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教育研究發展思路

導語：我國教育研究發展思路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近兩年學術論文摘編概況

1.欄目設置及文摘分布

從2010年到2011年，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文摘》共設置欄目14個，摘編論文共計330篇。具體而言，常設欄目包括本期關注（26篇）、理論前沿（38篇）、改革與發展（32篇）、教育時評（26篇）、探索與爭鳴（12篇）、課程與教學（34篇）、教師發展（32篇）、德育探析（30篇）、學校管理（31篇）、酌古論今（20篇）、比較教育（2010年名為“外國教育”，39篇）。

2.源雜志摘編數排名

兩年來，《文摘》摘編的文章來源較為廣泛。在被摘編的文章當中，其源雜志所占篇目較多的依次為《教育研究》、《教育發展研究》、《中國教育學刊》等。

3.被摘文章第一作者所屬單位排名

從被摘文章第一作者所屬單位性質看，來自高校的作用占居絕對的主體地位。在論文摘編前10名中，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分別以45篇和20篇排名前兩位，南京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北京大學和東北師范大學等高校的研究論文摘編數也超過了10篇。

二、近兩年我國教育研究主要議題

2010年到2011年，從摘編文摘主題來看，教育學者們最為關注的議題。

1.教育公平問題

教育公平一直被視為與個人的生命和經驗相關的、可見的、可為的社會公平事業，是社會公平所關注的主要內容和手段。[1]正因如此，在當代中國教育當中“，教育公平問題始終受到關注，成為新中國教育的一個主旋律”。[2]雖然我們在教育公平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不同地區、不同階段、不同人群的教育當中，還存在明顯的差異，[3]這說明我們在教育公平問題上還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在這方面，一些國際組織提出的教育公平理念框架和實施路徑值得我們借鑒。有學者專門對此進行了梳理和介紹，但同時也指出：這些教育公平的指標并不能完全反映教育公平的狀況，以教育年限為例，“教育年限并不能完全代表相應的學業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學生在實踐能力方面要差許多”。[4]對于教育不公平現象難以消除的原因，學者們圍繞考試公平、少數民族教育公平、流動兒童教育公平、城鄉教育一體化等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考試公平方面，有學者指出“：由于在教育機會的分配上只注重規則的平等，而沒有切實地去關照一系列更為復雜的事實上的不平等，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正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5]還有學者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考試公平理論的缺失引起的教育考試公平的無標準狀態”，[6]這突出地表現在少數民族學生的高考中，由于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建立在高考成績選拔的基礎之上，這“在某種程度上使一些缺乏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弱勢群體在獲得高等教育機會上處于不利地位”。[7]在流動兒童教育公平方面，有學者指出，流動兒童的教育公平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綜合社會問題，其根源在于戶籍制度造成的顯性和隱性雙重隔閡。在顯性隔閡方面，通過限制人口流動、收取借讀費、拒絕流動兒童在流入地參加高考等措施搭建起了一道道人為的柵欄；在隱性隔閡方面，將流動兒童視作外來人口，在心理上歧視和疏遠他們，更是阻礙教育公平的屏障；而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戶籍制度長期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他們中的許多人并沒有充分意識到教育的價值，所以當市場經濟的浪潮打破城鄉之間的屏障，將大量青壯年農民吸引到城市打工的時候，這些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城市經濟的繁華和掙錢的重要性，而子女的教育始終得不到足夠的重視，生計的壓力讓子女的教育始終處于家長工作的附屬地位，農民工家庭從一開始就已經將自己孩子的教育放到了一個起點不公平的位置。[8]而關于城鄉教育一體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學者們則認為主要是相應的制度建設較為落后。有學者指出“：不僅需要通過理論創新帶動制度創新……還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帶動實踐操作……如果沒有制度的配套改革，城鄉教育一體化戰略無法實施，即便實施了，一體化質量、水平等都將遠遠低于理想狀態”；[9]“只有這種教育體制不斷改革，受其影響的教育機制才能發生變革，從而促進城鄉教育一體化的改革活動更好地進行”。[10]對于進一步消除教育中的不公平問題，學者們提出了不少建議。有學者強調要將科學發展觀作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針，“只有根據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現教育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前教育公平的突出問題”。[11]就具體方案而言，有學者介紹了羅爾斯的觀點，即在全社會資源無法做到平等分配的情況下，對社會資源的分配采取“差別原則”。依據這一原則，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當對出身于社會階層較低家庭者和女性有利，使他們在低于統一選拔標準的情況下，同樣有可能接受高程度和高質量的教育。同時，還要采取“補償原則”，即關注由于社會階層或性別的原因而在教育機會的分配方面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群，主張在同等條件下，教育機會應優先給予出身于社會階層較低家庭者和女性，讓這些人有更多的可能進入更高階段的學校甚至進入高等學校。為此，較多的資源可能要花費在處于不利境地的人身上。也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為了達到事實上的平等，教育機會的分配必須打破規則的平等。由于教育已經成為社會分層的一個重要工具，直接影響著個人未來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在當前社會兩極分化相對嚴重的情況下，教育機會如何分配已經變得極其敏感。[12]

2.教育研究方法問題

近兩年關于教育研究方法的成果當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對立，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對立表現得尤為明顯。一些學者認為，堅持教育科學化的觀點是將自然科學知識視作人類知識的典范，從而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視為“神話”，結果導致教育學的理論基礎過于狹窄，基本上停留在發展心理學和哲學認識論上面。在此基礎上，有學者稱：“教育學科學化的后果，是把胡塞爾言下的‘科學世界’的危機引向了‘教育學世界’，并最終導致了教育實踐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危機”；[13]“教育學的科學化只會讓教育學的發展誤入歧途”。[14]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持相反觀點，提出要區分科學化與科學性兩個不同概念，指出“科學性是一種理念，是研究和理論的一種可貴屬性”，科學性并非對教育研究的總約束，而是對其的基本約束，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性等價于基于經驗事實的主體間可證偽性，是人類不斷接近真理的唯一方式。因而“，唯有堅持科學性，人類的理性才避免陷入唯我論的陷阱；唯有堅持科學性，理論才具有普適性；唯有如此，科學才可能指向整個人類的福祉”。[15]與此類似的是所謂教育研究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之爭。后現代主義思潮在目前我國的教育研究中影響較大。有學者主張按照后現代主義的觀點，將學習學習看做“一個不斷解構知識、處理各種矛盾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創造性地、富有成效地開放一個領域的話語以達到對許多真理主張的折中的過程”。[16]但也有學者對后現代主義教育思想持保留和反思態度，指出“：對話的價值在于通過比較分析，得出符合事實或者最接近事實的結論，找出最具可操作性，最有利于問題解決的研究方案，而不只是滿足于展現出教育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17]因而，要進行有質量的對話，對所謂權威觀點就不能進行盲目批判和隨意的解構，而必須進行理性的比較和分析，而理性則意味著現代性而非后現代性。關于教育史研究方法的討論得到較多學者的重視。不同于傳統將教育史按學段或學科進行“分割”研究的思路，近兩年來，學者們更為倡導一種“整體史觀”，即“以相互聯系的、整體的和統一的歷史觀念，認識和理解人類教育的歷史現象、歷史過程及其本質”。[18]在關于教育活動史的研究中，這種“整體史觀”得到了較為明顯的體現。不少學者紛紛指出，活動史研究“可以實現從原有的瑣碎的、分割的、斷裂的教育史走向一種整體的、有關聯的、最能代表某個時期教育生活的整體教育史”；[19]“教育活動史也應該是教育史學科體系構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20]那么，如何構建這種“整體史觀”？有學者對此進行了闡述：首先要從傳統的、封閉式的思維方式中擺脫出來，運用整體的、有機聯系的、相互作用的觀點來看待一切歷史現象和過程；其次，必須開闊研究的視野，在一個更廣的背景下，認識教育內部存在的各種相互關系、教育與社會環境的相互關系以及這些關系的演變過程；第三，應當從不同文化、教育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角度來考察世界各國的教育歷史；第四，應當開展跨時間和空間的宏觀研究；最后，應當把教育的歷史作為人類文明演化歷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加以研究。[21]教育研究的文化學范式也得到重視。有學者指出，中國的教育研究經歷了從政治教育范式到績效主義范式，再到文化學范式的轉換，而文化學范式在當前以及今后的教育研究當中發揮主導作用，它“帶來了教育學學科和教育理論的革命性變化，對教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22]這種意義在教育學的各分支學科中都有所體現，尤其是在比較教育研究領域，有學者指出，“只有以文化作為立足點才能對教育實踐有深刻的理解和認識”。[23]將文化作為比較教育研究的立足點，首先要突破比較教育研究中的文化屏障，即由不同文化傳統造成的文化“先見”，以及在其影響下導致的“他族優越假設”和“西方中心主義”，方能超越比較教育研究中的文化規約。[24]

3《.規劃綱要》問題

《規劃綱要》是中國未來教育發展的戰略方向，不斷有學者對其進行分析和解讀。目前來看，大多數研究都對《規劃綱要》的指導意義持肯定態度，例如，有學者指出，《規劃綱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提出了實現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提供更加豐富的優質教育，構建體系完備的終身教育，健全充滿活力的教育體制5大目標，描繪了教育協調發展的基本狀態”；[25]也有學者認為，《規劃綱要》的政策導向“符合時代要求和社會觀感，符合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實際，反映了政府、社會和大學已經就大學治理模式需要現代化轉型，以及轉型發展的基本方向和路徑形成的高度一致的看法”。[26]更多的學者就《規劃綱要》對各級各類教育的指導意義進行了梳理。有學者提出按照《規劃綱要》的要求，藝術職業教育需要正確處理好十大關系；[27]有學者認為在《規劃綱要》當中，教育信息化被視為實現未來教育改革發展戰略目標的重要保障條件，“明確提出加速教育信息化進程，描繪了我國教育信息化又一宏偉藍圖”；[28]更多的關注則集中在《規劃綱要》對高等教育的指導當中。有學者提出應從哲學視閾下審視高校貫徹落實《規劃綱要》需把握好的諸多關系；[29]有學者則認為高校應“根據《規劃綱要》的要求，重新審視自身的定位和作用，走創新發展和多元發展的道路”；[30]還有學者提出，應按照《規劃綱要》的要求“，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大學治理結構，加強大學章程建設，擴大大學與社會的合作，建立規范的外部監督機制”。[31]

4.新課改問題

新課改自2001年實施以來，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也暴露出不少問題。對新課改的是非功過的評述及對其發展方向的展望，一直是學者們探討的重點。針對近年來出現的關于新課改“穿新鞋走老路”的說法，有學者認為這一現象“不只出現在課改專家對新課程實施現狀的批評文章中，也不只是少數教師的教學行為，而是需要教育部門來整體干預的普遍現象，是新課程實施中的常態了”，[32]因而必要對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進行深入剖析。有學者認為，新課改必須穿“新鞋”走出“老路”，需要一方面注重對改革自身問題的修正，另一方面要擺脫自上而下的姿態，要努力尋求公眾的認同。[33]但也有一些學者對新課改并不贊同，有人認為對新課改的批評是站在“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個體的興趣和需要”上，因而這一批評本身就是“值得批評的”，[34]進而對“知識成為學校教學關注的最主要對象”、“講授是學校教學最重要的傳授方法”、“教師是教學活動的主導者”“、教學評價必須要有統一而確定的標準”“、教學具有教育性”等教學的傳統“老路”進行了反思和批評。另有人雖然承認新課改中存在“穿新鞋走老路”現象，但否認這是由新課程本身的理念存在重大缺陷導致的，而是認為應試體制和教學慣習是導致新課改當中出現大面積的“穿新鞋走老路”現象的根本原因，同時指出，新課程理念顛覆了傳統的課程與教學理論，必然遭到傳統理論的維護者的批評和反對，因此，對新課改的批評實際上也是傳統理論的維護者們為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博弈措施。[37]

5.高考改革與應試教育問題

高考問題在中國一直是一個重要話題。恢復高考制度以來，關于高考的改革一直在持續推進，有人評價說“我國的高考改革整體上是比較成功的，但依然存在一些問題”。[36]在這些問題當中，以應試教育現象最為引人關注。有學者將應試教育現象視作“考試自身難以承載的社會壓力之下產生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之一。[37]有人通過研究發現，在應試教育的背景下，“中小學校建立了諸如檢討、談心與家訪等微型制度。這些制度不僅對學生灌輸分數至上的教育信條，而且對他們的精神品格也起到了強有力的規訓作用，共同維系著應試教育的正常運作”。[38]更多的學者則致力于探索究竟是什么樣的社會壓力導致高考異化，從而引發了應試教育問題。有學者提出，公平性是衡量高考政策合法性的標準“，一旦這種標準喪失了，高考政策的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39]但公平本身又缺乏一個合理的評價指標，導致實踐中一直以高考分數來作為衡量公平的唯一標準，這就使得“‘公平性’與滿足兒童青少年的個性化特長發展成為一對難以調和的矛盾”，[40]因而，高考與素質教育之間并非功能契合關系而是功能沖突關系。這種沖突表現在“基礎教育的性質、任務和要求與高考并不完全相同，兩者的內容和形式也存在著一定差異”。[41]高考改革何去何從？有學者提出，我國的高考改革面臨著對舊有制度的路徑依賴、制度尋租和文化觀念等方面的制約，因而高考改革“必須考慮制度變遷的成本和路徑依賴的制約和影響”。[42]具體而言，高考改革的目標是“要逐步建立起以全國普通高校招生統一能力測試為主，與多元化考試評價和多樣化選拔錄取相結合，政府宏觀指導、調控，專業機構命題和組織考試，高校自主招生、自我約束，社會有效監督的高校招生考試制度”，[45]要實現這個目標，就需要按照統籌兼顧、公平公正、多樣選擇、循序漸進的原則來穩步推進。[44]

6.教育質量與評估問題

無論是從個人層面還是社會層面來講，提高教育質量都已“成為全球的共識與追求”。[45]近兩年來，學者們對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等各個階段的教育質量問題的研究形成了一些趨向在義務教育階段，有學者指出：諸如教育標準單一、教育同質化、過度經營、利益沖突和行政干預等制約著義務教育質量的提高；[46]而到了博士教育階段，傳統只看論文數量、畢業人數和就業情況等量化的衡量標準，則導致了“博士質量的危機”。[47]因此，無論是義務教育階段還是博士教育階段，體制問題都是制約教育質量提升的關鍵。而為了促進教育質量的提升，國際經驗的吸取就顯得非常重要。有學者總結了目前國際上一些成功經驗，如質量保證模式特色化、質量評價標準多元化、質量保證權力法定化等等，[48]以圖通過吸取先進經驗來促進體制的革新，最終提高教育質量。教育質量如何評估？學者們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國外。就教育評估本身而言，學生閱讀素養的評估是最受學者們關注的一個問題。有人對PIRLS測試、PISA測試、NAEP測試等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從對比分析當中提出了重視為學生的未來做好預備、國際等級比較、關注差異形成的原因、改進教學等新的質量評估理念。[49]就評估體系而言，國外的經驗也很受重視。例如有學者就對美國繼續教育機構評估標準的建設進行了研究；[50]此外發達國家的教育督導經驗也被認為是很值得借鑒的：“發達國家非常重視教育督導人員的選拔和發展，在資格、學歷、品行甚至性格方面都有十分嚴格的要求，正是這些保證了督導人員較高的專業素養，進而保證了督導工作的效率和效果”。[51]

三、我國教育研究的展望

通過對《文摘》摘編文章基本狀況及熱點問題的分析，筆者對今后教育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做出如下預測。

1.關于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研究

任何一種教育理論，其理論體系都必然是特定情景中的理論研究者從特定的理論視角、對特定視域中的實踐進行理論建構的產物。可以說，每一個理論研究者從事的都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活動。從應然上說，教育研究者一方面應當堅持一種從教育實踐中歸納和取煉教育理論的研究取向；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理論的形而上學，應反思理論本身的實踐價值。但從事實上看，教育理論和實踐相脫節的情況在我國長期存在。從近兩年的教育理論研究來看，這一情況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觀：例如關于教育公平的研究，完全抽象地談論公平的文章很少，大部分研究往往就一個實踐問題對教育公平進行分析和論述；又例如關于教育研究方法的討論，也大都是結合中國的具體問題來思考應該采取一種什么樣的研究范式。有研究者指出，教育研究“總得能為解決實踐問題做出直接或間接的貢獻”，[52]而不是純粹自說自話。隨著我們對教育實踐成效的愈發重視，筆者預計，純粹的理論思辨研究或單純的經驗總結性研究將逐步減少，而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研究應該是今后教育研究發展的大方向。

2《.規劃綱要》實施過程中的問題與對策研究

《規劃綱要》頒布已經兩年，期間對《規劃綱要》的研究大多在分析介紹其內容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面闡述如何貫徹落實《規劃綱要》的精神。隨著時間的推移，《規劃綱要》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會遭遇種種困境，甚至暴露出一些問題，這意味著今后對《規劃綱要》的研究將需要轉入中觀和微觀層面，通過研究為《規劃綱要》落實過程中針對出現的各種教育問題和困境提供對策。因此，如何結合實際，既發揮《規劃綱要》的指導作用，又將其要求落到實處，同時進行適當的調整和修正，是今后相關研究需重點關注的。有課題組經過大范圍的網絡輿情分析發現，民眾最為擔心的“主要是《規劃綱要》的實施和落實，‘抓好落實最關鍵，但現在很是擔心《規劃綱要》紙上談兵’。”[53]因此筆者認為，從學理的角度為《規劃綱要》的進一步落實提供思路，將成為學者們關注的重點。

3.關于新課改的爭議的研究

新課改自實施之初就一直飽受爭議。2010年到2011年間，關于新課改“穿新鞋走老路”的問題將這一爭議推向了又一個高峰。就相關研究成果而言，關于新課改是不是“穿新鞋走老路”，什么原因導致了“穿新鞋走老路”“，如何才能不走“老路”而走“新路”等問題，在學術界都意義相左，呈現出百家爭鳴的局面。任何真誠的學術觀點都應當尊重，但這些爭議所隱含的一些實質性的問題，如新課程理念本身的弊端、新課改的大方向是否應該進行調整、講授法要不要堅持、評價標準要不要統一等等并沒有形成共識。爭議過大不但會影響到相應政策的制定，同時也會讓一線教師陷于無所適從的境地，更不利于解決實踐中的問題。正如有研究者所說，改革不應糾纏于誰對誰錯，而應著眼于“我們不是將老路廢棄或封死，而是將老路延伸與拓展，或與新路連通起來”。[54]因此，預計在后續的研究中，如何以“新”促“老”，以“老”帶“新”，如何將針鋒相對的觀點在理性分析思考的引導下從分散導向統一，將可能成為關注點之一。

作者：錢蓉周序譚旭張磊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