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戰略評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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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過對20世紀50～70年代初中國對外戰略的歷史考察，可以發現中國對日邦交正?；瘧鹇园l揮了關鍵作用。中國政府在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原則的基礎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舉”的基本方針，提出正確對待歷史問題并放棄戰爭賠償，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戰略于1972年實現了中日邦交正?；?/a>，取得了繼中美發表《上海公報》后的又一外交勝利。雖然中國對日邦交正?；?a href="http://m.ushengzhilian.com/lunwen/lishilunwen/chzhlshlw/200910/284353.html" target="_blank">戰略在實施過程中歷經曲折，但它兼具現實性和靈活性，體現了以“和諧”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國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關鍵詞]中國日本邦交正?；瘧鹇?/p>

中日兩國于1972年9月實現邦交正?；渲卮笠饬x不僅在于結束了兩國間長達35年的戰爭和敵對狀態，還在于它從根本上改變了自1894年以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所形成的敵對歷史，使中日兩國重新恢復友好關系。中日之所以能夠實現邦交正?；c美國尼克松政府基于冷戰形勢謀求與中國接近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轉向不無關系，但中國政府自建國初期開始實施的對日邦交正?；瘧鹇砸舶l揮了重要作用。目前，國內學術界關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較多地側重于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以及中日領導人個人的作用，就中國對日邦交正常化戰略還缺乏全面而客觀的認識。事實上，中國自建國初期就已明確了對日邦交正常化的戰略原則和戰略方針，并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逐步調整，為邦交正常化的實現起到了關鍵作用。本文擬對20世紀70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國對日邦交正?；瘧鹇赃M行歷史考察，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確立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戰略原則

國內關于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開始的中國對日總方針基本已經形成共識，即“發展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系，孤立美國，間接地影響日本人民，給日本政府以壓力，迫使日本改變對中國的關系，逐步實現中日關系正?；薄＿@表明，當時的中國政府從重視中日關系發展、謀求長期和平相處的地緣政治思想出發，將發展中日兩國的友好關系放在優先位置。然而，通過對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對日邦交正常化戰略的歷史考察，可以發現中國領導人始終對日本的未來發展心存疑慮。鑒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歷史以及美國對日本的扶植政策，中國政府在積極促進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時，事實上將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作為對日邦交正?；氖滓瓌t。

曾經指出：“如果日本軍國主義再起，我們是怕的。”他認為，中國并不是怕日本本身，而是怕美日聯合起來對付中國，“因為美國扶植日本的軍國主義?！绹跂|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毡驹趪鴷袕娦型ㄟ^了同美國的軍事同盟條約”，該條約已經“把中國沿海地區，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釋的遠東范圍之內”?？梢?，新中國領導人在當時對日本未來的發展趨向并沒有太大的把握，對中日關系的未來也并不是特別有信心。尤其是1965年日本社會黨眾議員岡田春夫揭露了日本防衛廳的“三矢計劃”，更是引起新中國領導人的高度警覺。該計劃是日本防衛廳于1963年秘密研究的一項軍事作戰計劃，它以爆發第二次朝鮮戰爭并波及日本為假想前提，計劃與美軍實行聯合行動并進行戰時國家總動員，成立“臨時國會”以迅速通過“有事法制”、“有事預算”等相關法案，使日本陸上、海上和空中自衛隊能夠自由行使武力。因此，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東山再起，是對日思想的一個基本立場。直到晚年，在1974年回答中國是否能對日本放心的問題時，仍表示“在可以估計到的一段時間內是信的。將來很難說”。

在對日邦交正常化戰略的形成過程中，也將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作為首要的戰略原則。他將日本人分為兩種勢力，認為廣大的日本人民是爭取走和平、獨立、中立和民主的道路的，而有一小部分人則想復活軍國主義，走日本的老路。前一條道路對日本人民有利，對遠東和世界和平也有利；后一條道路對遠東和亞洲的安全是個威脅，對中國也是個威脅，不能不引起中國政府的關注。還指出，如果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將引起五個無法解決的矛盾：一是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的矛盾；二是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就會制造新的矛盾，會與中國發生沖突和矛盾，同新中國不但不能友好，反而變成對立，這樣對日本也不利；三是如果日本向南侵略，必然遇到東南亞人民的抵抗；四是日本與美帝國主義的矛盾會加深，美國會加緊控制日本；五是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經濟界之間的矛盾也會發生，軍費增加，對軍工生產暫時有利，但會給日本帶來經濟危機，不利于廣大的經濟界。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在制定對日邦交正?；瘧鹇詴r，抓住了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既積極發展對日友好關系，又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給予了高度警惕，將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作為對日邦交正?；瘧鹇缘氖滓瓌t貫穿始終。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批評日美條約把中國沿海地區包括在日本的防衛范圍之內時發出的關于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警告，就好像是針對今天的日本所說的一樣。對此，表示：“我們支持獨立、和平、民主、中立、繁榮的新日本，反對日本由經濟大國走上軍事大國，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把日本人民帶到新的戰爭災難中去。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誰阻撓日本人民實現這個目標，誰就是敵人?！?/p>

二、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舉”的基本方針

在中日關系的發展史上，民間外交為中日關系的建立和發展所起的作用尤為突出。中日尚未實現邦交正常化時，兩國之間包括經貿在內的許多事務都不得不依靠民間交往的方式解決。

日本與中國的首次民間交往是1952年由高良富、帆足計和宮腰喜助等日本人士提出的，他們沖破日本政府的阻撓來到北京，與中國有關方面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反響。第二年，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代表團再次訪問中國，雙方以1952年的貿易協定為基礎，簽訂了第二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此次訪問已經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民間交往，日本政府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參與。然而，在當時日本政府內部以及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就開展中日之間的民間交往等仍存在著嚴重分歧。據解密的日本外交史料記載，以1955年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邀請中國通商使節代表團訪日為例，日本首相鳩山一郎和通產大臣石橋湛山等希望借此機會進一步推進中日關系，而外務大臣重光葵等人則以推進中日關系會損害日美關系為由，對中國代表團訪日的人數、考察地點、活動形式以及逗留期限等進行諸多限制，試圖削弱此次訪問的影響。這清楚地表明，與中國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顧忌美國的態度及臺灣“國民政府”的反應。因此，日本政府在開展民間交往上顧慮重重，希望盡可能地完全由民間組織來進行與中方的談判和接待工作，更不愿意顯露出政府參與的跡象。

在日本開展民間交往極受束縛的情況下，中國則顯得比較主動，并將民間外交作為實現中日邦交正?；闹匾獞鹇圆襟E之一。中方派出訪日的人員幾乎都具有很深的政府背景，如1954年首次訪問日本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就是由時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李德全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廖承志率領的。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確定了“以民促官、以經濟促政治”的對日基本方針，首倡開展民間外交，促進中日邦交正?；＿@一方針的確定，首先是基于推動發展兩國貿易關系的考慮，指出，“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購買力大了，他們就不能只在國內解決問題”，“日本是我們的近鄰，你們對我們的市場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國都清楚……今天，中日之間在貿易上雖然有障礙，貿易量很小，但是只要兩國關系友好地發展起來，前途一定是廣闊的”；其次是為了發展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中國政府相信，“日本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是和中國人民愿意互相友好的。而中日兩國人民和平友好關系的建立，不僅對中日兩國有利，而且對維護亞洲與世界和平，都將發生重大影響”；最后是為了打破美國對中國的封鎖和禁運，中國政府指出，中日兩國關系的障礙在于“美國好戰分子的封鎖禁運政策”，“由于美國好戰分子毫無理由地執行這種政策，中日兩國之間的船舶不能暢通，使中日兩國人民間的接觸受到阻礙，使兩國在文化和貿易方面的相互往來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促進中日關系正?；蟹N種步驟，我們相信開展兩國之間的文化和貿易關系也是一個重要步驟”。

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中日民間外交在20世紀50年代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岸信介政府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許多民間貿易協定難以實現。為此，中國政府于1960年進一步提出了“官民并舉”的思想，指出中日貿易應遵循三個原則，即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和個別照顧，要求中日兩國今后的一切協定應由雙方政府締結。中國政府認為，政府協定的締結“總要在兩國政府向著友好方向發展，并且建立起正常關系的情況下，否則不可能簽訂”，因而中日兩國政府的關系還是要堅持政治三原則：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敵視中國；第二，不能追隨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第三，不要阻撓中日兩國關系向正?；l展。此外，這些原則在具體貫徹時，中國政府還進行了最大限度的現實主義處理，1962年兩國簽訂的《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就是將政治經濟關系靈活處理的結果。

可以說，中國首倡的“以民促官”以及“官民并舉”的基本方針，為兩國在未能實現邦交正?；那闆r下發展友好關系開辟了道路，并為國際關系中未能實現關系正常化的國家開展交流提供了新的范例。正是靠著民間交往和經濟車輪的推動，中日兩國逐漸開辟了民間外交與半官方交往并行的渠道，使中日邦交正?；罱K得以實現。

三、提出正確對待歷史問題并放棄戰爭賠償

為加速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國政府的外交戰略更趨于現實主義，這主要表現在歷史問題上：一方面，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給予批判；另一方面，從發展中日關系的大局出發，對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表示寬恕，并宣布放棄戰爭賠償。

1972年9月25日，在致田中角榮的歡迎辭中指出，“自從一八九四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于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使得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樣的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牢記住。”日本軍國主義在近代給中國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對中國人民傷害至深。然而在日本，這些罪行一直未能得到徹底清算，特別是自1963年林房雄提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后，各階層迅速傳播著否認或美化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言論和意識，許多人把當年被處死的軍國主義分子看成“為國捐軀”，甚至樹碑立傳為其招魂。因此，中國政府有必要對日本的侵略罪行給予批判和關注，并不能因為“合則兩利，斗則兩傷”，就完全否認斗爭。事實上，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的這種對日本侵略罪行的批判，對于教育兩國人民、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起了重要作用。

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也認識到，兩國關系的歷史經驗表明，中日兩國若能和平相處，則雙方都能從中受益，共同繁榮發展；如果武裝對抗，則雙方都會受到損害，發展受到影響，即使是正義的一方，也要為最終的勝利付出沉重的代價?；谶@種認識，、等從中日關系的大局出發，提出了對待歷史問題要“向前看”的外交戰略。1955年10月，在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時表示，“中日關系的歷史是很長的，人類幾十萬年以來過著和平的生活，我們的祖先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啦!應該忘記，因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記在我們腦子里干什么呢?”“對你們過去欠的帳再要來討帳，這是沒有道理的。你們已經賠過不是了。不能天天賠不是，是不是?一個民族成天嘔氣是不好的，這一點，我們很可以諒解。”認為日本有很多東西值得中國學習，主張中日“互相幫助，互通有無，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在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的談判中也表示，日本“不要講什么謝罪的話了?，F在日本新政府離過去發動侵略的日本軍國主義已經相當遠了?，F在我們應該向前看，而不應該向后看，要解決今后的問題”。他還特別提出，“中國需要向一切技術先進的國家學習科學技術，日本技術比中國先進，我們又是近鄰，學習起來將更方便。”、等中國領導人提出的這種現實主義的外交戰略，總結了兩國交往的歷史教訓和經驗，真正樹立了“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歷史觀。據此，中國政府在外交實踐上采取了相應的步驟，突出表現就是于1972年7月宣布放棄戰爭賠償的要求。關于戰爭賠償問題，是由日本社會黨親善使節團于1957年訪華時向率先提出的，詢問能否像處理戰犯那樣，對戰爭賠償問題也采取寬大政策。當時，表示還不能確定賠償問題的方針，稱要到實現邦交正常化的時候才能決定。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才初步確定了可以放棄戰爭賠償的要求。之所以決定放棄賠償要求，主要是基于以下考慮：一是中國政府將放棄戰爭賠償作為實現中日邦交正?；膽鹇圆襟E之一，認為如果要求戰爭賠償，就會增加日本人民的負擔，也無法表明中國愿與日本人民發展友好關系的真誠愿望；二是當時一些國家已經放棄了賠償要求，使中國政府較早地就賠償問題進行討論，最終決定放棄賠償；三是中國政府曾多次表示，不想用日本的賠償來搞社會主義建設；四是中國政府擔心日本民眾可能產生的復仇心理，因為德國為支付《凡爾賽條約》規定的巨額賠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經歷了極大的困難和痛苦，從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德國的復仇心理，并促使希特勒上臺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一事例使中國領導人在賠償問題上采取謹慎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政府宣布放棄賠償要求后，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局長以在簽訂“日華條約”時已經宣布放棄賠償為由，提出毋須將賠償條款寫入《中日聯合聲明》。中國政府給予有力駁斥，指出中國放棄賠償是從兩國友好出發，而日臺簽訂條約時已經逃到臺灣，并不能代表中國，說放棄賠償是慷他人之慨。根據歷史資料記載，事實上從日本得到過軍需機械等賠償，而中國政府則既未主動要求賠償，也從未得到過任何賠償。在《中日聯合聲明》中的關于賠償問題的條款，從表述上也比《日蘇共同宣言》更為簡單，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而《日蘇共同宣言》中則詳細地寫上蘇聯放棄對日本國的一切賠償請求權以及日蘇雙方互相放棄對對方國家、團體、民間的一切請求權。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蘇聯曾掠奪、逼迫大量日本俘虜做苦工等，蘇聯為了杜絕日本方面要求賠償，所以寫上了雙方都放棄民間賠償的條款。而中國對日本在華老百姓和日本俘虜確實是采取了寬大的政策，日本也絕不可能向中國提出賠償或補償要求。以上兩點，都充分表明了新中國的外交戰略是以和諧的政治文化為核心的，中國政府寬大仁愛的態度使日本人民深受感動，對中日友好關系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四、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戰略舉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的霸權地位及其對日政策是日本決定采取對美一邊倒戰略和敵視中國的重要因素。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首相吉田茂于1951年12月致信杜勒斯，表示日本無意與新中國媾和。這封“吉田書簡”基本確定了中日邦交正?；?0年兩國關系的基本格局，即日本政府在外交上推行對美追隨的路線，在對華政策上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這導致中日兩國長期無法實現邦交正?；?，甚至兩國間的民間經貿往來也遭到美國的干涉，1952年9月，為達到阻礙中日發展經貿關系的目的，美國與日本秘密簽署了《對共產黨中國出口貿易管制協定》，日本被迫接受了較西歐更為嚴格的對華貿易管制標準。根據該協定，中日締結的第一個民間貿易協定根本無法順利實施，僅實現了協議金額的5.05％。到20世紀60年代，隨著越戰的升級，美國又開始鼓吹“中國威脅論”，并要求日本積極配合美國?？夏岬峡偨y在1962年的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表示，“我希望今后可以考慮我們作為伙伴能發揮什么作用，……以圖防止共產主義運動支配亞洲?！睂Υ?，日本代表積極作出回應，表示“繼古巴事件之后，東西方較量的地點不是柏林，而是東南亞，對手不是蘇聯，而是中國”。

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雖然認識到改善中美關系是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條件，但無法改變美國對中國的敵視態度及日美同盟的現狀，中國的國家利益和外交空間備受美蘇冷戰關系的制約，曾經對蘇“一邊倒”的中國想要爭取對美一邊倒的日本，在冷戰條件下幾乎很難實現。此外，當時的中共也認為中美開戰不可避免。中美關系直至20世紀60年代末才開始有所轉變，美國迫于應對蘇聯的冷戰形勢以及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開始主動尋求改善對華關系。而中國因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1969年中蘇邊境沖突，與蘇聯的同盟關系徹底破裂，也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外交戰略。1969年，在尼克松政府主動向中國傳達了改善關系信息的情況下，中國迅速、及時地作出反應，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舉措，不失時機地實現了中日邦交正?；?。

1970年2月，尼克松表示，中國不應繼續孤立在國際大家庭之外；3月，宣布放寬美國人到中國的旅行限制；4月，美國宣布進一步放寬對中國的貿易限制，允許美國船只和飛機運送中國貨物以及向中國出口指定的非戰略性物資等。面對中美緩和的跡象，當時的日本佐藤政府仍僅滿足于繼續對美追隨，并未主動改善對華關系。直至1971年7月16日中美兩國同時宣布尼克松即將訪華的消息，才使日本政府遭到強烈沖擊。日本國內輿論開始對佐藤政府在對華關系上的重大失策表示強烈不滿。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聲占據上風。中國政府抓住時機，因勢利導，加強了推動中日關系發展的努力。在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中國派出長期負責中日友好工作的王曉云擔任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副團長，積極開展活動。同年8月，親自指派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王國權赴日參加對華友好人士松村謙三先生的葬禮。這些外交舉措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是中國在改善中美關系后開展對日外交的及時之舉，意義深遠。

為了把握有利時機，中國政府從有跡象表明佐藤首相將要下臺就開始積極籌劃恢復中日邦交正?；?。1972年5月1日，在會見日本公明黨第二次訪華團時表示，如果田中上臺后準備解決中日邦交問題，愿意到中國來談，我們歡迎，因為這將打破吉田茂、岸信介到佐藤榮作的體系。有這樣勇氣的人來中國，我們怎么能拒絕呢?你們黨的委員長或副委員長見到田中時，可以把我的這個意思傳過去。同年6月17日佐藤政府下臺后，中國政府更加關注日本政局的發展。當聽到7月7日田中角榮關于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談話后，立即在9日歡迎也門代表團的宴會上發表講話，明確表示田中內閣在外交方面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侵档脷g迎的。中國方面的迅速反應，在日本引起了極大反響，對后來的田中訪華及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起到了關鍵作用。

1972年9月29日，總理、姬鵬飛外長代表中國政府，田中角榮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代表日本政府，簽署發表了中日聯合聲明，宣布實現中日邦交正?；?。盡管中國對日邦交正常化戰略在實施過程中曾受到冷戰因素的制約和國內“左”的思潮的影響，但仍然為實現中日邦交正?；l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使兩國在《中日聯合聲明》中就結束戰爭狀態、賠償問題、“日臺條約”和臺灣問題等九項條款達成一致。中國對日邦交正?；瘧鹇约婢攥F實性和靈活性，體現了以“和諧”為核心的政治外交文化，在中國外交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