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道德約束機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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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而來的是妓女數目的大量增加。18世紀末，倫敦的妓女有50000人，而巴黎有30000人。[9]而隨著非法情愛的擴散，為了情愛自身目的而出現了一種新的婦女階層。這類婦女由于社會的需要而迅速地受人尊敬的婦女階層中占領了一席之地。通過這些婦女，已經成為一種自由藝術的愛情得以從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十分淺薄的形式中脫穎而出，而操縱對愛情的頂禮膜拜儀式的權力已經轉移到了“愛情女神”自己的手中。

由于在合法的婚姻中這種愛情根本無法激起人們的興趣，所以，這種情愛世俗化的社會后果就是各種高級妓女成為了這種愛情的化身。因此桑巴特認為高級妓女作為一種重要人物出入于及其豪華的宮廷或上流社會之中，對人們的情愛、審美等觀念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其結果便是產生了一種擺脫了封建主義戒律觀念的享樂主義愛情觀。當愛情和性行為的這種世俗化的進程逐漸滲透到其他的社會階層時，便使得奢侈之風四處流行，凡能滿足感官刺激的活動都大受歡迎。桑巴特認為，這種追求奢侈的沖動歸根結底來自性沖動，所有的快感與的快感在本質上是一回事。只有在人的性行為能夠自由表達的社會里，才會出現財富的積累，因此，桑巴特斷言，奢侈“本身就是通奸的合法產兒……，它導致了資本主義的誕生。”[10]

桑巴特的觀點當然有一些十分明顯的漏洞，因為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因追求享樂和奢侈的生活而滅亡的民族何止成千上萬，難道在這些追求享樂的民族中真的隱藏著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但從另一種角度看，桑巴特的觀點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韋伯觀點的某些缺陷，那就是資本主義的起源不是一種簡單的因素決定的，它有著復雜的動力機制，假如韋伯闡明的是資本主義起源的十分重要的一面，即它的禁欲主義和苦行主義，而桑巴特則強調了它的另一重起源，那就是資本的貪婪攫取的本性，即為了追求世俗的享樂而拼命追求和占有財富的動機。而由于強調這種動機在發展中的作用，桑巴特甚至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工商業不是集中于英國、荷蘭等新教國家，而是集中于弗羅倫薩這樣的城邦里，因為他也十分容易尋找有利的歷史事實來支持他的論點。

但不容否認的是，無論早期資本主義的發源地在什么地區，資本的貪婪攫取和禁欲主義的這兩種沖動力就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正如丹尼爾·貝爾所說，后者代表了資產階級精打細算的謹慎持家的精神，前者則體現了資產階級在技術和經濟領域的狂熱的激情，它聲稱“邊疆沒有邊際”，以徹底改造自然為己任，這兩種原始沖動力的交織組合構成了現性的觀念。而這兩者的緊張關系又產生出一種道德約束，使得早期的資產階級在狂熱的擴張過程中能對奢侈浪費的風氣嚴加控制。[11]

丹尼爾·貝爾的觀點無疑是比較全面和適中的，但就資產階級在發展初期具有一種比較嚴謹的道德規范這一點上，他是支持韋伯的。實際上，桑巴特自己也承認資本主義的起源是各種因素合力的產物，但他堅持認為，其中最主要的還是性行為的世俗化和新興階級追求社會地位的強烈欲望。而大規模的產業最初并不是出現在生產資料的部門，而出現在奢侈品的貿易行業中，特別是花邊、絲綢、瓷器、玻璃器皿的制造業中，以及隨著烹調習慣的變化而出現的制糖業中。因此奢侈是一個有意義的社會行動系統，無論這些行為是發生在宮廷里，還是在家庭積累物品的普遍形式中，情況都是如此。桑巴特甚至把18世紀洛可可藝術的興起和巴洛克藝術的衰落同“蓄意用性別來確保支配作用的女性終于徹底勝利”聯系到一起，因為本質上具有女人氣的洛可可藝術支配著文化的所有領域，藝術都去迎合和頌揚凱旋的女性，由此可見婦女在世俗化消費過程中的作用。[12]

桑巴特的觀點同韋伯關于禁欲主義文化在資本主義起源過程中起著建設性的作用的看法恰好相反，盡管人們可以指出他的若干偏頗之處，但卻不能不承認，桑巴特無情地撕下了韋伯塑造的資產階級勤奮而又節儉的“天使”似的面紗，從另一個側面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起源的動力機制。當然，韋伯使用的是一種嚴謹的分析方法，而桑巴特則對經驗證據表現出一種風流騎士的態度，并且過分相信文學資料，對不同的社會和時代采取一種過于籠統的研究方式，但他畢竟把文化視為一種人類活動的獨立領域并把資本主義制度同客觀的通俗文化聯系起來研究，從而拓寬了人們的視野。桑巴特的許多觀點，如天生性行為的社會意義，雖然有所夸張并把資本主義文化的復雜性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心理學命題中去，但卻提醒人們注意日常生活交往中這種能動因素的重要作用。

總的來講，桑巴特特別強調消費，尤其是大眾娛樂性消費在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韋伯理論的缺陷：因為一個純粹生產而又克制消費的社會，其產品究竟賣給誰？當然，桑巴特的理論也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即在世界上眾多奢侈成風的國家中為什么只有英國率先發展出了工業資本主義？

從更深的層次上分析，韋伯與桑巴特所強調的是資本主義起源過程中不同的文化要素。韋伯注重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性文化，即它的企業文化，而桑巴特注重的是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由于生產和消費是經濟發展這個同一錢幣的兩面，因此兩者都有它在發展中的應有位置。因為無論什么企業，在它的發展過程中總有一種收益遞減趨勢，只有不斷進行組織上的改造，才能抵銷利潤率下降的趨勢。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新教倫理的作用了，它不僅構成了資本主義起源的動力機制，而且形成了一種資本主義的企業文化，那就是嚴格的組織紀律，勤奮的工作熱情，以及一種對事業的奉獻精神。毫無疑問，企業是需要利潤的，但任何一個企業如果只能靠利益驅動，那這個企業是沒有前途的。只有形成一種良好的企業文化，企業才能具有一種不斷創新的活力。顯然，新教倫理對形成這樣一種企業文化是十分有利的，而韋伯的著眼點正是在這里。但同樣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需要一種相應的消費文化，這不僅在于商品需要銷售的市場，而且在于每個人同時具有的雙重身份，因為他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當他作為一名員工受到企業文化制約時，他同樣也在消費市場上受到現代消費文化的影響；這種消費文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是十分重要的，作為企業家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僅不能反對這種消費文化，而且在通過各種廣告的形式隨時強化著這種文化的導向。桑巴特關注的正是這種消費文化，人們在市場上選擇什么何種產品，消費何種產品，不僅是一種經濟行為，而且反映出人們觀念的變化。而這種觀念變化的本質，就是強調消費者的選擇自由；換言之，人的個性與愛好的自由發展，構成了現代文化的核心內涵。問題在于這兩種文化對于資產者卻是一種難于駕馭的怪獸：因為嚴謹的組織紀律與不受約束的個性發展在本質上互相沖突的。而任何一個公司，它在市場上都既是買主又是賣主，也就是說，它在不同的場合只能堅持不同的原則。于是，資本主義的動力機制如何能夠協調起來，就成為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了。

三，硬件與軟件

丹尼爾·貝爾對這一矛盾沖突的解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沖動與現代文化發展從一開始本來有著共同的根源，這就是爭取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然而，在資本主義的上升時期，這兩股力量相互制約，糾纏難分。禁欲苦行的宗教沖動力造就了資產者精打細算、兢兢業業的經營風范，貪婪攫取的經濟動力則養成了他們挺進新邊疆、征服自然界的冒險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領域，資本主義的興起則使藝術家擺脫了對貴族庇護人的依賴，得以充分發揮他們浮士德式的上天入地的想象和追求，熱衷于個性解放和自我表現。[13]但丹尼爾·貝爾同時指出，一個奇怪的現象產生了，即這兩種沖動在合力建立了資本主義體系后，變得相互敵視和害怕對方，由于分工的不同，使他們的精力導向不同的領域無限擴張，并危及對方的生存。企業家在經濟上的銳意進取，但在道德上卻十分保守，因為他們唯恐藝術的靈感和多變破壞社會的穩定。反過來，藝術家卻不斷地突出人的主題，不斷地對資本主義的拜金主義與各方面的制度化加以鞭打，實際上在對資本主義的傳統價值體系進行拆臺的工作。而貝爾認為，這種矛盾的產生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兩個沖動力只剩下了一個，即經濟沖動力，而宗教沖動力已經喪失。因此，他認為補救的辦法是重建人們的信仰，“重新向某種宗教觀念回歸”。[14]

雖然幾位大師的觀點都有其深刻的內涵，但總的來講，他們都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即沒有將發展的動力及其道德約束機制放到市場體系的背景下進行考察，因此也就難以突破完全以價值和人的主觀行為來解釋這一問題的框架。如果我們將這一問題放在市場背景中進行考察，則會有新的發現。

市場的含義是指所有那些想通過貿易來購買貨物和服務的人其購買與銷售的活動，一個市場包括想出售的供應者與想購買的消費者。[15]如果市場能夠正常地運作，它就能使買賣雙方都能夠滿足自己的愿望。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最好的狀態就是國家政府減少那些無謂的干預，即是說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障礙。按照樂觀主義者的看法，“社會運動是自發的而不是人為的，一切社會活動所顯示的追求快樂的愿望，不知不覺地使理想的國家形式得到實現”。[16]這種自由主義式的看法盡管有若干缺陷，并且遭到了各方面的批評，但它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種歷史的真實，那就是能否發揮市場的作用是發展的關鍵問題。

問題是，人類社會對這種與市場密切相關的商業與競爭活動從來就有很多限制。這種限制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是一個有權威的政府故意設置的障礙以保證其統治的安全，因為這種市場的運作很容易使統治者失去其對民眾的控制；其二則是整個社會處于無序狀態，根本無法保證市場的正常運行；其三則是沒有健全的法治，使市場無法按照某種規則運行。因此，無論是資本主義清教徒的宗教沖動力或是經濟沖動力，如果沒有一個健全的市場體系，它們都不可能獲得任何成功。

如果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要求利潤的驅動與個人的進取精神相結合，但要它發揮作用，也只能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與政治疆界內才有可能。由傳統與歷史遺留下來的這些無形的條件制約著一個健全的市場機制的發育，而當西歐萌動著資本主義興起的潮流時，只有英國具備了使資本主義的經濟沖動力能夠合理發展的條件。

首先，自諾曼入侵以后，英國有了一個較為強大的王權，使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能夠逐步形成。而歷屆英王為了自己管理的需要，擴大了國王訴訟的范圍，使得英國原有的各種司法體系能夠相互融合，并產生了在原有的各種習慣法基礎上的普通法。由于這一歷史原因，英國的法律體系具有一種國家的司法管理與各種習俗相互制約，尋求合理解決沖突的傳統。而陪審團制度的確立，為英國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提供了一個相對可靠的保障。

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一個最基本的條件是對私有財產的保障。因此，英國較為合理的司法制度為保障生產者的權利，刺激其產生積極性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尤其是與當時的其他大陸國家相比較，中世紀的英國由于這種獨特的司法體系減少或避免了封建領主和封建國家對勞動者勞動成果的任意掠奪，這在一定程度上使英國的原始積累能夠較為順利地進行。

其次，英國議會制度的建立以及它對王權的制約作用，在政治上保證了英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能夠較快地發展。自大憲章開始，英國的政壇上就出現了諸侯與國王的較量，在沖突中，既不是國王也不是諸侯最終獲勝，獲勝的是一套合理的政治體系與相應的制度，專制王權受到了制約但同時又能行使一個民族國家的職能。論述英國政治制度特點的著作很多，這里就不再贅述了。

第三，在一個政權相對穩定，能夠獨立行使主權的民族國家內，經濟與貿易開始繁榮起來，英國隨之開始了與其他國家爭奪殖民利益的斗爭。隨著幾次重要的對外戰爭的勝利，英國確立了其海上殖民強國的地位并開始了殖民擴張。一些得到英國女王特許狀的公司在殖民擴張中起了重大作用，如東印度公司在成立后15年間其貿易站就發展到了20多個。這些公司在進行罪惡的殖民擴張的同時，也建立起了現代公司與企業制度的框架，為現代英國的資本主義企業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而城市作為商業放繁榮的重要標志，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處于航海與貿易交通要道的倫敦由此成為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城市，一些現代雛形的金融體系開始在這個城市建立，進一步加速了市場經濟的運轉。

可以說在近代初期，英國已經具備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硬件環境。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韋伯與桑巴特的理論才具有了真正的意義。因為一種合理謀利的精神只有在一種能夠合理謀利的制度框架中，它才有可能發揮自己的效能。由于真正理論層面上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沒有的，現實的市場需要政府制定的規則去約束，才能使其有效地運轉。因此，英國由于歷史條件所形成的硬件環境，對市場經濟運行顯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然而，實踐也表明，具備硬件環境雖然是必要條件，但還不是充分條件。在同樣的條件下，需要某種精神的東西來激發人們潛在的經濟活力。桑巴特的的學說分析了人們追求財富和享受的欲望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追求財富的動力，而韋伯的理論則使人們認識到，這種欲望只能夠通過一種合理的方式進行表達。這種混合的精神，既提供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又提供了一種道德的制約機制，為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軟件，于是，在眾多受新教影響的地區，只有英國率先開始了工業革命。

在對這一重大問題的探討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即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既需要法治，議會，銀行等硬件，也需要一種與之相配的精神軟件，才能夠真正有效地運轉。歷史同樣也證明，市場經濟是一種信用經濟，而非欺詐經濟。這種信用的培育需要對人們觀念和素質的革命，需要有一種相應的道德與倫理方面的變化，也就在這一點上，清教精神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文化框架；但同樣重要的是，市場本身也對這種信用起著重要的制約作用，因為雙方要維持一種長期的商業關系，基本的信用就是必不可少的。換言之，市場的制約如果不是與道德的制約更為重要，那麼至少也是同等的。因此，我們的結論是，資本主義起源的動力有著雙重的機制，即世俗的動力機制（桑巴特的理論為代表），與宗教的動力機制（以韋伯的理論為代表）；其道德制約機制也是雙重的，即世俗的（市場游戲規則）與宗教的（新教精神）的制約。但無論清教精神和市場經濟都不是天生的，市場必須根據各個國家的國情，即自己的文化傳統，司法制度，政治結構以及金融系統等諸方面的情況來培育、建立與運轉。而一個民族嚴謹求實，艱苦奮斗的精神也同樣需要經歷一個培育與發展的過程。因此，如何將這雙重的發展任務有機地結合起來，將會繼續成為一個學術界與決策界共同關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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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特·馬賽厄斯《第一個工業化民族》（PeterMathias“Thefirstindustrialnation”）倫敦1986年，第1－8頁。

[2]羅克斯伯勒《低度發展理論》（I.Roxborough,“TheoriesofUnderdevelopment”）倫敦1979年版，第2－3頁。

[3]馬克思·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0頁。

[4]馬克思·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01頁。

[5]哈羅德·柏金《現代英國社會的起源》（HaroldPerkin“OriginsofModernEnglishSociety”）倫敦1985年版，第3－4頁。

[6]哈羅德·柏金《現代英國社會的起源》第142頁。

[7]津留宏與泉宇佐《結婚心理學》上海1986年版，第57頁。

[8]桑巴特《奢侈與資本主義》W.Sombart,“LuxuryandCapitalism”密西根大學1967年，第45－47頁。

[9]桑巴特《奢侈與資本主義》W.Sombart,“LuxuryandCapitalism”密西根大學1967年，第50－51頁。

[10]桑巴特《奢侈與資本主義》第171頁。

[11]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第29頁。

[12]桑巴特《奢侈與資本主義》第61－90頁。

[13]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11頁。

[14]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第17頁。

[15]塞繆爾·玻里斯與里查德·愛德華斯《理解資本主義》SamuelBowles&RichardEdwards,“understandingcapitalism”.紐約1985年版，第42頁。

[16]夏爾·季德與夏爾·利斯特《經濟學說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