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農業問題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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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察農業問題的三個層面

農業是國民經濟中的一個產業，一方面，農業要承擔起其作為一個產業的職能，即要以自身的貢獻去支撐非農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農業要在履行產業職能過程中使自身的產業素質得到提升，即要與非農產業一同發展。此外，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農業還要參與國際競爭。因此，農業問題是在產業職能、產業素質和產業開放三個層面上展開的，研究農業問題也必須從這三個層面上進行考察。

1.產業職能層面

國民經濟是由多個產業構成的一個復雜系統，為了確保該系統的正常運轉，每一個產業都應承擔起與其職能定位相適應的責任和義務。因此，從產業職能層面看，農業問題就表現為農業能否對國民經濟作出應有貢獻的問題。根據庫茲涅茨的經典分析，農業對非農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有四個方面的貢獻，即產品貢獻、要素貢獻、市場貢獻和外匯貢獻。農業的產品貢獻來源于農產品剩余，包括對非農產業原料和糧食的供應；農業的要素貢獻來自于其內部的要素釋放，包括勞動力和資本向非農產業的轉移；農業的市場貢獻體現為對非農產業產品的巨大需求，包括對生產品和消費品的需求；農業的外匯貢獻源自于出口農產品而形成的外匯儲存。

隨著工業化的推進，非農產業擴張使自身積累能力、購買能力和創匯能力不斷增強，從而對農業部門的要素、市場和外匯的依賴程度趨于下降。相應地，農業在這三個方面的貢獻也日漸式微。但是，伴隨非農產業擴張而形成的對農產品的巨大需求，因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從而非農產業對農產品的依賴程度是不會下降的。此時，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就集中表現為農產品供給問題，即農業能否滿足非農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問題。

2.產業素質層面

國民經濟現代化應該是均衡推進的，這就要求構成國民經濟的各個產業要一同成長，產業素質要同步提升。因此，從產業素質層面看，農業問題表現為農業的現代化轉型問題。農業現代化就是將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農業的過程，即實現農業的規模化、工業化、產業化和市場化。農業規模化，是指農業從小規模經營向適度規模經營轉變。農業工業化，是指將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工業提供的生產資料和科學管理方法廣泛應用于農業，使之改造成為受實驗科學技術指導的，用工業技術裝備的工業化的農業。農業產業化，就是在一體化產業組織內部把農業再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聯結起來，以解決農業家庭經營所面臨的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農業市場化，是指自給自足農業向市場化農業的轉變，它不僅意味著農產品商品率不斷提高，意味著農業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還意味著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后諸環節都要市場化。農業規模化、工業化、產業化和市場化水平的高低，決定了農業產業素質的強弱。

隨著一國工業化的推進并達到一定水平后，如果一方面能充分發揮“以工促農”傳導機制的作用，使農業依靠產業關聯的內在規律來自然接受工業的促動，另一方面又能及時借助政府的力量來強制性地實現工業對農業的反哺或補貼，農業就可以與非農產業一同發展，農業產業素質就能不斷提升，并最終實現農業現代化(楊國才，2007)。反之，如果“以工促農”傳導機制存在嚴重阻滯，而政府又不能及時主導工業反哺或補貼農業，農業發展就將大大滯后于非農產業發展，產業素質層面的農業問題就不能得到解決。

3.產業開放層面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國國內所有產業都面臨著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國際競爭壓力。因此，從產業開放層面看，農業問題表現為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問題。根據柯炳生(2003)的分析，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可以分解為三個方面：價格競爭力、質量競爭力和信譽競爭力。價格競爭力，是指農產品的價格要低廉，這是農產品競爭力的傳統性和基礎性要素。質量競爭力，是指農產品規格化、標準化程度要高，品質要好，衛生安全達到規定的要求。信譽競爭力，是指農產品品牌和企業的市場信譽要高，既包括供給者在供貨方面能否不折不扣地履行承諾，也包括供給者或農產品品牌本身的聲譽。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這三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任何一個方面的缺失、缺陷和不足，都會對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產生突出的影響。

在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前，農業長期游離于關貿總協定之外，世界農產品貿易戰此起彼伏。自1986年開始的烏拉圭回合談判決心把農業貿易完全置于多邊貿易體制的約束與監督之下，建立一個沒有政府干預、不扭曲的農產品貿易環境。各方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終于在1993年底達成了《農業協議》，啟動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進程。2001年11月，世界貿易組織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多哈會議)又把農業問題列為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核心議題之一，以加快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進程。2005年12月，世界貿易組織第六屆部長級會議(香港會議)經過艱苦談判，各成員代表同意在2013年之前逐步取消農業補貼和棉花出口補貼。可見，農產品貿易的完全自由化只是時間問題。隨著農產品國際貿易的更加自由化，農產品國際競爭將日趨激烈。如何盡快提升農業國際競爭力，就成為各國都十分關注的問題。

二、中日三個層面農業問題的比較

1.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中國已基本解決，日本則十分突出

目前，中國工業占GDP的比重已超過50%，農業占CDP比重已下降到15%以下，農業勞動力比重已低于50%，城市化水平已接近40%。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這些結構性特征表明，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并開始向工業化后期過渡。在經濟發展的這一階段，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主要表現為農業對非農產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產品貢獻問題，即農產品供給問題。

自1996年中國農業獲得改革后第三次特大豐收，糧食總產超過1萬億斤，棉花產量達到8400萬擔以來，可以說，中國的糧食和主要農產品的供給問題就得到了基本解決，實現了由長期供給不足到總量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1997年以后，中國開始成為農產品的純出口國，每年順差50億美元左右。中國以僅占世界7%的耕地，成功供養了占世界21%的人口。這些數據表明，目前中國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已基本得以解決。

二戰以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工業和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增強，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則急劇下降。1947—1998年期間，日本農業產值占國民總產值的比重從38.8%下降到1.9%。農業份額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表明日本已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在后工業化時代，日本農業在要素、市場和外匯三個方面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也主要表現為農產品供給問題。

由于日本是人多地少、自然資源貧乏的國家，農業本無優勢，加之1960年代以后實行大規模出口工業產品的經濟戰略，為了獲得工業品市場而放任農產品的大規模進口，導致日本農產品自給率低，食品安全問題尤為突出。據日本農林水產省提供的《日本糧食、農業與農村2000年財政年度報告》，日本除大米自給率維持在95%以上之外，其他農產品的自給率從196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期都不同程度地下降，1999年的自給率分別為：大豆6%、蔬菜83%、水果45%、乳制品70%、肉類54%、食糖31%、水產品65%。從1960年到1999年谷物自給率由82%下降到27%，以熱量計算的食物自給率由79%下降為40%。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1999年進口的農產品價值為330億美元，占當時世界進口總量的10%。農產品需求高度依賴國外供給的狀況已經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深度不安(劉景章，2003)。

2.產業素質層面的農業問題：中國還比較突出，日本則已順利解決

囿于小農的生產方式與落后的思想觀念，當前中國農業的整體產業素質仍然偏低，傳統農業的特征還比較明顯。這主要表現在，家庭經營規模太小，阻礙了先進的農業機械、農業技術和優良品種的采用，致使目前中國機械化水平還比較低，科技進步對農業生產的貢獻率僅為30%，遠遠低于發達國家60--70%的水平。農業產業化還任重而道遠，龍頭企業數量不多、帶動能力不強，進入農業產業化系列的農戶僅占全國總農戶數的30%左右，并且龍頭企業與農戶的責、權、利關系尚未理順，農戶的利益得不到切實保障。農業市場化程度也很低，農產品市場體系很不健全，流通渠道不夠暢通，價格形成機制不完善，市場中介組織不健全。因此，總體來看，目前中國農業的現代化程度還比較低，產業素質層面的農業問題仍然比較突出。

日本的自然、社會條件決定了農戶經營規模一般較小(國內有不少學者稱之為小農經濟，這是不妥的，因為它是面向市場組織生產的)，這與歐美國家完全不同。但在小規模農戶經營基礎上，日本農業的工業化、產業化、市場化的成熟程度與發達水平，比歐美農業毫不遜色，有些方面甚至超過了歐美。這主要得益于日本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農業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迅速轉移，以及戰后日本政府對農業改造與發展的高度重視。從1960年到1995年，日本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重從1960年的32.6%下降到1995年的6%，這為日本農業現代化創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日本政府則通過“農地改革”(1947—1950年)和頒布實施《農地法》(1952年)、《農業基本法》(1961年)等一系列法律，制定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和措施，及時地推進了以機械化為主體的農業技術革命，極大地推動了日本農業現代化進程。據1999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日本農業機械化程度世界第一，耕地拖拉機為0.4708臺/hm2，耕地收割機為0.2487臺/hm2。由于農業良種技術和生物、化學技術得到廣泛應用，日本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綜合生產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此外，日本早在1970年代前后就實現了農業產業化。日本農業產業化的特點，是由農協等合作組織牽頭，由農民自愿參加，組織農業生產資料的供應和農產品的收購、加工、貯運、銷售等，從而使農村供、產、銷三大領域完全實現一體化。這樣就大大提高了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程度，穩定了農民收入。總之，日本農業現代化轉型的完成，表明在非農產業發展過程中，日本農業的產業素質得到了同步提高。

3.產業開放層面的農業問題：中日兩國均將日益凸顯

由于土地資源約束，農業的小規模經營，以及農業科技發展水平落后，中國農產品的整體國際競爭力還比較弱。在產品價格方面，中國勞動密集型的大宗農產品，包括糧食、油料、糖料和棉花等的國內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不具備出口競爭力。在品質方面，大宗農產品規格化、標準化程度低，產品質量不高；水果蔬菜產品存在外在形態、口感和農藥殘留方面的問題，畜產品也存在衛生安全方面的問題。在產品信譽方面，中國更是面臨著明顯的不利因素，如品牌效應不強、市場誠信缺失、政府干預不當等。因此，在國際市場上，中國農產品面臨著價格、品質、信譽的三重壓力。尤其是加人世界貿易組織后，農產品國際貿易更加自由化，國內外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面對國外農產品的強有力競爭，中國產業開放層面的農業問題將更加凸顯。

由于農業的小規模經營，過多的生產資料投入，以及政府過度的農產品價格保護政策，使日本農產品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國際競爭力低下。1997年日本耕地面積為494.9萬公頃，占國土面積的13%。全國平均每個農戶經營耕地1.47公頃，其中70%的農產經營規模在1公頃以下。農戶擁有的耕地面積與歐美型農場相比相差甚遠，如日本農戶的平均經營規模與美國相差140倍。正是這種經營規模的巨大差異，使得日本大米的平均生產成本比美國高10倍，日本產的大米價格是美國的5.6倍。同時，為了緩解土地資源不足，日本不得不依靠增加生產資料投入以提高單產，增加農產品供給。但與美國相比，日本肥料價格是美國的1.3倍，農藥農機具的價格是1.2倍、飼料是1.6倍。高昂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無疑也加大了日本農業生產成本，抬高了其農產品價格(王炳煥、陳偉紅，2006)。此外，為了在廉價的外國農產品沖擊下保護本國農民利益，日本政府又不得不對農業長期實行過度的價格保護政策。然而，保護的結果卻是勞動力成本越發增高、生產效率越發偏低、價格越發居高不下。這樣必然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日本農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變得遙遙無期。隨著農產品國際貿易更加自由化，面對國外農產品的強有力競爭，日本產業開放層面的農業問題將日益嚴峻。

三、結論及對幾種觀點的評論

首先，在農業產業的不同層面，農業問題的展開是非均衡的。目前中國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但產業素質層面和開放經濟層面的農業問題還遠未解決；日本在現代化進程中成功地解決了產業素質層面的農業問題，但還沒有解決好產業職能和產業開放層面的農業問題。這一事實表明，農業問題在其產業不同層面上的展開是非均衡的。

有學者依據中國農產品供給問題已基本解決，就認為，盡管中國的農民問題和農村問題還沒有解決，但農業問題已基本解決了(陸學藝，2002)。筆者稱這種觀點為“農業問題解決論”。很顯然，“農業問題解決論”是僅僅著眼于產業職能層面而得出的關于中國農業問題的片面認識，它忽視了中國農業在產業素質和產業開放層面存在的諸多問題，如上文中所述及的當前中國農業的規模化、工業化、產業化、市場化水平還比較低，傳統農業的特征還比較明顯；面對國外農產品的強有力競爭，中國農產品還面臨著價格、品質、信譽的三重壓力。

其次，在農業發展的不同階段，農業問題的存在形式是各異的。中國農業現代化還任重而道遠，正面臨著向現代農業轉型的問題；日本農業在完成了現代化任務之后還面臨著諸多“后現代”問題。這一事實表明，農業問題在其發展不同階段上的存在形式是各異的。

有不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認為，只要農業實現了現代化，一切農業問題就將迎刃而解，因此農業政策的目標就單一化為追求農業的現代化。筆者稱這種觀點為“農業問題惟現代化論”。很顯然，“農業問題惟現代化論”忽視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盡管日本農業已經現代化了，但至今食品有40%以上要依賴進口，糧食和農產品的價格是全世界最高的。日本的教訓警示我們，即便將來有一天，中國農業實現了現代化，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農產品供給會重新成為一個問題，而農業國際競爭力不強的問題依然存在。尤其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來說，任何時候都不可輕言糧食問題已經過關。

再次，從農業問題產生的原因看，是多種經濟社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無論是在農民問題依然嚴峻的中國，還是在農民問題已經解決的日本，農業問題都還沒有完全解決好。這一事實表明，農業問題導源于多種經濟社會因素，因而必須多管齊下，而不可畢其功于一役。

有學者認為，中國農業問題是派生的，是因為有了農民問題，才派生出農業問題(溫鐵軍，2004)。筆者稱這種觀點為“農業問題派生論”。中國的農民問題在“三農”問題中確實居于首位，產業素質和產業開放層面的農業問題也確實是由農民問題派生而來。正是因為農民的數量太多，農民的土地權利不完整，才導致小農經濟仍然是中國農業的基本存在形式。而在小農經濟基礎上，中國農業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也不可能有效地參與國際競爭。但是，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并非是由農民問題派生的。從理論上講，一國農產品供給問題解決得如何，取決于土地資源稟賦、農業科技水平、農業政策、農業國際競爭力等多方面因素，而非單一的“農民問題”因素。從實踐上看，中國在目前農民問題依然嚴峻的情況下，農產品供給問題已基本解決了。而在農民問題已經解決的日本，農產品自給率低卻成為一個嚴重問題。中日兩國的情況從正反兩個方面都表明，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主要不是由農民問題派生而來的。

內容提要：本文從產業職能、產業素質和產業開放等三個層面，對中日兩國的農業問題進行了比較分析。就產業職能層面的農業問題來說，中國已基本解決，日本則十分突出；就產業素質層面的農業問題而言，中國還比較突出，日本則已順利解決；而產業開放層面的農業問題，在中日兩國均將日益凸顯。從比較中可知：農業問題在其不同層面上的展開是非均衡的，農業問題在其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存在形式是各異的，農業問題導源于多種經濟社會因素。

關鍵詞：農業問題，中國，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