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華僑商人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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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商組建唐人街

縱觀加拿大華僑歷史，華商是唐人街的主要建造者。

據史家研究，淘金時代，溫哥華島上稱得上唐人街的是維多利亞、納耐莫等地。維多利亞唐人街形成于1858年，是加拿大第一個唐人街。1862年，華僑約300人，多經營理發、縫紉、小商販等。這時，創辦廣利行的盧超凡兄弟在此建起一批棚屋，供華工居住，使唐人街略具華僑社會雛形。以后，唐人街人口不斷增多，街貌更為熱鬧。納耐莫的唐人街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人口已近300名，商鋪有所增加。1884年，維多利亞唐人街成為不列顛哥倫比亞最大的唐人街，全加拿大75%以上的華僑商行和85%以上的華僑傭仆集中在維多利亞。隨后形成的溫哥華市唐人街位于杜邦街一帶，介于卡拉爾街、緬街之間的一段比較繁榮。1900年后，以彭德街和卡拉爾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作為中心，向東西延伸，店鋪社團布滿上海街和廣東街。

1900年的華僑社會，是由一小群精干而富裕的商人、一大批小商人和一批人數更多的工人所組成。富裕的商人通常經營的是中國和加拿大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其中有些人同妻子兒女住在一起。但在當時，由于加拿大排斥華人，不論是小商人還是工人，都無法全家團聚。

曾獲加拿大傳統部最高榮譽“萊杰總督夫人獎”的黎全恩教授認為，二戰前的唐人街是舊唐人街，是華人居住、辦公和經商的內城區，其外表可以由其土地的使用、商業招牌、人口結構及社會經濟活動依稀可辨。他認為，每個發展階段都有其自身的特點。萌芽階段，舊唐人街通常華人居民很少，主要是男性。因此，一個城市的“唐人街”就是它的“華人社區”。社區可能由幾個富商控制，社會通常兩極分化，一邊是商人小階級，另一邊是勞工大群體。在繁榮階段，華人人口由于移民而迅速增加。盡管已婚男女數增加，但人口主要還是未婚男性勞工。他們絕大多數居住在唐人街，但有很多華人家仆、花工、洗衣工等向外擴展。由于唐人街的經濟慢慢呈現出多樣化發展趨勢，逐漸開始出現繁榮現象，并出現了小業主，也有賭場和滿足“單身”需求的妓院，唐人街中日益增加的財產由華人組織或個人擁有。隨著人口下降，經濟衰退，華人財產所有權縮小，舊唐人街進入“枯萎”階段。由于非華人產業，諸如下等酒吧、二手貨商店及色情書店的遷入，華人商行紛紛關閉。中等階層的居民逐漸搬出唐人街，而仍然留在唐人街生活的是上了年紀的窮苦單身漢。由于不符合唐人街的傳統使用新的土地，重新發展的工程侵入舊唐人街，枯萎的舊唐人街面積在減小。唐人街逐漸演變成擺設茶幾的屋架、停車場，還有混在一起的華人和非華人商行。

太平洋鐵路完工后，加拿大華僑由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向全加擴散。根據學者譯述，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將近完成時，又遭受到其他各種困難，很多華人失業或多被免職，多個月里營養不足，因此一批華人前往西北行政特別區謀生；同時，一部分華人來亞伯達省謀生，經營商業；而多數華人居于加東平原省份，擔任小商業生意東主或店員。根據1921年人口統計調查，點問頓埠華人500人，卡技利華人近700人，列必珠約200人，尾利慎血埠100人。

華商興建唐人街，不僅為自己奠定了商業基礎，有利于華人工商業的發展，而且為廣大華人提供了生存發展的空間。

華商建立各種社團

華人建立各種社團，以團結廣大華人并維護自身的權益。在組織社團的過程中華商作用尤其巨大。

維多利亞的街坊，是各種華僑商行聯合采取全社區行動的組織形式，以市里規模最大的華僑商行“廣利行”為中心，各種華僑商行在保持移民與其在華親屬的聯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根據《華僑華人百科全書(經濟卷)》記載，廣利行即加拿大華資企業，是加拿大華人最早創立的商行。1858年，由來自于舊金山的華商李祥創辦于維多利亞，乃舊金山廣利行分號，行名取“廣發利市”之意。該行曾在《殖民者》報刊登廣告，自稱是“進口和經營各種中國貨物、大米、食糖、茶葉、食品的商行”。由于廣利行成為當地的主要商行，因而李祥本人也常被稱為“廣利”。19世紀60年代初，廣利行已擁有資產約6500英鎊，僅次于赫德森海灣公司，為維多利亞第二大商行。

洪門致公堂是加拿大第一個洪門組織，1863年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巴克維爾成立，開始叫洪順堂；1868年改建成規模較大的堂所，并訂立章程，改稱致公堂，先后建立堂所10處。其宗旨是：“我等建立致公堂，皆欲和睦梓里，遵大道以生財；妥諸同人，效居奇而樂利”。盡管它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同鄉的友好關系，并且通過適當的商業交流、積聚財富來使所有人獲得利益，但它也控制了唐人街里所有的春樓、煙館和賭場。十多年里，致公堂控制了大多數華人礦工的社會經濟活動，不僅僅是在巴克威爾，還有加里布區域的其它地方。

維多利亞中華會館是加拿大第一個正式的全社區性華人社團，1884年4月，由華商廣安隆的李佑芹、聯昌公司的李天沛、泰源號的李奕德和黃彥豪、馬心銘、徐全禮等10余人籌組創辦，李佑芹任第一任總理。其宗旨是“聯絡眾情，施行善舉，扶助貧病，禁除內患，杜御外侮”。1885年有5000多名華僑各捐助2元入會，1909年新會館落成。

溫哥華中華會館是在1906年正式向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注冊成立的，1909年館址落成，1949年改稱為“全加中華總會館”。在加拿大華人史上，溫哥華中華會館的作用尤其顯著。

溫哥華中華總會館的前身是1898年在溫哥華相繼成立的昭一公所和公一公所，1901年將原來的昭一公所和公一公所合并為溫哥華中華總會館。維多利亞、多倫多、蒙特利爾均設有華商總會，多倫多和蒙特利爾的商會存在不久就解體了，維多利亞商會維持到抗日戰爭期間，但很少活動。

在早期華僑社會，權力多集中在華商精英的手中。例如鄺利公司的陸氏兄弟，他們大部分從事進口中國貨的生意。華商通過廣泛的商業交往，在華僑社會獲得了認可。華商在協調主體社會和華人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方面起著關鍵作用，贏得了華僑社會的尊重，華商在社會內部的影響力表現在他們能左右華僑的態度。1866年5月，耶魯的商人包括鄺利、益泰、太和等人，組織了一次36人的簽名（其中有些人不是華僑），要求提前釋放一名因偷竊豬肉而服刑的男子。此外，為維護華僑社區的社會秩序、協助解決華人社區內部產生的沖突，以及維持各階層人民的團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他們還領導華人對付主流社會的歧視。1878年夏天，華商精英組織領導了維多利亞全體華僑進行大規模的抗稅活動和總罷工，反對英屬哥倫比亞省立法機構對所有年滿12歲的華僑征收10元的人頭稅。

加拿大華僑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很大，主要表現為捐款和回國參戰方面。在捐款方面，華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11年洪門籌餉局成立后，溫哥華致公堂首先響應，捐款折合港幣10000元，隨后各埠紛紛慷慨解囊，多倫多致公堂捐款10000元，蒙特利爾捐出4000元。

華商組建華人社團，解決華人社會內部矛盾、應對主流社會的歧視、支持國內的革命斗爭，對加拿大華人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華商之間的對立

在加拿大，早期華商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立現象，即一定的職業被來自于一定地區的人壟斷：如大多數華人廚師的服務生都是臺山人，而園丁和農場勞工都是中山人，任人唯親是導致相應家族的職業單一性的原因。在中國，村民經常偏好直系后代而排斥他姓的鄰居和外人。當他們來到加拿大后，對職業和貿易也保留了這種態度。比如，19世紀80年代末，400多名鶴山縣華人居住在溫尼伯市，多數姓李。很多年，他們在進入溫尼伯的公路和鐵路上建了望臺，只為阻止其他華人進市區來與他們競爭洗衣業，這種行為一直延續到溫哥華李氏宗族說服他們改變這種態度才停止。因此，家族是華人求職和居住的重要因素。

華商團體之間也存在著斗爭。加拿大華僑之間的斗爭在早期就受到中國國內政治斗爭的影響。在19世紀80年代末期到20世紀10年代，中國當時出現了兩大政治對峙的陣營，他們分別是由夏威夷僑民和加拿大僑民(特別是不列顛哥倫比亞僑民)所建立起來的陣營，分別以孫中山和康有為作領袖，這些來自廣東的移民以資金、效忠和奉獻精神來支持他們各自的領袖。1899年4月，康有為到達加拿大維多利亞，寄居在唐人街最大的華商“泰源號”。康有為的宣傳活動，使得加拿大華商逐步同情維新派。隨后華商在維多利亞成立所謂“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簡稱“保皇會”，又稱“維新會”。參加者大都是富商和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如商人兼海關翻譯李夢九。領導人和會員以富商為骨干，即地區僑團和宗親僑團的首要人物。他們運用其在華僑中的影響迅速發展會員，以致保皇會成為加拿大華僑社會最有勢力的政治團體，后來有許多華商轉向革命隊伍。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加拿大華商之間的對立和沖突，不利于華人在主流社會的生存與發展，這為后來的華人所認識，“合則兩利，分則兩傷”、“團結就是力量”成為華商彼此合作、幫助的口號，華商在反對種族歧視的斗爭中加強了團結，推動了華人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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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早期華僑商人興建了唐人街、組建了華人社團，解決華人社會內部矛盾，支持國內的革命斗爭，對加拿大華人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本文認為，早期加拿大華商之間存在著對立，不利于華人社會的發展。

關鍵詞：華僑商人加拿大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