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宗族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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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當代宗族現代性反現代性反思

[論文摘要]文章通過對當代宗族現代性與和現代性理論境遇的深入剖析，指出當代宗族現代性與反現代性論爭的彰顯并使之陷入理論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傳統性與現代性的沖突，而是理論自身不夠成熟或存在某種缺陷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傳統宗族和當代宗族認識與把握上的失準，因而文章強調應對原有的研究方法加以檢討，進而對傳統宗族和當代宗族進行重新審視，以期給予當代宗族一個準確的定位。

自20世紀初，我國的宗族力量就開始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并陷入全面的解體之中，宗族力量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也發生了裂變。這些沖擊部分是由于戰爭的劫難和農民的流動，更重要的是來自政治上封建君主制度的覆滅。新中國成立后，農村殘存的宗族組織又因其所謂的“封閉性”、“排他性”、“反現代性”而被定性為一種落后、封閉甚至反動的封建糟粕，并通過國家政權的力量在政治上、組織上給予毀滅性的打擊，并使人們對宗族的“封建糟粕性”形成了一種不容置疑的思維定勢。宗族組織由此而陷入銷聲匿跡之中。然而，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農村改革的興起，沉寂多年的宗族力量在中華大地上紛紛復興起來，尤其是在東南沿海及華南地區以建宗祠、修族譜、祭祖宗等宗族活動更為活躍。此現象給以前的定勢思維以強烈的沖擊，進而引起學者們對這一問題的重新認識與反思，研究著述斐然。綜觀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學者們大都是以當代宗族的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為其探討的話語焦點，并出現了或者否定、或者肯定、或者折中的觀點。

一、當代宗族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理論境遇

關于當代宗族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論述，較早的觀點多持否定的態度。撮其要者，約有:農村宗族與宗族主義，都是建立在封建的、落后的宗族文化基礎上的，并與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形式相適應的，是封建社會制度的反映，也是封建社會制度的一個要素，因而它與現代社會制度和現代文化是不能相容的，宗族主義是農村現代化的一大障礙。宗法組織在中國農村的復興，無論從哪個角度觀察，都是一次文化大倒退，必將導致劇烈的社會沖突。它的發展和壯大，意味著中國的現代化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宗族文化在本質上與農村現代化是相悖的，具體體現在:宗族文化的“宗法”與現代化的法治相悖；宗族文化的血緣性與現代化的血緣性相悖；宗族文化的封閉性與現代化的開放性相悖。所以，對于傳統宗族文化的態度，只能是改造，并用新文化去取而代之。簡言之，“否定論者”普遍認為，宗族因素無正面作用，當代宗族只不過是傳統宗族的殘余與繼續，因而視其為“封建勢力的抬頭”、“黑惡勢力的匯流”、“現代化的反動”等等，應對之進行限制，禁止。

在“否定論”幾乎成為通說之時，也有學者認為:宗族制度是一種能夠容納現代化持續變遷問題與要求的較有彈性的制度形態。宗族不僅適應于封閉的自然經濟社會，也適應于開放的商品經濟社會。農村社會的宗族組織會繼續存在下去并不斷發生變化。當代農村宗族組織已經打上了時代的烙印，產生了變異性的表現。由于漢人宗族那些源于血緣又超越血緣的內源性根據，就使得當代中國農村宗族的重建和轉型，所遵循的規則顯然就不能與一般的血緣團體的演變規律等而視之，其命運和前途也必定會有所不同，這就能夠證明，血緣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經過完善的補充和限制，完全可以與現代的文明生活形成一種復雜的適應關系。概言之，宗族原本具有社會互助、發展公益、輔弼國家等無法否定的正面功能，而且宗族的社會韌性，使得它可以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的進行自我更新，因此，宗族可以現代化，應當對之采取寬容的態度。

此外，隨著理論探究的逐步深入，還有一些學者取中道而行之，試圖從辯證的高度來看待該問題，認為宗族本身是一個客觀存在，宗族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生長過程，并且具有兩面性。家族組織在農村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面，擔負著極其重要的職能。它與國家政權之間有著較為廣闊的合作空間，與現代化的主潮流并不處于截然對立的狀態。然而，家族組織又是一柄雙刃劍，以它為表現形式的族際沖突，以及由于政府處置不當而引發的普遍不滿，很可能在家族組織復興中成為某種破壞性的力量。因此，應當對之采取限制和利用的雙重策略。

二、當代宗族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理論境遇釋析及新探

近代以來，傳統文化的命運成為每一個中國人必須面對的思想文化難題。農村宗族所體現的是一種草根性的社會組織力量，而這一組織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承載者。因此，對于當代宗族的理論境遇在學術上的彰顯，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主要是因為宗族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分支中的重要一支也遭遇整體性的文化困境，這種文化困境是由如下兩個方面所致:一方面是來自傳統文化自身的整合方式難以發揮社會功能從而又面臨一個自我秩序崩潰的危險，以致近代中國社會的人心秩序與社會秩序無法在既定的傳統文化范式內加以整合；另一方面是來自西方文化所展現的不同于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制度安排與生活方式的強大魅力，這種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相斥性致使傳統與現代的沖突，最終在發展的選擇模式上形成了一種非此即彼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正是這樣的文化格局使得人們對宗族文化的研究陷入此種理論境遇。

客觀地說，上述解釋在某種意義上看似不無道理，實際上，其立論的基礎卻有失偏頗。把傳統性與現代性的關系以人為的或割裂或對立的方式加以立論顯然是不妥的。如果就目前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狀況而言，上述解釋還有某種或然性的話，那它完全不能解釋為什么當前傳統文化在不斷復蘇，現代化仍然進行的如火如荼這一客觀現實。所以。無論傳統性與現代性在理論上有多大的區別，客觀現實足以證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并非是一組不可調和的矛盾，富有生命力的現代社會的建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需依賴于傳統社會中的某些因素。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事實足以證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并非不可調和，那么，為什么還會出現當代宗族的現代性與反現代性之爭?并且還存在著如此之大的理論分歧?當然，學術界存有分歧是很正常的現象，但分歧太大或一些基本問題難以達成共識，則只能說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夠成熟或存在某種缺陷。

對此，筆者認真檢視近10年來農村宗族問題的學術研究后發現，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確存有極大的值得商榷的空間，并存在深層的理論瓶頸有待突破。具體而言，在認識論上，大多數學者在研究當代宗族時，始終擺脫不了對傳統宗族固有認識的束縛，以致雖然在當前研究旨趣上較之以前有很大不同，但又都在一定程度上暗含這樣一個前提:宗族及其活動有著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目前的宗族仍是一種自為性較強的社會組織。如果任其發展，那么它將同傳統宗族那樣作為一種重要因素在農村社會發揮作用。由此導致對研究中的當代宗族與傳統宗族名則兩立闡述、實則一體待之。就研究的方法論來說，亦是大同小異，基本上都是基于傳統宗族的理論框架論證當代宗族，且論證邏輯大多又是以宗族是“原始遺存”為理論的邏輯起點，并主要集中于強調宗族是“血緣關系的集合體”這一表征的論述上。從而在研究中，進一步使得當代宗族與傳統宗族表面上相異、實質性的混同。就像有位學者所表述的那樣:“就否定宗族者說，因無法突破自己一貫認定的封建宗族框架，無法說明他們自己對農村宗族也認同的公益性、互助性等事實，解釋不了農村宗族發生的極大變化的事實，也解釋不了為何農民對于參與宗族活動表現出的極大熱情。就肯定宗族論者看，同樣由于局限于血緣組織的視野，因而在農村宗族的所謂“私利性”、“排他性”和“狹隘性”等問題上最終與否定論者趨于一致，無法超越就封建宗族論宗族的既定框架，從而使其對宗族積極性的解釋和評價難以自圓其說。”宗族中性論者亦然。

三、結論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于當代宗族現代性與反現代性的論爭，實際上指涉的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由臆想的傳統性與現代性的沖突帶來的如何“對待”農村社會傳統性的組織和2008文化的問題；同時也昭示著對于作為傳統文化主要載體的當代宗族的研究也陷入了理論困境。然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對一個事物無從正確認識的基礎上，又如何待之?在沒有一個正確的方法論作指導的情況下進行研究，又何從識之?不難看出，當代宗族現代性與反現代性之爭及其理論困境就是由此而生的。所以，對于當代宗族的現代性與反現代性在學術上的彰顯并使之陷入理論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傳統性和現代性的沖突以及與之相伴的如何“對待”農村社會傳統性的組織和文化的問題；而是理論自身不夠成熟或存在根本性缺陷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傳統宗族和當代宗族“認識和把握”上的失準。其實，宗族及其活動之所以在傳統社會中生生不息、綿延不絕，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傳統社會既為它創造了條件，又對它產生了需要。而如果考察當代社會還有多少維系宗族制度的條件性因素，就會發現，目前的宗族已主要是自在的人類學群體而非自為的社會學組織。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根本性變遷中，宗族及其活動都將進一步成為無本之木，逐漸淡出農村的政治、經濟等社會生活。此外，對當代宗族的認識和把握也并不僅僅限于眾多血親家庭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一種表征，而更在于血緣家庭集聚在一起這一表征下隱藏的深層次的社會資本，即族員之間、宗族之間、宗族與社會之間、宗族所踞地緣性區域內外等所形成的各種社會網絡關系、信任關系、規范制度等等。所有種種跡象顯示，當代宗族與傳統宗族有著本質的不同，同時又有著不可否認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欲研究宗族問題還需對原有的研究方法加以檢討，進而對傳統宗族和當代宗族進行重新審視，以期給予當代宗族一個準確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