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協議對貿易摩擦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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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主要分析了美日貿易摩擦爆發的成因及影響，從兩次貿易爭端的背景、進出口出發，介紹了廣場協議及其影響，在此基礎上，對美日貿易摩擦與中美貿易摩擦進行了對比，分析得出我國在內需潛力方面優于日本，在基礎建設尤其是新基建方面仍需要加強，并從“廣場協議”事件分析中獲得相關啟示。

［關鍵詞］“廣場協議”;貿易摩擦;中美貿易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2020年5月20日美國政府提交《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的階段性工作報告，同時美國參議院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案》，賦予美國政府以對上市公司的檢查權，這一系列條款法規或加速中美經濟“脫鉤”，也意味著中美關系進入一個特殊時期。從2018年3月美國挑起貿易摩擦開始，中美雙方各自出招、僵持不下。歷史上美國和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在20世紀70～80年代頻發且不斷升級，西方國家達成“廣場協議”，促使日元被迫升值，“泡沫經濟”的崩潰才意味著美日貿易摩擦的漸漸消退。本文將從廣場協議的成因出發，通過美日貿易摩擦和中美貿易摩擦對比，從進出口的角度總結啟示與借鑒意義。

1廣場協議及其影響

1.1廣場協議成因

1985年，日本、美國、聯邦德國、英國和法國達成共識，簽訂“廣場協議”。從其內容來看并無不妥:縮減公共開支、擴大內需和民間投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金融和資本自由化及匯率彈性化、抵制貿易保護主義等，且在簽訂后日德很多品牌迅速在海外擴張，最終“廣場協議”會成為令日本媒體不寒而栗的恐怖條款，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日本的野心以及對本國經濟的自信。日本利用與美國的貿易順差讓本國逐漸強大，但仍由于缺乏資本未能進入東亞以及東南亞的可觀市場。且美國在宣布美元貶值來削減對日本經濟赤字的同時表示出給予日本高新技術產業幫助的態度，于是日本政府判斷日元的升值會提高本國購買力且不會動搖本國的經濟命脈。第二，日本調低本國利率。日本接受“廣場協議”后按計劃升值，但為了防止金融緊縮危機的出現，日本將利率調低。而這才是日本悲劇的關鍵，與其將錢放在銀行貶值不如用來投資。如此便有了股市和房地產一片欣欣向榮的假象，更有號稱“一個東京的房價可以買下整個美國”。由于房地產的支撐，經濟高位景氣，反推房價水平至最高。于是便自然而然迎來提高貼現率和長期貸款利率的政策，主動刺破經濟泡沫。第三，日本低估市場本身的運作能力。以薩繆爾森的經典比喻來說，“人類最偉大的王，也無力改變大海中的洋流”，而政府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干預國際貨幣市場。而日本在最初便暢想短期利益可以蓋過長期利益。廣場協議徹底將日本繼續利用貿易順差壯大自己和用產品出口滲透市場的長期穩定發展道路破壞。貨幣升值的速度遠超計劃，帶來的市場沖擊已經在一次次的政策調整中醞釀好。

1.2廣場協議對日本的影響

提到廣場協議必定能想到“日本失去了二十年”，可見廣場協議給日本帶來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在簽訂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但日本的經濟增長方式也隨著貿易順差收窄而受限，未意識到科技重要性的日本最終轉向扶持房地產，將房地產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引擎。海外機構投資者既賺取日元升值的利潤，又賺取日本房價上漲的空間，在崩盤前全身而退，只剩日本國內居民深受其害。于內，炒房民眾紛紛破產，嚴重損耗消費能力，實體經濟陷入泥潭，日本經濟因此經歷了長達十年多的衰退期，甚至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率僅不到1.5%;于外，出口競爭力下降。1986年，據日本機構統計，“廣場協議”直接導致日本對外凈資產的匯率損失約3.5萬億日元。此外，日本出口總額就從1985年的41.96萬億日元下滑到35.29萬億日元，降幅高達16%。1987年，日本出口總額33.31萬億日元，比廣場協議之前下滑了20%。1970—1998年日本進出口貿易額見圖1。

2美日貿易摩擦與中美貿易摩擦對比

中美貿易爭端的直接原因與美日相同:兩國貿易不平衡，美國出現貿易逆差。簡單來說，特朗普挑起貿易摩擦直接目的在于扭轉中美貿易逆差，從而阻止我國高速發展。在貿易摩擦中，提高關稅壁壘、限制進出口已不是美國出手的新鮮手段。以下主要從兩次貿易爭端的背景與進出口出發，分析得出我國在內需消費等方面優于日本，在基礎建設尤其是新基建方面仍需要加強，并推動金字塔底端的市場(Bot-tomofPyramid，BOP)的繁榮發展。

2.1社會體制與經濟環境

美國在2018年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的根本原因在于減小貿易逆差并回籠更多資金。按照美國商務部統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1985年開始的6億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3752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同時這期間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總額達到4.7萬億美元。而在2018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占到了整個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將近一半。再從中國看對美國的順差從2010年以來的八年時間里，平均超過78%，有四年超過80%，一年超過130%。當今中國經濟體量巨大，2019年最新GDP數據表現為美國21.43萬億美元，中國14.36萬億美元。雖然我國GDP絕對值落后，但從增速來看，美國僅有2.3%，而我國卻達6.1%。但在1985年日本的GDP僅相當于美國的40%;中美零售行業市場規模相當，日本1985年零售市場僅為美國的1/3，對美國的牽制力較弱，但此時的中國卻有實力讓美國思考再三。而對于1985年的日本如前文所述，其目的更傾向于縮小日本貿易順差的表象并擊垮日本經濟，甚有日本媒體表示:廣場協議是美國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個驚天大陰謀。在特朗普所提出的對中國出口總值500億美元加征關稅的商品清單中所涉及的產品涵蓋航空航天、信息科技、機械工業、通信技術、機器人、建筑機械、農業設備、電子產品等行業，直接劍指《中國制造2025》。另有美國對華實施6次“301調查”，此民族色彩濃重之舉頗顯美國作風，將調查中國政府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創新等領域。同時期中國商務部按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依法公平、公正開展反傾銷調查，卻并非針對美國。由此可見，美國挑起貿易摩擦只是遏制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手段。在經濟環境與政策下，受影響最大的莫非為企業。據我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70%以上都是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完成的，企業占據很大的主導性因素。詳見圖2。

2.2出口結構

從歷年GDP的分布即可看出我國屬于第一產業大國，而美國側重于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從對美貿易關系來看，1985年前后的日本對美國有著絕對的依賴性，彼時日本對美國出口占日本全部對外出口比重的37%，當前中國對美國出口占全部出口的約18%。日本與美國同樣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道路中有相似處，貿易關系也相對具有競爭性，如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迅速發展使得美國半導體市場份額大幅下降，由55%下降至40%左右，而在今天中美發展時期有別，我國仍以第一、第二產業居主導地位，美國已逐步向第三產業轉型，產業鏈重合度較低。在上述社會體制與經濟環境中便已經提到企業在整個貿易戰摩擦的作用之重，而企業在貿易摩擦關稅壁壘中面臨的問題就在于庫存商品是否能出口及出口量為多少合適。美國雖然為本國的在外企業提供了較好的環境，預實行加息、減稅、縮表等措施，但此情況并不理想，更多原因在于政策的不確定性、充滿變數，以及美國難以對付的工會組織。因此外企對華投資企業在貿易摩擦中起著一定作用。對于我國企業而言，關稅加征限制出口便出現了產能過剩與國內消費力不平衡的問題，在貿易摩擦當前，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受限，投資不穩定，消費力便成了最大的支撐點，也就是接下來要講的內需與消費。

2.3內需與消費

廣場協議只是日本經濟走向衰退的導火索，日本之所以失敗，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出口依賴型發展過于嚴重，不斷向國際市場拓展，卻忽略了本國的內需。日本由于人口數量與本國領土并不相適應，人口密度大而國內資源匱乏，所以需要大量出口與進口來平衡發展，而急于尋求海外市場也決定了政策的瑕疵帶來衰退的必然。日本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陷入停滯，但穩定的內需保證了其人均GDP維持在一流發達國家水平。對我國來說，迫切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減少對出口的依賴。我國目前一線、二線城市的供給與需求基本持平，內需也相對飽和，普拉哈拉德曾提出:“不要把貧困群體看作受害者或社會負擔，而要把他們視為有活力、有創造力的企業家和有價值的消費者，一個嶄新的機會”。那么金字塔底端的市場(BottomofPyramid，BOP)便是可供內需發展的良性地帶。隨著主流消費市場格局成型、紅利逐漸消失，而貧困群眾收入大幅提高、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明顯加快，進行破壞性創新來渠道下沉、進軍BOP市場也成了許多電商的戰略方向。以拼多多的崛起為例，2018年下沉市場渠道全面打開，各大電商巨頭齊上場，旨在挖掘這一增量市場的發展潛力。拼多多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2015年公眾號上線，平臺以便宜拼單團購模式迅速覆蓋全品類商品，通過破壞性創新快速積累用戶，提高商品交易總額(GMV)，成立兩年平臺用戶便達2億。阿里巴巴通過對互聯網平臺的創新，使得151個國家級貧困縣接入“興農扶貧”電商協同網絡，超1000種土味山貨變身尖貨品牌，國家級貧困縣在阿里平臺網絡銷售額超630億元。而電商發展的首要大前提在于我國鐵路、公路、機場建設較為完備，物流建設到位，網絡通信狀態良好，因此，基礎設施建設是發展的重中之重。

2.4基礎設施建設

首先，日本的“基建狂潮40年”給日本建筑打下基礎，從借助奧運會帶動國家經濟高速發展，到后來在經濟泡沫暴發、亞洲金融危機暴發、美國次貸危機暴發之際，日本頻頻通過基建刺激GDP攀升增長。日本的城鎮化水平有多高?在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前后，日本的國內城鎮化率已經達到90%，當然這也意味著在原有產業結構下，經濟增長已趨于飽和。同時日本建筑龍頭企業一直努力降低杠桿，將資產負債率保持在65%以下，相對具有融資優勢;除建筑本業外，他們也涉及其他相關業務，如填海造地、道路建設等來進一步增強綜合實力。我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特別是中國道路和鐵路，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的差距。從質量來看，中國基建質量(包括交通運輸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基礎設施)評分中僅有77.9，在141個經濟體中排名36位，日本以93.2分高居第五位。2015—2019年我國基礎設施投資增速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對比見圖3。其次，中日基建投資及宏觀基本指標對比數據表明，我國國土開發強度遠小于日本，其中不乏自然地理因素和經濟原因。另外，我國經濟構成與日本存在明顯差別，因此并不能單從基建投資強度等得出我國基建與日本基建的能力對比，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基建的發展潛力要優于日本。在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由此“新基建”的概念誕生。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結項年度，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與中美貿易的雙邊壓力下，又受到肺炎疫情的沖擊，消費和出口受挫，投資則成為政府穩定經濟局面的一大手段，于是新基建被作為重要的調節方案多次被提上日程。從村村通路、家電下鄉和汽車入戶到如今村村通網、新能源補貼，我國的數字基建將呈良好態勢持續發展。“新基建”指以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本質上是信息數字化的基礎設施。“新基建”涉及的產業領域主要包括七個板塊，分別是5G基站、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特高壓、新能源充電樁、城際高鐵和軌道交通、以及工業互聯網。預計到2025年，我國5G網絡建設投資累計將達到1.2萬億元，其中對工業企業開展數字化改造投資預期為5000億元。從廣義角度來講，新基建遠不止這些，還包括規模較小但未來增量空間大的領域。新基建與傳統基建的區別除了5G的運用，其實更是與我國目前發展相適應的一個更加穩健的改革。更直觀來說，1個5G建設投資可拉動6個單位的經濟增長，乘數效應大大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本就有強外部性、受益范圍廣、規模經濟效應好等特點，新基建中5G的加持使得我國基建力量更強大、增速更穩。而所有建設必須以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為前提，新基建的意義更在于“惠民生、補短板、調結構和促創新”。無論是全面小康、扶貧計劃，還是村村通網、打通最后一公里等，都是為了基建的穩步發展做鋪墊。改革開放從最早跟農業有關，包產到戶解決的問題便是要把農村勞動力解放出來，如今也應關注到基層的基礎設施建設。正如金字塔底端(BOP)理論所指出，低收入群體蘊藏著潛在購買力，象征著無限商業潛能。企業可以通過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有效開發BOP市場，在獲取利益的同時帶來新崗位與新技術，實現就業脫貧和技術脫貧等長久式脫貧，甚至開啟新的商業繁榮和創新源泉，創造經濟與社會的雙重價值。盡管BOP市場中的互聯網電商服務已經產生需求、初具雛形，但還存在著極大的發展優化空間———欠發達地區物流問題明顯、諸多電商平臺的普及率仍然較低等。

3借鑒與啟示

究其根源，真正的問題不在于“廣場協議”，而在于日本自己的脫實向虛。就聯邦德國的發展來看，在“廣場協議”簽訂五年后，東西德統一，西德用涌入的資金補貼東德，并購一系列東德前國有企業，同時獲得大量受過嚴格職業教育的廉價勞動力和巨大市場。拋開其他因素來說，中國在貿易摩擦中在基建層面與日本不謀而合，但我國的基建仍有較長的路要走，而在其他經濟對比層面我國相較于1985年前后的日本有著更為理智的決策與更大的發展潛力。面向BOP市場的破壞性創新將會是基建全面化、新基建發展的重要途徑，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必要性保障，而新基建將會給我國基礎設施帶來重要的競爭力。目前看來，我國的經濟環境與發展目標定不會讓中美關系陷入再版“廣場協議”。對于今天的中國，即使人民幣匯率最終也遭到美國干預，中國也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中國依然具備人口基數大及人均消費水平高的優勢，同時，我國海外布局初見成效。通過實現與友好國建立網絡互交，我國憑借“一帶一路”、亞投行和已有的國際合作項目資源，在未來將獲得更大的工業資源。面對美國重重挑戰，我國要堅持捍衛合法權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優化我國產業升級與調整，加大研發力度、繼續擴大內需并實行穩健貨幣政策，且筆者認為基建與經濟的相適應發展最為重要，且能在此新基建的重大領域有機會實現彎道超車。我國在疫情面前完美呈現大國擔當，美國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未來的中美關系仍會在曲折中前行。

參考文獻:

［1］柳偉雄，幸賦康.日美對外經濟比較［J］．國際研究參考，1988(7):26－29.

［2］董德志，金佳琦.貿易戰之危與機:美日貿易戰史鑒［J］．金融市場研究，2018(4):128－136.

［3］潘莉莉.美日貿易戰對中美貿易摩擦借鑒意義［J］．北京金融評論，2018(3):113－119.

［4］仇莉娜.美日貿易戰歷史回溯與經驗教訓［D］．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8.

［5］沈建光.中美貿易協定不會是“第二次廣場協議”［N］．證券日報，2019－03－02(A3).

［6］王樂琪.中美貿易戰的危與機探討———基于美日貿易戰［J］．現代商貿工業，2019，40(10):40－42.

［7］吳昊，劉青，楊超.中美貿易戰對中國投資環境的影響及對策研究［J］．中國管理信息化，2019，22(13):110－112

作者：王雯柯 段小樂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