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政黨制度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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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同我國國體相適應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為了切實貫徹這項制度,充分發揮其在整合社會、政治錄用、政治社會化等方面的功能，要充分考慮制度運行的環境因素。必須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奠定我國政黨制度運行的經濟基礎；必須不斷完備制度體系，加強我國政黨制度運行的機制保障；必須建設先進的政治文化，倡導我國政黨制度運行的現代政治意識；必須創建和諧的公民社會，優化我國政黨制度運行的社會環境。

[關鍵詞]政黨制度運行多黨合作環境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理論和實踐都充分證明，它是同我國國體相適應的政黨制度，是我國政黨現代化的必然結果，也是當代世界政黨政治發展的偉大創新。但是,要切實貫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優越性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艱巨性、長期性、復雜性和探索性的特點，要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不斷創建和優化中國特色政黨制度運行的社會環境。

一、完善的市場機制

1、市場經濟是現代政黨政治中多黨共存的前提

從西方民主政治發展的歷程來看，一般遵循這樣的規律：市場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的壯大—→市民社會的形成—→民主政治的產生。而在這個過程中，市場機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是市場機制的展開才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日益走向成熟，使整個社會要求“自由、民主、平等”等原則，強調“天賦人權”的理念，進而使私有制條件下的自由競爭成為資本主義制度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根基。“這個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是政治活動的基本原則，當社會階級和集團之間的政治競爭發展成為有組織的競爭時，政黨便應運而生”[1]P.19.。所以可以認為，市場機制是資本主義多黨共存的前提。

但是，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和市場機制，沒有自由競爭，在政治領域就很難有多黨共存，前蘇聯和法西斯國家均是如此。而我國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幾乎不起什么作用，執政黨包攬了國家和社會的一切工作，享有資源的絕對處分權，使黨、國家和社會全面一體化，社會利益在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下，不僅沒有產生分化，反而越來越集中。在這種環境下，盡管我們的政黨體制是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但各派根本沒有存在和發展的土壤，更沒有發揮作用的必要，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參政的合法性。所以，客觀地講，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束和執政黨左傾路線的沖擊，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已名存實亡。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派長期合作共事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出現了“四個多樣化”，致使“我國的社會階級結構、階層結構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從傳統的工人、農民、干部這種比較單一的階級結構轉向了多元化的階級結構和階層結構。其中，私人企業主、科技創新人員、科研人員、私人企業和三資企業的管理人員以及新興信息產業的從業人員大量增加，這種趨勢是與國際發展的潮流一致的，也是人類現代化進程當中難以避免的一種普遍化的現象。”[2]這些不同的階級階層，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必然需要通過政黨來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居于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目標是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各派代表他們各自所聯系的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的利益，目的是實現社會利益的多樣化，并通過政黨的整合功能，使各種利益通過博弈協調一致,最終實現國家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樣不僅對執政黨來說鞏固了階級基礎、擴大了群眾基礎，而且對派來說也獲得了發展的空間、奠定了合法性基礎。這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兩點論和重點論統一的原則。所以我們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完善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派長期合作共事的物質基礎。

二、完備的制度體系

政黨是民主政治發展的產物，政黨制度的高效運行需要科學完備的民主制度體系作保障。

首先，是領導體制和監督體制的改革和完善。中國共產黨和各派是憲法和法律框架下活動的友黨，政治地位是平等的。歷史地看，派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走在中華民族和人民群眾的前列，走在歷史發展潮流的前列，歸根結底是源于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合法性，而不是強制力,這正是我國政黨制度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根基。所以中共對派的領導只能是建立在提高自身公信力基礎之上的政治領導，而不是組織領導。決不能干涉參政黨的具體工作和合法活動。同時，中共自覺接受派的監督，是因為派具有代表性和進步性，可以幫助中國共產黨提高執政能力，完成執政使命。所以派對中共的監督只能是以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表現出來的政治監督，而不是權力監督。更不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因此，改革和完善中共對派的領導體制，要強調對參政黨發揮職能的服務作用；改革和完善派對中共的監督體制要強調對執政黨提高能力的促進作用。

其次，是選舉制度和代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代議制度和選舉制度構成了政黨制度運行最為直接的政治環境。為此，西方的政治家和政治學家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是中國共產黨和派不是競爭型政黨，這和西方有本質的不同，可他們合作與協商的平臺仍然首選代議機關，即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同時人民政協也是一個重要機關。首先應該強化黨團組織在人大和政協中的活動，提高參政黨的獨立工作能力，并要在人大和政協組成人員的產生方式上有所創新，人民代表大會要進一步擴大界別的比重，使區域性選舉和界別選舉并重，體現派本身的政治影響力；人民政協要大膽嘗試競選制度，使各級各界的知名人士和進步人士能夠在公平公正的機制下參與國家事務的協商，提高其參政的合法性。

再次，是協商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理論上講，協商民主“是一種治理形式，其中參與協商的公民是平等的、自由的，他們提出各種相關理由，說服他人或者轉換自身的偏好，最終達到共識，從而在審視各種相關理由的基礎上賦予立法和決策以合法性。”[3].P3。中國共產黨在經歷了革命、建設和改革歷程后，已經是一個擁有6800萬黨員，長期執政達56年之久的大黨，在全國占有絕對多數的政治資源。而今天的派總數還不及百萬，并且分布在不同的階層和界別，在群眾中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響力相對很小，所以中國共產黨和派的合作，從機制上講只能依靠協商民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探索和創新協商民主在多黨合作中的形式、內容和功能，尤其要探索協商民主程序的法制化問題，使參政黨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和參政議政作用切實得到發揮。

第四、是政黨建設一體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在我國由于執政黨和參政黨二者之間的政治合法性來源是一致的，政治意圖是兼容的，政治活動能力的提高是相輔相承的，這就決定了執政黨的建設和參政黨的建設在制度安排上要實現一體化。中共作為領導核心，在思想建設上既要重視自身的理論創新也要關注派的理論發展，改變派理論建設相對滯后的局面；在組織建設上既要加強執政黨的干部隊伍建設，也要抓緊參政黨中骨干分子的培養，鞏固派通過協商向政府推薦領導干部的人才基礎，不斷提高派參政議政的能力；在作風建設上共同樹立求真務實的精神，拓寬派與廣大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渠道，使中共和派的合作更加適應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只有這樣才能迸發出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勃勃生機，體現無與倫比的優越性。

三、先進的政治文化

政治學家西德尼·維巴認為政治文化，是指“由得自經驗的信念、表意符號和價值觀組成的體系，這個體系規定了政治行為所由發生的主觀環境。”[4]p.97.。我國政黨制度正常高效的運行必須建設先進的政治文化，摒棄封建社會和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所形成的不和時宜政治思想。

一是政黨的工具觀。從現代意義上講，政黨是民眾和國家權力之間溝通的橋梁，民眾就是通過政黨來控制和影響政府行為的。在這里，政黨實際上是民眾政治參與的工具,人們對政黨的認同是建立在政黨的政治合法性基礎之上，可以通過支持率反映對政黨的選擇，也可以通過制度對政黨的權力進行操縱和控制。而我國的政黨最早都產生于體制外，政黨的使命一開始就定位在拯救國家和民族，解放人民群眾的歷史方位，“依黨治國”的觀念根深蒂固，缺少政黨的工具性理念，再加上中國傳統“臣民文化”的影響，自然而然地就產生了政黨高尚化和政黨神圣化的價值取向，民眾沒有對政黨行為進行監督和規范的意識。所以，為了與現代化進程相適應，切實發揮我國政黨政治的優勢，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現代政治文化的建設，倡導社會主義的“公民文化”，樹立政黨的工具觀，使人民群眾清楚地認識到，共產黨執政和派參政都是為了組織、支持和幫助人民群眾當家作主，行使民主權力。

二是參政黨理論。在西方社會，政黨政治的成熟和完善是以反對黨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為前提的。在政黨政治發展初期，反對黨甚至被認為是反動的，危害國家安全的，和大逆不道的。人們對反對黨態度的改變是緣于人們對執政黨權力異化的警惕，并通過理論上對反對黨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和正當性的分析和詮釋，才使反對黨獲得了合法地位，并由此奠定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礎，成為了西方政治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

我國現階段政黨政治理論建設主要側重于執政黨理論的發展和創新，而參政黨理論建設卻非常滯后，人民群眾對參政黨在當今中國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現實性和必然性的認識還十分有限，甚至對派本身也存在諸多的誤解，這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政治文化的現代化。中共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如何建設黨”等問題，對中國共產黨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基礎，完成執政使命做了大量的理論探索。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派也應該積極加強理論建設，并與執政黨理論相匹配，使派博得人民群眾在心理上和價值上的認同，為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運行營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圍。

三是寬容的政治意識。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使社會矛盾在所難免。矛盾和沖突不能靠滿足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壓制另一部分的利益來解決，否則將導致矛盾的激化，而應該相互承認彼此自由自主的權利。這就需要人們對他人的利益、行為、觀點持容忍態度，樹立寬容的政治意識。這種寬容的政治意識對政黨之間合作共事意義十分深遠。

四、和諧的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也是政黨政治現代化的基本前提。簡單地說，構成政黨政治有三要素：公民社會、政黨和國家。我國由于市場經濟發展的時間短，機制還不完善，致使公民社會發育不良，出現了“強國家，弱社會”的態勢，這不利于我國政黨政治的現代化進程，同時也決定了我國政治建設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應著力于公民社會的建設。我國政黨制度的有效運行與和諧的公民社會是相輔相承，互為條件的。

首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要以和諧的公民社會為基礎。盡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和派在指導思想、階級基礎和奮斗目標上有高度的兼容性，存在著堅實的合作基礎，但我國政黨制度的運行在客觀上還必須有一個和諧的公民社會。因為政黨畢竟是社會不同階級、階層和集團的利益代表，如果沒有和諧的公民社會為基礎，比如政局不穩，各個利益主體之間沖突和矛盾不斷激化，甚至發展成為階級斗爭，那么，作為他們利益代表的各政黨，勢必失去合作與協商的基本前提。所以，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社會利益發生了分野，公民政治參與的要求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我國合作型的政黨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必須以和諧的公民社會為大環境。

其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完善和發展，是構建和諧公民社會的重要保證。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現實是，“政黨已經建立，國家也已形成，公民社會卻是弱小的，甚至是缺位的。公民社會的弱小使得公民的政治、經濟利益訴求處于弱勢，助長了政黨越俎代庖的行為，以黨代政，黨包攬一切，政黨國家化、行政化，權力失去監督，執政黨政府不負責任的現象普遍發生”[1]P.103.。但是政黨政治在受公民社會制約的同時，并非是完全被動的。政黨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在化解社會矛盾、協調社會關系和緩解利益沖突方面往往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在我國引導、培育和建設公民社會是政黨的歷史使命，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就及時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命題，并作為加強執政能力的重要內容。歷史將證明，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各參政黨的合作下，努力激發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支持社會組織的健康發展，疏通公民利益表達的渠道，整合全社會各方面的利益，才能形成公平、公正的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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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2005）5號文件，2005，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