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研究背景及意義范文
時間：2023-12-14 17:49:34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口老齡化研究背景及意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支付能力
一、引言
養老保險作為主要的社會保險制度之一，對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設計良好的養老保險制度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團結，協調代際關系，保持社會的健康發展；養老保險為勞動者提供了規避老年風險的最有效手段，免除了勞動者的后顧之憂，促進充分就業的實現，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然而，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較為嚴重，老年人口基數大、發展速度較快，預計2050年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達到31%，略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33%），這勢必會對養老保險制度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考察養老保險制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國內外學者對人口老齡化和養老保險制度做了大量研究，國外學者對老齡化的研究始于生育率問題，加里•貝克爾發展了關于生育率的經濟學理論，他認為孩子是“耐用消費品”，父母的需求更多地受孩子質量的影響，因此，他從孩子的數量需求與質量需求兩個方面研究了家庭對孩子的需求。此外，其他人口學家還提出了“代際財富轉移”理論、“性別角色”理論、“家庭合同”假說、臨界值假說等學說研究生育率問題對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國內學者對老齡化問題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如鮑思頓等（2005）；[1]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影響效應，如李軍（2006）；[2]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如杜鵬等（2005）。[3]對于養老保險制度而言，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主要包括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理論依據及養老保險制度形式的選擇。系統地闡述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理論是通過生命周期理論、風險理論、市場失靈理論、世代交疊模型展開的，例如David（2001）[4]通過世代交疊模型論證了養老保險制度有助于實現帕累托最優。就養老保險制度的形式而言，目前主要有現收現付制、基金累積制及包含現收現付和基金累積的部分累積制。現收現付制是各國最初采用的形式，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出現，現收現付制養老體系出現收支難以平衡的問題，各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開始由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累積制轉變，對于這種改革是否合理，學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支持改革的研究包括Feldstein（1996）、[5]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2000）[6]等，反對改革的包括Verbon（1988）、[7]巴爾（2003）[8]等。通過文獻回顧可知，目前關于人口老齡化和養老保險制度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現有文獻很少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考察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蔡昉等（2003）[9]直接將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康傳坤等（2014）[10]考察了人口老齡化對最優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考察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同時總結世界主要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驗，以期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提供借鑒。
二、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現狀描述
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是由基本養老保險、補充性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三部分構成的。其中，2015年以前，基本養老保險由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三部分組成；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是2009年開始實行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2011年開始的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合并而來的；2015年《關于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頒布后，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與企業工作人員實行相同的養老保險制度；至此，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由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組成。在補充性養老保險方面，我國企業年金制度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正式文件中首次被提及是2000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方案》。就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而言，雖然起步較晚，但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對于商業養老保險認識的加深，其發展十分迅速，到2013年，我國壽險保費收入達到9425.14億元。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其中，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資金來源于個人繳費，政府補貼，其他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和個人為參保人提供的資助，“國家為每個參保人員建立終身記錄的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個人繳費、地方人民政府對參保人的繳費補貼及其他來源的繳費資助，全部計入個人賬戶。個人賬戶儲存額目前每年參考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人民幣一年期存款利率利息。”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費由企業和職工按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并分別納入社會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進行管理。2005年12月，國務院出臺《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2005]38號），規定在職職工的繳費率為8%，企業繳費率為20%，合計繳費率為28%。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經過近30年的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依舊存在很多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其一，養老金虧空問題嚴重，根據財政部2014年的全國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情況，2014年養老保險費收入17554億元，支出19117億元，結余為負1563億元，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嚴重的虧空，一方面是因為歷史欠賬問題嚴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人口老齡化使得繳納養老保險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其二，養老保險基金管理水平低、管理效率差，基本養老保險中個人賬戶部分的資金應該進行有效的投資，并且其收益率要高于通貨膨脹，但是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發展尚不成熟，很難保證養老保險基金有較為穩定的較高的收益率。
三、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雖然已經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問題，人口老齡化使得本就不夠完善的養老保險制度更加脆弱，那么，人口老齡化究竟會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產生怎樣的影響呢？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其一，養老金支付壓力增大，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增加，需要支付養老金的老年人口基數增加，養老金的需求增加；其二，養老金供給相對減少，老齡化也意味著年輕人相對于老年人來說越來越少，繳費人數也會越來越少，養老金的供給減少；其三，原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難以為繼，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一方面直接增加了養老金支付的數額，另一方面又減少了養老金的供給，對原有的養老保險制度構成了雙重壓力，使其難以為繼，由此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養老保險體制大變革。然而，不幸的是，已有的改革實踐證明，尚無一種養老保險制度可以成功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那么，世界各國究竟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做出了哪些努力、哪些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呢？這都是值得研究、了解的問題。
四、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制度比較分析
21世紀可以說是人口老齡化的世紀，世界主要國家幾乎都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養老保險制度作為老年人的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本文接下來的部分將對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情況及養老保險制度進行簡要介紹。人口老齡化現象最早出現于發達國家，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國家，1850年歐洲工業革命即將結束時，法國60歲以上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10%，此后，歐美各國陸續進入老齡化社會，北歐國家瑞典于1882年、挪威于189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1930年英國、德國幾乎同時邁入老齡化的門檻，美國也于194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此時，65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的國家還包括瑞士、荷蘭、奧地利、比利時、丹麥等十幾個國家。1960年，世界人口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5.6%，而發達國家人口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8.5%，人口老齡化已成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與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出現較晚，但是發展十分迅速，以中國為例，2000年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10.3%，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201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16.1%，預計2050年將達到31%。面對人口老齡化壓力，主要國家采取了相應措施，李通屏對此做出了歸納總結，主要措施如下：其一，開源節流，改革傳統的養老金計劃；其二，延遲退休，鼓勵更多的老年人工作；其三，鼓勵遷移，增加移民勞動力供給；其四，鼓勵生育，增加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其五，積極老齡化，減輕老年照顧的壓力。與人口老齡化現象相同，養老保險制度也是最早出現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歐美發達國家，其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建立階段（1889年德國建立《養老、殘廢、死亡保險法》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二是擴張與發展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20世紀60年代）；三是調整與改革階段（20世紀70年代至今）。目前，按照國家主導的程度與方式不同，養老保險模式可以分為社會保障型（如德國、法國、美國、日本等）、福利國家型（如英聯邦國家和瑞典、挪威等西北歐國家）、部分儲蓄型（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和完全儲蓄型（如智利等南美國家）。養老保險的上述四種模式各有利弊，尚無一種模式可以成功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更多的國家采用多支柱式的養老保險框架，以更多地發揮各種模式的優點，盡量地減少其弊端。通過對世界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和養老保險制度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人口老齡化問題已經對各國造成了較為嚴重的困擾，各國都試圖改革養老保險制度以期可以成功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然而不幸的是，目前尚無一種模式被實踐證明是完全成功的，可以說，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養老保險制度仍在探索當中。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篇2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經濟影響 對策
所謂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在總人口中的相對比例上升,按國際通行的標準,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超過10%和7%,即可看作是達到了人口老齡化[5]。老齡問題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 也是我國三大人口問題(人口總量控制、人口就業與再就業、人口老齡化)之一。它是經濟發展、科技進步、醫療衛生條件改善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正視人口老齡化問題, 把握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所造成的重大影響, 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 對構建和諧社會, 保證社會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 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基本特征
1.老齡人口絕對值為世界之最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加上改革開放3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達1.49億,我國已成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占世界老年人總數的1/5,占亞洲老年人口的1/2。
2.未富先老、老齡化速度快。根據2004年聯合國的統計資料,西歐老齡化過程中,人均收入從5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而我國在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才剛剛達到800美元,2004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達到1.43億,而我國的人均收入也不超過1000美元,與國際社會相比,我國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國家。據統計資料顯示,英國65歲以上人口從5%增加到7%用了80年的時間,瑞典65歲以上老齡人口從5%增加到7%用了40年時間,日本用了50年時間,而我國僅僅用了18年左右的時間,由此可以看出我國人口老齡化速度相當快[2]。
3.城鄉二元結構明顯、地區發展不平衡。目前,我國農村老齡人口老齡化水平高于城鎮1.24個百分點,這種城鄉倒置的狀況將一直持續到2040年,地區差距明顯。
二、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1.人口老齡化制約經濟增長,導致我國勞動力資源相對短缺。
(1)勞動適齡人口規模減少,即勞動力短缺。(2)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降,即勞動力老化。
2.人口老齡化使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對老人贍養比上升
隨著我國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長,高齡老人的增多,供養、醫療保障、護理、照料、精神關懷等方面將面臨巨大的壓力。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張愷悌說:“我們現在是在職的人員100人養活16個老人,到2050年的時候,100個人就要承擔49個老人的養老負擔問題。
3.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障體系的影響。目前子女供養老年人仍是老年人養老的主要方式。有57.1%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提供經濟上的來源;有25.1%的老年人依靠自己的勞動收入;有15.6%的老年人依靠退休金; 依靠社會保險和救濟等其他途徑的只有2.2%[4]。即使是依靠后三種經濟來源而生活的這部分老年人,由于體力下降, 物價上漲,退休金和社會保險、救濟普遍較低,甚至有的調資都難以兌現,造成原本微薄的收入更加入不敷出,面臨的經濟壓力和困難是重重的,多數也需要子女的經濟資助。
4.用于社會再生產的資金減少。據預測,2020年我國養老金支出總額將達到25145億元,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和經濟發展都將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在城市,老年人口數量較多,養老水平較高,對社保服務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而農村老年人口占到老年人口總數的2/3,但是卻面臨著養老服務等基本的社會保障無法保證[4]。
三、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對策建議
1.發展經濟,增強實力。解決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出路是進一步發展經濟,增強經濟承受能力,不斷增加積累,為老齡化和高齡化的發展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以強大的經濟實力作后盾來解決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構建符合實際的養老模式和養老制度。我國是在經濟不發達的情況下迎來人口老齡化的[7]。
2. 從社會化居家養老入手,建立社區與家庭合作的養老機構
我國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經過多年來的發展和完善,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和體系。因此,以社區服務為載體,以居家養老服務為切入點,把社區服務引入家庭,促進社區服務和居家養老的密切結合,使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確保老年人在自己的社區和家庭安度晚年。
3.建立統一、規范、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社會養老保障是國家依法對老年人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會安全制度。
我國最新的《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中提到,將致力完善城市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擴大養老保險覆蓋面,一方面在城市將加強基金的征繳,合理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各級財政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投入,建立可靠穩定的資金籌措機制,逐步提高統籌層次,增強統籌調劑能力;并且將在城市生活的貧困老年人全部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切實保障其基本生活[1]。
四、總 結
從實際出發,根據我國國情由傳統的家庭養老逐步向社會養老轉變是一種必然趨勢,解決我國的養老問題,保證老年人安度晚年,不僅僅考慮到社會發展的經濟水平、政治背景,還應考慮我國特有的文化傳統,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因此走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道路,是解決中國養老問題的正確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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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5-27
篇3
論文摘要:我國目前已經進入老齡布七社會，人口老齡化發展千民決，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中醫藥教育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并提出中醫藥教育中應重視的一些問題。
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人口生育率在下降，而人的壽命在延長，世界人口正在加速老化，這其中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最快，老齡化己成為21世紀不可逆轉的世界性趨勢。老年人是疾病的高發人群，現有的臨床流行病學資料己證明，在相同基礎疾病的情況下，高齡是一個獨立的危險因素。高齡人群具有“三最”特點:即最高患病率、最高傷殘率和最高醫療資源利用率。實現“老有所醫，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理應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鑒于此，筆者從老齡化社會背景下談談中醫藥教育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1老齡化社會背景下需要充分發揮中醫藥優勢，保障老年人健康
祖國醫學歷史悠久，幾千年來中醫藥在防治疾病和重大疫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和日益強盛作出了卓越貢獻。老齡化社會下我國人口老齡化在醫療保障方面面臨如下挑戰:慢性病患病率高、老年人殘疾率高、老年人醫療費用消耗大、病殘弱老人的基本護理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國衛生資源與衛生需求不成比例、資源分配不合理等，相對而言，中醫藥“簡、便、效、廉”的特點，在應對人口老齡化衛生保健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尤其表現在:一是中醫藥學在辨證論治和整體觀念的指導下，對老年人慢性病具有個體針對性極強的治療，同時注重整體調護，有利于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二是應用中醫藥養生保健和中醫藥預防醫學知識，中醫“治未病”是祖國醫學在為全人類保障健康方面始終重視的研究領域，從《黃帝內經》中就有關于中醫治未病的記載，加之目前我國大力鼓勵開展中醫治未病工程，這必將為提高老年人預防保健、自身養生水平和能力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三是中醫藥資源較為豐富，同時藥材價格和診療費用相對較低，可以極大地緩解老年人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同時還為老年人的衛生保健起到積極的作用;四是全國各省幾乎都有中醫藥高等院校，每年培養大批的中醫藥人才，這些中醫藥學子能夠普及到醫院、衛生所和社區衛生服務站，對于平衡我國衛生資源與衛生需求比例、合理分配資源具有積極的意義。
2老齡化社會背景下中醫藥教育需要重視的幾個問題
2.1在中醫藥教育中重視的養生保健教育
中醫學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所作的重大貢獻之一。在中醫藥這座寶庫中，與當前老齡化社會和大眾日常保健關系密切的內容，是養生方面的知識。養生是健康之本，是幸福之源，更是快樂之門，懂得養生才是懂得人生。老齡化社會對整個國家的全面及深層次影響是相當大的，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特別是要滿足老齡化社會老年人衛生保健的需求，面對老年人最高患病率、最高傷殘率和最高醫療資源利用率的“三最”特點，目前培養的中醫藥學子即是2015年以后的中醫師，他們畢業后走上醫療衛生崗位，要面對更大基數和更復雜的老年人“三最”問題。世界衛生組織和我國“九五”攻關項目的資料表明，達到同樣的健康標準所需保健投入與治療費、搶救費用的比例為1:8.3:100，即如果在預防保健上多投入1元錢，將來就可以在治療上少支出8.3元和可以節約開支100元錢的搶救費用[2]，故而需要重視預防工作，將預防工作做到位，即做好中醫藥治未病工程，將極大地減少老年人醫療費用的支出。因此，在中醫藥教育中要高度重視養生保健，尤其是老年人養生保健知識和技能的培養和培訓。
2.2在中醫藥教育中重視對老年人慢性病、常見病、多發病防治的教育
人口老齡化是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面臨的一個重要公共衛生問題。老齡人口增多帶來了許多相應的社區保健需求，而健康老齡化觀點的提出，使老年人的醫療保健需求更需加強，如何實現健康老齡化的目標，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世界各國都在積極進行探索。實現健康老齡化的目標，做好老年醫療保健，迫切需要解決的是減緩老年人的痛苦、延長健康壽命、改善生命質量。隨著老齡化社會的發展，老年人的疾病譜和臨床癥狀也在改變，要不斷發現、總結和完善老年病的防治規律，研究和認識高齡老人臨床中出現的特殊癥狀。對于中醫藥教育而言，為實現健康老齡化的目標，必須重視在中醫藥教育中的老年醫療保健的學習，如前文所述，目前老年人健康中影響較大的主要還是慢性病發病率較高的問題，故而要重視由于老年人慢性病、常見病、多發病引發的老年人健康問題，掌握老年人的生理、病理和心理特點，運用中醫理論，熟練處理老年人慢性病、常見病、多發病的防治問題。
篇4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人力資源開發 老年人力資源
1.緒論
1.1研究背景
2011年4月28日，國務院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調查過后，國家統計局了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據統計，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國登記的總人口為1,339,724,852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相比，年均增長率為0.57％，60歲及60歲以上的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13.26％，如圖1，比2000年人口普查結果上升2.93個百分點，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結果上升1.91個百分點。作為世界人口大國，我國早已于2000年進入老齡社會，眾多老年閑置人口，造成勞動人口比重下降、老年贍養系數上升、國家老齡類支出增多等諸多不利影響 [1] 。
1.2 國內外研究現狀
熊必俊（1993年）闡述了老有所為理論，提出開發老年人力資源、使老齡化社會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思想，并且指出我國老齡社會可持續發展必須開發老年人力資源。陶思敏、孫宏英（2000年）根據社會發展的情況，認為老齡化群體規模較大，開發和利用老年人力資源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分析我國老年人力資源的特點基礎上，熊斌（2004年）論述了我國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的意義和困難，認為開發老年人力資源一方面能夠緩解人力資源結構性短缺，另一方面能夠調整老年人的各種不良心態。王樹新、楊彥（2005年）結合我國實際發展情況提出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的策略構想。認為老年人是各項建設活動中必不可少的人力資源。老年人力資源有其獨特的優勢，即經驗優勢、智能優勢和文化優勢。
2.人口老齡化及人力資源開發的相關概念
2.1人口老齡化的定義
在人口學界，人口老齡化所指的是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的提高過程，是指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這是西方學術界認同的定義。20世紀中葉聯合國出版的第一本關于人口老齡化的研究報告以65歲作為老年人口年齡起點。1982年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又將老年人口的起始年齡定義為60歲。我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接受人口老齡化概念，“老年人比重提高的現象”，是學術界普遍認同的定義，人口老齡化尤其是指老年狀態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繼續提高的過程 [2]。
聯合國提出了一套對人口年齡劃分的類型標準，如表1，它規定了年齡在65歲以上的人口比重大于7%的國家或地區稱之為老年型社會或人口老年型國家；年齡在65歲以上的人口比重為4%到7%的國家或地區稱為成年型社會，年齡在65歲以上的人口比重在4%以下的稱之為年輕型社會。
2.2 人力資源開發的相關概念
美國學者納德爾在1989年提出了人力資源開發的相關概念：“在某一特定時期內，企業雇主所提供的學習經驗導致雇員行為績效改善和個體成長的可能性”。這一概念主要強調了工作中學習的顯著特點是其與工作的相關性。美國培訓與開發學會對人力資源開發的定義為：“人力資源開發是綜合利用培訓與開發、職業生涯開發、組織開發等手段來改進個人的、群體的和組織的效率。”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認為人力資源開發包括培訓、職業生涯開發、組織開發和管理開發四個主要部分,通過對雇員有針對性的培訓和職業生涯規劃，運用組織手段都方式提高個人的效率。其中老年人力資源開發是指相關組織對老年人力資源進行一系列有組織、有目的、有計劃的教育培訓,使其潛能得以充分發掘與合理使用的所有活動。
3.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存在的問題
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4]。作為人口大國，中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思想、物質、制度等各種準備還不足，還存在許多主觀和客觀的問題，影響老年人力資源開發的主要問題包括以下幾方面。
3.1思想認識上的錯誤和偏見
思想認識是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的關鍵。思想認識的問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來自社會，認為老年人是社會的包袱，認為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是與青年人爭就業崗位；另一方面是來自老年人自身的問題 [5]。通過王紅漫2001年對老年人再就業狀況的抽樣，結果顯示，未再就業老年人中，37.8％的老年人因為身體狀況不好而不再繼續工作，21.7％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8.0％是因為子女不贊成，另有32.5％的老年人則是自己不想再工作 [6]。
3.2缺乏政府規劃，各項政策不完善
相關政策相對來說還不夠完善，并且在具體的工作任務中落實不到位。集中起來主要有兩點:一是對已就業的老年人沒有足夠的尊重，這些老人難免會感覺受到歧視，并且隨后產生離崗的想法。二是老年人再就業后的薪酬待遇相對較低，經常會出現高質低價的現象，沒有實行同工同酬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影響到老年人工作的積極性。
3.3沒有形成老年人力資源開發機制
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的機制相對來說不夠健全，因而造成就業率普遍不高，我國現階段對老年人力資源開發提供主要途徑的是強關系網，也就是由家庭或家族關系構成的親屬親戚和朋友關系結構，為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和再就業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而從表2看來也表明了城鎮老年人的就業途徑主要依靠委托親友介紹，這說明國家組建的相關正式組織，組織開發利用老年人力資源還沒有足夠的重視 [6] 。
篇5
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經濟發展；老齡化；政策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0-000-01
一、人口年齡結構轉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1. 人口年齡結構和經濟增長的定義。人口年齡結構是指在一個固定的時期內各個年齡組的人口數量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它既是上一時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遷移率等變量綜合作用的結果，又決定了下一階段人口總量、結構的演變方向。人口的分配按勞動能力可分為少兒人口、勞動年齡人口、老齡人口三類，在一些文獻中是以65歲作為分界線，65歲以上的為老齡人口。因此，人口年齡結構的最基本指標包括少兒人口比例——少兒人口占人口總量的比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勞動年齡人口占人口總量的比例；老年人口比例——老年人口占人口總量的比例。
經濟增長的定義有兩種，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國家或者地區生產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的持續增長，另一種認為是人均實際產出的實際增加，經濟增長理論就是研究經濟增長規律和制約因素的理論，其特征是運用均衡分析方法，通過建立各種經濟模型，觀察經濟長期增長的動態均衡條件。
2.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少兒撫養率由于出生率的下降而逐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逐年上升，由于少兒撫養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總撫養呈下降趨勢。從長時間看，我國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導致老齡人口的撫養上升幅度快于少兒撫養的下降幅度，使總撫養比重增加，對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
二、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新時期人口結構的變化。在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和人均預期壽命延長的共同作用下，人口轉變的過程自然而然引起了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我國目前人口年齡結構狀況，老年人口比重相對于勞動年齡人口和少兒人口較小，但由于出生率持續下降和人均期望壽命的不斷延長，導致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老齡化趨勢正在加快，人口年齡結構正逐步邁向老齡化階段發展。在人口轉變的不同過程中，人口撫養比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呈現出階段性的變化。
2.人口老齡化及人口負債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將在近年內逐步顯現，受生育率降低并可能維持低生育水平以及預期壽命增加等因素的綜合影響，老齡化、人口負債將會成為一種社會常態，對社會產生持久的影響。我國是在未富先老的情況下進入老齡社會的，并且我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還不健全，所能提供的保障能力還十分有限，社會養老能力亦十分欠缺。多方面因素共同對養老保障體系形成綜合沖擊，社會對養老保障體系的潛在問題存在極大的憂慮。老齡人口是疾病的高發人群，因此老齡化社會對我國的醫療衛生設施及服務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口老齡化可能導致我國產業結構出現較大轉變。老齡人口的增多會使更多人從勞動狀態變成退休狀態，使我國的勞動人口比重下降，就會造成稅基縮小，稅收減少，儲蓄率下降，投資率降低等現象。在老齡化成為常態的情況下，必須轉變老齡化觀念，避免將老齡化視為一種不正常的社會態勢，回避現實，一味尋找避免老齡化的對策，而應正視問題，在既有條件的約束下積極解決問題。
三、未來人口年齡結構隱患的治理策略及建議
1.積極老齡化策略的實施。“積極老齡化策略”強調人應在一生中始終能發揮身體、社會、精神等方面的潛能，按自己的權利、需求、愛好、能力參與社會活動，并得到充分的保護與照料。鑒于老年人豐富的經歷和經驗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這方面是初入職場的年輕勞動力難以比擬的，因此我們要
樹立老年資源觀，公共政策應靈活定位老年人的社會角色，而不是把他們一律視為需要被供養、被照顧、被救助的對象。為充分發揮老年人這一資源財富，在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應注重發展適合老年人就業的產業。此舉還有利于避免老年人卷入同年輕勞動就業者競爭的局面。當然，老年人再次就業還可能需要進行必要的少量教育投資。
2.對人口進行優化的政策。為了解決老齡化這個問題，不少研究建議提高生育率，關鍵的解決措施是何時、以何種方式提升總和生育率。在時機選擇上，為避免少兒撫養負擔和老年撫養負擔的疊加，應盡可能避免在旺盛期育齡婦女（20至29歲）人數高峰期改變生育率政策。在提升生育的方式選擇上，可先“雙獨生二”，然后“單獨生二”，最后過渡至一個家庭生育兩個孩子左右，使總和生育率穩定在更替水平。
3.實施生產效率的提高政策。全要素生產率單位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為顯著。因此，為應對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挑戰，采取提高生產效率方面的各種公共政策就顯得尤為重要。
提高勞動者素質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最重要政策安排之一。人口素質已成為影響我國競爭力和創新型發展道路的主要因素，在提高勞動者素質方面，關鍵依賴于教育投入和健康投入兩個方面。在加強和改善教育方面，要繼續增加教育公共投入，并提高教育投入效率，提高人口受教育水平。
由于科學技術水平的直接提升是促使全要素生產率上升的一個關鍵影響因素，因此在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核心戰略政策方面，就要采取一系列鼓勵創新的財政政策、補貼政策、金融政策等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政府還應通過利用基金、貼息、擔保等方式，引導各類商業金融機構支持自主創新以及科研成果的產業轉化。
四、總結
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導致人口紅利逐漸消失，這在學術界已經形成基本共識， 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口老齡化問題不斷加重的情況下，必然會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為突出的負面影響。因此充分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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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老齡化地理；西方國家
中圖分類號：K901.2 文獻標志碼：A
0 引言
自19世紀后期法國最早出現人口老齡化開始，西方許多國家相繼進入老齡化社會，在全球面臨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背景下，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老年人健康、養老服務、社會福利等問題及其政策應對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早期的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以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醫學和生物學等領域為主，20世紀40年代伴隨人口老齡化發展起來的老年學和其它交叉學科開始借鑒地理學方法研究老年人口地理方面（如分布、移動、環境等），20世紀70年代，以Rowles、Warnes和Golant等為代表的北美和英國地理學家進行了老齡化地理領域的開拓性研究。
西方老齡化地理（geographies of ageing）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學的人口地理學、醫學地理學、健康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和社會地理學，以及社會老年學的文化老年學、環境老年學等分支學科[1]，是一個跨學科（主要為老年學和地理學的交叉融合）的研究領域，也被稱為“地理老年學（geographical gerontology）”[2]。老齡化地理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對相互作用的老年人、空間和地方之間關系的研究[3]。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的發展歷程與人文地理學研究轉向和思潮有密切關系。20世紀60年代“計量革命”引發的西方地理學界實證主義研究，70年代以來人文主義思潮下人文地理學從宏中觀尺度描述向微觀個體行為空間研究的轉變，90年代以后在后現代主義、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等思潮下人文地理學出現的“文化轉向”，均對地理學的老齡化研究產生深刻影響，據此將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歷程劃分為3個階段：
（1） 20 世紀80 年代及以前。老齡化地理領域的研究以70年代北美和英國地理學家的開拓性工作為始，初期的研究為包括老年人地理集中、老年移民、老年人-環境相互作用調查、服務提供的政策導向等主題的描述性分析[4]，此時期更多的是人口學、老年學、醫學等學科領域借鑒地理學方法作為一種工具來研究老齡化。直到20世紀80 年代末，老齡化地理研究才被看作為社會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其關于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于運用經驗主義或實證主義方法研究老年人的空間分布及其隨時間的變化和為老服務提供等兩大主題[5]。
（2） 20 世紀90 年代。地理學家在反思持續占主導地位的經驗主義和實證空間科學方法的不足基礎上，對老齡化和老年人研究的傳統主題和方式逐漸深入并日益成熟，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人口老齡化空間趨勢和老年人口行為、各種老齡化設施和環境的考察、保健和護理等方面。同時，受人文主義思潮影響，地理學與老年學產生了更多的融合，老齡化地理研究的視角除了關注健康、醫療保健、照護等傳統主題外，還開始關注特定地方老年人生活的日常經驗，老齡化的研究范疇已不僅限于社會地理學，而逐步形成了人文地理學的一個分支[2]。
（3） 21 世紀以來。在地理學研究“文化轉向”的總體趨勢下，老齡化地理學從人文地理的文化轉向中學習理論和方法論，與學科的理論發展尤其是社會批判理論、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相聯系[6，7]，老齡化的地理關注范圍進一步擴大，超越了人文地理和社會老年學關于老年人流動性、居住、福利、護理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傳統經驗領域，尤其是在社會和文化地理學延伸更廣泛，促進了老齡化地理研究理論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發展[2，8]，如并行發展的人文地理學和社會老年學分別以各種方式批判性地與人文科學重新結合后，日益轉向參與老年人個體日常現實經驗的微觀層面的研究，對包括傳記、自傳、口述歷史、民族志等一系列質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現代人文地理的關系性（relationality）和非表征（non-representational）理論取向探索的興趣與日俱增[1]。
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以上階段的中心議題，主要集中于關注人口老齡化空間分布和老年人口遷移、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老年服務供給的政策評估、老年個人日常經驗等4個方面研究內容。下文將從這4個方面對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進展進行評述，并結合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現狀提出國內相關研究的可借鑒之處。
1 對人口老齡化空間分布和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
長期以來，人口老齡化的空間方面議題一直是人文地理學者和社會老年學者等對老齡化地理的研究焦點，包括老年人口空間分布、老齡化地區成因和老年人口遷移等核心內容。
1.1 人口老齡化和老年人口空間分布
老齡化空間格局作為地方、國家和全球人口特征擴散的例證，被廣泛應用于各種經、環境、財政、衛生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典型的如聯合國每幾年出版一次的《世界人口老齡化》系列報告，提供了對全球人口老齡化趨勢和老齡化的社會-經濟和健康特征的的描述[9]；Kinsella 和 Phillips在其《全球老齡化：成功的挑戰》一文中分析了人口老齡化的全局和局部因素和眾多的社會、經濟和政策影響的基礎[10]；Mccracken 等學者通過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數量分布變化，運用匯集人口、流行病學和老齡化轉變的模型描繪全球人口老齡化發展演變的地理-歷史進程[11]。亞太地區集中了全球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引起了官方機構和學者對這些區域老齡化空間分布、人口老齡化與健康、家庭與社會服務等方面的重點關注[12，13]。老齡化空間研究通常還包括對隱含老齡化負面含義的死亡率和發病率（例如癌癥和心臟疾病）繪制地理范圍圖[14]，對突出人口和地方空間環境更具有脆弱性而不是恢復能力特征的分析[15]，縱向研究和建模方法的發展促進對人口老齡化研究中多尺度分析因素的認識[16]，基于地理信息系統（GIS）和空間數據的多層次模型繪制人口趨勢地圖[17]等方面。
學界關于老年人口空間分布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從國家和區域層面展開實證描述老年人口空間集中和分布的分析較多。學者對歐美國家層面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口分布普遍存在較大差異，如，早期對美國巴爾的摩、費城和匹茲堡三大城市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口較多的城市老年人空間分布呈分散趨勢，反之則呈集中趨勢[18]，有研究表明1990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佛羅里達和東北部等9個州集中分布了全國52.2%的老年人口[19]，20世紀90年代南部和西部州及其中的小型和中等都市區及郊區吸引了較多老年人[20]，對俄羅斯聯邦和整個加拿大城市系統老年人口空間集聚模式和趨勢的審視[21，22]也說明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分布于都市區、特定區域（如類似州、城市之間）等。在城市層面，對美國俄亥俄州托萊多市的研究顯示內城老齡人口密度較高而郊區和新建城區較低[23]；美國城市老年人口分布明顯集中于都會區的核心區，從而可能形成典型的“退休中心”（Retirement Centers）[24]；Golant認為，老年人大多青睞大都市區，其中一半的人首選居住之地是中心城區[25]；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城市地區人口空間分布研究結論[26]說明，老年人大多集中分布于都會區的中心地帶和偏遠的鄉村區域，城市中心城區人口老齡化程度保持較高水平而郊區老齡化程度逐漸上升。
1.2 城市人口老齡化地區成因
對于城市內部老年人口多為集中分布于舊城和城郊而形成老齡化地區的研究結論，學者們進一步探索其成因，分析涉及了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如城市擴張引起的年輕人口和老年人口不同外遷率、城市核心區不同社會階層的死亡率、不同的城市化階段等對城市老齡化地區形成區域的影響[16]，但考慮政治和文化因素對人口老齡化影響的研究較少，如公共政策是如何對人口老齡化空間不均衡起普遍影響作用的[27]。Golant指出，復雜的老年人口空間分布模式說明，不同城市老年人集聚區的形成原因各有其不同，甚至在同一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也都具有不盡相同的老年人口分布模式[28]。例如，研究澳大利亞快速發展的新興城市的人口分布后發現，老年人口在住房建設年代越久遠的地區數量越多，這是由于城市居住區向郊區擴張帶來大量年輕人口從老城搬出，而老年人留居老城中心而導致的[29]。在美國的研究則發現，20世紀60～70年代，美國老年人口增長較快地區為非都市區，但70～80年代末出現了老年人口逆向遷移，從非都市區或鄉村轉向城市地區，90年代以后老年人口又轉向郊區化遷移趨勢。由此說明，老年人口分布狀況隨時因不同的城市化階段影響而出現即時的變動，城市老年人集聚區也隨之發生變化。
有學者進一步探討老齡化地區的形成原因，提出其研究核心是要了解某個老齡化地區的發展過程是老年和非老年人口遷移還是當地人口自然老化（aging in place）的結果。Bean曾指出，相比于各地區不同出生率、死亡率的影響，不同地區人口遷移率是對老年人口集聚差異影響更重要的原因[19]；也有學者的分析表明，本地新老年人的產生和從外遷移來的人口都對區域老年人口集聚程度產生重要的影響[30]。對此，比較具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解釋是美國學者McCarthy的“老年人口空間集聚學說”，他在對美國20世紀50～70年代老年人口空間分布格局變化的研究中，通過分析人口的動態遷移歸納出3種老齡化地區類型：①美國在50年代經歷了城市化快速發展下非老年人遷出和老年人殘留的非都市區老齡化的“殘留集聚（accumulation）”過程；②60年代經歷了郊區化趨勢下退休老年人遷入郊區和非老年人向大都市遷移的郊區老齡化“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過程；③70年代經歷了老年人和非老年人同時遷入但老年人遷入比例相對較高的郊區老齡化“匯合集聚（congregation）” 過程。可見，各地區老齡化的過程和結果會因其不同年齡人口的遷移率而完全不同[31]。
1.3 老年人口遷移
老年人的空間分布和集聚的主要動力之一是老年人的遷移，因此，對老齡化空間模式的研究也刺激了地理學者對老齡化和移民長期關系研究的興趣[32]，20世紀70～80年代，歐美國家對此進行的大量實證研究從國家、區域和城市內部等不同的空間尺度展開。
對一國范圍內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多為利用普查數據，探討退休老年人在生命周期改變，如退休、喪偶、再婚、重病傷殘等發生時，在不同地域間的遷移行為。如對美國的研究顯示，20世紀60年代老年人口移動的數量和比例增加，多數是由北部各州遷向南部和西部的佛羅里達、加利福尼亞等陽光地帶（the Sunbelt）[33]，而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西部老年人遷入數量逐漸減少直至變為凈遷出區域，原來為凈遷出的東北部和中西部老年人遷出數量出現下降趨勢[34]。在這些老年移民中，年輕時因為工作離開故鄉而退休后選擇回鄉養老的遷移稱為回歸遷移，同樣較多的回歸遷移是趨向陽光地帶或者退休者地帶[35]；也有部分老年人因身體機能下降或失偶而回遷，還可能因為更進一步的老年衰弱而再次向養老機構遷移，這樣一個遷移周期體現了老年人生命晚期不同階段的遷移模式[36]。同時國家尺度的研究出現了少量的關于老年人季節性遷移和跨國遷移的文獻，研究學者們通過問卷調查獲取數據后分析認為，季節性遷移的經常發生可能預示著老年人會發生居住地的遷移[37]，如果老年人經常進行季節性遷移且滯留遷移目的地時間較長，超過在原居住地的居留時間時，其真正的常住地就有必要重新定義[38]。
基于都市區與非都市區和城市內部空間尺度的老年人口遷移的研究顯示，這一尺度的遷移是老年人口遷移的重要部分。如美國20世紀70年代老年人與其他年齡人群一樣從農村向大都市遷移，此后又從同一個都市區內部大規模穩定地遷出到非都市區[39]，同時遷入都市區、尤其是中心市區的老年人數量逐漸減少，都市區成為老年人外向凈遷出的區域[40]，整體呈現老年人口從都市區向非都市區擴散遷移的趨勢。同樣的對美國城市內部的老年人遷移的研究發現，老年人從城市中心CBD到郊^的離心遷移大于從郊區到CBD的向心遷移[41]。
關于老年人遷移動因的研究主要關注于老年個人屬性特征、家庭特征和遷入地特征3個方面的影響因素。Walters探討美國退休老年人群遷移影響因素并劃分3種遷移類型：第一類老年遷移者具備較好的經濟、身體狀況，為了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而遷往具有宜人氣候和居住環境舒適的地區，屬于享樂型移民（amenity migrants）；第二類老年遷移者往往是失偶的經濟和身體條件較差者，由于經濟和居住的依賴性通常往生活成本較低的地區遷移或是尋求成年子女照顧而選擇和孩子居住，屬于救助型移民（assistance migrants）；第三類老年遷移者通常是不與配偶同住的嚴重傷病者，因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專業的陪護和護理，因此會遷向醫療設施較好的地區，這類老年移民屬于嚴重傷病型移民（severely disabled migrants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42]。由此可見，不同的老年人健康、經濟、家庭特征和社會環境特征等導致老年人發生遷移行為的原因不同。
2 對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的研究
2.1老年人健康與照護
地理學者從人文主義、女權主義以及其他理論視角持續而深入關注老齡化領域的研究聚焦于醫療、保健、照護和空間的關系上[43]。早期的老年人口健康地理學主要集中于在較小的單位區域對老年人口的健康狀況進行調查分析并集合成諸如社會健康圖集的文獻[44]，或是繪制具有老齡化負面含義如死亡率和發病率（例如癌癥和心臟疾病）、剝奪和死亡率之間關系的范圍圖[14]，以及大量關于老人護理的研究文獻如關注于發展良好的社區護理實踐模式和在這些模型后面的理論框架、正式和非正式護理之間的關系和隨之而來的政策影響、增長的社區護理對家庭的影響等主題的研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地理學者一直致力于關注健康地理的演變和擴展合作，專注于把地方（place）當做一個健康老齡化決定因素的研究任務，即空間和地方影響老年人口幸福感的途徑[45]。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地理老年學家 Rowles、Harper 等的前期研究成果，從局部或微觀尺度分析老年人和地方之間的關系入手，揭示在此語境下照護和支持所起的作用，研究內容涉及理解老年人與家及周邊環境契合的狀況及體驗，這些空間情景的社會、情感和物理特征，以及這些空間、距離如何影響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和身心健康及由家庭提供給老年人的照護[43]，由此理解日常生活中地方（特別是家）是如何和為什么對老年人口照護和支持起重要作用的[46]。
2.2 老年人生活環境
地理學家持續關注人類經驗中環境的重要性，研究了老年人生活和護理的地點、空間和時間的重要性并形成了關于地點是不確定的、復雜的和有爭議的重要觀點[47]。隨后對環境和設施的深入關注使地理學家進一步理解了社區、城鎮、城市以及特定的建筑環境如家庭方面[48]、居住護理環境和醫院[49]等支持或挑戰老齡弱勢群體[50]的方式。生活在農村環境中的老年人面對的挑戰繼續吸引少數地理學者的特別關注[51]。
地理學者從社會老年學角度長期關注老齡化和空間、地點之間聯系及擴展[52]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是老年人居住環境，包括老年人住房及其對住宅設施設計的影響、老齡社會空間隔離等，這些研究為應對以現行政策和規劃為導向的 “健康老齡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區”主題做出了貢獻[53]。學者們關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會結構分析的變換，晚年住房選擇形式不斷地受到結構約束，老年人面臨的多種住房選擇依賴于他們的時間、空間和社會地位[5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經濟地位和社會不平等持久影響晚年住房機會的分化，且通過政府住房政策被進一步限制，從而也影響老齡化社區空間格局的形成[55]。在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環境影響的研究方面，對某些特定環境如住宅[56]、封閉的退休社區[5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們生活其中變化的社會和物理環境之間的關系。
對老齡社會空間隔離的研究出現了批判性地評估社會和空間結構之間的關系的傾向，揭示種族、性別和階層的空間綁定定義[58]，探索老年人的空間和社會分異，更重要的是理解年齡的社會和空間隔離背后的現實[59]，Laws的研究通過追蹤年齡關系的城市歷史來反映代際關系與城市建設環境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60]，Rogerson運用GIS空間技術比較了美國15個最大城市地區老年人群體的社會隔離狀況[61]。
3 對老年服務供給的政策評估
由于老齡化社會的需求，西方國家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于老年服務設施和老年社區建設以改善老年人生活環境，老年人更多地在公共養老機構接受照護服務。但隨著越來越增加的老年人養老保障和服務需求，20世紀80年代許多國家遭遇了“福利危機”，政府為了減輕沉重的養老負擔，實施了以私營化占相當重要地位的各項社會福利改革方案，與官方和民間達成的將家庭及社區當作最佳養老地點的共識――“就地養老”相關的照護政策得以推行，如美國的“基于家庭和社區的服務”和歐盟的“長期照護制度”方案等。對此，許多西方地理學者對老年服務供給模式和政府福利政策實施的效果進行分析后一致認為，社會經濟、政治和制度的變化造成了衛生服務重組，導致了服務設施區位變遷，從而影響了老年人獲取、使用衛生保健服務的方式[62，63]。
學者對加拿大安大略省長期護理服務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服務接受者和提供者看待長期護理服務改革的觀點，結果顯示在特殊的政治結構和制度框架背景下，政策改革后服務供給模式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對老年人使用服務和服務提供者導致更大的潛在的脆弱性[64]。長期護理服務改革的影響也波及到更廣泛的空間：Joseph和Chalmers在新西蘭的研究揭示，長期護理提供的私營部門轉向已經導致在農村地區相對于城市地區較少的服務，盡管越來越多的老年人住在農村社區[65]；Fortney 等對美國社區服務方案的研究表明，農村老人因為居于地理可達性較差的地方，因此很少獲得家庭/精神健康服務，他們可能面臨在醫院或養老院接受照護的困境[66]。針對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生活在社區服務缺乏的農村地區的狀況，很多學者強調需要為此考慮解決的策略。所有這些地理學者探討的焦點是，要想保證服務供給分配的相對公平，該如何規劃布局服務設施的區位和尋找適宜的服務提供方式。
4 對老年個人日常經驗的研究
歐美國家的地理學者認為，老齡化地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人文主義傳統提供了許多了解老齡化和老年人與空間、地方關系的新視角，從人的層面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體驗出發，研究一定環境條件下其對空間和地方在身份、意義、滿意度和依戀感方面的體驗質量，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與老年人的生活和經驗之間塑造和被塑造并且不斷交織發展的多層次、動態過程，從而完整理解老齡化的演化過程及其社會效應。這方面研究的獨特視角是關于地方（場所）的研究，以美國地理學家Rowles在1978年描述社區變化中老年人的地理體驗[52]為始，持續在微觀尺度上關注老年人對各種地方（如家庭、社區、村莊、城鎮、養老院等）的主觀體驗，多運用傳記、口述歷史、民族志、回憶錄等參與性、質性研究方法探索老年人的家及其周邊生活環境對其地方依賴、身份認同及身心照護等的影響[67]。
對老年人經驗的研究較大部分是關于一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環境的體驗。Rowles持續對阿巴拉契亞農村老年人日常生活世界進行探索，使用充滿地方感和農村環境生活感覺的定義和概念評論老齡化和地方[68]。Rollinson在他詳細研究芝加哥入住單人間酒店的老年人的日常經驗時，采用民族志傳統，揭示居民每日生存斗爭的細節，并發現他們的“街道危險故事”加劇了窮人、老年城市居民的地理和社會隔離[69]。Harper利用符號相互作用理論和民族志材料來探索老年人與他們生活周邊環境的關系以及他們與親屬發展的相互關系[70]。Elder的研究明確指出老年個人生活中歷史（時間）和地理（地方）的重要作用，給予了地理學者以生命歷程線索重要性的啟迪[71]。近來老年人地理的更多主題是與家的意義相結合的研究。隨著老年人能力下降，居家時間增加，老年家庭逐漸變成保健和社會照護的一個站點，家居空間日益呈現復雜性質[72]。地理學家主要研究家居空間影響生活和經歷的復雜方式，和就地方、身份、意義和依戀感方面的體驗質量[48]。此外，家居空間被看作是這樣一個地點――一方面，它使人產生舒適性、私密性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是突出恐懼和失落或提供脫離接觸和撤離的地點[73]。
對老年人經驗的研究中，少量研究集中在老年時有影響力的“精英”式歷史人物的傳記研究。比如，Cameron和Forrester對生態學的先驅Arthur Tansley（1871-1955）的研究，探討了其晚年的工作是如何富有成效的[74]。近期對Uvedale Price（1747-1829）――一個英國風景畫作者的研究通過考察其生活史，深度評論年老和疾病對他的影響，他對于老齡化的看法和他如何能夠保持體力和智力活動，以及人們如何看待他的年齡增長的[75]。Said 關于“晚期風格”的工作認為偉大的藝術家和作曲家晚年創造的音樂并不總是與他們的生活和事業相協調而以平靜和鼓舞人心的方式結束，相反，它可能是深刻斷裂和充滿矛盾的，并且可以演奏得比以往更輝煌和富有影響力[76]。
5 對中國老齡化地理研究的啟示
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研究以老齡化和老年人與空間、地方之間相互關系為核心，從區域空間、社會經濟和文化、地理學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的3個基本視角[8，77]，對人口老齡化的空間模式（老年人口空間分布和遷移）、老年健康與生活環境、老年服務供給和政策評估、老年人日常生活體驗等方面展開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近期的研究受人文主義思潮和文化轉向的影響，由之前宏觀層面研究探討老齡化社會演化的自然規律轉向對老齡化的演化過程及其社會心理和文化方面的意義進行理解和詮釋，研究方向越來越趨向于從中觀和微觀尺度研究老年人生活環境和個體生命體驗，研究方法逐步由初期的描述性和數理統計定量分析方法轉向傳記、口述歷史、民族志等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參與性的方法，質性分析和個性化案例研究越來越受重視。西方老齡化地理研究分階段的主要思潮、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等如圖1所示。
中國人口老齡化快速發展，1999 年60 歲以上人口超過10%，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作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中國社會發展面臨人口的快速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和挑稹20世紀80年代國內學者開始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從人口學、社會學、經濟學、老年學、醫學、建筑規劃學等學科交叉融合發展的研究視角，重點關注人口老齡化演變趨勢預測及生育政策調整、老齡化社會經濟影響尤其養老保障和養老保險、積極老齡化應對策略等領域。中國地理學界對老齡化的研究起步較晚，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成果逐步豐富，研究內容涉及人口老齡化時空特征和區域差異[78-80]、老年人日常活動和流動遷移行為[81，82]、老年公共服務需求和老年社區建設[83，84]、老年人健康和生活環境[85，86]、養老服務空間組織和規劃[87-89]等，多為運用定性描述分析、統計分析和地域空間分析、空間統計學等實證研究方法來刻畫宏觀的老齡化空間格局，以及對老年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感的模型分析等。
總體來看，中國老齡化地理研究在較短時間內取得了比較豐富的成果，研究角度涉及老齡化較多方面，研究體系初步形成，但在理論、方法和一些重要研究議題方面還較為薄弱，老齡化地理學需要進一步完善充實。借鑒西方國家老齡化地理學的研究，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 拓展研究視角。與國外的研究相比較，國內老齡化地理學研究偏重于區域空間視角的老齡化區域空間差異和老齡化設施規劃等少數方向，較多與人口學、公共健康、環境心理、城市規劃等學科交叉融合而較少與社會文化和經濟、管理等相關學科融合，因此地理學在面對老齡化影響地域空間的實際問題時缺乏多維度多空間尺度的綜合應對。今后老齡化地理學應注重拓展社會、經濟和文化視角的研究，加強與社會、經濟、文化、管理、技術等相關學科的交叉融合，從中汲取多樣化的理論和方法以促進學科持續發展。
（2） 擴展和深化研究內容。雖然中國地理學已經從多角度對老齡化問題進行了探索，但對比國外老齡化地理學圍繞老齡化與空間、地方相互關系核心問題的各方面進行的深入研究，尤其越來越趨向于注重中微觀的地方與老齡化關系的研究，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則更多偏重宏觀和中觀尺度的空間研究。實際上，對地方的研究更具有現實意義，比如社區和家庭照護的現實需求就十分突出，因此，對老年社區建設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老齡化地理學在地方和老齡化關系方面進一步擴展和深化的重點研究內容之一；同時加強對老年人日常生活體驗及心理情感等微觀因素的研究，更深入分析圍繞老年人養老照護的相關利益者的需求以適應老齡化社會的規劃理念等。
（3） S富研究方法。對比國外老齡化地理學研究方法逐步由定量、數理統計分析方法轉向運用民族志、口述歷史、傳記等具有創新性的、參與性的質性研究方法，中國地理學研究老齡化問題仍多采用地域空間分析、空間統計學等傳統的實證研究方法。為了在描述社會空間格局演變和機制的同時深入細致探究現象背后的本質，未來中國老齡化地理學研究應該對質性研究、關系方法和非表征方法等新方法加以重視，拓展多元化研究方法，促進學科領域內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研究并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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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geographies of ageing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udies in China
ZHOU Chun-shan， TONG Xin-mei， HU Jin-can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chool，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篇7
人們最初關心中國人口問題主要是關心它的數量問題，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快速增長的人口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影響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人口政策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偏重人口數量的控制。這種偏重是無可非議的，因為即使在今天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況下，由于人口基數龐大，加之人口發展的慣性，使中國仍面臨著巨大的人口數量壓力。然而，正當人們討論如何控制中國的人口數量，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萬人口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而擔憂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國又面臨另一個挑戰：人口老化問題。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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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運營模式；養老養生地產；人口老齡化；地產轉型
一、發展養老地產的意義
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注重發揮家庭和社區功能，優先發展社會養老服務，培育壯大老齡服務事業和產業”。我國老齡化社會，城市老齡化已很嚴峻，現有養老機構遠遠低于市場需求，且缺乏中高端配套。急需民間資本進入養生養老產業發展。從中央到各級地方政府均出臺若干政策法規，鼓勵民營企業進入養生養老市場。
養老養生地產是養生地產與養老地產的復合體。對于客戶來說，養老養生地產是為有養生需求人群及老年人提供適合養老養生的住宅、設施及服務，滿足相關需求人群和老年人特殊需要，融合復合地產和現代服務業的一種新興地產業態。對于運作主體如房產公司來說，養老養生地產是一種立體的開發經營方式。它復合了房地產開發、養老養生服務、商業地產運營和金融創新等屬性。對于社會來說，養老養生地產是中國實現居家養老、社區養老與機構養老相結合等社會化養老的有效載體和實現形式，是提升生活水準、生命質量和公民尊嚴的現代服務業的消費載體，正在引領和推動著養老產業的發展以及生命健康產業的發展。
二、成都市老齡市場現狀分析
成都市2009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齡事業發展狀況報告顯示，截止期為2009年12月31日
三、現階段養生養老基本模式
對比表明，養生房產相對于普通房產，養生房產通過轉讓10-15年的物業使用權、入住權收回全部或部分物業投資成本。其剩余年限的物業產權價值（含增值）為最終實際收益。按普通地產30%贏利能力計算，養生房產的贏利能力（即使不含養生主題本身贏利）達到普通房產的3倍以上。
五、運營模式
1、模式核心是打造具有養生養老功能的物業、設施；針對養生養老核心功能，建立高標準養生養老服務體系、服務標準；輔以生態養生景觀的規劃設計，共同營造出一個具有高品質養生養老、醫療健康、娛樂休閑、生活購物的高服務標準的國際型高端生態養老文化社區；
2、 構筑養生養老核心理念
以環境養生、營養養生、運動養生、科學知識養生、文化藝術養生、醫療保健養生五大養生主題為養生核心理念；
3、 以養生核心理念為基礎打造養生服務體系，規劃具體服務項目，擬定詳盡的服務標準；
4、 將物業功能與養生具體項目高度匹配融合，使得物業富含養生文化內涵進行全方位的功能打造；
5、 通過銷售養生養老項目服務銷售物業的產權、使用權、入住權。主要以會員制方式銷售養生會籍，銷售養生養老項目服務。通過銷售養生別墅、養生公寓產權發展會員獲取會籍。通過銷售養生別墅、養生公寓、養生酒店入住權、使用權發展會員獲取會籍。
六、養老地產項目社會價值
1、能極大緩解當地老年養老床位緊張的狀況，替當地政府分憂、為老齡人人謀福；
2、促進生態養生養老市場繁榮，提升企業品牌價值，為老齡人者提供一個創新性、全方位的養老、療養、休閑場所；
3、改善人居環境，帶動服務業和周邊產業的共同發展，為當地區域經濟發展提供重要補充；
4、安置當地失業、無業人員勞動就業的機會，為政府和相關部門排憂解難；
5、可以有效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承擔起中國元素在國際、國內的傳承和傳播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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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京津冀；文化養老；老年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近年來，人口老齡化進程加快，老年人口規模不斷擴大。老年人的生存狀況和精神面貌直接影響到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和社會的穩定發展。搞好老年人的文化建設，為其提供全方位的以豐富精神文化生活為支撐的文化養老服務，實現“老有所樂、老有所學、老有所為”，是整體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公共文化服務所涵蓋的重大社會現實與問題。本研究從文化養老視角出發，探討構建京津冀區域老年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性及相關策略，對京津冀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推進發展文化養老事業，豐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實保障老年人的文化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1國內外研究現況
西方國家對公共文化服務的研究涉及政策法規、主要模式、治理機制及績效評估方法等多方面，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相對完善，國民素質及人們生活的幸福指數普遍較高。我國關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研究始于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建設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戰略目標。近年來，國內學界對于公共文化服務的諸多理論和實踐進行了探索，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文化服務及體系的內涵界定、供給主體定位、經驗模式、績效評估以及省市、農村、民族地區等公共文化建設方面，但在理論與實踐的聯系上仍顯不足，且在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同時，針對老年人特殊群體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研究尚罕見報道。特別是從文化養老視角探討京津冀區域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協同構建的研究目前尚未見有文獻報道。
2京津冀老年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意義
當今，京津冀協同發展已成為國家的發展戰略之一。京津冀區域人口老齡化壓力和養老問題的日益凸顯對三地的協同發展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關于京津冀協同發展方面的報告多次指出京津冀要實現協同發展，打造面向未來的首都經濟圈、需要推動區域發展的創新，需要探索城市布局、發展開發區，尋找生態文明建設的途徑、需要協調人口經濟環境，保障京津冀地區優勢互補［1］。在此大背景下，構建老年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充分發揮公共文化服務在社會養老服務中的作用，對京津冀區域協同構建與發展和諧的文化養老環境，積極應對京津冀人口老齡化問題，解決三地養老供需矛盾，豐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實現老有頤養，進而推動京津冀區域養老及文化服務事業的健康協同發展，完善文化體制和文化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3完善京津冀老年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對策建議
京津冀協同構建中對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關注普遍較少。京津冀三地養老相關扶持政策尚未實現統一，三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公共文化資源配置不均等，現有文化養老服務專業化水平較低都是阻礙京津冀區域文化養老服務協同發展的重要因素。通過完善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來保障三地老年人的精神文化滿意度和幸福感，需要考慮到老年人群體的特殊性，需要政府、社會組織、社區和老年人自身的共同努力。
3．1增強對老年群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重要性的認識
近年來，文化部已將老年群體作為公共文化的重點服務對象，將老年文化建設作為推進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重要抓手，采取有效措施不斷提高針對老年人的公共文化服務水平［2］。人口老齡化問題日漸突出的京津冀區域，要實現環首都經濟的協同快速發展，更應注重搞好老年人的文化建設，提高老年人精神心理健康。充分發揮京津冀三地特色與優勢，尋找關聯性與互補性，加強地域間、部門間的協調配合，完善老年群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3．2制定必要的文化發展規劃和監督機制
制定京津冀區域老年文化發展規劃和監督機制，完善老年公共文化服務體制機制是推進三地老年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保障。要把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共同締造文化養老環境列入政府的發展規劃［3］。同時，要切實保障老年人的文化權益，使文化養老工作能夠順利開展，還迫切需要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有效保證公共文化服務在文化養老中所能發揮的重要作用。
3．3加強政策支持與資金投入
老年公共文化服務的順利持續開展，需要政府各部門和社會組織提供相關的支持和資金投入。政府應加大對老年公共文化服務及相關文化建設的政策傾斜和資金投入力度，設立老年群體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專項資金，同時，廣泛征集社會力量參與到老年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當中，鼓勵社會公益投資和募捐活動，以提供充足的經費保障。
3．4加強對專業服務人員的培養，提升整體服務水平
目前，我國從事公共文化服務的專業人員存在一定的缺口，能夠為老年人提供相關健康咨詢、技術指導、文化教育和服務的專業人才更是捉襟見肘。加強對專業服務人員的培養，對公共文化從業人員進行資格認證和規范化管理，提高現有文化從業人員的基本素養，更好的為老年人提供高效、專業、均等的服務。
3．5完善老年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創設文化養老環境和氛圍
從硬件和軟件兩方面完善老年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加強社區文化活動中心、老年人活動站、健身廣場等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并完善相應設施配置。同時，努力建設覆蓋范圍廣、功能健全、實用高效的區域公共文化網絡平臺，實現京津冀區域公共文化資源共建共享，為三地老年人提供更豐富的文化信息資源，創設和諧的文化養老環境。
3．6開展形式多樣的老年文體活動，支持和鼓勵老年人
“老有所為”以基層社區為單位，組織開展形式多樣的老年文體活動，發展適合老年人的健身項目和娛樂活動。如，健身隊、臺球隊、門球隊、柔力球隊、京劇票友團等老年人娛樂活動。還可開展詩文創作、琴棋書畫、文藝演出比賽、體育競賽、文體旅游等文體活動。使老年人不僅在比賽和活動中取長補短，切磋技藝，而且在其中找回快樂，找到自信，收獲友誼。
4結束語
在京津冀一體化背景下，大力推進老年公共文化服務的發展已成為必然趨勢。以京津冀老年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統一規劃管理為導向，在老年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中三地應不斷探索、大膽嘗試，提高老年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推進京津冀區域老年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一體化的建設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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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保險資金；養老產業；人口老齡化
在世界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的大背景下，如何能在挑戰中擺脫經濟發展的困境并贏得長足的發展，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而這一系列現實問題的解決，就勢必需要保險這個強有力的后備軍。中國養老產業發展狀況的好壞關聯到了每一個中國人民的實際利益，關系到社會秩序的維護與穩定，保險公司根據自身優勢，參與其中，加大實物投資力度，為養老產業注射入了新的活力。
一、保險資金投資養老產業的背景及意義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近況
截至2016年末，我國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已經突破1.5億大關，并且已經占據了總人口的十分之一，老年撫養比也隨即超越了上一年年末的14.3％繼續向前挺進，我國不僅擁有最多數目的老年人口，還進一步演變為老齡化進度最快的國家之一。據統計，1987年至2000年期間，老年撫養比由8.3％上升至9.9％，2000年至2013年期間，老年撫養比由9.9％上升至13.1％，比起前十三年上升的1.7％，后十三年上升的3.2％呈翻倍趨勢，伴隨老齡化與老年人口撫養比正相關的程度越來越深，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社會各界的養老壓力也在逐年遞增，保險公司發揮自身優勢及時有效的解決老齡化問題刻不容緩。
（二）我國養老產業的發展狀況
長期以來，“未富先老”的現實所導致的老年人購買能力不足這一問題是制約著我國養老產業發展的關鍵，而受中國早年特殊國情的影響，未能及時控制生育規模以及早期各部門對養老產業的不加以重視，我國的老年產品和服務市場的發展滯后于西方發達國家，目前還處于成長的初期階段，發展前景較廣闊。
（三）投資意義
受傳統“養老防老”和“儒家孝道”觀念的束縛，我國對養老產業重視較晚，保險資金與養老產業的契合性很強，“富人變老”將會成為我國保險資金投資養老產業的最大紅利，保險資金的注入不但可以助力養老產業的社會化大發展大變革，還能夠為保險公司自身謀福利，響應政府政策為國民謀福祉，向“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的時代進發。
二、關于我國保險資金投資養老產業的SWOT分析
（一）自身的優勢
與半個世紀前就已經涉足養老產業的世界主流國家相比，我國的養老產業目前剛剛進入狀態，開發實力甚弱，規模經驗尚淺，后備資金不足，需要倚靠一些雄厚的資金投入來帶動它的發展，因此養老產業的準入門檻較低于其他行業，有利于保險資金對其進行投資。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人民生活發生巨大變化，國民不再滿足于純粹的物質需求，消費水平進一步提升，消費習慣朝著更理性的方向邁入，消費結構更加合理不再盲目過度，這些都為我國目前保險市場的中期發展助力加速，由于它本身的市場份額不勝枚舉，再加上近些年經歷了股市、海外和基礎設施等大型投融資項目回籠了大量資金，已經具備足額的用來投資養老產業的資本。
保險資金注入養老產業與保險公司推廣的長期護理保險存在著緊密的聯系，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保險公司一方面可以通過投資養老產業完善和推廣自家的險種，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對險種的創新和改進來支持自身投資，做到利益雙收。
（二）存在的劣勢
目前從事保險投資的工作人員數量少且很難適應保險投資新時代的發展要求，而從事保險銷售的人員雖然規模大、數量多，但他們的職業素養普遍較低，難以在投資型大環境下提出什么建設性的建議，種種限制性因素都制約著保險公司投資視野的開闊。
自從2004年以來，我國的保險公司開始向各個領域進行大規模撒網式的保險投資，但是其投資沒有明確的主體和方向，還存在有一定的跟風性，對養老產業的投資經驗尚淺也致使保險公司無法開展大規模養老產業投資局面。因此，造成“魚不上鉤”的困局也是在所難免。
在我國，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深入人心，在“未富先老”的時代背景下，國內目前的養老基礎實施落后，養老產業自身發展心有余而力不足，還需要進行較長時間的摸索才能找到適合其發展的新思路。
（三）面臨的機遇
隨著我國老齡人口數量的逐年急劇上升，“十三五”期間，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發嚴重，二孩政策全面放開導致家庭結構開始改變，民眾的保險意識也在不斷增強，政府針對此現狀出臺了一系列的意規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保險需求日益多元，這些都為保險資金注入養老產業贏來全新的發展機遇期。
開明的國家政策支持是我國保險資金投資養老產業的一大重要機遇，“富人變老”也將會成為我國保險資金注入養老產業的最大紅利機遇，正是由于這些人對自己晚年生活質量的要求高于普通民眾，他們將成為帶動養老醫療需求水平提升的主力。
同時，我國保險企業可以通過借鑒國外優秀的發展經驗，快速投入資本，多種模式配合下發展養老產業，多吸取教訓，少走彎路，開發具有中國特色的養老模式，形成保險投資資本的高效利用。
（四）面對的挑戰
受固有“養兒防老”和“儒家孝道”思想觀念的羈絆，我國的大多數居民都不太能接受收容所、老年公寓、養老院等這些類型的養老安排，大多數老人還是更愿意自己的老年時光能夠在含飴弄孫的快樂中度過，而大多數的中年人也希望讓自己的父母長輩在老年時光有子孫陪伴，盡享天倫之樂，從而造成養老機構無從發揮自身價值的困境。
我國大部分的居民缺乏對老年大學、老年文體中心等老年服務機構的認識，且接受機構宣傳的途徑較窄，尤其是偏遠的農村老齡人口，子女在外務工無暇顧及，造成他們的視野較為局限，思想得不到深層次的開化，使得這部分老齡群體對一些新事物抵觸，甚至是排斥。
我國缺乏大量的針對老年群體的專業護理人員，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失能化比率的逐年加重，尤其對于患有老年癡呆或存在其他認知能力障礙的老年人來說，能夠得到專業的護理人員看護顯得尤為重要，也正是由于我國從事保險投資的專業人才鳳毛麟角，才致使保險公司對養老產業這一塊資本投入的長久疏忽。
受到我國早年部分較低素質保險營銷人員的影響，保險在我國依舊還是一個不太好的代名詞，投保人對保險人缺乏一定的理解與信任，為保險公司資金投資帶來了困難。
三、發展策略和建議
為了實現保險投資資金的合理有效分配，同時為社會養老現狀獻出一份綿薄之力，應該做到以下幾方面工作。
保險公司應當制定企業專業部門嚴格的準入機制，提高就業準入門檻，加強公司內部職業技能素養培訓，努力做到崗前崗后教育緊跟時代步伐，培養出能充分適應保險時代變革的優秀保險專業人才。
保險公司急需強化對老年大學、老年醫護中心、老年文體中心等老年服務設施的宣傳力度，上山下鄉進社區走街道，竭力開設相關宣傳講座，充分發揮互聯網及多媒體的有效力量，讓更多國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老有所養的必要性，努力引導“科學養老”、“健康養老”、“快樂養老”的觀念深入人心。
保險公司應當積極開發一些類似于長期護理保險的險種，充分運用新理念、新渠道、新模式，加快形成以創新為導向的保險企業發展新動力、新思路，實現保險投資資產與保險自營資產之間的協調配合，同時實現二者的贏利雙收。
保險公司理所應當及時、認真、公正的總結歷往投資的成敗，分析成功經驗，總結投資失敗的教訓，完善相關的公司管理制度，規范公司運作，改善保險公司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努力提升國民的好感度，做成一個讓國民足夠信賴的好企業。
四、結束語
將保險資金注進養老產業，勢必為我國保險企業健康有序發展增添活力，為養老服務建設添磚加瓦，為人民福祉謀劃一條新出路。我國保險公司應當積極學習西方先進的經驗，并結合自身發展的歷史和現狀，明確發展方向，認清發展的優勢所在，同時規避和彌補自身的不足，從而抓住機遇，勇敢地迎接挑戰，在逆境中謀發展，在困難中找出路。只有順應時代的大潮流，借助政策的新形勢，加大人才的培養和觀念的引導，才能迎來保險發展的美好明天！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養老產業定能成為保險發展史上的新輝煌，公平、有效、可持續的養老保險體系終將覆蓋全社會，中華兒女的“中國夢”終將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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