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多邊外交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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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對于意圖實現和平發展的中國，多邊外交在其對外戰略中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后，開始參與到國際多邊事務之中，多邊外交實踐逐漸展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政府對多邊外交的重視程度總的來講是呈上升趨勢的。多邊外交逐漸成為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中國；多邊；多邊外交

作為一個和平發展中的大國，多邊外交在中國對外戰略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本文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中國的多邊外交這一重大課題進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討。

一、多邊外交

多邊外交自古就有。二戰以后，多邊外交發展非常迅速。對于多邊外交的概念，不同的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認為，“多邊外交是指在三個或三個以上的國家組成的體系進行的外交活動。它可以在政府間的層次上進行，也可以在非政府間的層次上進行”。也有學者認為，“多邊外交，指兩個以上的國際關系行為主體在多種領域開展的國際合作、交往、協調的行為和方式”。還有學者認為，“多邊外交是指數個行為體通過建立國際組織、締結國際條約、舉行國際會議等所開展的各個領域的合作”。從以上不同的界定中可以看出，多邊外交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多邊外交是與雙邊外交相對應的概念。其二，多邊外交的行為主體在數量上必須超過兩個。其三，多邊外交的行為主體主要是國家，但是也包括其他各種行為主體。

二、中國多邊外交的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第一個時期是新中國多邊外交的起步時期。在這一時期，美國拉攏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采取全面的遏制政策，在外交上孤立中國，在聯合國支持集團，使得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無法得到恢復。美國的敵視和孤立政策顯然對中國開展多邊外交造成了不利影響，中國被排除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會議之外。但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多邊外交依然取得了一些成績。

1949年11月，中國在北京組織召開了亞澳工會代表會議，這是新中國誕生后舉行的第一次國際會議。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中國多邊外交實踐是出席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1954年4月至7月，為了解決朝鮮停戰以后的遺留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在日內瓦召開了由五大國和有關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由朝鮮戰爭參戰各方出席的關于朝鮮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在美國的阻撓下，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是，美國試圖把談判破裂的責任推給中國的企圖未能實現。五大國和老撾、柬埔寨、北越、南越出席了關于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美國對英國和法國談判代表團施加壓力，要求兩國在談判過程中提出令中國、越南和蘇聯無法接受的建議，意圖通過這種方式使談判破裂。由于中國代表團的出色外交活動，加上英法和美國在印支半島的利益上有著很大區別，會議最終達成了日內瓦協議。日內瓦會議在中國多邊外交歷史上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中國實現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次大突破”。

1955年4月，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異”的原則，使得會議避免陷入無意義的爭論之中，為會議的成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會場內外積極開展外交活動，消除了很多亞非國家對中國的誤解和疑慮，改善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系。亞非會議是中國和阿拉伯國家走向合作的一個分水嶺，使得中阿關系獲得突破性的發展，“開啟了中阿建交的大門”。會議期間，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巴基斯坦總理明確宣布，將不會參加任何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而在1954年9月，美國組建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織，其“主要矛頭是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巴基斯坦是該組織的創始國之一。巴方的表態是對美國建立遏制中國的戰略包圍弧線的一個打擊。

第二個時期是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至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這是中國多邊外交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1971年第26屆聯大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該決議的通過“糾正了聯合國的一個重大失誤，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中國很快派代表團參加聯合國，參加了聯合國各主要機構的工作。但是，這時候中國對于聯合國的作用認識得不夠，僅僅把聯合國視為一個發表意見的講壇，對于聯合國的一些工作采取了不支持的態度，最典型的就是中國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上的態度。隨著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恢復和中美關系的改善，中國恢復或參與了很多國際組織的活動。但是受制于中國國內的政治因素，中國的多邊外交實踐依然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三個時期是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至1989年西方對華制裁。自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確立之后，中國以更加積極和開放的心態參與各種國際組織。中國不僅參加了裁軍談判委員會、人權委員會、各國議會聯盟等國際政治組織，參加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國際清算銀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公約、國際農業發展基金和國際海關合作理事會等國際經濟組織，還參加了國際勞工組織、國際原子能機構和國際刑警組織等一些專門性國際組織。

第四個時期是1989年至今。1989年以后，在西方國家的制裁壓力下，中國采取了“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政策，對外交往更加理性務實。為了化解西方的壓力，中國對多邊外交更加重視，多邊外交在廣度和深度上均有明顯加強。

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參加的國際組織分別是美國的70％、印度的80％、世界平均值的80％。截止到1996年，中國參加了51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同一時期，日本、法國、英國、美國和俄羅斯的數字分別是63、87、71、64、62個。

三、中國多邊外交的兩個層次

關于多邊外交的層次，學者們并未達成一致共識。一般來講，多邊外交應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戰略性多邊外交。第二個層次是制度性多邊外交。

在第一個層次，中國多邊外交戰略的正式出臺是在改革開放以后。1986年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廣泛參加各種國際會議組織，開展積極的多邊外交活動，努力增強各國在各個領域的合作。”有學者運用計量分析和語意分析的方法對1986-2005年共20份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多邊外交”的文字表述進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發現我國政府對多邊外交的重視程度是在不斷加強的……總體趨勢是不斷上升的。反映出多邊外交在我國‘全方位’外交工作中的地位不斷上升”。這個研究結果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在第二個層次，中國的多邊外交實踐越來越趨于制度化和機制化。中國參加了大量的、多領域的國際會議，同時也參加了全球性或者地區性的國際組織。此處選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對中國在其中的多邊外交實踐進行簡略的論述。轉1聯合國。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開始參與聯合國主要機構的活動，但是，中國的參與程度有限。在維和問題上，中國基于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對此長期持懷疑態度，甚至拒絕繳納維和費用。按照聯合國的規定，若一個會員國長期拖欠會費，則有可能被停止投票權。但是，由于中國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所以很難對中國采取這樣的做法。為此，聯合國大會專門通過決議，允許中國可以暫時拖欠。自1986年起，中國開始交納維和行動攤款，同時一次繳清以前的全部拖欠款項。1989年，中國首次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在裁軍和軍控問題上，中國態度積極務實。中國認為各國不論大小均應享有參加裁軍談判的平等權利，但超級大國對全面禁止、徹底銷毀核武器與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實現真正的裁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1990年代，中國先后簽署了一系列重要的國際條約，如《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和《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等。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中國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看法。中國一貫贊成對聯合國進行改革，并對聯合國秘書長在聯合國改革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支持。

2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于2001年6月15日在上海成立。成員國為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是“上海五國”機制。而“上海五國”機制發源于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以中國為一方和以俄、哈、吉、塔四國為另一方的關于加強邊境地區信任和裁軍的談判進程。2001年6月15日的《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和2002年6月7日的《上海合作組織憲章》，規定了上海合作組織的宗旨和原則，即“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2004年，該組織秘書處和地區反恐怖機構正式成立，標志著其“成員國的合作正向著全方位和機制化的方向發展”。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是中國多邊外交的一個突出成就，因為它是“第一個中國作為主要奠基人而發起的地區性合作組織”。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參與組建上海合作組織是中國最成功的多邊外交實踐。因為“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周邊的地緣政治環境，標志著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時間里，中國首次在‘三北(東北、華北和西北)’方向上處于十分有利的態勢，并在中亞地區開始成為主導性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還標志著中國外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從過去被動地加入現存的國際體系，開始轉為主動地參與構建新的地區合作框架”。上海合作組織畢竟是一個存在時間尚短的國際組織。因而，有學者提醒，若要避免重蹈歷史上許多國際組織迅速衰落的覆轍，必須從多方面“吸取教訓”，“學習那些成功的多邊組織的經驗而采取一些有效的應對措施”。

3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進行了廣泛與密切的合作，多邊外交相當活躍。這里以禁毒方面的合作作為說明。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形勢相當嚴峻。為了更加有效地打擊犯罪，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禁毒合作方面建立了多種卓有成效的多邊合作模式。除了“東盟+中國”禁毒合作機制之外，主要有以下兩種：其一，建立東亞次區域禁毒合作機制(MOU)。1993年10月，聯大第48屆禁毒特別會議期間，中國、緬甸、老撾、泰國和聯合國禁毒署共同簽署《禁毒諒解備忘錄》。1995年5月，中國、緬甸、泰國、老撾、越南、柬埔寨及聯合國禁毒署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次區域禁毒合作部長級會議(又稱MOU高官會議)，通過了《北京宣言》和《次區域禁毒行動計劃》。2005年5月，在柬埔寨暹粒舉行的東亞次區域禁毒合作諒解備忘錄(MOU)簽約國高官會暨部長級會議。中國、柬埔寨、老撾、緬甸、泰國、越南和聯合國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的代表等出席了會議。會議通過了新的《東亞次區域禁毒行動計劃》和進一步加強本區域禁毒合作的《暹粒宣言》。其二，中老緬泰禁毒合作機制。2001年8月28日，中、老、緬、泰四國禁毒合作部長會議在北京舉行。會后發表的《北京宣言》對四國在禁毒方面的合作發揮了指導作用。2002年1月16～18日，中、老、緬、泰四國禁毒合作工作會議在泰國清邁召開。四國一致決定，加強對湄公河這條黃金水道的防范和打擊能力，完成對湄公河的聯合考察。這是“中老緬泰禁毒合作機制”成員國聯合進行的第一個合作項目。根據上述兩次會議達成的共識，2003年7月，四國禁毒部門成功地實施了湄公河禁毒聯合考察，收集了湄公河沿岸最新形勢資訊，確認問題的高危地區，開展情報交流，評估緝毒執法活動中存在的問題，探討、制定了加強各方合作、提高執法效能的具體工作建議和行動計劃。目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卓有成效的禁毒合作機制已經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主要表現在種植面積的減少、產量的下降和緝獲數量的增加。然而，當前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所面臨的形勢依然非常嚴峻，在雙方的禁毒合作方面也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只要的生產和消費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清除，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禁毒合作就會繼續下去，并且將得到不斷的深化。

4中國與東盟。通過與東盟建立多種形式的合作機制，可以使得中國有效地在該地區推行其多邊外交。中國除了與東盟建立“10+1”機制之外，還與東盟、日本、韓國開啟了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10+3”首腦非正式會晤機制的建立巧妙地避開了東亞區域合作中的某些障礙，促進了相關各國的合作，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2003年10月，中國與東盟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成為東盟的第一個戰略伙伴”。

5六方會談。冷戰結束以后，美朝關系開始惡化。美國懷疑朝鮮試圖研制和開發核武器，因而對其施加強大外交壓力，要求后者接受特別檢查。朝鮮則進行軍事動員，同時決定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為了解決朝核危機，經過多方協商，“六方會談”機制于2003年8月27日開始正式運作。該機制的參與國家是美國、中國、朝鮮、俄羅斯、日本與韓國六個國家。中國在六方會談中大力斡旋，積極推動，有力地促進了會談的成功，使會談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2005年9月19日，第四輪六方會談通過了共同聲明。聲明重申以和平方式可核查地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是六方會談的目標。朝方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早日重返《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并回到國際原子能機構保障監督。美方確認，美國在朝鮮半島沒有部署核武器，無意以核武器或常規武器攻擊或入侵朝鮮。韓方重申其依據1992年《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不運入、不部署核武器的承諾，并確認在韓國領土上沒有核武器。1992年《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應予遵守和落實。朝方聲明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其他各方對此表示尊重，并同意在適當時候討論向朝提供輕水堆問題。六方承諾，根據《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以及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處理相互關系；通過雙邊和多邊方式促進能源、貿易及投資領域的經濟合作；共同致力于東北亞地區持久和平與穩定。

四、小結

新中國成立以后，開始參與到國際多邊事務之中，多邊外交實踐逐漸展開。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政府對多邊外交的重視程度總的來講是呈上升趨勢的。多邊外交逐漸成為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