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與南斯拉夫建交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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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斯拉夫對新中國的承認與中南建交的擱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南兩國都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如中國共產黨領導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敵后戰場一樣,以鐵托為首的南斯拉夫共產黨也領導人民發展了反抗德國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敵后戰場，經過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同樣牽制和消滅了大量的法西斯有生力量，也同樣在反抗侵略中壯大了自己的隊伍，并最終實現民族的解放和獨立，在1945年11月建立了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之后，南斯拉夫沒有與中國國民黨政府建交，而是繼續同情、支持中國革命。中共也十分欽佩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共產黨，一直關注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

然而，南斯拉夫與蘇聯共產黨之間的變故最終影響了中南兩黨、乃至后來中南國家間關系的發展。1948年6月，蘇南兩黨矛盾激化，蘇共操縱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會議做出了開除南共的決定，南斯拉夫被徹底孤立起來。與此同時，中國國內解放戰爭的形勢已使成立新中國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得到蘇聯方面的支持，也正積極要求訪蘇。但顯然南共與蘇共的對立，使本與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更加懷疑可能不過是又一個鐵托，同樣是“民族主義”的代表。所以，為了表明立場，打消蘇聯方面的疑慮，尋求與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在政治上的統一性，中共盡管當時對蘇南沖突的真實情況并不甚了解，還是懷著對蘇共權威地位的信任，迅速做出響應，表示“完全同意”情報局的決議。7月10日，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南共問題的決議》，認為以鐵托等為代表的南共領導集團，在其對內對外的背叛性的和錯誤的行動中，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指出南共黨內所發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現象，而是階級斗爭在無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反映，要求全黨干部認真研究情報局決議，借以加強黨內關于階級的、黨的、國際主義的、自我批評精神和紀律性的教育。[1]11月7日，《人民日報》再發表劉少奇的署名文章《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論述“為什么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會使南斯拉夫受美國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而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2]其后一段時間，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中共黨內學習及對民眾宣傳時均與蘇共保持一致。

南斯拉夫為頂住蘇聯聯合東歐國家對其在各個領域不斷施以的強大壓力，只得與美英等西方國家建立關系，發展貿易，爭取援助，試圖在當時兩大陣營對抗的國際大背景下走一條“中間路線”，這一路線在后來發展成為“不結盟”政策。而中國共產黨也根據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形勢，公開宣布了“一邊倒”的外交方針，1949年6月30日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3]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國政府公告愿與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依據新的外交立場，新中國政府結合世界各國的不同態度，在建交問題上采取了區別對待的方針。各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與國民黨政府原本就沒有外交關系，或者在宣布承認新中國的同時宣布與國民黨政府斷交，所以，至1950年1月，中國按一般國際慣例，先后與蘇聯等11個國家通過政府間的公函往來，彼此承認，即實現了建交。為在國際上確立獨立自主外交的嶄新形象，新中國還開創了談判建交的方式，以主要解決三個原則性問題，即：是否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時斷絕同臺灣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系；是否能支持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是否能將其國管轄地區內屬于中國的財產歸還。通過談判，自1950年4月至1954年10月，中國又與印度、瑞典等9個周邊民族主義國家和西方較為中立的資本主義國家建交（其中芬蘭與國民黨政府本無外交關系，也非聯合國成員，未經談判即宣布建交；挪威1950年1月就宣布承認中國，但由于追隨美國阻撓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至1954年10月才正式建交）。

相比之下，同時期承認新中國的南斯拉夫既沒有被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待，也沒有被列入對中國友好的資本主義國家行列，它與中國的建交過程就顯得格外特殊。

1949年10月6日，即中蘇建交后第三天，南斯拉夫代外長烏拉地米爾·波波瓦克致電外長，表示“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建立及中華人民政府之組成。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傳達南斯拉夫人民愿同中國人民建立友誼關系之愿望，并深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代表中國人民之意志，已決定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盵4]

然而此時，蘇南兩黨沖突已使兩國關系徹底惡化。就在9、10月間，蘇聯政府單方面宣布廢除1945年簽訂的蘇南間為期20年的友好互助與戰后合作條約，東歐國家隨即對南采取了同樣的舉動，并以從事“間諜與破壞活動”為名驅逐了南外交官員。12月，共產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通過《在殺人犯與間諜掌握中的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決議，聲稱“鐵托集團完全變為法西斯主義并已投到世界帝國主義陣營”，指出“反對鐵托集團——受人雇用的間諜與殺人犯——的斗爭，是一切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責任”。[5]

鑒于這種情形，考慮到蘇聯的立場，為了避免擴大分歧，以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一致，新中國政府只好對南斯拉夫表示建交意愿的電文行無為之道，既沒有復電表示贊成或拒絕，也沒有復電表示收到此電，甚至在政府文件和新聞宣傳報道中列舉承認新中國的國家時都沒有提及南斯拉夫的名字。中南建交問題被擱置下來，兩國也就此處于隔絕狀態。

1950年2月，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明確規定締約國雙方均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及任何行動或措施，并根據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這就使得中南關系的一切可能的改變只能系于蘇南關系的改變。

后來，1956年在接見來訪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代表團時檢討說：我們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過去聽了情報局的意見，我們雖然沒有參加情報局，但對它也很難不支持。我們寫過文章批評你們。其實也不應該采取這種方式，該和你們商量。假如你們有些觀點是錯了，可以向你們談，由你們自己來批評，不必那么急。在報紙上批評外國的黨，成功的例子很少。這件事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取得了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談到建交問題時，說：你們承認新中國，我們沒有回答，也沒有反對。當時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反對，而且也沒有理由反對。英國帝國主義承認我國的時候，我們都沒有反對，你們社會主義國家承認的時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對呢？沒有回答你們，也有一個原因，就是蘇聯不愿意我們和你們建交，那時我們不同意也很難辦。當時有人說世界上有兩個鐵托，一個在南斯拉夫，一個在中國。在1955年6月會見首任南斯拉夫駐華大使弗·波波維奇時，也指出：延遲建交的原因是我們希望同蘇聯一起同你們搞好關系。蘇聯同你們搞好了關系，我們再同你們搞好關系，這樣比較好。[6]

不過，南斯拉夫政府在受到中國冷遇后，仍然執行對中國友好的政策，呼吁國際社會承認新中國，并在聯合國大會上多次對恢復中國合法地位的問題投贊成票，聲明“承認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的代表，將會由于該政府承擔對聯合國和我們組織的會員國的義務，而有助于增加聯合國的效能”，“不管誰如何看待中國政權，六億人口的中國現在是世界上一個大的因素，忽略這一因素就會產生不良后果，這個中國有著自己的政府，它究竟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政府，那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在亞洲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的事情，除了中國人民以外任何人也不能剝奪這個政府在世界上代表自己國家的合法權利”。[7]正是基于這個認識，南斯拉夫一直主張“應吸收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起它的作用”。[8]

二、國際形勢的變化與中南建交的再度提出

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國際形勢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面，中國、朝鮮、越南等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斗爭相繼取得勝利，蓬勃高漲的戰后民族解放運動正在聚集形成一支新興的重要國際力量。另一方面，持續了數年的冷戰到此時也出現了新的情況：1953年8月蘇聯氫彈爆炸成功，結束了美國核壟斷的地位；斯大林的去世和艾森豪威爾的上臺，一定程度上為冷戰的演變提供了契機；美蘇對各自陣營的控制均出現減弱的跡象。在此背景下，以赫魯曉夫為首的新的蘇共中央開始調整對外政策，謀求緩和世界局勢。其中一項舉措就是主動改善與南斯拉夫的關系，以鞏固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南斯拉夫也希望能在不危害其黨和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結束與蘇聯的多年對抗。

1953年6月，在蘇聯的正式提議下，蘇南雙方同意恢復外交關系并互派大使。接著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也同南斯拉夫恢復了關系。為消除蘇聯黨內的不同意見，1954年初，經赫魯曉夫建議，專門成立了研究南斯拉夫問題委員會。該委員會經過調查，向蘇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報告，確認南斯拉夫的社會性質為社會主義國家。隨后，蘇聯采取了一系列促使兩國關系正?；男袆?，例如：6月22日，蘇共中央給南共中央發出1948年中斷關系以后的第一封信，表示愿意同南斯拉夫改進關系；8月，南斯拉夫農業官員應蘇聯農業部邀請到莫斯科參觀農業展覽會；9月初，蘇聯對外貿易團體代表與南斯拉夫對外貿易協會代表進行談判，10月1日簽訂一項關于兩國互售貨物的協定；蘇聯報刊開始正面登載有關南斯拉夫的消息，這是蘇南沖突后幾年來未曾見的。

南斯拉夫在與蘇聯及東歐國家關系改善的同時，開始從不同渠道試圖與中國方面進行接觸，但中國政府對此態度謹慎。1953年6月，中國駐匈牙利大使收到南斯拉夫大使就任照會后，向國內請示如何應對，外交部回電“同意對南使館照會置之不理”，不過在此件電文稿上，蘇聯東歐司司長徐以新批示“目前我同意發此電，由于蘇南外交關系的變化，最近需要在對南關系上全盤研究一下?！?月，南斯拉夫新任駐印度大使擬給中國使館送就任通知書，外交部仍指示“原則上同意不接受”，如果再來試探，“仍答以我與南斯拉夫無外交關系，如彼竟將該通知書送來，可以收下，但不予置覆”。12月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再請示同樣問題時，外交部電復：部務會議已決定“對南大使就任照會可簡覆收到，如來拜會可予接見，做一般寒暄，不回拜”。[9]這標志著中國政府對南斯拉夫執行的不接觸政策開始發生轉變。

是年最后一天，首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在1954年6月訪問印度和緬甸時，與印、緬總理共同倡議指導兩國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應適用于他們與亞洲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指出這些原則如能為一切國家所遵守，則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的和平共處就有了保證，強調各國人民都應該有選擇他們的國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權利，不應受到其他國家的干涉。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取得的勝利，證明了其作為一個大國的影響和威信，也標志著中國外交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會議期間，中英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之前英國雖較早向新中國表示承認和建交意愿，但由于在實際行動上違背了中國的建交原則，談判一直拖延無果。9月23日，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談到中國和平外交政策時說：為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家，我們要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一個和平的世界，我們要鞏固和發展同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的團結合作關系，我們愿意同一切國家建立和平合作的關系，只要這些國家也具有同樣的愿望和誠意。但在當時，中南建交的滯后仍然是新中國擴大對外交往的一個不和諧音符。

同時期，鐵托表面上對外聲言南斯拉夫“不想再碰壁了”，所以無意建議與中國交換使節[10]，實際上仍希望利用一些外交渠道向中國傳遞建交的重要信息，誠如10月8日南聯邦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卡德爾在奧斯陸的記者招待會上所指出的：“應該尋求某種方法以使中國注意到有必要和一切國家合作”。[11]

1954年10月1日，在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舉行的國慶宴會上，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7個未建交國家的使館館長受到邀請。南斯拉夫代辦史蒂凡·召克不僅送來賀片，攜夫人準時到會[12]，而且在告辭前與王幼平大使有一席長談，蘇聯駐羅馬尼亞參贊幫助翻譯。史蒂凡首先以南斯拉夫外交代表和南斯拉夫共產黨員的身份向王幼平祝賀中國人民戰勝日本、戰勝、戰勝美帝國主義和建國五周年，并希望王幼平也能出席南斯拉夫國慶宴會。談話期間，史蒂凡并數次表示：南斯拉夫是世界上最早承認中國的國家之一，南斯拉夫人民及其政府是理解中國人民斗爭的，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就贊成中國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及其正義事業，贊成恢復人民中國在聯合國的地位，并為此作過斗爭，雖然南斯拉夫承認中國這樣久了，但至今未得回復。10月2日，王幼平向來訪的蘇聯駐羅馬尼亞大使麥爾尼考夫談及此事。蘇大使認為南斯拉夫代辦的話是代表其官方的，建議“把南斯拉夫從美帝陣營拉出來”，并指出“南斯拉夫地位有戰略意義，他的人民是英勇的，有高度愛國主義情緒，并對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有傾心的感情。如果我們與南斯拉夫關系長期不恢復，這種情緒會冷下去，則對美國有利。對這些國家，如果其政治領袖不是與美國抱得很緊，拉他一把對民主陣營是有利的?！?0月3日，王幼平即在發國內的電文中，根據歐洲情形，建議為爭取南斯拉夫人民和配合蘇聯、東歐人民民主國家促轉巴爾干局勢，“我政府似應盡速考慮對南斯拉夫的態度和政策，似應早日與南斯拉夫建立外交關系，并有必要互換使節”。[13]10月12日，外交部回電贊成王幼平與南斯拉夫代辦交談的做法，但指示“目前我與南斯拉夫正式建交并互換使節條件尚不成熟”，同時要求“今后在一般社交場合應積極展開活動，繼續與其接觸，對其宴會邀請均可參加，對其挑撥中蘇關系的言論應據理予以駁斥。進一步研究南斯拉夫的政治動態，弄清情況，并將你們的觀察及時報部。”[14]中國政府在處理與南斯拉夫關系問題上又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中南雙方的努力與中南建交的實現

南斯拉夫駐羅馬尼亞外交人員剛剛向中方使館傳遞了建交信息，10月6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駐蘇聯使館建軍節招待會上，南斯拉夫駐蘇聯大使維迪樞又向中國駐蘇聯大使表示友好，提出想前往拜訪，考慮到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對南斯拉夫態度的變化，表示同意。10月13日，維迪樞前來中國使館做初次禮節拜訪，再次說到四年前南斯拉夫政府曾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始終未得答復一事，明確提出他希望兩國之間能夠很快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并互派大使。慎重詢問這是否是南斯拉夫政府的正式意見。維迪樞予以確認，聲言南斯拉夫政府的領導都是這個意見，他們都希望同新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并表示如果中國政府在原則上同意建立外交關系及互派大使，則南斯拉夫政府即可首先采取主動。[15]

當日，發出兩封電報致外交部并報總理和中央。第一封報告事情經過，請示如何答復南斯拉夫大使建議。第二封就中南關系，根據下述情況，建議外交部同意南斯拉夫大使的建議：“1、南國同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關系有所改進，不但外交關系均已恢復，而且貿易關系也在發展。2、南國在外交政策上已開始公開表示反對大西洋公約，反對歐洲防務集團，最近又表示反對倫敦九國會議的決議。3、蘇新國家對南國的態度也有明顯的改變。特別是蘇聯，蘇聯報刊現在開始登載南國報紙的輿論及某些經濟建設消息，也登載過鐵托的演說。蘇聯對爭取南斯拉夫極為重視。南斯拉夫在巴爾干和東南歐，在戰略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如南國轉變，則美國在巴爾干及東南歐的戰爭計劃就會根本破產。4、南斯拉夫對中國一般表示友好，四年前曾承認過我們，在聯合國向來支持我國進入聯合國，這次又主動提出要同我國建立外交關系。這同我國同資產階級國家的建交方針已相符合?！盵16]

10月18日，中央復電：“10月13日兩電均悉。關于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與南斯拉夫的關系問題，蘇共中央曾在9月底有信給我們，其中說南斯拉夫希望在改善蘇南關系的同時，也改善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關系。蘇共已告訴南斯拉夫，蘇共將把南斯拉夫的這個愿望轉告有關的各兄弟黨，并說只要南斯拉夫方面也采取必要的步驟，那么，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迅速取得成績。中央同意即與南斯拉夫建立外交關系，并決定由你代表中國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駐蘇聯大使進行建交談判。但開始談判前，須先見莫洛托夫同志一次，通知蘇聯政府我們對南斯拉夫將采取行動”。[17]很明顯，蘇聯因素對中南建交又一次起了關鍵性作用。

另外，據的回憶，此間蘇共中央曾派中央國際部的特別代表專程來華，親自接見，擔任翻譯。蘇共代表向中共陳述他們對于恢復和改善蘇南關系的意見，解釋他們已經采取的行動，說蘇共中央認為1948年情報局關于南斯拉夫的決議，是不公正的和有錯誤的，繼續保持與南斯拉夫的緊張關系，是不利于社會主義陣營的，他們希望各兄弟國家都恢復和建立與南斯拉夫的正常關系，為了與各兄弟黨協調一致，建議中國也采取同樣的行動。會談后，與等同志商談了蘇共的建議，認為這個意見是合理的。經過政治局討論并同意，中國政府最終做出了與南斯拉夫建交的決定。[18]

10月22日，就此事拜訪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當即表示：他個人完全贊成中國的決定，但尚需報告中央，如有意見再電話通知。次日上午蘇聯遠東司電話告知：蘇聯政府贊成中國同南斯拉夫建交決定，沒有其他補充意見。即于同日下午回拜南斯拉夫駐蘇聯大使，轉達了中國政府同意建交的決定。[19]

但在其后的一個半月里，中南雙方都沒有任何作為，一面是南斯拉夫認為中國政府負有延遲建交的責任，應由中國開啟建交談判，一面是中方還在等待南方“首先采取主動”。直至12月6日晚，在芬蘭駐蘇使館國慶招待會上，維迪樞只得向明言：關于建交問題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中國領導人對愿和南斯拉夫建交有正式表示，因過去南斯拉夫已公開承認了新中國，但新中國還未表示過承認南斯拉夫，有了這種表示之后，雙方即可就具體交換使節進行談判，這種表示可使中南兩國立于平等地位。認為南斯拉夫人民有很強的民族自尊心，對其采取平等的、尊重的態度，對爭取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在第二天再致電外交部并報總理和中央，建議最近在適當的地方由總理先表示一下中方本愿意同一切愿意和平共處的國家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精神及愿意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態度。[20]

從外交部檔案可以看出，外交部經過內部討論后，考慮了兩個實施方案，一是用的名義致電南斯拉夫外長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并互派使節，二是用大使的名義正式照會南駐蘇大使，轉達我政府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意見，并向呈文請示，附建議總理在最近某一場合（如政協會議）講話中對南斯拉夫問題做一次表示。對此批示：同意以外長的名義給南外長一電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電文請面交南駐蘇大使轉達，雙方建交的公報，可各自發表，以使南方可提到1949年承認我國那一歷史事實。[21]

12月16日，外交部電告，要他轉交12月14日簽署的致南斯拉夫外長電。于次日下午將此電交給南駐蘇大使，電文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歡迎同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并互派大使”。此時，南外長正陪同鐵托前往印度訪問。至1955年1月5日，南斯拉夫大使拜訪交來其外長波波維區1月2日簽署的致外長的復電，并準備雙方同時發表的公告草案，復電稱“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政府滿意地接受閣下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來電中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通知”，同時表示：相信建立中南間正常的外交關系“將有利于我們兩國間相互關系的良好發展，同樣也有利于國際合作和世界和平的共同事業”。[22]

這兩封電文后來刊載在1955年1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如果僅據這兩份電文判斷，自然會得出結論：中南建交是由中國方面做出決定、主動提議的，南斯拉夫方面予以接受。而我們從檔案中看到建交過程中主動提議建交的卻是南斯拉夫方面，中方則是在建交的最終實現形式上表示了主動。以外長的名義發出歡迎建交的電文，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中方延遲建交的責任，也顯示對平等外交的尊重。經過長達五年的時間，中南兩國終于協定自1955年1月2日起建立外交關系。事過境遷五十載，外交部解密檔案，才還原了這段歷史的本來面貌。

總的看來，蘇南關系的變化是中南建交延擱和實現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國在建國初期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所以，雖然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國的建交原則，但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不得不首先考慮蘇聯的立場和中蘇同盟的利益，而且，中共從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出發，也不贊成南共采取反蘇的立場。此外，中南兩黨在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上，的確存在不少分歧，早在《關于南共問題的決議》中，中共就已指出：南共“在其對內對外的背叛性的和錯誤的行動中，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例如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區別，國際援助對于各國革命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對于人民革命事業的領導作用，黨是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的民主集中制，黨內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用等”[23]，這一認識對兩國建交也起了一定的阻礙作用。事實上，蘇聯因素和中南兩黨的分歧，對建交后一段時期中南關系的發展仍起著很大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參引文獻]

[1]《人民日報》先于1948年7月13日，刊登了新華社根據莫斯科俄語廣播《真理報》6月29日所載該項決議錄音譯出的《情報局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7月14日接著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員會7月10日《關于南共問題的決議》。

[2]《人民日報》1948年11月7日。

[3]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頁。

[4]1949年10月6日南斯拉夫代外長代表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承認中國政府致外長電，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414-03。

[5]《人民日報》1949年12月4日。

[6]《外交文選》，第251-252、215頁。

[7]1954年10月18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就南斯拉夫對我加入聯合國的態度發外交部電，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479-02。

[8]1954年10月14日關于與南斯拉夫建交的問題（外交部內部資料報告，無署名），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580-01。

[9]1953年7月1日外交部就對南斯拉夫使館照會置之不理發駐匈牙利使館電；1953年9月5日外交部就同意不接受南斯拉夫大使就任通知發駐印度使館電；1953年12月外交部發駐保加利亞使館電，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414-01。

[10]1954年10月14日關于與南斯拉夫建交的問題（外交部內部資料報告，無署名），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580-01。

[11]1954年10月18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就南斯拉夫對我加入聯合國的態度致外交部電，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479-02。

[12]其他應邀國家中，意大利、比利時和土耳其無回復，法國、埃及和阿根廷有回復致謝但未出席，埃及送有賀片。

[13]1954年10月3日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王幼平就建議考慮我對南斯拉夫政策及關系致外交部電，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584-01。

[14]1954年10月12日外交部就與南斯拉夫建交問題發王幼平電，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584-01。

[15]1953年10月13日中國駐蘇聯大使就南斯拉夫駐蘇聯大使來我館拜訪事致外交部并報總理和中共中央電，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580-01。

[16]1953年10月13日就建議和南斯拉夫建交事致外交部并報總理和中共中央電，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580-01。

[17]1953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就與南斯拉夫建交問題發電，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580-01。

[18]著《回憶與懷念》，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頁。

[19]1954年10月27日，就為中南建交事會莫洛托夫及南斯拉夫大使情況致外交部并報總理和中共中央電，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580-01。

[20]1954年12月7日，就與南斯拉夫大使再談建交事致外交部并報總理和中共中央電，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580-01。

[21]1954年12月外交部就中南建交問題呈請示文（該件有12月22日總理的批示），中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檔號：109-00580-01。

[22]《人民日報》1955年1月11日。

[23]《人民日報》1948年7月14日。

摘要：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之一，但中南兩國的建交卻拖延了五年才實現。蘇聯與南斯拉夫關系的變化是中南建交延擱和實現的主要原因。建國初期，盡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國的建交原則，但中國不得不首先考慮蘇聯的立場和中蘇同盟的利益。隨著蘇南雙方外交關系的恢復以及南斯拉夫與東歐國家關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終得以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