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代文化史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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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復興，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研究關注的熱點。然而這個領域曾經被長期冷落，從5O年代到80年代初，全國沒有一所大學設置文化史專業課程，更沒有一個專門的文化史研究機構。50年來還沒有一門學科這樣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國史學建設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艱難歷程。

目前要對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動的社會思潮作總體性評價，不盡相宜，但它在學術上提出的課題，反復的論證，不同意見的爭鳴，卻歷歷在案，本文試圖對此作一評述，為的是將紛爭的諸多見解稍加整理，以留給讀者更多的思索。

一、從文化反思發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熱潮，30年代國難當頭之際，又反復出現文化論戰，政治、軍事的動蕩并未使文化研究蕭條，斷斷續續綿延了20多年。1949年后進入和平建設時期，這一研究卻遽然冷卻。雖然就文化史的局部來說，也不乏建樹和發展，文化資料的積累和整理也相當豐富，有關中外文化交流有論著也時有所見，但是作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綜合性專著卻幾乎絕跡。據80年代初編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書目》(1)，中國大陸1949年后30年來出版的有關文化史的綜合研究，僅有蔡尚思的《中國文化史要論》(2)一本，且基本上是書目評價。這一時期，以思想史、藝術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為普遍傾向。

中國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國，浩如煙海的文化遺存舉世無雙，強勁的文化傳統傳衍不息，但是在這有輝煌文化歷史的國家，文化史學科卻建樹遲緩，不能不使人引以為憾。這種狀況又與我國近代史上多次出現的文化論戰是多么不相稱！西學的傳入在思想界引起軒然大波，新學與舊學、中學與西學之爭，使人們震聾發聵。多種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論辯，如層峰疊起，給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無比豐富而又具體生動的內容。深厚的文化積累、反復的文化論戰與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這不是偶然的現象。

1949年后，在理論界確立了歷史是階級斗爭史的觀念，這對不承認階級斗爭的舊史學是一場革命性的變革，正因為如此，它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熱情。但是把幾千年的文明史全部歸結為階級斗爭史，肇啟了階級斗爭的絕對化；把影響歷史的文化因素摒棄在視野以外，或者當作唯心主義的文化史觀加以鞭撻，不能不導致復雜現象的簡單化。文化史研究不僅為其他專業史所消融，在現實中也失去了賴以存在的理論基礎。“十年浩劫”幾乎掃蕩了一切文化遺產，更無從進行文化史研究。人們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信奉，對社會主義不切實際的設想，與外部隔離的社會環境，導致了認識上的偏差，自以為新中國早已解決一切文化問題，甚至憑借一句語錄就可以平息復雜的文化爭端，無需要再從文化上反思。社會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動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機，理論指導的失誤和學科建設的偏頗，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斷。

由此可見，文化研究的盛衰與國家命運息息相關。國家命運的轉機，自然也就成為文化史研究的轉折，對“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對國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們進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動因。

自然科學界率先從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國科學落后的原因，從而走進歷史的深處。1982年10月在成都召開“中國近代科學落后原因”學術討論會，提出從文化傳統探索近代中國科學落后原因的命題。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長期領先世界，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輝煌的篇章，為什么近代科學不能在中國產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這一問題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嚴峻的。

與會者思想活躍，有的從中國科學內在缺陷方面分析，認為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果中，技術作成果占絕大多數，技術結構的非開放性，加重了技術轉移的困難，儒道互補的文化體系使得理論、實驗、技術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現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有的認為，中國封建主義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棄科學技術，缺乏產生近代科學的社會條件；有的則認為以倫理為中心的文化類型，不存在獨立于政治意識以外的學術思想，這是中國不能孕育近代科學體系的重要原因。(3)

就會議提供的論文來說，對近代科學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從文化傳統方面提出命題，涉及到中國沿襲數千年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適應現代化這樣一個重大問題。這也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實施開放政策，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首先在自然科學界激起的回應。

同年12月，在上海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談會，會議聚集哲學、歷史、文學、藝術。考古、文獻等學術領域的著名專家學者，就如何填補中國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換意見(4)，并倡議立即組織力量開展專題研究，做好輿論宣傳，推進文化史研究的復興。

文化熱與一般時尚不同，需要有學術研究的積累，并非如時論所謂一哄而起，它的啟動毋寧是滯重的。早在1980年，李澤厚在《孔子再評價》一文中已經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結構轉換的問題，當時的理論界大多關切孔子的評價，而對文化研究中這一最具近代意義的課題，并未引起應有的重視。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報》才發表了《關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設想》一文，這是1949年以后見諸報端的、從總體上研討中國文化史的首篇文章，與上海會議相距已達10個月之久。

毫無疑問，文化史研究的勃興，時代的需要是決定性的因素。1984年經濟改革的全面鋪開，對文化研究起了明顯的增溫效應。人們正是從對傳統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發掘有利于現代化的因素，轉變觀念，以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意識和心態，給現代化賦予新的精神動力。因此，本屬于歷史范疇的文化史研究，在當代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廣泛的社會基礎，并因此成為世紀末中國的一大顯學。

二、熱點追蹤

80年代興起的文化熱突出了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問題，從近代史上總結中華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歷程，成為當代中國學術研究的熱門話題。據不完全統計，從1983年到1989年，共發表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論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為學者關注的重要論題。

（一）文化近代化起點問題的復出與論證

關于中國近代化的起點問題，50年前有宋元說、明清說、鴉片戰爭說，莫衷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大體上統一于鴉片戰爭說，由于這和中國近代社會的變革聯系在一起，因此鮮有爭議。80年代有關明清之際是中同文化近代化開端的觀點如異軍突起，引人注目。這一說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啟超，50年代有侯外廬，但從論證上來說，自侯外廬的《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后，20多年無重大進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來有一批老中青學者再次提出這課題，并加以論證，認為明清之際出現了突破封建藩籬的早期民主主義意識；注重新興的“質測之學”，吸取科學發展的新成果；開辟一代重實際、重實證、重實踐的新學風。(5)有的認為，過去對這一課題的論證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層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擴大視野，從社會史的領域發掘大眾文化資料。中國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際，經歷了開啟―中斷―再開啟的過程。與西方人文啟蒙不同，中國早期啟蒙的特點是政治倫理的啟蒙，這主要表現為對忠君信條的懷疑、抨擊與批判，而且下延到廣大民眾。(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實際上在不同程度上對美國學者費正清論述中國近代史的“沖擊一反應”模式表示了異議，認為這一見解忽視了中國社會和文化自身的變異，因此，發掘中國傳統社會萌發近代化的思想資源是這一問題取得進展的關鍵。

（二）對中國文化近代化歷程的回顧成為敏感的學術問題

對洋務運動及其思潮的評價是個頗為敏感的問題，1949年后，學術界對此一貫持批判態度，很少發表不同意見。80年代后，學術界從近代化進程的角度對此進行重新審視，提出洋務思潮的概念。論者認為，洋務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響，也是龔、魏經世致用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它以“變通”、“師夷”、“工商立國”為特點，對封建傳統有一定的沖擊作用。(7)對洋務思潮與洋務派某些政治行徑不能混為一談。有的對“中體西用”作出新的解釋，認為“中體西用”是利用儒家傳統引進西方文化，減弱學習西方的阻力，力圖在傳統文化中找到西學的生根之處，通過對西學的吸收實現中國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體西用”雖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當時起了好的作用。(8)與此有關的是對洋務運動的評價，有的認為洋務運動構成了學習西方的一個重要環節，是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時代潮流，其歷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見的則認為洋務運動是政治運動，從它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的關系來看，主要作用是消極、反動的。(10)

與此相聯系的是關于“西體中用”的爭論。李澤厚在《西體中用簡釋》一文中對這一命題作了闡釋，認為：“體”是社會存在、生產方式、現實生活以及生長在這體上的理論形態。現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體的實質就是現代化，這是指以西人為代表的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馬克思主義就是從西方社會存在本體中產生的科學理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才可謂西體，而“中用”、就是怎樣結合中國實際加以運用。附議者認為，“西體中用”論旗幟鮮明地支持改革開放，雖然將中西文化納入“體用”范疇不盡準確，但方向是對的。有的還補充說，“西體”的主要部分應是商品經濟，發展商品經濟必然與傳統體制發生矛盾，提出這一觀念以與“中體西用”相對立，其意義是重大的。(11)

“西體中用”論一出，即受到來自兩個方向的反駁。有的認為這是“全盤西化”的論調，實質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盤搬到中國，徹底重建中國文化,(12)與此相反的是劉曉波發表與李澤厚的對話，以明確的兩化論觀點，批評李澤厚，把李置于維護傳統文化的地位。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西體中用”有西化傾向，但并不等于全盤西化，涵義模糊，沒有超出體用二元的思維模式。(13)

（三）對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爭議

以德、賽兩先生作為五四精神的兩大旗幟，在學術界歷來鮮有異議。80年代以來對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現了新的見解，認為民主是人的社會解放，科學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歸結為人的解放運動。王元化認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學還值得探討，當年對這兩個概念的理解十分膚淺。僅僅停留在口號上。近年來受到學術界重視的獨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作為一個歷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題，視為愛國主義的政治運動；有的突出它批判傳統的意義，認為是啟蒙運動。李澤厚對此提出自己的見解，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反帝運動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運動，這兩者由啟蒙和救亡的相互促進發展到救亡壓倒啟蒙，忽視了對個體尊嚴和個人權利的尊重，導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論戰不徹底，遺留下早該解決的思想文化課題，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繼續完成。(15)有的認為，救亡喚起啟蒙，啟蒙為了救亡，戊戌時期是這樣，五四時期也是這樣，民主與科學精神貫穿的各個方面，影響整個時代，至今仍有現實意義。(16)

（四）傳統文化特性及其與現代化的關系成為熱點問題

傳統文化特性問題，實際上是怎樣認識和概括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問題，文化熱首先在這一問題上引起不同看法的爭鳴。人文主義說、人倫主義說在各種論點中脫穎而出，成為主導這一爭論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說者認為，中國的人文主義的特點是強調和諧、義務和貢獻，并從人際關系擴展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張人倫說者則認為，古人所謂人文是指人與人的等級隸屬關系，每種關系都有相應的道德規范，人在這種模式中只有隸屬他人才有存在的價值，很難有人權自主意識的覺醒，但是隸屬觀念又增強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和協調，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倫說更能體現傳統文化以倫理為本位的特征；有的還認為，中國古代的人文主義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質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為人，其結果是導向王權主義。(17)

這一討論的深入，必然提出傳統文化在現代化的潮流中怎樣才能獲得新的發展機制的問題，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尋找它們的異同、探討其融合和吸收的歷史經驗，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與這一主題有一致性。海外華裔學者有關傳統文件與現代化的見解在國內的引進，對活躍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論點，有力圖從傳統文化中發掘具有現代意義的因素，會通西學，以謀求現代化的“儒學復興”說；有認為在西方文化沖擊下，作為文化核心的觀念形態必須重建的“文化重建”說；也有認為在抨擊傳統中有害因素的同時，可以適當地對傳統的符號和價值系統進行重新解釋與建構的“創造性的轉化”說，還有主張以多元放的心態，建立以中國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為體用”說等等。(18)

（五）弘揚傳統與反傳統的對峙及其發展

怎樣對待傳統文化是個有世界意義的文化課題，由于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激烈與反復，使這個問題的爭議經常出現弘揚傳統與徹底否定傳統的兩極對峙，在這兩極之間又存在眾說紛紜的歧見和程度不同的折衷，從而使這一討論具有更為復雜紛繁的內容。80年代以來，兩極對峙的內容又有新的發展。反傳統的認為，“建立‘現代’新文化系統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動搖、震蕩、瓦解、消除舊‘系統’，舍此別無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張與傳統徹底決裂；維護傳統的則認為越是開放越要弘揚傳統，21世紀將是儒學風行世界的新世紀(20)。

進入90年代以后，文化熱雖然有所退潮，但是，作為文化史重要內容的國學，則不僅沒有降溫，而且形成新的熱點。有文章認為：“這種文化思潮既包涵著對80年代以來文化運作的反思，又有對五四以來激進話語的反思；而它的發展也與目前冷戰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聯系，可以說是這一格局的一種文化反應。”(21)所以，國學的重新提倡是對80年代反傳統思潮的反拔，足作為與“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場經濟帶來的負效應。劇烈的社會變革引發社會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淪喪，使人們開始懷念傳統的道德調諧；海外新儒家學派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新闡釋，提高了國人的自信；西方后現代主義在國內的傳播，又助長了回歸傳統的情緒。從總體上看，這股國學思潮，比五四時期的國學研究有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對這股國學熱怎樣評價？80年代那種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觀點是一種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傳統文化，以為只有儒家能夠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個誤區。怎樣科學地對待傳統文化？怎樣在批判舊觀念的同時保持和弘揚優秀的文化傳統？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優秀成果，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問題，可以推測，這將成為跨世紀的文化主題，吸引后來人的注意。

三、學科建設的成效

（一）知識分子群體研究和思潮研究的進展

知識分子是文化傳承的載體，知識分子的近代化與傳統文化的近代化有緊密的聯系。由于極左思潮的影響，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為批判的對象，評論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適思想論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適研究禁區的學術著作,此后，從文化近代化的視角重新評價近現代歷史人物成為出版的熱點，有關郭嵩燾、章太炎、辜鴻銘、康有為、梁啟超、梁漱溟、瞿秋白、張東蓀以及曾國藩、李鴻章等近代人物的個案研究，對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著眼個體人物的論述，對于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特點和作用的研究，相當薄弱。80年代以來,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鐘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識分子考察西方的歷史》(23)，通過多側面的研究，再現了早年出國的人們在認識相介紹世界方面所經受的誤解、屈辱、痛苦和走過的坎坷道路。他們的遭遇和認識反映了新舊思想文化的矛盾、沖突和交替的情景，為中國人正確認識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橋的作用。章開沅的《離異與回歸――文化與近代化關系試析》(24)揭示,開創新制度的思想先驅對于傳統文化都曾有離異與回歸兩種傾向，這樣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引起人們的很大興趣。李長莉的《先覺者的悲劇――洋務知識分子研究》(25)認為，洋務知識分子是與近代經濟文化因素相聯系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他們致力于引進相傳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舊體制的約束和傳統士人的排斥。這一群體性的悲劇反映了中國文化推陳出新的艱難歷程。

對社會思潮的關注是又一重要收獲，馮契主編的“中國近現代思潮研究叢書”(26)通過對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實業救國、新儒家、唯意志論等各種思潮的多側面探討，豐富和加深了人們對文化變遷復雜性的理解。有關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經形成規模化、系統化的態勢。對于貫穿近現代文化史的“體用之爭”，丁偉志、陳崧就中學和西學的沖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觀的萌生、形成、嬗變、分解進行了全過程的考察。(27)

（二）區域文化史研究的興旺

文化熱帶動了區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躍，這是學科建設的一大成效。起步較早的吳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縱深發展，后起的齊魯、燕趙、湖湘、閩粵文化從點向面鋪開。古代區域文化研究的興旺促進了近代區域文化研究從無到有的開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經世致用學說的傳播和勁直尚氣民風的形成，導致了湖南功業之盛在近代舉世無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個體為本位的市民心態的形成，對于物質功利的務實精神、精明敏銳的人生態度，以及某種浮燥和淺薄的市民習氣。京派文化研究則多從文學、戲曲著眼，揭示其沉穩、凝重的社會意識。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個富有開拓性的課題。租界是一個駁雜的移民社會，這一社區對傳統觀念的淡薄，對外來文化的優容，成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此項研究普遍采用了社會學的調查和口述歷史方法，從而擴大了歷史的視野。

（三）近代社會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隨著90年代文化研究視點的多元化和史學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內容從精英文化向閱世知人轉化，使得古往今來人們的生活風貌、衣食住行、社會交往以及人際關系都成為研究的對象，這些生動活潑的內容對讀者具有獨特的吸引力，從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時調整了研究方向。從文化史和社會史交叉的邊緣而萌生的社會文化史，因為視角下移到平民百姓，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充實了文化史的學科建設。

《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28)是這一領域的基礎之作，它以大眾文化、生活方式和社會風尚的變遷為研究對象，探索百年來人民大眾在劇烈的社會變革中，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關注熱點和價值觀念的演變和時尚。該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會化，貼近社會下層看歷史，以及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相互滲透等問題，引起學界的興趣。此外，數十年來中國大陸從未有人問津的領域，如科學文化，基督教、佛教、民間宗教與近代中國文化等課題，正被有志者開拓。

20世紀末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的興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時期的文化熱，這兩次文化熱相距七八十年，幾乎間隔有三代人之遙，雖然許多課題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這并不是簡單的重復或延伸。近年來中國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學術成果來說，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在深度的開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時期所沒有的廣度和力度，并以新領域的開拓為世人所矚目。

注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編。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參見會議論文集《科學傳統與文化――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的原因》，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版。

(4)參見《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紀要》，《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5)參見馮天瑜主編《東方的黎明――中國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歷程》，巴蜀書社1988年版。

(6)參見劉志琴《中國文化近代化的開啟》，《社會學研究》1993年第2期。

(7)劉學照：《簡議“洋務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匯報》。

(8)田文軍：《“中國走向近代化的文化歷程”學術討論會綜述》，《哲學動態》1988年第l期。

(9)余明俠：《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不能忽視》，《江海學刊》1989年第2期。

(10)王勁、張克非：《洋務運動史第三次討論會綜述》，《歷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參見《中西體用之爭概述》，《哲學動態》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關于中體兩用與西體中用的反思》，《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評“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再認識》，《炎黃春秋》1998年第5期。

(15)《啟蒙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論戰》，分別載于《走向未來》198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