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摩擦的政治因素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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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2002年年初，美國政府在眾多國家的反對聲中做出對大部分進口鋼材征收8％-30％進口關稅的決定。除北美自由貿易區和南美少數國家以外，美國此次所實施的保護性關稅幾乎涉及全球各種類型的國家。事實上，近年來國際鋼鐵貿易領域一直摩擦不斷，對于一些小的紛爭，人們似乎已經司空見慣。但美國這一次行動所涉及的范圍之廣、影響國家之多，卻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究其原因，大概有三個方面是很多人沒有想到的。首先，在信息產業迅速發展的今天，在人們開始談論美國是不是已經從“車輪子上的國家”轉變為“因特網上的國家”的時候，在鋼鐵這個傳統產業中，美國似乎沒有理由如此地大動干戈。其次，WTO所確立的全球貿易體制業已有十年，有關鋼鐵貿易的協議也已經實施了近十年。在這個時候，鋼鐵領域面臨的任務應該是全面提高貿易自由化的程度和水平。然而，美國卻逆潮流而動，全然不顧WTO的爭端解決機制和其它國家可能采取的報復行動。再者，三年前西雅圖會議的無果而終，使得人們期望中的“世紀回合”未能開啟。經過兩年多的討價還價和相互讓步，多哈會議才避免出現與西雅圖會議同樣的結果。無論是過程中的曲折還是最終的結果，已經說明了人們對紛爭不斷的國際貿易問題的擔憂和對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期待。但另一方面還必須意識到，多哈會議上達成的妥協和讓步都是很脆弱的，多邊貿易談判的前景是很不確定的，在多哈會議剛結束時就有很多人指出了這一點。在這個敏感時期，美國在鋼鐵貿易領域挑起全面的紛爭，有可能影響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開啟。美國為什么能夠置這樣的風險于不顧?

從表面上看，我們確實很難對這些方面提出一致的解釋。就美國的這次行動來說，每個人都可以從特定的角度提出特定的解釋，如同面對所有其它的貿易摩擦一樣。但如果只是孤立地看待問題，那么，每一起貿易摩擦都會有其特定的原因，這往往會掩蓋問題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國際貿易是各個國家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渠道之一，貿易摩擦正在這種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發生。因此，我們首先必須結合這樣的過程考慮貿易摩擦背后的根源。同時，由于現行的國際貿易活動是在一個相對統一的多邊貿易體制下展開的，所以我們還必須結合多邊貿易體制的特點來分析貿易摩擦問題。在本質上，國際貿易領域的任何問題都不會是單邊的，任何一個國家的行動或政策都會對有關國家產生相應的影響。一個國家的貿易政策會對其它國家產生影響，進而引發其它國家采取相應的對策，這反過來又會影響前者的政策效力。無論多邊貿易體制的形成、運作還是貿易政策的制定、實施，都是眾多國家相互談判、相互作用的結果。在此過程中，各國所采取的策略是相互影響的，而且策略本身也是在考慮到這種相互影響之后提出的。因此，這個過程是典型的政策博弈過程。在現實中，考慮到國際經濟交往的長期性和連續性，這又會是一個重復博弈過程。各國在特定時期采取的貿易政策是這個博弈過程的結果。作為博弈的均衡解，它受制于博弈過程的條件、特點以及整個博弈過程所處的多邊貿易體制的特點。

二、政策博弈過程：理論和現實的差異

在博弈理論中，一次性博弈往往導致非合作的均衡解，即通常所說的“囚徒困境”，這是從個體理性出發所導致的集體非理性。走出“囚徒困境”的辦法是增加博弈的次數。在重復博弈過程中，投機行為會遭致其他當事人的報復。這種報復行為或實施報復的威脅有可能抑制某些當事人的投機行為，從而就可能得出一個合作均衡解。但最終的結果究竟如何，還依賴于博弈過程的條件。對于一個無限次的重復博弈，如果當事人對未來收益的評價足夠高，也就是當事人有足夠的耐心(用δ表示)，“任何滿足個人理性的支付向量都可以通過一個特定的子博弈精煉均衡得到”。這就是所謂的“無名氏定理”。其中的子博弈精煉均衡，指的是合作博弈均衡。要達到合作均衡，必須存在一個懲罰點。正是由于害怕觸發其他人的懲罰行動，參與人才有積極性保持合作，從而避免了非合作均衡解的出現。懲罰點和耐心是當事人進行合作的兩個顯性條件，除此以外還有幾個隱含的條件。要使當事人有興趣進行合作，合作收益必須大于不合作收益，這是一個激勵相容的要求。同時，懲罰還必須是可信的。所謂“可信懲罰”的含義是：給定某一參與人采取了投機行為，其他人的最優選擇就是懲罰或報復。具體到貿易政策的博弈過程，要實現各個國家之間的合作，在理論上必須滿足上面的這些條件。

以美國對鋼鐵進口征收保護性關稅的行動為例，我們來看看合作所需的條件在現實中能否得到滿足。首先是耐心問題，它反映了政府的時間偏好。對未來收益的評價一方面取決于政府的目標函數，另一方面又依賴于政府所關注的對象本身。如同經濟個體一樣，政府的理性也是有限度的，它的眼光不可能絕對的長遠，對未來收益的評價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很快。在面對鋼鐵這樣的行業時，行業自身的特點將導致政府尤為關注眼前的利益。原因就在于，作為一個傳統的夕陽產業，鋼鐵行業正處于一個深刻的結構調整期。對于這樣的行業，當期利益尤為重要，而未來的收益，一方面存在嚴重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由于這種行業在整個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是下降的，它所帶來的直接經濟利益(如就業、產出等)是下降的。因此，在各國政府考慮長期內的總收益時，更加偏重于當前的收益。結果就是“耐心”的下降。美國政府在為其行動作解釋時，就曾指出“目的是為鋼鐵行業的調整爭取幾年時間”。這就說明了，面對處于調整期的鋼鐵行業，短期利益尤為重要。此外，每一屆政府都要面臨換屆選舉的壓力，政治利益是其目標函數的一個重要方面。當經濟利益與政治利益交織在一起時，政府在評判長期中的總收益時，“耐心”會更低。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的鋼鐵行業有十幾萬的就業人員和近60萬的退休人員，這些人的選票是任何—屆政府都不能忽視的。選舉利益具有更明顯的短期性，與經濟利益交織在一起，進一步加劇了政府對眼前收益的偏好，這就降低了上面所說的耐心或值。在這種條件下，政府具有了采取投機行為的動力。

在美國政府作出提高關稅的決定以后，有關各方都發出了報復的威脅和警告，但是直到現在報復并沒有具體實施，同時各個國家都竭力表明這樣的事件只是相互關系中的局部問題，都不希望演變成全面的貿易沖突。任何國家和政府，都是在權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做出決定或采取行動的。報復行動能夠帶來的最大的潛在收益是美國采取合作、放棄加征關稅的決定。而報復要發揮效力就必須是“嚴厲的”。在與美國所進行的博弈過程中，參與人各自的實力和地位是不對等的，為了使美國的投機行為或不合作行為得不償失，處于劣勢的國家就必須擴大報復行動的作用范圍。因為，在單一領域中采取行動，最“嚴厲的”報復行動是徹底禁止來自美國的這類產品，而在美國出口市場相對分散的條件，這也不會對美國產生多大的影響。為此就必須擴大行動的范圍，而這又引發與美國的全面貿易沖突。全面貿易沖突的成本是高昂的，往往超出了處于劣勢地位的國家所能夠承擔的范圍。這樣的“報復”或“懲罰”事實上是不可信的，因為對于實施國來說，這不是可行的選擇。另一個辦法就是多個國家采取聯合行動，但在這樣的聯合行動中，由于各國的利益存在差異、利益的大小也極不相同，聯合行動同樣面臨投機行為和交易成本，它的影響只是增加了報復行動的成本，而沒有增加收益。在現實中，如果沒有特定的制度約束，多個國家統一行動也是不可行的。由于可信威脅是抑制投機行為的必要條件，當美國意識到其它國家的威脅是不可信的時候，它就不會主動抑制采取投機行為的沖動。

現實中的政策博弈過程往往是介于有限次重復博弈和無限次重復博弈之間，如果從政府要換屆選舉這個角度來看，政府間的政策又會是一個有限次的重復博弈。從博弈理論中可以知道，有限次博弈無法抑制投機行為的發生。再結合特定行業如鋼鐵行業的特點和威脅的不可信問題，博弈的最終結果通常是非合作均衡。

三、多邊貿易體制的缺陷：結果對初衷的背離

從上面的政策博弈過程可以看出，政府的個體理性會導致非合作的均衡解，這樣的結果不是有效率的。建立多邊貿易體制的目的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通過抑制投機行為，推動合作，最終實現有效率的合作均衡?，F行的多邊貿易體制是以世貿組織為中心建立起來的?，F行的多邊貿易體制是否能夠發揮應有的功能?WTO有五個基本功能，它們包括：促進多邊貿易協議的實施和運作；為已經涉及的議題或新議題提供談判場所；執行爭端解決機制；執行貿易政策審議機制；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以推動全球經濟政策的進一步融合。作為主權國家進行多邊合作的機制和組織，WTO本身既不制訂任何規則，也不執行任何規則，因為它不具備超越國家主權的強制力。WTO在本質上類似于一個市場，各個主權國家在這一“市場”上相互交換關于市場準入的承諾，交換的結果是共同的行為規則。WT0的各種規定、制度、協議的演變，本質是為了把更多的國家、更多的領域納入這個“市場”中，同時在規則和機制上促進主權國家之間的合作或“交換”，抑制投機行為。在WTO所奠定的多邊貿易體制小，爭端解決機制是直接針對各國在政策博弈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投機行為的。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比GATT更加及時、自動和具有約束力。它一般包括如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鼓勵成員之間嘗試以雙邊磋商的方式解決爭端，WTO可以為這種磋商提供便利；第二階段是成立專家小組，如果爭端方在60天內無法通過磋商解決爭端，可以要求爭端解決機構成立專家小組；第三階段是專家小組開始工作并向有關方和爭端解決機構提交最終報告；第四階段是通過決定，爭端解決機構應該在60天內通過工作報告，爭端方可以就最終報告提出上訴；第五階段是執行通過的決定，違約方可以要求一個“合理期限”去執行爭端解決機構的決定，如果在規定期限內沒有執行，就必須談判互相都能接收的補償措施，否則可以要求爭端解決機構授權終止履行對違約方的義務或承諾。

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使得大國不可能阻礙裁決的通過，它的本意是要通過集體或制度力量來增加懲罰的可信性和有效性，這自然有利于抑制投機行為。但相對于博弈過程所需的條件，它仍然存在許多問題。首先，針對有關國家的投機行為，其它國家的報復行為必須得到WTO的授權。WTO在給予授權之前必須經過一系列的程序和步驟，違約方有可能通過影響這些程序而最終影響WTO的授權行為，如否決專家小組的人選。也就是說，違約方可以阻礙其它國家的報復行為。從自主決定報復或懲罰，到必須得到授權后才能報復或懲罰，其可信性事實上是降低了。其次，爭端解決機制的最終目的是要促進有關國家就爭端進行談判和磋商。在開始時，爭端解決機構首先會鼓勵為解決爭端進行雙邊磋商，然后才會真正開啟爭端解決機制的程序；在最終裁決通過以后，爭端解決機構也要求有關國家就裁決的執行問題和補償問題進行談判。只有所有談判都失敗了才會授權起訴方進行報復。由此可以看出，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竭力想避免報復行為。程序性約束與報復的直接成本結合在一起，降低了采取報復行為的可能性。在違約方意識到這一點以后，報復或懲罰就變得更加“不可信”。我們由此可以發現，從推動合作、抑制投機行為的要求出發，爭端解決機制應該加強報復和懲罰的可信性和有效性，而事實上，爭端解決機制的種種程序性安排既增加了報復的時間成本，又降低了報復行為的主動性，這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

WTO在解決爭端的每一個步驟上都首先要求有關國家展開新的談判和磋商，這一系列談判都是由最初的那個投機行為引起的。投機行為事實上就成了新談判的起點。在理論上，如果投機行為一定觸發其它國家的報復和懲罰，投機行為可以得到抑制。但是，如果投機行為引發新的談判，結果就不太一樣了。新的談判就是新的博弈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有新的交換和讓步。就新的談判來說，我們姑且不考慮談判失敗的情況，只考慮談判圓滿達成協議的情況。有人就會認為，因為談判取得了成功，所以投機行為被消除或抑制了。但是新的談判本身就意味著新的成本，在這個過程中進行的利益交換或讓步都是由投機行為引發的。換句話說，有關國家可以用投機行為來換取其它國家的讓步，這樣的讓步本來是無需付出的。如果投機行為不僅不會遭致懲罰，反而可以成為與其它國家進行談判的條件，那么，投機行為事實上是得到鼓勵或“獎勵”的。結合美國對鋼鐵進口加征高關稅的行動，我們隱約可以看出其中也有這方面的考慮。在3年前的西雅圖會議上，各國家就新一輪多邊談判的議題爭執不下，是會議失敗的原因之一。在多哈會議結束后不久美國就做出這樣的決定，意圖之一就是為以后的談判增加籌碼。鋼鐵行業是一個傳統產業，有關鋼鐵自由貿易的協議也是烏拉圭回合的成功之一。在西雅圖會議上，美國要求將勞工標準、環境問題納入新的多邊談判，而發展中國家則要求首先解決烏拉圭回合所達成協議的執行問題。通過加征保護性關稅這個行動，美國可以將其它國家拉到談判桌前。在談判中，美國可以把它的讓步說成是對已有協議的執行，從而以此為條件，要求其它國家在多邊談判的新議題上做出相應的讓步。在這里，談判的籌碼和條件直接來自于投機行為。

在國際關系中，唯有利益是永恒的。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行為總是建立在特定時期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當不合作或投機行為能夠增加自身利益時，有關國家就必然具有不合作的動力；當投機行為得不到有效抑制時，不合作的狀況就會成為現實。這就是用博弈理論來分析鋼鐵貿易摩擦所帶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