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雙重屬性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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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技術的雙重屬性——“生產力”與“意識形態”

在21世紀的今天，“科技”可以說是世界范圍使用頻率非常高的一個詞語，國家及地區間的競爭更是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競爭。經過啟蒙運動后二百多年的發展，科技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極舒適、極豐裕、極自動化與智能化的物質生活方式充分體現了人類理性活動的巨大發展。“科技理性”成為具有天生合法性、合理性的第一理性，并逐漸滲透進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

“科技”是“科學”（包括“基礎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與“技術”的合稱，“科學”主要是認識論目的，用于探索和發現自然、社會、人自身等未知領域的現象、本質及規律。基礎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的不同之處在于，前者注重定性的理論探索，后者則注重定向的應用性探索，與現實生活聯系更緊。而“技術”是應用科學具體化、物質化的表現，通過在生產活動中對科學的應用，以一種現實性的力量體現出來。應該說，應用科學與技術具有相同的目的和價值導向，即對規律的應用；所不同的是應用科學還處于應用性理論探索層面，而技術則處于應用性物質實踐層面，從應用科學到技術的轉化，就是從抽象到具體，從“紙上應用”到“手上應用”的轉化過程。對于科學技術的屬性問題，一直以來社會普遍強調和認可它的生產力屬性，“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就是對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地位的充分肯定。隨著社會對科學技術需求的急劇增加，人們的目光都集中在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生產力的空前發展上，而對于科學技術的存在本身卻很少進行深入的反思。實際上，一味強調科學技術的生產力屬性，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調整統治方式、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礎的重要依據，當科學技術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變量按其進步的邏輯決定社會發展和運行軌跡，并為人們帶來了更加殷實和舒適的物質生活時，人們反抗的意識就會在不知不覺中消弭。科學技術成為一種更加隱蔽的統治工具和不可抗拒的宰制力量逐步侵入到人們的思想意識當中，并發展出“科技理性”作為絕對至上的理性原則來指導和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對科學技術持保守主義觀點的人認為，對科學技術的盲目信任和依賴，必將把人類社會推向一個由機器來調控世界的未來，到那時，“技術系統再也不是按照行動著的主體的協調計劃來運行，由科學、技術、工業、軍事和管理結成的自主發展的動力體系，將超越人的構思，不受社會和人的制約和指揮，成了一個自然的過程”[1]。人的主觀意識將毫無意義，人們將不得不面對“用技術對抗技術”的無奈境地。保守主義的觀點似乎又過于悲觀，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毫無民主和自由可言，人類將受控于自己的創造物而無法解脫。這一觀點同自由主義觀點其實具有相同的前提預設，即科學技術對社會發展具有重大的導向作用，所不同的是一個認為導向“天堂”，另一個認為導向“地獄”。圍繞科學技術的這兩種爭論都毫去例外地陷入了自己預設的理想主義怪圈，就“科學技術”談“科學技術”將無法預見“科學技術”以外的其他可能性或出路，同時在不經意間也成了“技術統治論”的幫兇，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化也會隨之加劇。

二、科學技術面臨的生態難題

環境經濟學有一個著名的論題叫“杰文斯悖論”，即“某種特定資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會隨著利用這種資源之技術的改進而加快，因為技術改進會使以這種資源為原料的產品價格大幅度降低，而價格降低會進一步刺激人們對這種產品的需求和使用”[2]。這個論題其實揭示了科學技術在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方面所面臨的生態難題，本想通過先進的科學技術提高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可結果卻大大加劇了自然資源的耗竭速度。那么，科學技術在生態問題上到底扮演著何種角色？如果說它是“理性”的，那么又該如何解釋它所帶來的“非理性”的后果？

隨20世紀中后期以來世界范圍內生態危機的日益加劇，愈來愈多的人對科學技術在解決生態問題上的作用不再盲目樂觀，而是抱著批判和反思的態度來看待“科學技術”。環境社會學家卡頓和鄧拉普認為，生態問題的加劇歸因于人們普遍遵循的“人類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簡稱HEP），認為人類不同于其他動物，科學與文化的累計可以使進步無限延續下去，并最終解決所有社會問題。這一假設直接導致一種錯誤的觀點，即環境的負荷能力可以無限制增長，愈取愈得，從而否定了匱乏的可能性。面對“杰文斯悖論”對“科學技術”的質疑，科技樂觀者辯解道，所謂資源有限論和生態危機加重論都是對資源與環境問題的靜態觀點，這只是現階段生產方式和技術體系條件下出現的暫時的生態失穩現象，而隨著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會開發出新的可利用資源，并推廣使用新的廉價的環保技術來解決環境污染問題。這一論點存在幾方面的問題：一是否定“臨界自然資本的存在”，開發新的自然資源依然是對自然界的攫取，只是從匱乏資源向相對豐富資源的轉移，使用“可再生資源”也并不意味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當超出自然資源的自我更新和可再生的能力范圍，依然會導致自然資源的匱乏，科學技術該如何回答“維持生物圈所必需的臨界自然資本”問題；二是“所謂的科技發展觀”，把資源與生態問題看作科技發展中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就是不顧自然法則，不顧人類和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唯科技主義”的狹隘發展觀。這種觀點將直接導致“先污染后治理”的合法化，使環境問題非但不能有效緩解，反而在“科學發展”的指導下愈演愈烈。三是“局部大于整體”的論斷，科技的發展確實可以開發出經濟有效的環保技術，但從當前的世界形勢看，這些技術的使用只能在局部范圍內解決某個具體的能源或環境問題，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世界范圍生態問題日益嚴峻的現實，這其中有技術壁壘問題，有發達國家（或地區）向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污染轉移問題，還有“片面技術化”導致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問題等等。

這些問題的存在，說明科學技術并不是萬能的良藥，使用不當將會造成無法預計的嚴重后果。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強調：“我們生活在文明的火山口上：風險威脅的潛在階段已經接近尾聲了，不可見的危險正在變得可見，對自然的危害和破壞——越來越清晰地沖擊著我們的眼睛、耳朵和鼻子”[3]。對于科學技術應用的風險性評估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緊要關頭。

三、科學技術與生態價值的關系

1.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與生態價值的關系

傳統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主要表現為探索自然和社會的生存和發展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去改造自然和社會的過程。而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更多地偏向于利用自然，滿足人們最直接、最大化的物質需要，而對于是否符合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反而被忽略了，這就直接導致人類生產行為的盲目性和急功近利化。在“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興國”、“科技競爭”等口號的感召下，各個國家無不投入巨大的財力、物力發展科學技術，似乎只有科學技術才能引領文明進步的方向，只有科學技術才能帶給人類光明美好的未來。科學技術已不只是認識、改造自然和社會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了“生產力”本身，這就意味著發展科學技術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反之，就是逆生產力的前進方向而行。

在人們大談特談“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時候，卻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生產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作為生產力的主體的“人”。生產力是人們認識和改造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能力，這個能力體現在人的目的理性活動的客體化程度、使用技術手段的水平，勞動強度與獲得收益的比值，以及潛在的規則約束。科學技術的進步對于人的目的理性活動的拓展的確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只是工具，無法代替人類自主的理性思維，當它脫離人的控制，而成為一種獨立自主的“能力”的時候，就是人類必須面對的“機器倫理”與“人類倫理”交鋒的時候。

對科學技術規則的強調，就是要把科學技術的發展納入全人類共同的利益和價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學技術發展與人類其它同等重要的價值原則之間的關系。生態價值，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價值原則，是一種基于關注所有生命形態和諧共生的價值形式，它把人類視為生態系統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與其它生命系統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共同構建生物共同體的和諧、健康、穩定、完整與統一。生態價值對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當科技發展以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共生為基礎，就會朝著有利于全人類以及整個生態系統的福祉方向發展，而將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學技術的應用離不開物質生產領域，人類物質生產的需要也是科學技術開發和應用的直接動力，所以對科學技術進行生態價值考量的同時，也需要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方式進行相應的價值考量，即這種生產過程和生產方式是否既符合人與社會的需要原則，同時又符合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原則。當前，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已經開始了生產方式的“生態化”轉向，以適應后工業化時代的發展需要。

生態化生產方式應該說是科學技術與生態價值的有機結合，是對工業化生產方式的技術基礎進行的徹底的生態化改造，比起開發和使用具體的環保技術來解決生態問題更加有效，是從生產源頭截斷可能造成的環境危害。因此，對技術開發和應用的可行性評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證“它是一種高效率獲取所需物質資料的技術，而且是一種無公害技術；是一種能對生產過程及其環境影響進行全程監控的技術，即對生產與自然關系進行有效控制的復合技術，……它不僅體現為對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還體現在對自然的建設能力”[4]。也就是說，對于技術的評估，不能片面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態價值、社會價值等綜合價值。只有建立這樣的技術評估體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態化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

2.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與生態價值的關系

前面我們談到，科學技術除了生產力的屬性之外，還具有意識形態屬性，雖然在現代工業社會，這一意識形態表現得更為隱蔽和難以察覺，但它確確實實存在著，并在潛移默化中將意識形態的合法性灌輸到民眾的思想意識當中。科學技術作為統治階級賦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識形態，不僅要人們相信它能解決任何問題，還要他們感覺到：不存在某種外在力量的壓迫或意識形態的灌輸，是他們通過自己的價值判斷所作出的理性選擇。他們相信科學技術的無限力量，更相信科學技術的締造者和應用者——科技專家的無限力量，他們的話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們能帶領人們走出危機，走向光明。所以，當出現某一社會問題時，總會聽到“專家論證”、“專家預測”之類的話，他們的話總是具有神圣的權威性和不可辯駁性，以至于他們認定的結果，往往就是民眾認定的科學的結果，至于論證的過程—因為是科學—太專業化和技術化，民眾難以企及也就不會太在意了。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科學技術的論證結果有時會與民眾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們不得不思索一個問題：究竟該相信科學技術，還是相信他們自己的眼睛？在沖突的過程中，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性質也從合法化外衣下逐漸顯現出來。

以生態案例為例，來分析一下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與生態價值的關系。前段時間有關環境事件的報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學技術對污染的評估與民眾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間的差異。一則事件是說，民眾普遍反映當地飲用水受到嚴重工業污染，因為當地的癌癥發病率在近幾年明顯升高，但專家的檢驗報告卻說，水質合格，達飲用水安全標準；另一則報道稱，幾個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魚爛蝦背到鄉鎮府門口作為水污染的證據，但卻被告知無法證明那些死魚爛蝦就是來自那條重污染的河流；還有一起事件，村民狀告一家化工企業排放有毒廢水，造成許多村民魚塘里的魚大量死亡，但專家卻說不能認定排放廢水與魚死亡之間存在必然的因果聯系，甚至通過技術認定，得出該化工廠達到國家污水排放標準的結論，令人瞠目結舌。另外一則案例可以說把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化表現得淋漓盡致，就是前些時候由幾名自稱具有科學良知的科學家所披露的全球氣候變暖的內幕，他們聲稱：全球氣候變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傳的二氧化碳氣體的超標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氣體排放與全球性氣候變暖之間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聯系，太陽黑子的活動才是氣候變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價錢扶持科學家群體來論證二氧化碳對氣候變暖起決定性作用，就是純粹的意識形態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態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環境問題來撈取政治資本。科學作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這出鬧劇讓世界嘩然。于是有學者站在民眾立場上提出質疑：如果科學技術走到了常識的對立面，如果看似精確、量化的數據卻不能客觀公正地反映認識對象，那么科學技術是否還能稱之為“真科學”[5]。

當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化無限膨脹時，生態價值將如何體現？原本客觀真實的價值標準因為政治的橫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國家意識色彩。以平等、和諧、共生、統一為基礎的生態價值觀也因此遭到科學技術意識形態化的嚴重踐踏。生態價值不再是人們平等共享的價值權利，而淪為被少數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學技術的意識形態化不但成就了“無聲的統治的藝術”，同時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數”。絕大多數民眾實際上被阻擋在科學技術大門之外，或者說被阻擋在所謂的專家系統之外，科技符號僅僅是少數人掌握的密碼，而普通大眾只有在門外等待技術專家為他們做出“意識形態化”的“解碼”，而無權搭建起與科學技術直接對話的通路。科學技術變成了一種權力，科學技術資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傳遞的非對稱性也造成了普通大眾制度性的弱勢地位。在環境問題上，科學技術如果不淡出意識形態色彩，不但會誤導普通大眾的生態價值觀念，而且還會使環境問題愈演愈烈。筆者在對環境事件的調研中深有感悟：僅僅依靠技術指標或者官方公布的調查結果來判定環境污染狀況，不僅對環境治理無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結論

對于如何協調好科學技術與生態價值的關系，需要多學科的共同努力。就生產力方面來說，需要轉變工業化生產方式，代之以生態化生產方式來協調科學技術與生態價值的關系；就意識形態方面來說，因為生態環境問題關乎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為社會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排除在科學技術之外，他們擁有對科學技術的開發、進展、使用等情況的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與否決權；科學技術知識有必要走出專家世界的狹小范圍，而走進普通大眾的生活世界，并與民眾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識進行平等對接和對話，要讓他們感到科學技術是常識的深化和精確化，而不是常識的對立面，或者僅僅是一種“技術語言”；此外，科學技術的研究機構應該成為獨立運作的部門，工作其中的科學家共同體應該具備公正、正義的“科學精神”和生態倫理道德，以全人類和整個生態系統的利益為重，這樣既能有效規范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科學技術的發展以生態價值的基礎性原則），也能有效約束科學家自身的行為，同時還能引導全社會積極構建健康和諧的生態生存理念和生態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學技術發展中引入生態價值考量，對于科學技術本身、人與環境、人與社會的發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參考文獻：

[1]楊海音.哈貝馬斯科學技術觀述評[J].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7,(10):57.

[2]楊通進編.走向生態文明[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