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民族主義及其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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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是預測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盡管有學者預言“當20世紀末臨近的時刻，全球化對民族國家是‘好的共同體’這樣一個現代的正統觀念提出了挑戰”（注：G.莫德利斯基：《世界政治學原理》(GeorgeModelski,PrecinpleofWorldPolitics)，華盛頓大學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頁。），但冷戰后民族主義浪潮的重新泛起，卻使人們覺得這樣樂觀的預測未免太早，與此同時，對民族主義這種隨著資本主義而產生，并隨著現代國際體系的形成而擴展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給世界帶來了空前的沖擊的意識形態，它在未來一個世紀中將會有何種走向，很自然地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一民族主義的定義與分類

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定義都涉及到極為廣泛的層面，民族主義也不例外。在預測民族主義的未來趨勢時，回顧對民族主義的性質的爭論是十分有益的。

歐內斯特·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政治原則，它堅持政治與民族的單位必須一致”；并斷言，沒有現代的國家政權，就沒有民族主義問題（注：歐內斯特·蓋爾納：《民族與民族主義》(ErnestGellner,NationsandNationalism)，康乃爾大學1983年版，第1—5頁。）。漢斯·科恩則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心理狀態，即個人對民族政權的忠誠高于一切。這種心理狀態是同生養他的土地、本地的傳統以及在這塊土地上建立起來的權威等等聯系在一起的（注：漢斯·科恩：《民族主義：它的含義與歷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MeaningandHistory)，紐約1961年版，第1-8頁。）。哈維丁·凱卻認為，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自上而下創造出來的東西，是現代國家政權在近代初期歐洲西部地區的特殊的環境下長期行使權力而產生的（注：哈維丁·凱：《歷史、階級與民族國家》(HareyKaye,History,Classes&N-ation-state)，倫敦1988年版，第138頁。）。漢亭·昂格的看法是，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樣，是一個光輝的字眼，并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則的所謂民族主義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雖然民族主義情緒早就存在，但只是到18-19世紀才發展成為要求每個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權的政治原則（注：伊利·凱多爾：《民族主義》(ElieKedourie,Nationalism)，紐約1961年版，第1、15-18頁。）。而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等人的論述，民族主義則是一種狹隘的民族意識，是一種對自己民族的偏愛。民族主義是可以分為進步與反動的兩種類型的，但從本質上講，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民族觀的核心，因而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它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而逐步消亡（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0頁；《列寧全集》第22卷，第319頁。）。

可見，民族主義是一個外延和內涵都相當復雜的概念。正因如此，如果對民族主義的含義缺乏基本的共同理解，就無法對民族主義的未來走向進行有意義的預測。事實上，每一個學者都是在從不同的角度剖析民族主義的本質，強調民族主義的某一重要特征，因而，對民族主義的定義客觀上已經分為了幾個大類，而在研究中，人們總是習慣于將各種含義不同的“民族主義”放在一起進行分析和論述，這就使人很難在一個共同的基點上相互理解對方的觀點。為避免這種語焉不詳現象的出現，我們可以按各個學者強調的不同重點而將民族主義大致地分為以下幾類。

（一）政治民族主義

政治民族主義就是把強調民族主義的政治屬性放在第一位，這是民族主義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分類，實際上也是民族主義興起的最顯著的特征，其基本目標就是要求建立一個屬于本民族的國家和政府，它與“追求國家身份”的政治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很多學者實際上也是將民族主義的這種政治屬性放在第一位來進行論證的。“民族主義并不是簡單地指民族情感，而是指旨在促進社會生活的一體化，并通過群眾動員來決定現代國家政治發展的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注：C.梯利：《歐洲革命(1492-1992)》(C.Tilly,EuropenRevelution1492-1992)，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頁。）民族主義是“那種認為民族—國家具有偉大價值的群體意識，這一群體意識保證完全效忠于民族—國家。這一群體贊同民族—國家保持統一、獨立和主權，以及追求某種廣泛的相互可以接受的目標。”（注：E.B.伯恩斯：《簡明拉丁美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頁。）這些觀點，都反映了將民族主義的政治屬性放在第一位，而將其他的屬性放在其次來考慮的傾向。由于政治民族主義追求著具體的建立主權國家的目標，所以很自然地帶有分裂和暴力的傾向，在各類民族主義中，政治民族主義也是最有破壞力的一種。

（二）經濟民族主義

經濟民族主義是與政治民族主義相對而言的，一般認為，經濟民族主義是指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拉美國家在50-60年代倡導的以經濟獨立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那些尚未取得‘現代化’或發達地位的國家，對于控制本國自然資源和經濟命運的企圖越來越警覺，并認識到這種必要性。這一現象的特點就是經濟民族主義，它直接反映了這些國家經常抱怨的那種看法：它們雖然取得了政治主權與獨立，但在經濟上仍然是殖民地。”（注：S.坦塞：《拉丁美洲的經濟民族主義》，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8頁。）更為偏激的觀點則是，經濟民族主義是“某一政治制度對其地理疆界范圍內的經濟資源的開發，實行國家或私人控制的過程。它是國內資源由本國經濟控制取代外國或多國經濟控制的過程”（注：詹姆斯·帕崔斯：《拉丁美洲從依附到革命》，紐約1973年版，第197頁。）。實際上，經濟民族主義是一種在發展階段上各個國家取得政治獨立后必然產生的結果，即一個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獨立的歷史任務后，必須進一步發展自己的經濟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來。由于迄今為止，從宏觀上看，現代民族主權國家仍是世界各國公民各種資源和財富分配的基本單位，因此，即便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方面的民族主義也仍然十分強烈。但與政治民族主義略有不同的是，它一般不會引發暴力和戰爭，而多數以貿易戰或經濟摩擦之類的形式出現。

（三）文化民族主義

文化民族主義是指民族主義中那些強調要保持和發展本民族文化的因素，它主張以同質性的文化傳統為紐帶，力圖建立民族認同的文化空間單位，并進而達到鞏固或分解政治實體的結果。一些學者認為文化民族主義有如下三個特征：文化民族以文化整合、文化標志而顯形；文化民族是一種非暴力非軍事擴張的民族；文化民族具有“推崇文化”的內涵。由此而衍生的文化民族主義“反映了一種認為本民族文化和歷史傳統精神高于優于別人的居高臨下的態度”（注：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頁。）。文化民族主義在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中往往有不同的反映。一般而言，處于發展的低級階段的文化民族主義，往往帶有很強烈的防衛心理，由于在經濟和政治等方面無法與更為發達的國家進行比較，只能以一種文化方面的“優越感”來保持或恢復民族自尊心。所以，落后國家的文化民族主義在脆弱的心理防線后面掩蓋著的往往是一種自卑，是一種無法在其他方面與發達國家進行較量的自卑。相反，發達國家的文化民族主義則是以另一種方式出現，那就是利用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優勢進行各種形式的文化“輸出”，即所謂的“文化殖民”。因此，文化民族主義在不同國家的表現形式與前兩種類型的民族主義相比，具有很大的區別。但總的來講，文化民族主義一般也不會引發暴力和戰爭。只有當它與政治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時，才會具有破壞性的威力。

當然，無論何種民族主義，都具有民族主義最基本的一些特性，但由于所強調的層面不同，因而其產生的社會和政治后果也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這樣認為，一個民族的民族主義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重點，而圍繞著這些重點，民族主義也就往往強調自己不同的層面。也正因如此，我們在分析和預測民族主義的發展前景時，把握各類民族主義的既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的特點，就十分必要了。

二各類民族主義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中的不同表現

在對民族主義進行了這樣簡要的分類后，我們就可以對民族主義在不同國家的不同表現進行歸類和分析了。

首先，從政治民族主義的層次分析，它是發展起步階段所產生的一種主要的社會現象，它所追求的民族國家實體的建立，往往帶來劇烈的震蕩。按西方學者的觀點，民族與國家是兩個相互交錯但并不相同的概念。民族主要強調種族、心理和文化的特征，而后者則純粹是一個法律和政治的概念。要使這兩者完全吻合，即在一個法律和政治實體的國家中，只能有同一種族、文化、語言乃至宗教都完全一致的國家公民，幾乎是不可能的，就是日本這樣一個被認為是單一民族的國家，也仍然存在著一些數量極少的少數民族。然而，建立現代獨立的民族國家，又是一個民族在邁向現代社會過程中的一個幾乎無法回避的問題。于是，在世界近現代歷史上，各個民族為了建立自己獨立的民族國家而引發了一次次激烈的沖突。最初為歐美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逐步地擴展到了整個世界。因而，一些學者認為民族主義與國家增生有著密切的關系（注：時殷弘：《民族主義的國家增生效應和暴力沖突傾向》，載《南京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專題簡報》第三號，第9-10頁。）。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可以說政治民族主義占據了主要的位置（當然并不排除其他種類的民族主義所起的作用），同時，在世界各地能引發最激烈沖突的事件也幾乎都與政治民族主義有關。所以，在談到民族主義的暴力傾向時，應該說主要是指政治民族主義。實際上，只要民族主義沒有發展到要求建立獨立的主權國家這一步，矛盾就不會激化到使用暴力的程度。也就是說，引發各地暴力沖突乃至戰爭，使得國際社會動蕩不安的，主要是政治民族主義。

由于西方發達國家早已完成了民族國家創建的過程，并且其政治經濟發展逐漸出現趨同的趨勢，所以政治民族主義的色彩已經淡化。與世界其余地區相比，這一地區不僅沒有因為民族主義問題引發激烈的沖突，相反倒是開始出現了區域性聯合的趨勢，如歐共體近年來的發展趨勢就證明了這一點。在這里，民族主義并沒有消亡，但它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文化上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民族主義主要體現為一種文化上的特色與自豪感，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并不過多地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甚至還有利于社會向更高層次上的發展。比如法國近年來為了振興法語在世界法語區的影響，就大量地投資資助各地舉辦各類的法語學校。不管其主觀用意如何，在客觀上促進了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溝通和了解。當然，歐共體中的經濟民族主義傾向仍然十分強烈，但這也主要體現在貿易和其他純經濟的領域內，如歐共體內部關于對英國瘋牛肉的進口問題以及美國與歐共體的貿易爭端等等。但總的來講，這類爭端已經不會再以戰爭的方式出現，這一點應該是沒有什么疑問的。因此，可以說，在發達國家，純粹的政治民族主義已經退居其次，而文化和經濟的民族主義開始占據了中心的位置。也正因如此，民族主義在這些國家和地區中已不大可能再引發大規模的武裝沖突。

其次，發展中國家由于處于各種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各類民族主義的影響和作用也不盡相同，但從目前的情況看，爭取獨立的挽救民族危亡式的應急型民族主義在各國都已經基本結束。盡管如此，由于種種歷史、種族和地理的因素，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內部沖突仍很激烈。這其中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一些發展中國家本身就是殖民主義的產物，如非洲一些國家，其疆界的劃定完全是按殖民者的利益來決定的。因此，這些國家本身就缺乏社會的整合性，近來非洲中部的一些國家發生各種族之間的血腥屠殺，就是這種“人造國家”的后遺癥的顯現。其二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較為落后，而同一國家中地區差別又很大，如果這些差別正好與種族的居住區域相同，就很容易引發沖突。如60年代尼日利亞伊博人與北部落后地區民眾所引發的沖突，嚴重地阻礙了國家的發展（注：維基·蘭德爾與羅賓·西奧博爾德：《政治變化與低度發展》(VickyRandellandRobinTheobald,PoliticalChangeandUnderdevelopment)，倫敦1985年版，第47頁。）。然而，除極少數國家外，發展中國家各種地區沖突中的民族主義主要為各種經濟利益和宗教信仰等問題為支撐點，完全要求建立獨立主權國家的沖突卻不多，其具體的指向也不是十分明確，比如近年來非洲中部一些國家的大規模種族屠殺，其最終目標究竟是什么，可能連當事者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正因如此，這類沖突也就越加激烈，而問題的解決似乎也就遙遙無期。

再次，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看，民族主義是一種發展階段上的問題，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有不同的表現。最先建立民族國家的國家，都先后在世界上建立了自己的某類業績，由于不同民族都試圖建立自己的獨立的主權國家而產生了若干民族國家，這種民族國家的建立一般都造成了原有國家的分裂和強烈的暴力。在這一發展階段上，政治民族主義為先導，同時也混合著文化民族主義，對建立民族主權國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這類民族主權國家是資本主義現代經濟發展的基本單位，是現代化的“帶步人”，所以，在發展的初期，建立這種類型的民族國家是完全必要的。但總的來看，隨著世界經濟水平的總體發展，這類民族主義所造成的分裂效應在逐步減弱。不僅發達國家出現了區域性的聯合趨勢，如歐共體，而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嘗試著相互的聯合，如北美地區，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就開始了區域性的經濟聯合，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的逐步起飛后，也開始了區域性的聯合，如東盟和拉丁美洲國家，大家都在尋求一種經濟合作的有效途徑，以前各民族之間的矛盾盡管沒有消除，然而在發展經濟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下，其他的矛盾應該說都退居次要的位置了。從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盡管在世界各地由于發展的程度和階段不同，但以考慮經濟發展利益為主要特征的民族主義已開始在世界各國上升為一種主導型的意識形態，經濟民族主義已逐步成為民族主義的主要形式，而政治民族主義則開始退居次要的地位。當然，由于政治與經濟的密切關系，各種政治手段也可以調用來為經濟目的服務，而這更突出了以經濟為中心的特點。

三21世紀民族主義發展的若干趨勢

在對民族主義進行了分類并對其各種分類在發展階段上的表現作了概括性的分析后，我們就可以對21世紀的民族主義發展作一個較為客觀的預測了。

第一，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大體上可以這樣認為，政治民族主義已逐漸衰退，所以，以政治民族主義為旗幟而進一步引起一些多民族國家分裂的趨勢已不再是世界發展的主流。事實上，一些多民族國家“共同體”（即其疆界內）內部的長期發展能夠逐步融合原有民族間的一些裂痕，使其即使要想分離，也十分困難。如前蘇聯的解體，盡管由于一些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而仍在引起一些沖突，但大部分獨聯體國家由于在過去長期發展中所具有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聯系及其利益的一致性而不可能與俄羅斯脫鉤，最近，白俄羅斯和中亞一些國家，都開始了與俄羅斯在各方面的緊密合作并主張在某些方面恢復到前蘇聯的水平。這就證明在一個長期發展的共同體中，政治民族主義情緒所引起的分離行為已經受到了很多方面的制約，而不可能如同19世紀和20世紀中期那樣由一些政治領袖人物可以以民族主義為旗幟而輕易地將群眾動員起來了。

第二，與此相對應的是經濟民族主義會成為民族主義發展的主流。經濟發展需要一定的規模，這是經濟學的理論和實踐一再證明了的。“一般來說，技術方面的經濟效果決定實際生產單位的規律，……在技術的規模經濟大的地方，其典型的生產單位的規模也相應在較大。”（注：J.哈維：《現代經濟學》，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頁。）隨著新技術的發展，規模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家制定經濟發展政策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甚至一些由于國土原因而影響規模經濟的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等，都不得不將自己的大量資金轉入跨國公司的發展，以使其形成規模效應。政治民族主義所引起的國家分裂已經使很多原來的較大的國家解體而分成了更小的國家，當其規模已經不適應經濟的發展時，其分裂的勢頭將會受到遏制。從20世紀的實踐看，大部分需要分裂并有能量分裂的多民族國家已經分裂到了它的基本底線，也就是說進一步的分裂已經直接危及了人們基本的經濟利益，所以，在這些國家和地區，進一步分裂的余地已經很小。相反，由于經濟發展的共同利益，一部分國家已經開始了新的組合。

其他經濟處于發展上升勢頭的國家和地區的聯合也成為一種主流，如北美經濟區與歐盟的出現都是這種趨勢的標志。這表明，經濟民族主義雖然也會引起某些沖突，但聯合與互利將會成為其主要的特征。

第三，文化民族主義在21世紀也會繼續存在。但這種文化民族主義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主流的干擾則主要來自超級大國對其的濫用。比如，美國就通常使用西方的“人權”大棒來對付中國，也利用所謂的西藏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少數民族問題和來給我們制造麻煩。在世界的其余地區，西方國家的文化霸權主義，尤其是通常利用西方的價值標準去評判發展中國家的人權以及一些其他的政策，也引起了若干發展中國家的反感并激起了相應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這就給民族主義的發展增加了若干變數。對此，我們應該有高度的警惕以避免其危害我們的經濟發展進程。所有的主權國家都應該平等相待，在經濟發展的主流趨勢中，加強本國的社會整合，以一種新的經濟和文化共同體的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上。總的來講，非理性的激情型的民族主義在20世紀已經充分地爆發出了它的政治能量，在21世紀，它不會再有20世紀的聲勢，但很可能成為超級大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用于操縱和干預發展中國家的一種工具。而當它成為這樣一種工具時，民族主義本來的意義也許就會不復存在了。（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