭，不禁發現法國政治家戈比諾在他的四卷本《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中，鼓吹雅利安人的種族優先論。在他的眼中白種雅利安人比東方的黃種人具有更強的領導力，而黃種人則在繁殖力上占有優勢。顯然，戈比諾把繁殖力看作一個負面性的能力，在自然界只有那些個體生存能力弱的物種，比如螞蟻、老鼠和病菌才會在種群上顯示出超強的繁殖能力。

表面上看，這類種族主義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亞洲的中國，日本和印度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國，繁殖力的強大似乎十分明顯。但是，種族主義卻無法解釋，日本在進入1990年代后自然增長率一直低于3.0/1000，進入2000年代后則低于2.0/1000，以此趨勢日本在一定年數之后必然成為人口小國。我國的計劃生育，這種有組織對人口進行限制的方法，事實上和歷史上的性禁忌和溺嬰具有相同效果，都是群體人數爆炸后的策略反應，如果把它計算在內，那么可以預見我國也將形成符合生態和資源容量的人口數，過強繁殖力的印象將不再存在。

事實上，從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看，東方民族并沒有顯示出更強的繁殖力，在18世紀的后50年中國和西歐的人口同樣都接近翻了一番，也就是說歐洲也會發生人口大爆炸。歐洲白種人如果不是因為不斷遭遇鼠疫或其它瘟疫，人口同樣會非常龐大。有學者曾經用中國女性的早婚以及童養媳現象主張，中國人的生殖可能性被最大化，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早婚和童養媳造成的生殖可能性被圓房推遲現象抵消了。在1550到1850期間，歐洲的婚姻和生育率一直高于中國。一些資料也同樣顯示同時期的日本的生育率也非常低，和羅馬帝國時期發生的情況一樣，日本社會中存在的溺嬰現象并不僅僅是為了抵御生活的困難，而且是為了積累財富和方便遷移。一個較為有意思的現象是，溫州人沒有生育更多子女的欲望，因為那里很多人都在不斷的進行商業活動，較適合的子女數量有利于遷徙。

如果要回到更久遠的過去，當人類處于游牧和采摘時期而未進入農業文明的時候，人口一直處于平穩的狀態，沒有哪個種族因為繁殖力的超強而使人口發生大的增長。倒是農作物的擴展從此使農業民族的人數遠遠超過了游牧民族，因為農業產生了食物積累以及對更多勞動力的需求。而游牧民族沒有這些需要，并且為了適應遷徙，只能四年間距的生育孩子，所以溺嬰便存在了。

一系列的證據說明，繁殖力和種族是很難掛上鉤的，但種族主義者為了顯示特定民族的優越性，從而片面的剪取他們需要的素材，而忘記了人口數量的大小是和經濟形態、經濟增長模式、家庭結構和財富觀念緊密結合的。此漲彼消的人口數量是人類適應特定地理和經濟環境的不太精確的甚顯粗糙的調解器。

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模式

人口增長既然與種族主義意義上的繁殖力沒有關系，卻與能夠提供何種程度上的繁殖的經濟條件緊密相關。作為描述經濟條件的簡便方法，經濟形態可以作為最基本的著腳點。游牧社會向農業社會，再向工業社會邁進的過程當中人口都出現了大幅度的跳躍式增長。

用經濟條件框架來解釋人口增長，在我看來意義不大，原因在于這樣的道理是很明顯的，無需過多的解釋。人口在適應自然生態和經濟條件的動態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現象，比如災荒、饑荒、戰爭、瘟疫、帝國的擴張、帝國的衰落和文明的滅亡。這些成了歷史學家研究的素材被不斷的重復利用。二戰后全球人口迅速增長同樣可以被納入進這個簡單的解釋框架，工業肥料、農作物品種改進，殺蟲劑等因素為人口增長的物質基礎提供了實現可能，醫療水平的提高最大幅度的延長了人口預期壽命和降低了新生兒死亡率，國家狀態處于穩定，戰爭被抑制，這使原有平衡狀態下的新生兒出生率成為人口爆炸的直接成因。

這使人們看到了生育激情的慣性，這種慣性的源頭很遠，可以直接探觸至農業文明剛剛開始的時候。所以，人們對工業社會下的，以及現有生態環境下的危機反應是遲鈍的，生育觀念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籠罩在農業文明的氣氛下。這種慣性，隱藏在其背后的是經濟增長模式，如果說調控人口極限總量（無餓死狀態下的人口數）是經濟形態，而控制人口增長狀態的是經濟增長模式。

那么農業文明下的經濟增長模式是怎么樣的呢？農田的食物產量是相同條件下的牧場土地的10倍～100倍，可以這么說農業文明下的大都市人口數最多可達游牧文明下的都市人口的100倍，這或許可以作為我國歷史上大都市異常龐大的原因。當單位土地的產值基本固定后，必須依靠技術改進和增加勞動力投入，才能提高食物總產量（單位土地的產量也可以獲得提高）。但是由于人口增長是自然趨勢，不可阻擋，而技術改進則屬社會發展趨勢，前者的動力遠遠高于后者。兩者的關系非常微妙，初始時的社會技術總量和人口總量都是微弱的，按各自的增量增長，人口勞動力在初期無法形成壓倒技術革新的力量，但隨著歷史的前行（人口增長加速度高于技術增長加速度），壓制性力量形成了。其機理是，需要供養更多的人口，而技術這種提高效率的“奇淫怪巧”則相反是減少勞動力的投入。靜態的看，技術改進可以提高糧食產量，可以供養更多的人口，但是農業社會的簡單分工使供養更多人口的實際需求非常之弱，多余人口將處于失業狀態。動態的看，勞動力數量的增長使單位勞動力價值降低，依靠簡單的自然生育要比技術改進的成本更低，從而失去改進的激勵機制。狀況粗劣的勞動技術可以容納更多的勞動力，促進就業。簡單的說，低工資會減慢技術的創新速度。所以，在中國的博物館可以看到西漢以后的技術物品與前代的變化和區別非常微弱。

只要農業文明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變（內卷型，單位勞動力價值下降），引進工業社會下的先進技術同樣只能為供養更多的人口而努力，并且進入更大的人口災難，以及對機械工業化的排斥。1949年后，工業肥料和新型水稻技術的“空降”使人口飛速增長，生育激情使技術進步的步伐一下子就落后了，勞動力被不斷的再生產，為了充分就業，勞動密集型農業和工業被不斷創造。比如紅旗渠，學大寨等運動不斷挑戰生態極限，而南方普遍存在的“河泥”施肥法，甚至在排斥工業肥料了。知識分子回農村改造運動甚至說明技術改造人才也不再需要了，或許投入到勞動力當中更為合適。

同樣處于計劃經濟下的前蘇聯國家，只要其不陷入農業文明下的增長模式，生育狀況和瑞典等市場經濟下的國家是一樣的，生育率低。日本實現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轉變后，人口生育欲望也非常的低。蘇聯時期，捷克斯洛伐克借款給青年夫婦買房和家具，蘇聯甚至給婚后三年內生孩子的夫婦分單元房，東德實行各種帶薪長時間產假政策來鼓勵生育。

那么，西方國家有沒有出現過“技術空降”呢？有一個相似的現象，這一現象被歷史學家炒來炒去，認為西方國家進入工業化是純屬偶然。那就是從美洲引進土豆，這一新物種使北歐的土地有了高產出，單位土地產出的提高，人口飛速增長，但是并沒有使歐洲人口束縛于土地，蒸氣機和紡織機的發明改進，反而使從事農業的人變少了，單位勞動力價值處于上升狀態，這就是發展型模式（和內卷型相對）。

正是在這樣的狀態下，早婚率和生育率不斷的攀高，這次主體不是農民而是紡織工人們，他們很自信，擁有三個紡錠就義無反顧的組成家庭了，不再像過去那樣晚婚了，并且有了新愛情觀，陌生男女們為了“真愛”走到一起，人口爆炸出現了。隨之而來的是失業諸種問題，溺嬰，“溺嬰護理”（KillingNurse）被用來限制人口了。那些依靠出賣勞動力的無產者們的工資降低了，正如馬克思所看到的，低工資和長時間勞動被用來進行資本積累，并促使資本家改進技術使工資降得更低，但研發人員和管理人員的工資得到了提高。但是這種模式的高工資，并不會阻礙技術創新，因為較之最終的市場回報，這類的工資成本并不高。工業社會下的發展模式使人口不再成最大限量的增長趨勢，而是優化人口質量，使單位勞動力的價值上升了。

回到中國的問題，1949年解放后，由于經濟增長模式仍然處于農業社會下的類型，均分土地，接著合作化，支撐饑荒狀態下的人口增長高達6/1000。原因很簡單，均分土地使農民只有增加勞動力才能使土地的總產值增加，而是按人口平均分配收入，使個體理性計算出的依靠增加人口增加收入的方案最終導致集體性的非理性災難，事實上，所有的個體都變窮了，其單位勞動力價值已經非常廉價。

計劃生育強迫人口出生率成下降趨勢，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可以說是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下的混合體，一方面城鎮化、工業化、信息產業化有利于單位勞動力的增值，另一方面，農業低機械化、低集約化的生產方式又促使農村單純依靠增加勞動力的數量來增加土地總產值。即使在較富裕的農村，雖然集體或個人合伙購買了收割機，但其使用率不高，而收割機收割的田地率就更不高了，因為勞動力成本很低，使用收割機的成本高于人力收割。那么，排斥機械運用，也就更難促進機械化改進。

兩種增長模式的混合與競爭，其結果決定了中國未來人口增長的狀態。但根據現有的土地產權法律安排方式來看，似乎更容易滑落進農業文明下的模式。公有制下的所有權模式，根據出生平均分配農地用權，每隔30年會有一次平均分配，這就促使人口數浮動于人均土地產值不低于農民工收益的規模。而我們知道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是非常低的，而且現實中還存在無法實得的風險。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人口總數處于高位，單位勞動價值的提高受到限制，這樣的結果固然可以提供低成本的勞動力，促進經濟發展，但卻是以技術停滯和大規模不富裕人口為代價的。

當然出路仍是存在的，保證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提高平均受教育率和受教育層次，理性的主動的推進技術革新，雖然可能會帶來暫時的高失業率，然而卻可以使人口再生產和經濟發展進入良性的循環。

人口數量與家庭結構

這里的家庭結構并非僅是靜態的人口組成結構，而是包括形成家庭的婚姻制度和承受家庭自然死亡的繼承制度。從各方面的資料來看，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家庭結構有獨立影響人口數量的力量，而是受到經濟總量、經濟增長模式和財富觀念的嚴厲約束。可以這么說，家庭結構是人口繁殖的社會結構性質的“杠桿”，調整人口數量的各種力量通過它發生作用。

曾有這樣一種觀念，認為西歐的前工業時代的家庭結構為“大家庭”結構，也即習慣所言的多代同堂，工業化之后由于工作地點遠離“老家”，“單核家庭”成為主流，即家庭中只有一對夫妻。但是法國的歷史資料表明，至少在法國這樣的情況是很少的，相反而言，在前工業時代“單核家庭”結構就是主流，并且成為1750年之前法國人晚婚晚育的原因。因為要組成新的家庭，必須先賺錢購置房產和家具財物，晚婚晚育減緩了人口增長。

那么是否意味著“大家庭”易于推進人口增長呢？因為在這樣的家庭結構下，早婚早育是正常的，但資料顯示大家庭有時更易于控制人口，因為家主會根據家庭情況，運用共有資源去控制人口。河南是我國北方貧窮的地方，但是人口一直以來都是最高的，有學者進行對比分析后認為，河南大家庭在分家的時候較之其他地方更為徹底，家主無法控制家庭里的生育情況，如果不過于徹底，情況可能要好得多。河南地區的家庭結構吸收了“大家庭”和“單核家庭”兩者有利于生育的弊端，人口增長失控，形成嚴重的生態危機。所以，大家庭和單核家庭就其控制人口，或反面意義上的人口失控可能性上是幾乎相等的。

由于繼承制度和財產的距離更為接近，所以其對人口繁殖的影響非常之巨。歷史資料一再說明溺嬰和節育不只是應對生存危機，而是經常用來保護家族財產安全。中國古代的官員、商賈甚至皇親國戚都有溺嬰和節育的記載，比如扔進酒缸或淹入水盆等，因為過多的子女將分散家族優勢。在羅馬帝國時期，繼承按姓氏進行，哪怕存在血緣關系，只要沒有與家父同姓，繼承關系是不存在的。一般而言，較富裕的家庭也只有2~3個兒子，如果繼續增多的話，就會溺嬰或“過繼”。由于不以血緣關系為繼承的必要條件，那么私生子的繼承權可能為零，這無疑會促使私生子泛濫，形成社會問題。

在制定《法國民法典》時，私生子也即非婚生子女的繼承份額是婚生子女的1/3，但《法國民法典》在繼承權的另一個方面的規定使法國人口下降了，使法國在1870年軍事上輸給人口眾多的德國，在1814年，維也納會議上，英國的外交大臣說：“用不著摧毀法國，它的《民法典》會做的！”因為《法國民法典》限制遺囑繼承和生前贈與，婚生子女平等分配死者遺產，這促使法國家庭為了集中家族優勢只生一兩個子女，人口下降了。

限制遺囑繼承和生前贈與是不明智的，因為死者無法選擇把大部分財產給他認為能夠發揮最大效用的人，只好運用這種降低生育的次優方案了。

回到首段的中心意思，家庭結構只是杠桿，比如在勞動力比有限的財產積累更有價值的情況下，會刺激多生子女，因為子女間的互相提供的幫助會比父母留下的少得可憐的遺產有價值得多。這往往容易發生在農業文明下的惡性循環的內卷型經濟增長模式下。

生育欲望與財富觀念

最初的印象是，中國人似乎特別重視食物的精美程度，對于服裝也是特別的考究，收藏的財富很多都是字畫玉器。如果這些事物是財富的最重要部分，那么將會對人口數量產生很重大的影響。因為要獲得更多的食物、紡織品以及人工藝術品，增加人口就成為較好的策略，勞動力能夠較快的創造這些財富。

對絲綢之路上的商業往來，我很感興趣，因為這些長途跋涉的商業必然是進行最為珍貴或稀缺物品的交易，否則收益無法抵消那巨大的成本。而這些最為珍貴的物品，也就可以當然折射中國人的財富觀。可是我們發現，從西域運來的香料與從中原運出的絲綢（絲綢有很大部分到達歐洲），也就是說中國人需要的和西方人需要的無非都同一類型的東西，即勞動力密集性產品。同樣，歐洲人對香料和黃金的欲望促成了航海旅行，麥哲倫和哥倫布之類的冒險家們只要運回一船香料，那么航運旅途中的損失便會得到彌補，可見香料的價值對西方人的重要性。

可見，財富觀念在工業革命正式掃蕩歐洲之前，在“前技術時代”多是集中在勞動力密集性產品上，也就說明只要有適當的時機，大家都會通過生育子女來增加家族的財富。這也就解釋了農業社會中，人口不斷增長的現象。

因為財富觀念是和經濟制度和繼承制度聯系在一起的，此種財富必須能夠在特定的經濟制度中流動，還必須可以通過繼承制度累積給下一代。農業社會時期，東西方的財富觀念都是一樣的，勞動密集型奢侈品是首選，但是進入工業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財富觀念則發生了巨大變化。

技術和資本（股份）成為最重要的財富，掌握技術和資本的人進入富有階層的幾率是最大的。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原有的社會財富觀念，多生子女由于無法受到最佳的教育，那么其知識和技術的能力也就無法最大化，子女越多常常會使家庭的財富越少。資本如果被多個子女繼承，同樣也會被分散，如果考慮到資本和知識技術的密切聯系，那些獲得資本的繼承人由于沒有得到較好的知識可能使其繼承的財產很快喪失。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現代社會，強調生育素質重要性的原因。

選擇優育

通過對人口繁殖力的解釋與說明，論證人口數量是由多項社會經濟制度所影響形成的。對于生物種族主義者來說，人口越多則其基因突變的可能性越大，從而產生優秀人物的可能性也越大，但是不要忘記，產生平庸人物的可能性也同樣在擴大，況且如果因為優秀人物無法獲得高素質的教育，那么自然變異的效果不可能被社會所接受和得益。

亨廷頓對墨西哥人可能占領美國的擔心，以及所謂以色列將從猶太人的成為巴勒斯坦人的說法，雖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卻可能成為前面戈比諾所言的領導力和繁殖力理論的絕妙例證。因為在民主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中，最終會出現少數派的有領導力的高素質的本土美國人管理多數派的墨西哥裔美國人，猶太人管理多數派的巴勒斯坦裔以色列人。比如在我國歷史上，少數游牧民族就曾多次長期統治人口占多數的漢族。

當然這種領導力和繁殖力上的差別不是種族主義意義上的，而是由各個民族和國家的社會經濟狀態、以及應對生態壓力和資源短缺的模式所造成的。現今形勢下，由于預期壽命、出生率和死亡率、最低結婚年齡都處在穩定的值域，從而不再存在對人口滅失的非理性恐懼，保證人口的出生數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口質量。（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