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史學建設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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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當代史學建設的目標，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建立符合現代社會需要的史學理論體系和運作機制，為提高人們的綜合素質和社會發展提供文化方面的支撐。五十多年來，圍繞著這一基本目標，史學界進行了艱辛的跋涉?；仡欉@一歷程，總結其間的得失，對于促進今后史學的發展和良性運作，無疑是一樁極具現實意義的工作。

【摘要題】史學理論

【關鍵詞】當代中國/史學建設/史學理論/史學實踐

【正文】

中國現代史學自二十世紀初發軔后，經“五四”時期的流派紛呈和互爭雄長，至抗戰時期已逐漸凸現出三種最具影響力的走向：一為科學實證史學，以傅斯年領導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為代表；一為唯物史觀指導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以郭沫若、范文瀾等為代表；一為注重人文關懷，并對本國傳統抱有深切同情的文化民族主義史學，以柳詒徵、錢穆等為代表。其中，科學實證史學尤占據著主流地位。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使格局為之一變：隨著馬克思主義上升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其史學也開始在史學界確立起全面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科學實證史學與文化民族主義史學的中心則分別轉移至臺港地區，續展其姿（本文因篇幅有限，對后兩者不作討論），由此奠定了其后數十年中國史學發展的基本態勢?；仡櫘敶穼W的這段經歷，成績固然輝煌，教訓亦復不少，其得其失，皆足以啟人深思。

一、當代中國史學的建設路向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志著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在中國大陸得到了確立。在這一新體制下，各項文化事業的開展，也多被納入到與其整體運作目標相應的框架之中。史學的建設，因其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尤其如此。

還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就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設，將之視為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激發人民革命意識和打擊敵人的重要思想武器，并在長期的實踐中，逐步建立了一支比較成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隊伍及其運作模式。建國初期，我國的史學建設正是循著這一戰爭年代形成的革命傳統和基本模式在全國推開的。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前期，可視為我國當代史學建設的篳路藍縷時期，各項基本制度皆草創于是時。1949年7月，解放戰爭的硝煙未散，郭沫若、范文瀾等人就在北平發起成立了中國新史學研究會籌備會，積極倡導“學習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批判各種舊歷史觀，并養成史學工作者實事求是的作風，以從事新史學的建設工作?！盵1](p.4)次年，又以范文瀾主持的華北大學歷史研究室（該室的淵源可追溯到延安時期馬列學院的歷史研究室，以及1947年初范文瀾在北方大學建立的歷史研究室）為基礎，建立起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即第三歷史研究所）。1951年7月，全國性的中國史學會正式在京成立。1953年，中共中央還成立了由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吳玉章、胡繩、呂振羽等組成的歷史研究委員會，以加強對歷史研究工作的指導。翌年，中國科學院復增設了上古史研究所和中古史研究所（即第一、第二歷史研究所，1958年合并為歷史研究所）。其時學校歷史知識的傳授和專業人才的培養制度，則主要參照了當時蘇聯的經驗與教育模式，從主導思想、教學方法和課程設置等方面，進行了較大幅度的調整，以求適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

與此同時，為了有效“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2](p.125)幫助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盡快完成到適應新社會的思想轉變，學會運用唯物史觀指導自己的工作實踐，黨和政府還在文化學術界開展了一系列知識分子學習和思想改造運動。這些措施，對于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導地位，拓展全國史學工作者的視野特別是提升其整體理論水準，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推進當代史學的建設，無疑起了積極的作用。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前期，是當代中國史學建設取得較多實質性進展的時期。這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全國眾多史學工作者的參與下，努力運用唯物史觀的原理，結合中國歷史的實際，開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果的歷史理論大討論，如中國古史分期、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農民戰爭、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漢民族形成（以上五項通常被學術界稱為中國古史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以及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歷史人物評價等問題的討論。這些問題，不少雖在二、三十年代的社會史大論戰中已有涉及，但這一時期的討論，無論在規模還是觸及問題的深廣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時也對全國史學工作者學習運用唯物史觀分析具體歷史問題作出了示范作用。二是不少規模較大的基礎性項目在這一階段啟動實施，并取得了顯著成績。如1950年起中國新史學研究會籌備會（后改稱中國史學會）組織力量編輯的大型史料集《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至1961年已出版《義和團》、《太平天國》、《回民起義》、《》、《捻軍》、《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辛亥革命》、《洋務運動》等十種，加上“”后完成出版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北洋軍閥》，共計2500萬字以上。1953年以后，又先后組織有關專家整理標點傳統史籍《資治通鑒》（1956年完成出版）和“二十四史”（“”前已完成十部，至1978年全部完成出版）。并于1955年啟動改繪清末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的工作（后改為重新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至1970年代以“內部本”方式陸續印行?！啊焙蠼浶抻啠?988年正式出版，凡八冊）。此外，還分工系統搜集了中國近代經濟史、工業史、農業史、手工業史、鐵路史、外貿史，以及中國歷代地震史等方面的資料，加以整理匯編出版。這些扎實有序的基礎建設工作，為此后進一步開展各領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三是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編著出一批富有創見和社會影響力的史學著作，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1953—1965）和《中國近代史》（上冊，1953）修訂本、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1963—1965）、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1957—1960）、李新等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1962）、周一良和吳于廑主編的《世界通史》（1962），以及各類斷代史和專史研究方面的力作。

但與此同時，應當看到，由于新中國建立初期在文化建設方面的經驗不足，加之人們對唯物史觀認識上尚存在某些片面性，其史學建設也反映出一些自身的弱點。比較明顯的是，這一時期開展的種種思想教育運動，對于促進知識界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固然有益，但因其過程多與政治思想領域的一連串批判斗爭相關聯，如1951年發動的對電影《武訓傳》之批判、1954年以后對“新紅學”研究觀點以及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等。當這些批判運動進展得如火如荼之際，常常形成一種不分層次和性質地把同非馬克思主義學術觀點的各種爭論絕對化、政治化和階級斗爭化的慣性，這就不能不影響到社會主義條件下學術思想交鋒的正常開展。不僅如此，在提倡運用唯物史觀研治歷史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教條化和公式化的傾向，如把“五種社會形態”視為世界各國歷史發展的普遍定律，在解釋各種復雜的歷史現象時無限夸大階級斗爭的作用等，且當時還不容稍有異議。特別是1957年“反右”運動后，隨著社會主義時期“千萬不能忘記階級斗爭”這根弦越拉越緊，上述“左”的偏向，在史學界漸成愈演愈烈之勢。這種情形，不獨在相當程度上妨礙了“雙百方針”的正確執行，也給史學建設帶來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啊敝?，因受極“左”思潮的干擾，我國的史學建設更遭到了極大破壞，各類正常的歷史研究和教學活動完全停頓，歷史學一度成了那些陰謀家、野心家胡亂影射比附，借以打擊迫害老干部、老專家和其他正直人士的庸俗政治工具，而且這一切還都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公然施行的。此種現象的出現，自然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

因此，“”一結束，人們痛定思痛，首先就對十年動亂中歷史學遭遇的經歷展開了反思，由此揭開了新時期史學發展的序幕。

這種反思，就其理論層面而言，開始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如何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原理。圍繞著這一問題，史學理論界通過對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有關學說的學習探討，就歷史發展的動力、誰是歷史的創造者、五種社會形態是否普遍規律，以及如何評估階級斗爭和農民戰爭的歷史作用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重新檢視以往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理解。二是如何看待西方現代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流派及其理論與方法問題。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西方現代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學術一直遭到國內的嚴厲排拒，自然也談不上批判地吸收。八十年代起，隨著國家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推進，這種觀念漸被打破。于是，從法國的年鑒學派到后現代主義史學、新社會史研究，以及心理歷史學、歷史人類學、社會歷史學、結構史學、計量史學、口述史學等各種西方現代史學理論與方法，被紛紛引介到國內，有的還被嘗試運用到歷史研究的實踐中，有關計量史學、社會歷史學、口述史學，以及采用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自然科學方法解釋歷史現象的論著陸續出現。這些，都大大開闊了人們的學術眼界，為中國史學重新走出封閉的國界，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和開展國際間的正常學術對話作了鋪墊。當然，也須指出，出于對“”一伙“”中大搞假馬克思主義、肆意蹂躪學術的極度痛恨，這一時期的反思也夾雜著部分偏激的情緒，出現過諸如全盤否定傳統、生搬硬套西方現代史學理論與方法，甚至懷疑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聲音。但應當看到，這畢竟是支流，作為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主流，始終是朝著越來越理性的方向邁進的。這一點，在此后的史學建設中，有著更為清晰的反映。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史學界在經歷了八十年代充滿激情的理論反思和各項學術制度的重建后，學風日趨沉穩，并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發展勢頭。

首先，學術史、尤其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的回顧和研究，逐漸成為該時期史學界普遍關注的焦點之一。期間，各種有關現代學者的傳記、回憶錄、日記、書信、研究論著大量出版，《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編輯部還分別組織撰寫了“二十世紀史學回顧”的系列文章和《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進入新世紀以后，一些較有規模的多卷本學術史也陸續問世，如李學勤主編的《中國學術史》（11卷，2001年起陸續出版）、張立文主編《中國學術通史》（6卷，2005），以及上海市社聯組織編寫的《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13卷，2005）等。應當指出，二十世紀學術史研究的趨熱，其基本動力，不僅來自人們對現實的關懷，希望從中汲取經驗以推進當下的史學建設，還在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一領域的研究因受到現代政治格局和意識形態的種種牽制，一直顯得步履滯重。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學術界思想日趨解放和一些原先的學術禁區被沖破，亟需對一批長期遭到誤解或全盤否定的史家、史著或史學流派重新作出理性的評價。因而，它實際上又是八十年代反思的一種深化和呼應。

其次，史學理論與方法熱更多地從務虛層面轉向實踐層面，促使史學研究范式由過去的比較單一轉向多樣化。如世界史研究，經吳于廑提出從整體化角度考察的主張，糾正了過去那種以國別史匯編混同于“世界史”的觀念，并通過李植枏等主編的《從分散到整體的世界史》（現、當代部分）和《20世紀世界史》，在實踐中形成了新的研究模式；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則出現了由原先以階級斗爭為主線或革命化的范式向現代化范式轉變的趨勢；在區域史研究領域，中山大學和廈門大學的一批學者與英美學者合作，在華南社會史的研究中，建立了以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相結合，文獻搜集分析與田野考察調查互補互證的研究模式。與此同時，一些新的視角和領域，如城市史、家庭史、婦女史、企業史、社團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正在逐步形成氣候。

第三，在系統清理前人學術積累的基礎上，致力打造各學科的標志性成果。在這方面，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12卷，1989—1999）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斷代史系列”（共13卷16冊）、龔書鐸主編的《中國社會通史》（8卷，1996）、白鋼主編的《中國政治制度史》（10卷，1996）、葛劍雄主編的《中國移民史》（6卷，1997）和《中國人口史》（6卷，）、胡華主編《中共黨史人物傳》（50卷），以及《中華文化通志》（101卷，1999）等，都具相當的代表性。

進入21世紀后，隨著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日益成為社會上下的共識，我國的歷史學正面臨著又一次重大發展機遇。面對時代的呼喚，史學建設將如何躍上新的臺階，這是當前許多史學工作者正在思索的問題。應當看到，五十多年來，我國的史學建設雖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就其現狀而言，仍存在著諸多不盡人意之處，除了人們普遍關注的理論和方法外，在學風建設、制度建設和運作模式等方面，尤須作出切實的改進。只有這樣，才能為當代中國史學的良性運作建立起穩固的基礎。

二、理想與現實：當代史學理論的探索

馬克思主義之指導歷史學，首先是一種理論上的革命，這一點，決定了在整個中國當代史學的建設過程中，理論建設始終占據著十分顯要的地位，因而很值得我們作一番專門的考察。

歷史學的理論，具體來說包含著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兩個層面，其成果就是通常所說的“歷史觀”與“史學觀”。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的建設，正是從這兩方面展開的，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關注的重點也有所不同，總的看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似較側重“歷史觀”的研究，此后則重點轉向“史學觀”方面。

1949年《學習》創刊號發表的艾思奇《從頭學起——學習馬列主義的初步方法》一文，可以視為重建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的開端。理論建設的基本理念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應用到社會歷史的研究上，就可以從錯綜復雜的歷史現象中發現客觀規律，并按照客觀規律來說明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從而也實現了歷史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3]唯物主義既是歷史觀又是方法論、史學觀。所以，五十年代的理論建設，歷史觀與史學觀是合二為一，在形式上，主要表現為如何盡快地學好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用它來說明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

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指導重建歷史學的理論，是要依據最普遍意義的社會一哲學理論來構建歷史學的理論命題和理論結構，首要解決的是用社會形態理論來建構史學研究的基本單元（如同文化形態史觀以文化為演進單元一樣），并為歷史分期及演進模式提供基本的理論框架。這就是五十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來的五種社會形態及其演進的理論：人類社會是一個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這是歷史演進的必然規律。理論學習（建設）與古史研討是同步進行，大部分的問題不是來自對理論本身的反思，而是運用來解釋具體史實時所遇到的“困惑”：一方面，馬恩的學說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述，無法確定何者是馬恩理論的“寫定稿”，何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理論與史實、尤其是與中國歷史的不相吻合，無法確定是理論需要修改，還是我們對史實的理解有誤。雖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用史實來遷就理論、論證理論，但問題還是引發了爭論，其焦點集中在五大問題上：其一，如何安置亞細亞生產方式在整個社會形態演進中的位置，它究竟屬于原始社會，還是奴隸社會，抑或它只是馬克思一度使用過的概念，不屬于成熟后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必要內容。其二，奴隸社會是否歷史演進中必經的階段，有沒有普遍性。其三，中國封建社會有沒有長期延續，甚至停滯。其四，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發生于何時，何以不能發展壯大。其五，歷史發展的動力究竟是什么，唯物史觀是如何闡述歷史發展動力理論的。這一系列的討論，后因“反右”、“”等運動的干擾而中斷，直到“三中全會”后又“舊話重提”。

重提舊話并不再是重復舊問題、舊思路。新一輪的討論在兩個方向展開：其一，五種社會形態學說因與歷史實際抵牾太多，解決的方式是提升理論的抽象度以擴大其涵蓋面和解釋力度。于是，便提出了四種形態說和三大階段說。四種形態說以吳大琨等學者為代表，認為亞細亞的、古代的和封建的生產方式，均為同一社會形態的不同類型。三大階段說以龐卓恒、啟良等學者的論述最為完整，他們依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1857—1858年草稿）》里一段經典論述，從物的生產方式與人的依賴關系的互動演進，劃分出社會形態的三個階段。在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上，先后提出了階級斗爭說、生產力說、生產力內部矛盾說、生產方式說、社會合力說、物質利益說、人的欲望說等十多種觀點，其基本思路是想尋找一種更為本源、也更具解釋力和涵蓋面的動力理論。其二，理論研究本身出現了新思路、新取向。有關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問題，由原先糾纏于“長期停滯”還是“發展遲緩”的討論，轉向其深層原因的分析，提出了地理環境說、超經濟剝削說、專制主義說、超穩定結構說。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學者開始對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本身提出了質疑。周谷城認為，長期延續與封建社會的上限劃定有關，如以東漢為上限則“似乎并不長”。田昌五認為長期延續實在是五種社會形態理論的產物，如果不采用這個理論，何來長期延續。何兆武則認為長期延續是歷史研究中的假問題，因為說中國封建社會比世界其他國家的封建社會都要長則是“于史無證”。同樣，有關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也開始突破舊調，另辟蹊徑。李伯重認為，此問題是受歷史發展單線說的影響而變為一種無意識的“資本主義萌芽情結”，他引入“早期工業化”的理論，以擺脫這一“情結”的糾纏及其困境。黃宗智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或者說明清時期中國商品經濟的長足發展為何沒有導致像西方國家那樣走上現代化道路，歸根到底是“商品化導致近代化”這一“規范認識”帶來的問題，問題的“悖論”（沒有發展的增長）及其眾說紛紜，實質是“規范認識”的危機。他提出了“內卷化”或“過密化”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社會何以不能發生近代化的質變，并認為并非所有的商品生產均能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此一方向的研究，暗示了本體論上的研究，實在與認識論、方法論上的思考密切關聯；歷史觀的建設，離不開史學觀的配合。

雖然理論建設第一階段的工作，主要側重于歷史理論，而不是史學理論，但仍不可能不涉及史學理論的問題。如“史論關系”問題，歷史研究究竟是“以論帶史”、還是“論從史出”，抑或“史論結合”，這是五十年代以后史學界集中討論的一個史學理論問題。理論與材料的關系，實在是歷史認識論（其實也是人類思維活動）中的大問題，但當年的討論方式還是限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式的決定與被決定的爭論，變為對“史料至上”的史學思想的批判，就大大降低了討論本身的學術價值。大部分的理論研究實際上都是馬克思主義經典史學的范例演示，而不是用馬恩思想來對史學研究活動進行理論反思。結果經典作家針對歷史認識活動復雜性、相對性的一些精彩、深刻而富有啟發性的論斷，則被我們所忽視。

早在五六十年代，一些敏銳的學者已經感覺到對史學本身的理論研究不能取消。歷史學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認識活動，當建設一個特殊的史學分支學科來加以研究。不過，學理上的要求，直到八十年代初才以“史學概論”的名目得以實踐。只是由于思維定勢的制約，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一些“史學概論”著作，仍以具體闡述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研究具體歷史為主，惟略微增加了史料學、中外史學史及國外史學方法述評等方面的內容。然而，如此建設起來的史學理論，仍與歷史唯物主義沒有區別，這是當年親歷史學理論建設的學者不甚滿意的問題。白壽彝在其主編的《史學概論·題記》中即說：當時大家都認為要寫這么一本書（史學概論），應該開設這么一門課程。但是，對于這本書應該怎么寫，這門課程應該講些什么，大家一時想不出辦法來。也一直沒有認真討論過。大學歷史系開設的這門課，主要是講歷史唯物主義?！暗也⒉徽J為這種講法是對的。因為我覺得，如果只講歷史唯物主義，這門課就應該叫歷史唯物主義，不應該叫史學概論”。

茫然而無方向的摸索，引出了一場有關“史學概論”的研究對象、學科體系及其相關問題的學術討論。討論雖以史學概論的名義展開，但實際上卻對歷史學的理論研究及其對象、內容、范圍和目的，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定位，它幫助完成了中國史學理論研究的一次歷史性轉向，使史學界進一步明晰了“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聯系和區別，特別是加強了對于后者的理論反思。由此，史學理論的建設實踐遂成為八十年代后中國史學界的一個新景觀。

1987年9月，在四川成都召開的第四屆全國史學理論研討會以“歷史認識論”為大會的研討主題。此次研討的最大收獲，就是使國內學者看清了差距和不足。討論會所反映出來的是“有些論文和發言不甚切題，討論的‘論域’不夠確定，對歷史認識以及一般認識論缺乏一致的共同理解，對國外研究歷史認識的情況缺少了解等”。會后，“歷史認識論”的研究形成了一個熱潮，圍繞著歷史認識的主體、客體、歷史認識活動的特征、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和相對性等問題，進行了詳盡細致的研究。一系列專題的討論，水到渠成地引出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即歷史學的學科性質問題。1996年，何兆武在發表《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一文，闡述了他對歷史學學科性質的理解：歷史學在史實或史料的認定上是科學的，在理解或詮釋上則是人文的，前者可稱為歷史學Ⅰ，后者是歷史學Ⅱ。所以，歷史學既是科學，同時又不是科學；僅僅有科學性，還不能使它就成其為歷史學。歷史學之成其為歷史學，卻全有待于歷史學Ⅱ給它以生命。龐卓恒的《歷史學是不是科學》一文，則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龐氏認為，科學的基本含義“就是從特殊現象求出一般規律的學問或知識體系”，歷史學的科學性主要不是體現在史實的認定上，而是體現在她對歷史規律的概括總結。何、龐兩先生的爭論，幾乎涉及到這一領域里所有的重要問題——這也是西方歷史哲學家一直關心、研究和爭論不息的問題。延續何、龐兩先生的討論及其涉及的問題，張根華撰寫了《從懷疑論、配景論說到歷史學Ⅱ的普遍性》一文，對何、龐論文所涉及的問題——實際上也就是歷史認識論的問題以及癥結所在作了一番整理澄清。

回顧近半個世紀的史學理論研究，我們可以引申出以下二點啟示：

（一）、歷史觀和史學觀的研究應該相輔相成。“歷史觀”與“史學觀”是歷史學理論研究比肩齊飛的兩翼，缺一不可。五十年代時，以“歷史觀”研究來替代對“史學觀”的理論反思，甚至取消對史學本身的理論研究，這固然不可??；八十年代以后，因“史學觀”的研究熱潮蓋過對“歷史觀”的研究，甚至希望通過對“史學觀”的研究來解釋所有的“歷史觀”問題，恐怕也行不通。正如學術研究上的“正題”、“反題”和“合題”一樣，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史學理論研究，當進入“合題”階段。

（二）、樹立問題意識?？茖W研究是由問題所引發，科學精神就是懷疑和批判。近五十年的理論建設和實踐所留下的教訓之一，就是不能憑信仰來代替理性的思考，不加批判地作出某種肯定或否定，無異于取消科學研究本身。如果我們真想做一種科學的探討，而不是附和某種需要，那么，首先就要打破先入為主的成見，樹立清晰而明確的問題意識，采取反思和自我批判態度。

三、當代中國的史學建設需要理性

當代中國史學建設的歷程，給我們留下的不僅是種種成就，同時也有許多值得記取的深刻教訓。

其中比較突出的，首先是如何看待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問題?！拔逅摹币詠恚袊鸟R克思主義史家一直堅持歷史研究必須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主張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從而在繼承傳統史學“經世”觀的基礎上，構筑起一種與其社會政治實踐相輔而行的現代史學功用觀。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這種觀念既引導其史學發揮過積極的革命宣傳作用，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偏向。對此，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家在建國初期便作過反省。如范文瀾即稱自己編寫的舊本《中國通史簡編》“有些地方因‘借古說今’而損害了實事求是的歷史觀點”，認為“如果簡單地借古人古事來類比今人今事，這就不是‘一切以條件、地方以及時間為轉移’的歷史的觀察社會現象的態度”。[4]翦伯贊在1952年發表的《關于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也自我檢討說：“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當時的反動派。其實這樣以古喻今的辦法，不但不能幫助人們對現實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認識。”并指出無論是把歷史現代化使之符合于現實，還是把現實古典化去遷就歷史，兩者都是非歷史主義的。[5]其時黨中央機關刊物《學習》編輯部還發表文章批評“借古說今”的方法“是違反歷史主義的”，指出歷史研究固然“應該和當前的某種政治任務相配合，然而我們不應該用簡單的歷史類比來實現這種政治任務?！币驗樗安荒苁谷苏_認識歷史事件，而且會模糊群眾對當前偉大的政治運動的認識。”[6]這也許可以視為當時史學界的一種新認識。

不過，從后來的情況看，這個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50年代后期相繼提出的“厚今薄古”、史學“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等口號，使史學功能泛化和完全政治化的觀念，一直處于不斷的膨脹之中。1958年，陳伯達在全國科學規劃會議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口號，此后在史學界和各高校歷史系掀起了名為“拔白旗、插紅旗”的“史學革命”運動，要求一切歷史科學，無論古今中外，都必須配合當前的階級斗爭，為現實政治服務?！皻v史研究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一口號遂被正式提出。在“左”的思潮的干擾下，階級斗爭觀點被簡單化，歷史學開始滋長嚴重的實用主義傾向。為現實政治服務被認作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根本任務和終極目的，而在實踐中，更被狹隘地理解成為當前的政治運動服務，乃至為現實的政策作注釋。這種傾向一度完全支配和規范著史學界的發展，使歷史學漸至喪失了作為科學研究的獨立性。

對于“史學革命”造成的極大混亂，當時就有一些史家提出了不同看法。饒有意味的是，提出者正是以前在這方面有過教訓的史家。如翦伯贊指出：應嚴格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把歷史事件和人物放在他們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分析。并強調說：“不要類比，歷史的類比是很危險的。在不同的歷史基礎上，不可能出現性質相同的歷史事件或人物。”“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盵7]吳晗也指出，當時的“歷史學界有一種寧左勿右的傾向”，認為“只從今天的某些政策、方針出發，強迫歷史服從今天的實際，是非科學的、非歷史主義的學風。”[8]鄧拓在論及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時還提出：“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是可以區別開來的。即使有些問題可能和某些政治觀點相聯系，也還是可以討論的?！鄙踔撂岢觥俺苏紊系牧鶙l標準以外，要鑒別學術水平的高低，歷史學界還可以有自己的標準?！盵9]這些呼吁，對抵制“左”的思潮和當時一味強調史學為政治服務的口號雖然起了一定的糾偏作用，但隨著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尖銳化觀點的盛行，很快便被淹沒在一派“左”的聲浪之中。

1965年，在康生的支持下，戚本禹在《紅旗》雜志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極力鼓吹：“歷史研究從來是思想斗爭非常激烈的一個領域”，“為革命寫歷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觀主義劃清界限，一定要擺脫他們的思想影響。”其所謂“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說法，是以歷史學必須為當前政治需要服務的更加穿鑿和簡單化的說法。文中還指責：“迄今為止，我們對封建社會的歷史主人——農民的歷史倒確實是寫得太少了。直到現在連一部農民革命的通史還沒有人替他們寫出來?！盵10]在他們看來，只有研究農民戰爭史，才算得上是用無產階級觀點研究歷史。他們強調歷史研究要“為革命”、“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實際上是要根據某種政治需要，來改鑄已往的歷史，把歷史學直接變成政治斗爭的工具。1965年11月，秉承的旨意拋出《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更以極“左”的面目，危言聳聽地將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聯系起來，稱《海瑞罷官》是利用歷史，為在廬山會議上被“罷官”的翻案，是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重新上臺執政，為地富反壞右的反革命復辟開路”。[11]此后，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全面升級，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政治運動，由此揭開了“”的序幕。當時，《人民日報》還發表了《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的社論，號召奪取資產階級長期以來霸占的史學陣地，“重新改寫全部歷史”。[12]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從史學領域開始的。至于“”中玩弄的“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反科學的“影射史學”更是肆虐一時，學術遂成為政治的奴仆。其所帶來的惡果，不僅嚴重損害了現實政治，而且極大地破壞了歷史學的科學性、嚴肅性和其社會聲譽。這種公然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實用主義，雖說早已隨著“”的覆滅而破產，但其留下的教訓則是極其慘痛的。

古往今來，不受政治干擾的學術研究也許是沒有的。但學術研究畢竟是人類的一項理性活動，這就決定了它的研究，不是現實主題的保守詮釋，而是現實問題的前瞻質疑。學術研究對現實政治自然要有所斟酌，但這畢竟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史學不是政治的代言人，其研究只代表他自己；政治也不必為史學家的真話、假話、甚至錯話“買單”負責。將學術與政治混為一談，不僅損害了學術，最終也損害了政治。一旦歷史學要揣摩現實主題來說話，難免不能講真話，而政治家因得不到真實的資訊作參照，行動舉措難免失當。換言之，歷史學如果失去了科學性，也就從根本上失去了它的政治功能。

其次，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主流的社會條件下，如何處理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流派的關系問題。在新中國建立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馬克思主義史學秉承革命年代的傳統，對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流派采取了堅決斗爭乃至無情打擊的方法，以顯示自己的徹底革命性和戰斗性。這種斗爭，由于有政權力量作后盾，威力自然非比往常，以致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學派，很快就變得銷聲匿跡。但現在看來，這樣的處理方法未免顯得簡單了些。一者，這些學派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矛盾，除少數屬敵我性質外，大部分實為不同學術觀點之間的爭論，屬于思想認識問題，應當通過比較寬松的學術爭鳴來解決。有些分歧，則應允許其長期存在。解決學術思想問題的路徑原本比較復雜，強大的政治壓力，可以迫使某些不同的思想觀點一時“沉默”或“消解”，但如果不能從理論上使對方真正轉變觀點，一旦形勢有變，必將前功盡棄。二者，從學術生態環境看，不同學術思想的共存和爭鳴，乃是任何學術文化得以發展的基本條件。以中國現當代影響最大的實證主義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兩派關系而論，實證主義對史學的主要貢獻在于史料和史實考證等比較微觀的技術層面，而馬克思主義在引入歷史學領域時，主要是作為一種宏觀的歷史解釋系統，至于在處理史料等基礎工作方面一般仍不得不采用實證史學的一些方法。顯見，兩者盡管差異明顯，實際上也存在著相互影響和共存互補的一面。試想，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鳴，只有一種或者幾種大同小異的聲音在學術界回蕩，這樣的學術事業能健康發展嗎？事實上，在這種環境中成長的學術，必然也是缺乏免疫力和經不起風浪的。因此，那種動不動就借助政治批判，把不同學術流派或觀點打壓下去的方式，決不是當代史學建設應取的態度。

第三，是如何對待學術爭鳴過程中出現的錯誤觀點問題。有爭鳴必然有“是非”，問題是學術爭鳴中的“是非”有時并不是短時期內所能正確斷案的，歷史上有不少問題，在爭鳴中一度甚至長期被判為錯誤，但后來卻證明它才是正確的。因此，在爭鳴中激烈地指責某種觀點為“錯誤”，雖然難以避免，但對“錯誤”觀點的處理卻須持慎之又慎的態度。然而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爭鳴中，由于人們急于對某些學術是非作出判斷，急于鏟除那些“錯誤的毒草”，曾經傷害了不少勇于在學術上表達自己真知灼見的學者，同時也使國家在某些方面付出了重大代價，馬寅初及其人口理論遭到的不公打擊便是非常典型的例子。這就要求我們在今后的學術爭鳴中，更多一些寬容，或者竟可以說要有容許存在一些“錯誤言論”的雅量，才能避免這種悲劇的重演。

以上教訓，都在提醒我們：當代史學的建設需要理性的精神，社會主義學術事業越是走向自信和成熟，就越應如此。

【參考文獻】

[1]中國新史學研究會暫行簡章[A].中國史學會五十年[C].鄭州：海燕出版社，2004.

[2]王亞夫，章恒忠．中國學術界大事記（1919—1985）[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

[3]胡繩．社會歷史的研究怎樣成為科學[J].歷史研究，1956,(11).

[4]范文瀾．關于《中國通史簡編》[J].新建設，1951.2.1951年第4卷第12期．

[5]翦伯贊．關于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J].新建設，1952,(9).

[6]關于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反對非歷史主義觀點[J].學習，1951,(12).

[7]翦伯贊．對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初步意見[N].光明日報，1961—12—22.

[8]吳晗．歷史教材和歷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J].人民教育，1961,(5).

[9]鄧拓．思想開辟了中國歷史科學的道路[J].歷史研究，1961,(1).

[10]戚本禹．為革命而研究歷史[J].紅旗，1965,(13).

[11]．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N].文匯報，1965—11—10.

[12]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N].人民日報，196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