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經濟思想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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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資本主義經濟思想是他整個經濟思想體系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脈絡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突出的中國特色，是經濟思想發展、成熟的一個典型標志。而且，他的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均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至今仍具有現實的理論指導意義。

關鍵詞：；資本主義經濟思想；脈絡；評價

在經濟思想體系中，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無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還是在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都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即使是在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意義。因此，了解和把握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發展脈絡、基本內容和現實意義，不但是豐富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

一、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基本脈絡

馬克思認為，經濟落后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必須利用、吸收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成果。馬克思的這一說法，是針對資本主義以前階段的、資本主義不發展的、生產力不發達的經濟文化落后國家提出來的。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從中國實際出發，從理論上全面、深刻地闡述利用資本主義的問題，成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內容并指導實踐。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

早在1934年1月，在闡述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方針和政策時就指出，根據地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經濟三方面組成的，尤其是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到1938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將這一提法具體化，他說：“保護私人工商業的自由營業”是實行新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告誡全黨必須從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否則，任何損害私人工商業利益的言論和行為都會給革命事業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

從1939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全面發展，提出的路線方針政策更加具體，有著更加鮮明的實踐指導特色。一方面，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外延擴展了。他認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而言存在三種資本形態，即外國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本國的買辦資本和民族資本；就根據地的國民經濟而言，也有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區分。這是不能忽視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觀事實。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私人資本主義不但不能消滅相反要保護要發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凹词垢锩谌珖鴦倮院螅谝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并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于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內涵也更加豐富。除了對黨內仍然有不少同志沒有從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束縛解放出來，對黨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產生疑慮、困惑甚至抵觸情緒，以及農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壞工商業傾向進行批評外，還著重對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尖銳地指出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后的、倒退的”，認為那種跨越新民主主義階段，“奢談立即進入社會主義是‘反革命的思想’，因為它不現實，而想實行它總會自招失敗”，這是由于這種社會主義缺乏社會化生產的堅實物質基礎，而要不要這個基礎則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

很顯然，將民族資本與帝國主義資本和官僚資本主義資本嚴格區別，并采取保護和鼓勵發展的方針，適應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是嶄新的一章。

（二）過渡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

新民主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方面，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又加進了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限制和改造的內容，使他的資本主義經濟思想更加豐富。

還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在他所作的報告和結論中一方面重申黨的六大、七大關于發展資本主義的精神，同時更重要的是強調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是他對未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論述，他的對資本主義進行既利用又限制的思想正是從這時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對資本主義經濟十分明確地提出了“利用”和“限制”的意見，但允許資本主主義經濟在多長時間內存在，這時以及在建國后主持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都沒有給出具體的時間表。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有黨外人士問，過渡到社會主義要多長時間？說大約要二三十年吧。直到黨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才提出完成過渡時期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一歷史性任務“大約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如果加上建國后恢復國民經濟的三年時間，共計18年。從1953年提出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對待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由“利用”、“限制”轉向實行改造即消滅的方針。

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建國后我國經濟落后，工商業不發達的局面沒有改變，需要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以利于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民族資產階級在建國后仍然具有兩面性，即既有剝削工人階級而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擁護社會主義憲法，合法生產和經營的一面。因此，實際上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也就是改造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

二是我們已經具備了對資本主義經濟進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條件。我們已經有了相對強大和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這已經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開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們已經積累了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許多經驗，這實際上成為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初步驟。[9]

（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性勝利，標志著資本主義經濟隨著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民族資產階級一起被我們消滅了。然而，資本主義在新中國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時間，這是誰也沒有意料到的事。

正當全國人民為此歡欣鼓舞，甚至有的資本家也認為自己“并沒有失去什么，還是過得很好”的時候[10]，問題和矛盾出現了：城鄉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應日趨緊張，老百姓買東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實行公私合營而造成了許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出現了“地下工廠等。出現的問題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的關注和思考，他開始懷疑蘇聯的“新經濟政策”結束過早，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也過于急促。他考慮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繼續利用和發展社會有需要的資本主義經濟，來解決過早完全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問題。因此，1956年12月，約見黃炎培、陳叔通等派和全國工商業聯合會負責人座談，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傾聽了他們的意見后發表了講話。其后，又和中央一些部門的同志談話，提出了他親自定名的“新經濟政策”的設想，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是變“地下工廠”為地上工廠，可以合法化，私營業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國營和集體所有制企業進行公開公平的競爭；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開，請工也可以；四是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五是國家與上述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工商企業、地上商場等簽訂條約，十年二十年不沒收?？傊?，“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11]，這被自己稱為“新經濟政策”。

的上述意見，得到了中央其他同志的贊同。劉少奇隨后在人大常委會會議上也講到：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搞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有這么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12]也在國務院會議上說明：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13]雖然在化運動期間，農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販、集市貿易以至家庭副業都被作為“資本主義尾巴”加以取締，但是當發現這樣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義于1959年5、6月間連續發了幾個重要指示，強調應當恢復社員的自留地和農村的集貿市場，允許農民從事家庭副業，從而使農村中資本主義經濟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后，對于在全國范圍內20％以上的農村實行的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及恢復農民的自留地、集貿市場等做法沒有進行否定。這年的7月，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也指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14]

可見，這一時期盡管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發展缺乏連續性和系統性。但畢竟是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二、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的歷史評價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在領導我國革命過程中，從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文化落后的農業國家這個最大最根本的實際出發，在我國革命各階段從理論上全面深刻地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作用和地位問題，形成了他整個經濟思想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的資本主義經濟思想構成了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內容，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們應當客觀地做出歷史的評價。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評價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完成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的民族民主革命。這一時期，沒有將民族資產階級列為民主革命的對象，是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所以，雖然處在帝國主義時代，他們也還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著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本國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性”。[15]而且，由于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除了革命的領導權不同外，“他們的客觀要求，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16]因此，“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這是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17]

可見，對待資本主義問題的認識，大大超越了黨的六大決議，奠定了我們黨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自己說，黨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認資本主義在民主革命勝利后要有一個發展，并認為抗日戰爭時期在對待資本主義經濟問題上是完全實行六大決議案的。[18]1928年黨的六大《政治決議案》對中國革命性質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綱領，從根本上說是正確的，但是，六大決議沒有提及官僚資產階級，而繼續把民族資產階級看作是革命的敵人。十大政治綱領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確。[19]繼承和發展了黨的六大決議中的正確思想，糾正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主張，提出了明確的政治觀點和基本方針、原則及其政策，創立了我們黨比較完整的利用和發展資本主主義經濟的理論。

按照馬克思主義原理，取代封建社會的是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其結果是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無產階級領導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其結果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但是在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性質卻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革命勝利后的中國既不能因為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就立即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也不能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就建立資本主義制度。面對這一“中國向何處去”的難題，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進行了科學的分析，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構想：中國革命既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又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那么，這個革命就既不同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也與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相區別，而是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在這個社會制度里，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但要保護、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正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一切從本國的實際出發，才找到了一條領導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正確道路。

因此，可以這樣說，沒有資本主義經濟思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就是不完整的綱領，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二）過渡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評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盡快恢復國民經濟，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安定人民生活就成為當時經濟建設的首要任務。那時，我國存在五種經濟成分：國營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其中，個體私營經濟在數量上占國民經濟的90％，對彌補國營企業生產嚴重不足，活躍城鄉經濟，吸收一部分人員就業，增加國家積累等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鑒于此，主張在鞏固和發展國營經濟的同時，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積極方面，限制它的消極方面。接著，國家開始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產銷關系的工作，在經營范圍、原料分配、銷售市場、勞動力條件、稅收政策等方面給予私營工商企業大力支持。1950年12月，政務院頒發了《私營企業管理條例》，這從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營工商業者，提高他們投資和生產經營的積極性作用。據統計，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漢、北京、天津等10個大城市私營工商業達32674家，是該年第二季度開業戶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產總值增加39％，零售總額增加36.6％，這一年民族資產階級所獲得的利潤超過在國民黨統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20]；私營工業發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營工業的職工增加了8％，總產值增加25％，資金增加10％，利潤的增加更是驚人，達到146％。

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經濟思想指導下，在建國后的最初幾年里，資本主義經濟獲得了飛速發展，這對于進一步提高私營工商業者投資和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安定人民生活，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好轉，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隨著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結束，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由“利用”、“限制”轉向了“改造”，目的就是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公有制。這種“改造”事實上就是“消滅”，只不過這種“消滅”不是采取馬克思設想的那種“剝奪剝奪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贖買”的辦法。

“和平贖買”資產階級，是通過將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國家資本主義（即采取公私合營形式）軌道來實現的。當時私營企業大多設備陳舊，經營落后。私營企業中發展水平較高的紡織業，勞動生產率也只及國營紡織業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還在擴大。由于這個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場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營企業經營漸感困難，主動要求國家支持，實現公私合營。

1954年和1955年擴展公私合營的工作取得很大進展。公私合營企業由1953年的1036戶增加到1954年的1746戶，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戶，其產值占全國私營工業（包括已合營的在內）總產值的49.6％。企業合營后，由于國家派遣干部加強領導，投資進行新建、擴建，整頓企業的經營管理，工人勞動積極性普遍提高，使合營企業的生產迅速發展，利潤增加。以平均每人勞動生產率來看，以1950年為100，公私合營工業1955年為314，增長兩倍多，而同期私營工業為158，僅增長半倍多。[21]公私合營的優越性非常明顯。到1956年底，全國私營工業戶數的99％，私營商業戶數的82.2％[22]，都納入社會主義經濟軌道。公私合營后，國家實行定息制度。經過清產核資，全國合營企業中，私股共24億元，由國家按年息5厘計算，從1956年1月起付給114萬私股股東定息，每年約1.2億元，到1966年9月止。這樣，資本主義經濟思想中設想對資產階級進行“和平贖買”的目標順利實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建立起來。

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勝利，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歷史性勝利。這標志著我國已經基本上消滅了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和資產階級，這就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這個勝利證明了資本主義經濟思想是正確的。我們實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提出但沒有做到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學說。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創舉，也是資本主義經濟思想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一個重要發展。

（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資本主義經濟思想評價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20年時間里，的“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經濟思想，是社會主義時期他對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創新思考，有著突出的理論創新意義。

首先，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義經濟相聯系，而是同社會主義經濟相聯系。他認為這樣可以達到以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形式同時存在、互相補充、互相促進、互相競爭，進一步發展社會生產力，繁榮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這一思想指導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從事私營工商業、個體手工業的人數大約為70萬，從事小商小販的人數也接近70萬。事實表明資本主義經濟在被消滅后又有所恢復和發展，使出現的問題和暴露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緩和。

其次，的“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經濟思想，是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探索。他試圖在中國避免像蘇聯那樣由于過早結束“新經濟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為戒。這種理論探索和勇于實踐的膽略，表現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創新精神和實事求是的作風，值得堅持和發揚光大。

再者，的“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再搞資本主義”的經濟思想，是在兩難的選擇中的一種有益的嘗試。在中國，既要允許多種經濟成分與公有制長期并存，允許長期發展商品生產，但又擔心私有制的存在、商品經濟的發展會危害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包括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當時都普遍存在的一種矛盾心態。然而，只有思考過這個問題，也只有他在中國消滅了資本主義經濟后，主張一切從實際出發，在一定階段，一定范圍，一定程度上允許資本主義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雖然這種嘗試不夠充分，也沒有持續下去，但畢竟為我們黨在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方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因此，對于任何一種思想觀點，只有放在其所產生的時代環境中才能完整、準確地理解。同樣，任何偉人都受到他所處的時間、空間環境的制約。提出的“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經濟思想，盡管是他一時的思想火花，此后他再也沒有提出類似的觀點，但是我們也只能回到當時的條件下去考察其緣由，不應該求全責備。

總之，對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下保護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在過渡時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經濟的思想是深刻的、系統的和科學的；而他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怎樣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認識是不夠深入和系統的。但無論怎樣，他的這些思想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閃耀著他的杰出智慧和獨創風格。正是這些獨創性的思想，使中國共產黨在走過了一段時間的彎路以后，重新面對現實，重新審視和思考這一重大的理論問題，走上了改革和開放的正確軌道，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