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設計論文: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藝功能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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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由本刊編輯部與文藝報社、武漢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的“高新技術產業化時代文藝的發展問題”學術研討會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漢大學召開。來自全國高校及科研機構的50余名專家學者，針對高新技術時代文藝的發展方向及其特征、網絡文化及信息技術革命對文藝功能的深刻影響、時代與藝術發展的矛盾關系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研討。本期除以筆談形式刊發的一組文章外，還重點發表了中共中央黨校龔育之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毛崇杰教授的兩篇專題論文，前者在對于科學技術發展所進行的人文思考中論述了“科學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及意義，后者從哲學的角度對藝術進步的概念、高新技術時代藝術形式的變化及其對人類精神影響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要題】科技與文藝

【正文】

不同時代的文藝可以有著不同的功能，如原始部落進行狩獵、戰爭行為時，用歌舞的文藝形式作為對于勝利的祈禱，這里有巫術功能；宗教活動中往往也要采用音樂、誦詩的文藝形式，這里有儀式功能；而在當代都市生活中，文藝可能承擔青年們情感宣泄的功能。在當代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藝功能發生了重要的變遷。其突出變化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引導－規范功能：目標重建

文藝在公眾生活中可能起到一種引導思想和行為的方向、規范人們活動的路徑的作用。關于這一問題，中國古代的孔子強調詩、樂的倫理價值，古希臘柏拉圖對于文學創作的激烈批評，都以這一認識作為依據。當代藝術也不是沒有引導和規范的意義，只是這種引導和規范已經不同于過去時代的具體狀況了。美國社會學家里斯曼曾經寫過《孤獨的人群》，書中提出了自工業革命以來引導模式的重大變化。杰姆遜對此有一段評述，他說：“里斯曼認為歷史上有三種社會形式，或者說有三個歷史時刻：第一是所謂傳統的社會，第二是市場資本主義社會，第三則是我們今天所處的社會。不管叫什么名稱，在每一個社會都有相應的權威，體現在人們的價值觀、行為及動機中，……在論述這三種社會時，里斯曼用了‘引導’這個概念，即什么引導著人們的行動，社會中的人們又是怎樣被引導的。”（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弗·杰姆遜教授講演錄》，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52頁。）所謂的三種引導，就是工業革命之前的傳統社會代代相傳的“傳統引導”，工業革命之后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爭取個人成功的“內在引導”，以及當代社會體制化條件下，某種組織的力量取代了過去個人的作用，不太強調個人，從而出現“他人引導”的模式。里斯曼這些說法可能有些理想化，過分強調了不同歷史階段的差異，不過，他認為社會的引導機制會隨著歷史演變而發生變化的觀點是有合理性的。

文藝對于人們生活的引導，當然也會隨著社會引導機制的變化而發生相應改變。在傳統的社會中，那種穩定的秩序使得人們感到過去的經驗可以成為以后的指南，而在指南中，圣人的言說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在當代社會，社會的急速變化使得過去即使是成功的經驗也不能保證適用，并且往往是因為過去成功，那種經驗可能成為今天面對已經必須重新思考、解決問題時的障礙。隨著社會轉型、文化旨趣的相應變化，過去道德的合理性也被重新加以審視。在傳統文藝的那種訓誡失去效能的境況下，文藝的引導功能發生了改變。丹尼爾·貝爾認為電影具有巨大的改造文化的力量，他說：“青少年不僅喜歡電影，還把電影當成了一種學校。他們模仿電影明星，講電影上的笑話，擺演員的姿勢，學習兩性之間的微妙舉止，因而養成了虛飾的老練。”（注：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第115頁。）在這里，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電影起到了引導作用，只是這里是一種偶像崇拜的效果，觀看者是偶像的膜拜者，同時也幻想自己成為偶像。這里的引導是以一種白日夢的方式達成效果，它以社會認可的成功作為追隨目標。

今天的文藝創作競相追新逐異，一方面是由于科技革命要求創新，一部作品沒有能夠體現自己獨特性的表現，就沒有資格躋身于文藝作品的行列；另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經濟社會產品的日新月異是一種常態，缺乏能夠引起人們驚異的作品，就缺乏商業競爭力，也就幾乎沒有機會取得藝術上的成功。新的科技無疑起到了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信息－交往功能：關系重組

傳統文藝的突出特點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中那種“知”的作用過于明顯了，往往成為人們生活的百科全書。這一狀況與古代社會知識沒有分化，教育沒有普及有密切關系，讀者或觀眾、聽眾雖然不都是以一種學習的心態來看待文藝作品，但是文藝作品要能夠傳達人們對于各種知識的需求，而且有時是人們自己要從作品了解也許應該是其它專業文獻的講述。就此而言，今天的文藝就沒有這么多的承擔，它更多地是以審美、娛樂作為自己的義務。可以說，由求知轉到審美的過程也就是由接受的理性立場轉到感性立場。但是，在這種感性經驗中，也同人們自我的體驗有著重大差異。德克霍夫以電視接受的心理經驗說明了這種差異：

面向高新科技時代促進文學藝術發展－－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藝功能的變遷

電視提供了一種外在于身體和心智的“精神”現實。在你看電視時，如果你不走神，如果不拿遙控器換頻道，那么屏幕圖像就取代了你自己。你分享著電視提供給你的集體想象力和集體思考。（注：德克霍夫：《文化肌膚——真實社會的電子克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67-268頁。）

這里，電視成為人們觀看世界的窗口，甚至成為人們感知世界的一種方式。在電視的節目中，頭一條新聞還在報道非洲饑民的悲慘生活，下一條新聞則在演示最新時裝潮流，再下一條消息有可能是某地的滑稽表演，觀看者的心理無法跟隨屏幕的變化節奏，實際上觀看已經成為沒有意識的行為，結果是非常敏銳的攝像與同樣非常麻木的感受交織一體，這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一種常態。

如果說電視信息給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大變化的話，那么電腦上網和電腦寫作還有著更深刻的影響。人類社會自有文字以來，文字表達就是一種抽象的意義交流，可是電腦上網的交談卻可以復制人們面對面的現場感，譬如網上的符號有一些網蟲們自創的表達方式：“∧＿∧”表示明媚的笑；“＊＿∧”表示擠眉弄眼；“〉〉＿＿＿〉＿＿＿”表示一束玫瑰等等。這樣一種表達超越了不同語言的差異性，仿佛圖像那樣可以閱讀，但是不懂得這種“網語”的人就有些費解，這類表達重新劃定了交往的群體。網絡交流由于具有即時特點，交流者之間的對方成為沒有在場的在場表達者，虛擬空間仿佛可以代替真實的現實空間。信息－交往的行為被作了重新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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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價值－示范功能：品位重塑

價值－示范功能可以表現為作者采用某種社會公認的道德規范加以宣講，尤其在寓言性作品和兒童文藝中表現得十分突出；也可以采用作者自認為合理的道德原則，作出具有個人色彩的表達，如伏爾泰寫作《老實人》對于老實和欺詐的道德評價作了詮釋，盧梭寫作《懺悔錄》對自己人性惡的方面大膽剖析，以此表明自己具有更優越的道德感。有時作者自己也對于所寫內容的道德問題難以決斷，于是就在描寫中表達出那種道德困惑，也可以起到引發人們思考的作用，如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對婚戀、家庭、情感、責任等有關問題，就體現了矛盾的態度。

法國思想家布爾迪厄認為：“文化生產者擁有一種特殊的權力，擁有表現事物并使人相信這些表現的相應的象征性權力，這種象征性權力還表現在文化生產者，用一種清晰的、對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會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亂的、模糊的、沒有系統闡釋的，甚至是無法系統闡釋的體驗，并通過這一表述賦予那些體驗以存在的理由。”（注：《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頁。）這里存在的理由可以有許多方面的闡發。它包括使得人們的一些感受合理化，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在中國文化氛圍中成長的讀者，會認為這里有一種意境、禪味，可是西方讀者就可能只是認為它是白描。這并沒有什么對錯問題，而是中國的這種詩句把作者個人的、瞬間的感受凝固化，通過閱讀放大成為普遍的、恒久的意義，于是本來只是某一時刻、某一地點的狀貌有了超越時空的性質和存在理由。另外還有命名具有的權力影響，在古代，人們普遍有一種認識，即給予某物一個名稱，就可以達到對該物的控制，古埃及神話就有這樣的記載，其中一則故事說，有人知道了太陽神“拉”(Ra)的名字，就可以驅使她為自己做事。各民族父母對于子女的命名也是一種擁有對其監護權力的象征；文藝創作的表達經常就有命名的內涵。再有就是文藝表達可以賦予對象新的意義，李白詩句“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被簡稱為“青梅竹馬”，于是本來只是物件的竹馬、青梅成為兩小無猜，孩提時代就有感情的二人關系的寫照。

文藝表達具有的話語權力引導著社會的價值取向，并且生產著新的價值目標，有時還可能產生作者沒有預期的價值，如歌德寫作《少年維特的煩惱》，歌德本來是要對自己的失戀作一個解脫，可是有些青年讀者也來仿效維特的輕生，以為這是一種為了愛情獻身的壯舉，使得歌德在作品再版時專門作了勸戒。因此，文藝作品的價值－引導功能有著先天的物性條件，又有著后天的人為規定，成為一種跨文化的、普遍的狀況。

可是，在電腦寫作和電子文本普及的條件下，電腦打字使得書面的印刷“鉛字”不再是凡人仰望的對象，“鉛字”不過是當事人排版的一種效果；而通過網絡的傳輸，電子文本可以以接近口頭交談的速度傳達，而接受電子文本的一方，也不是以對紙頁文本那種只能單純“閱讀”的方式對待，閱讀者完全可以對于接收到的電子文本加以修改，然后又重新出去。于是原先作為接受者的一方，成為新一輪傳達的者。電子交流重新激活了口頭傳播時代的人人都可參與的情形，由此作為表達一方的引導地位就受到挑戰。

四、審美－娛樂功能：境界重構

在傳統的文藝審美格局下，審美娛樂活動具有他在性，即現實生活為一方，審美活動為另一方，審美活動是在疏離現實生活的狀況下發生的。在此基礎上，文藝審美活動有著一些特殊的規律，譬如它具有偶發性，創作行為不能預期，靈感的閃現是來不可遏，去不可止，等等。

面向高新科技時代促進文學藝術發展－－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藝功能的變遷

王羲之在《蘭亭集序》中寫道：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傳說王羲之當時處于精神的亢奮狀態，親筆書寫了文稿，就是有名的書法極品《蘭亭集序》，作為書法名家，王羲之本可以在這一書法作品完成之后，另外又創作多幅同類作品，可是他在后來已經沒有早先那種情緒狀態，再也不能寫出自己滿意的與當初第一幅書法相同水準的作品了。這種創作的一次性、不可重復性，乃至創作與鑒賞過程中心理感受的專注狀態都有特指的意味，像“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是一個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環境、特定的人群、特定的聚會主題，這對于理解傳統的審美活動的意義發生方式有著重要作用。可是，在工業革命以后，大批量生產的模式滲透到社會的各個環節，甚至包括精神生產領域，學校教育以年級方式批量化地招募新生和輸出畢業生，不再是師徒之間的接受方式；文藝作品以及文藝的審美活動也被模式化，其中典型的就是好萊塢式的類型化電影，呈現為潮流化的文藝表達等。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本雅明寫了重要論文《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對于這種新興的文藝現象進行理論總結。如果說，本雅明時代還是物理性質的批量化，那么現在則成為化學或者生物學意義上的批量化，有了《西游記》，又不妨來“悟空傳”“大話西游”，后者可以表達與原作不同甚至相反的意思，這種依附性質的表達又可以進一步衍生新的表達。在電影制作中，拍攝宏大場面可以只是聘用少批量的群眾演員，它以電腦制作方式把鏡頭中的人物加以復制，于是形成千軍萬馬的視覺效果。

審美－娛樂功能作為文藝的重要功能，以前是作為一座圣殿讓人朝拜，可是在大批量生產和復制的語境下，那種神圣性被削弱了，批量化必然訴求市場化，它需要對公眾的親和力，因此可能采取俯就公眾的姿態。那些深受青少年喜愛的電腦游戲，如“石器時代”、“古墓麗影”“魂斗羅”實則是一些文學化敘事，關鍵在于它是觀眾與游戲程序互動的，觀眾成為參與者，甚至承擔其中某一角色。

五、文藝功能變遷對于文藝研究的挑戰

文藝功能的變遷可以是實質性變遷，也可以只是人們看待文藝方式和角度的變化即認識性變遷，前者如綜藝節目主持人以不同風格主持節目，會使得節目體現不同風味，后者如觀眾以不同心情觀看同樣節目會有不同感受。不管是什么情況，文藝功能變遷的事實上給文藝研究提出了挑戰。

路易·阿爾都塞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他注意關注當下的文藝與文化問題，并對充斥于各種媒體的廣告進行了批判。他認為，電視廣告最主要的受眾是廣大生產者組成的市民，廣告把這些收視的個體構建為商品社會有權自主選擇的消費主體（注：路易·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見《列寧與哲學及其他論文》，新左派出版社1971年。）。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功能在于，廣大生產者是這個社會的制度所塑造的承受者，可是廣告中這些承受者卻被引導去“想象”自己是主體，并且這種扭曲的想象關系不是發生在公共空間，而是電視收視的常見地點——家庭住處，這樣就把一種“國家機器”的力量以話語霸權的方式強加給了個人。這是對處于科技條件下的電子媒體的意識形態分析，對于我們來說，很多人不能看到它所具有的文藝研究的重要意義。主要原因有：其一，我們只是習慣于對文藝進行“內容”的和“技巧”的考察，不習慣進行超越作者個體的文藝生產環境的考察；其二，新時期以來，學者們大多力圖把文藝研究轉到“純文藝”方向，在無意識層次上對意識形態分析充滿反感；其三，這里討論的對象是廣告而非文藝，似乎超越了文藝研究的范圍，不屬于本門學科關注的對象。

應該看到，正如現代社會大生產實行一種體制化的管理方式和運作手段，文藝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也從個體手工方式轉移到社會的和機械的、程序的方式，以前只是單一的文藝生產環境，因此可以不去關注這一環境的狀況，但是這并不等于生產環境不會對文藝產生影響，那么，當這種環境發生變化后，如果仍然漠視它的影響，就不是明智的態度了。至于意識形態分析的意義，應該說它不能囊括文藝研究的全部，但也應該是文藝研究的重要視角，我們不能依憑情緒而不是依憑認識的需要來確立研究的角度。另外，這里電視廣告本身不是文藝，但是它經常穿插在文藝作品的播放中，與文藝有著一種“互本文”的關系，至少成為了電視文藝的背景，無視背景的作用，這對于文藝學肯定不是正確的態度。如果結合到具體的文藝現象的批評，那么，由此視角也可以看到實質性的東西。

其實，高新科技以及高新科技產業化對于我們人文學者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問題領域，我們要了解當代文藝狀況，對此問題視而不見是不行的，因為它已經是當代文藝的基本土壤；同時，我們還必須克服幾點很重要的障礙：一是由于不熟悉科技問題而缺乏對于科技與文藝關系的敏感性；二是只從科技角度看待文藝，就像當年的所謂新方法熱那樣，把科技問題與文藝問題生拉硬扯；三是如何把這種科技眼光與文藝的傳統視角、與對文藝作品的深刻分析結合起來。這些障礙的解決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提出科技與文藝關系的問題只是一種新的嘗試，而作出重要研究成果還須進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