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與消費關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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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分析投資與消費關系微宏觀差異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面闡釋投資消費比例、投資效率、投資消費內部結構之間的理論關系。指出，政府主導投資的主要缺陷并非是簡單地提高投資消費比例，降低投資效率，而是削弱了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動力，從而影響了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

關鍵詞：投資;消費;結構;效率

一、投資與消費關系的微宏觀差異

在經濟學說史上，許多經濟學家從不同角度對投資與消費的關系進行了闡述。但是，在微觀層面精確定義兩者關系的是歐文•菲歇爾，其發表于1930年的《利息理論》指出了投資與消費在時間上的權衡取舍關系，即消費是取得即刻享受，而投資是延遲消費以期今后獲得更多享受。其理論要義是，在人類一切活動的根本目的在于獲得享受而享受要通過消費來實現的前提下，面對未來的個體，一般不會使當期消費等于當期收入，而是通過投資或負投資行為把收入進行跨期配置，使各期消費達到最優水平，從而實現一生的總量效用最大化。具體來說，消費者行為分析是運用消費者的即期效用函數與預算線來尋求各種商品的最優消費量，其中預算線斜率的大小決定于各種商品的交換比例或相對價格。而投資者行為分析則是運用投資者的跨期效用函數與預算線來尋求其收入在各個時期的最優配置，其中預算線斜率的大小決定于利率水平，即現在收入與未來收入的交換比例或相對價格。顯然，經濟主體必須先解決跨期選擇之后才能決定即期消費選擇問題，如何決定消費的跨期配置便是投資理論。由此，投資的內涵應從消費的角度加以定義與理解，以投資、消費、效用之間的內在邏輯來分析經濟個體如何在利率與價格的雙重引導下決定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及各種商品的消費量，以達到跨期與即期同時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狀態。可見，在商品相對價格不變時，利率水平與跨期效用函數是決定經濟個體投資消費比例的兩個變量。那么，微觀意義上投資與消費比例的最優均衡狀態在宏觀分析框架下是否成立呢？經濟理論與實踐表明，微觀上成立的命題在宏觀上不一定成立。首先，微觀意義上的投資與宏觀意義上的投資并不等同。從微觀個體角度看，儲蓄與投資只是名稱的差異，實則含義相同，但從宏觀總體角度看，只有儲蓄轉化成現實的生產能力才是投資。因此，在宏觀視角下，由于儲蓄與投資的主體及影響的變量不盡相同，儲蓄完全等于投資是經濟運行的極端或理想狀態，而儲蓄不等于投資以及由此導致的經濟波動則是經濟運行的一般狀態。當儲蓄與投資不相等時，微觀個體考量的現在與未來消費的理想比例因為產出的原因在宏觀層面不能實現，這在貨幣經濟條件下表現得尤為明顯，因為貨幣經濟使個體意義上的投資（儲蓄）與宏觀意義上的投資產生偏離的可能性與程度都會增加。其次，即使微觀意義的儲蓄等于宏觀意義的投資，微觀個體所設想的投資與消費均衡在動態上也不一定能夠實現。這是因為，大多數產品具有獨特的性質，要么是消費品或是投資品，對于微觀個體而言，其投資決策并不需要考慮產品的性質或未來的產出結構。從總體來看，如果未來的產出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對應，那么微觀個體所預期的投資消費比例同樣不能實現，因為未來的產出可能不是微觀個體試圖消費的產品。可見，在宏觀層面，產出總量與產出結構的差異使投資與消費的比例不能達到微觀層面所預期的均衡狀態。因此，微觀個體財富按既定利率增長的均衡機制在宏觀層面并不存在，相反，經濟波動與經濟周期成為各國經濟實踐的常態，只是波動的大小與周期的長短有所差異。

二、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在宏觀動態上不能任意確定

投資與消費的微宏觀差異表明，一國經濟并非遵循一個確定的產出增長率，貨幣因素是導致儲蓄與投資產生偏離的重要原因。這種偏離會導致以經濟擴張與經濟收縮交替出現為主要特征的經濟波動。一般來說，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事實上都會導致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是被動與主動及數量大小的差別而已。因此，宏觀干預政策對投資消費比例的調整，從短期看，會加大儲蓄與投資微宏觀差異的程度，從而增加經濟波動的可能性。這一機制在我國經濟實踐中表現得十分明顯，近年來我國歷次經濟波動的周期與貨幣供給的松緊周期基本吻合，強度高度相關。如果通過政策干預提高投資消費比例只是簡單地導致經濟波動，而不干擾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甚至在較長的時間區內能提高經濟增長率，那么這種干預無可厚非。然而，從理論與現實看，任何政策干預對投資消費比例的調整不能真正改變經濟運行的長期趨勢，相反，還會破壞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這是因為決定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因素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一是資源的可獲取性，決定于資源稟賦、生態環境的承受能力等；二是資源的配置效率，決定于各項制度能否保證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三是資源的使用效率，決定于技術進步與管理水平的提高。顯然，通過宏觀干預政策在短期并不能改善這些因素，同時不可避免地集中大規模物質資本投入將導致資源過度利用與生態環境破壞、以及對資本使用效率的忽視等問題。目前，持續高漲的投資率已經較大影響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協調與穩定。高投資消費比例的短期后果要么是通過出口來彌補消費需求不足，但會形成國內外供求的雙重失衡；要么是本國出現經濟收縮與產能過剩。在長期則是阻礙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以及減緩以技術進步為推動力的產業結構升級的步伐。部分學者十分強調高投資率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并指出為了達到將來更高的消費水平必須降低目前的消費率，即用相對低的消費率來實現高的消費增長率。這一觀點在某一經濟發展階段是成立的，因為低消費率支撐的高投資率會導致較高的產出，從而為消費增長提供可能與空間。如果放在較長的時間跨度來考察，則這一論斷不具備動態上的合理性與科學性。顯然，如果高投資率即能達到未來可以享受高消費的效果，那為什么各國在不同發展時期具有不同的投資消費比例，而不是一味追求更高的投資率呢？其根本原因在于，通過高投資消費比實現未來的高消費所需要的條件是極其苛刻的：一是本期儲蓄能夠完全轉化成投資，這一點能否實現不僅取決于本期產品的供給結構及需求結構是否匹配，還要具備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現代經濟條件下表現為金融市場的效率；二是資本產出比在各期維持不變，這依賴于技術水平的變化，即技術進步可以抵消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負面影響；三是下一期的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相一致，這要求客觀的資本品與消費品的比例與意愿的投資消費比例相一致，其中暗含消費結構與投資結構在動態上要優化升級，因為經濟增長必然使消費者產生新的消費需求，這種消費需求并不簡單地體現為消費數量的增加，更體現為消費質量的提升。因為上述條件在現實中很難滿足，因此，通過高投資消費比例的方式來實現未來的高消費是一種理論假想，其缺陷在于片面強調資本對于產出的供給作用，而忽視了產出的市場需求。即忽視資本的配置效率與利用效率，前者主要決定于市場機制的完善，后者主要決定于技術水平的進步，而市場機制與技術進步正是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與源泉。

三、投資效率是衡量投資消費比例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據

投資效率是資本配置效率與利用效率的綜合體現。從本質上看，投資效率所揭示的是投資成本與投資收入的關系。投資成本反映了資本品供給的充裕程度及能否得到有效利用，即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與技術進步狀況。投資收入反映了資本是否配置到其產出符合市場需求的領域，從而是否具有繼續擴張的空間。由此可見，投資效率揭示了資本供給與產出需求之間的內在關系，因為資本供給與產出需求的靜態結構及動態變化反映了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因此，投資效率的高低意味著投資消費比例是否具有靜態上的合理性及動態上的可持續性。雖然投資效率的度量經歷了從表示平均效率的資本產出比到表示邊際效率的增量資本產出比的改進，但從理論角度看，兩者都不是度量投資效率的準確指標。其原因在于，總產出是多種生產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資本只是提供產出的要素之一，因此，資本數量與產出的比值未必能夠真實反映資本的效率。另外，增量資本產出比中雖然運用了“增量”概念，但并不是真正的邊際分析，因為在產出增加過程中并不能保持除資本之外的其他要素的數量不變，從而不能認為產出增加是資本增加的結果。對于用資本產出比或增量資本產出比衡量投資效率所存在的問題可以從中國的投資實踐中得到驗證。例如，通過對中國經濟數據的分析發現，在投資率上升的年份，投資效率是提高的，即資本產出比或增量資本產出比是下降的，增量資本產出比下降的幅度更大，這似乎與一般常識相違背，因為根據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投資率上升時，其效率應該下降。但稍加分析不難理解，投資率高的年份，一方面，高投資率往往動用了更多的其他生產要素，其他要素的投入會導致GDP以更快的速度增長，進而資本產出與增量資本產出比的數值下降，以其表示的投資效率上升。投資率低的年份，其他要素也會處于相對閑置的狀態，導致GDP增速下降幅度更大，其結果是資本產出比或增量資本產出比的數值上升，以其表示的投資效率下降。另一方面，投資率高的年份，意味著原有資本基本處于充分利用的狀態，即資本利用率較高，產出增長較快，與之對應，投資率低的年份，原有資本很可能部分閑置，即資本利用率較低，產出增長較慢。正是由于未考慮由投資的變化所帶來的其他要素或資本存量的利用狀態變化，導致了資本產出比和增量資本產出比的數值呈現出與一般理論分析不一致的結果并具有較大的波動性，而且從理論上可以解釋，增量資本產出比具有更大的波動與不穩定性。投資效率指標的以上缺陷大致可以通過兩個途徑予以回避：一是對于投資效率的高低要從長期或趨勢的角度加以把握與理解，無論用何種指標，只要投資與產出的比值在趨勢上增加，則表明資本形成效率低下。數據資料顯示，我國的資本產出比與增量資本產出比都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即投資效率是下降的。二是擺脫用資本存量或增量研究投資效率的固有思維方式，可用每年的能源消耗來近似替資效率。圖1說明了中國能源總消費的世界占比及GDP的世界占比。由圖1可以看出，中國能源總消費的世界占比及GDP的世界占比之間，大致存在8-10個百分點左右的差距，這一差距表明中國依靠粗放型、高投資率來維持經濟高增長的模式，但這種模式不具有長期的可持續性。

四、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升級是兩者協調增長的基礎

在宏觀模型或核算中，國內生產總值、投資、消費等都是總量意義上的具體數值，但實際經濟活動中，這些變量則是由一系列具體的產品或勞務所構成，從而具有結構性。對于總量與結構的關系，一個基本事實是總量不平衡必然由結構不平衡所導致，當面對總量不平衡這一結果時，必須從結構層面找原因，否則就不可能真正解決總量不平衡問題。例如，在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情形下，如果不進行結構分析，而只是強調用增加投資的方式彌補供需缺口以達到總量上的價值平衡，其結果很可能是不能實現結構上的物質平衡從而導致更大程度的過剩，因為當期剩余的產品可能不具有投資品的性質，即投資消耗的未必是當期相對過剩的產品。另外，投資所導致的未來產出結構也不一定與未來的需求結構相對應，從而導致進一步的過剩。因此，以追求總量平衡與特定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比例調整必須考察投資與消費各自的內部構成，否則會出現事與愿違的結果。只有內部結構在靜態上合理，才能在動態上實現相互促進的結構升級，進而達到兩者協調增長。當前中國的消費率下降顯然不是因為消費需求得到充分滿足，而是體現在生活必需品需求不斷相對下降的同時，提高生活質量的高級消費品需求并未得到相應的提升。生活必需品的消費下降是因為我國經歷了三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人均收入達到了一定水平，由于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小于1，收入增加的結果必然是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下降。高級消費品沒有隨著基本消費品需求的下降相應得到有效提升，其原因是供給層面的生產相對不足與需求層面的能力不夠。當然，從供給與需求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解釋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聯系的，因為當高級消費品供給不足，也就是意味著低級消費品供給過剩，這種供給過剩在浪費經濟資源的同時也降低了人們的收入水平。供給過剩必然導致要素供給者包括勞動力的收入下降，收入下降會影響需求能力，從而抑制消費升級，消費升級乏力使投資結構升級失去了市場需求拉力。在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水平相對下降會導致最終需求不足，進而抑制投資，因此，持續的高投資消費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可能長期存在。中國高投資消費比能夠在較長時期內存在顯然是非市場力量發揮作用的結果。一方面，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的相對下降從需求的角度抑制了消費結構的升級；國民收入與其他資源向政府傾斜強化了政府對經濟的直接與間接控制，使其通過投資方式彌補消費不足成為可能。另一方面，進出口等政策導向使高投資與低消費矛盾爆發的時點得以推遲，其原因是政府主導投資所形成的產出在國內不能實現的部分可以通過出口加以消化。但這種總需求結構由于最終不能促進供給結構升級，從而不具有可持續性。其中的邏輯在于，在特有的結售匯制度下，貿易順差所形成的外匯儲備是國家儲蓄，其本質是由私人儲蓄（收入）轉化而來，這種私人儲蓄（收入）的下降使消費結構升級失去了基礎支撐。同時，巨額外貿順差對消費升級的作用相對有限：一是政府一般是以投資而不是消費的方式運用外匯儲備；二是即使企業或個人以購買消費品的方式運用外匯儲備，對消費結構升級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因為很多高層次消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通過國際貿易實現，比如文化、娛樂、醫療、保健、住房等。投資效率低下、產能過剩及巨額的外貿順差等現象反映了非完全市場化的政府主導投資模式雖然在一定時期維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由于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會導致消費結構升級緩慢，不能有效促進投資結構升級，最后可能形成高投資、高出口與低消費持續存在的局面。再加上貨幣供給增加，M2與GDP的比值持續攀升，隱含的金融風險及經濟風險突顯。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兼顧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協同升級是經濟增長穩定性與可持續性的必由之路。

五、轉變政府職能是實現投資與消費結構優化的重要途徑

綜上所述，投資與消費內部結構不平衡帶來的中國高投資消費比持續存在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與投資的政府主導。事實上，這兩者存在互為因果和相互強化的關系。從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對政府主導投資的影響來看，一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等不平衡問題造成消費需求不足，使得政府通過投資來彌補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缺口成為必要。另一方面，中國特有的金融體系、國有企業以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存在使政府主導投資具備了充分的客觀條件。再者，以經濟增長績效為主要指標的考評機制使地方政府具有強烈的主觀投資動力。政府主導投資加大了資本收入份額，又進一步惡化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發現，我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資本報酬份額與資本邊際生產率的變化呈逆向走勢，即隨著投資效率的下降，資本收入份額反而上升，這說明吸引投資的動因是資本的收入而非資本的效率。但是，資本收入份額的上升意味著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從此角度看，收入分配格局惡化又成為政府主導投資的結果。可見，要想通過調結構的方式使投資與消費協調增長必須規范政府行為。第一，中央政府應抑制在宏觀上干預投資的沖動。政府通過投資的方式干預經濟源于凱恩斯經濟理論。但是，凱恩斯主張通過擴大投資來治理蕭條的政策是針對當時極端經濟狀況提出的短期權宜之計，在動態上并不具有持續性。在20世紀30年代影響范圍廣、程度深、持續時間長的經濟危機形勢下，凱恩斯運用短期分析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具有其現實基礎及合理性，但其政策主張不具有一般的指導意義。事實上，凱恩斯并未回避其理論主張的動態困境，在《通論》中，他指出：“當我們每一次通過投資的增加來取得二者的相等時，我們就加重了使二者在明天等同的困難”。換言之，通過政府主導擴大投資的方式來彌補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缺口，在當期可以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但由于投資在長期具有供給功能，下一期將有更高的收入，依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收入與消費之間的缺口將變得更大，從而需要更多的投資加以平衡。第二，地方政府應最大限度地退出直接或間接的投資行為。政府直接或間接從事投資活動在特定歷史時期對于中國經濟的穩定與增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模式也導致了投資效率低下、生態環境惡化、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等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政府過度直接或間接從事投資行為會延誤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與升級，一方面因為側重短期評價的考核機制使地方官員更有動力采取外延式投資這種見效快的經濟發展模式，很少考慮投資結構的合理性及動態效率。同時，對所轄區域內企業運用各種方式加以保護，以維持短期局部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而企業通過開放的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正是經濟結構轉型得以推進與經濟增長能夠持續的基礎。第三，努力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與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收入增長是消費結構升級的基礎。收入分配過度向政府與企業傾斜，導致居民消費升級缺乏收入支撐，投資結構升級失去了市場誘導。因此，政府應努力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與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提升消費水平與消費質量，在消費的拉動下，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從而真正實現消費與投資總量及結構的良性互動。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可從兩個方面釋放消費需求：一是適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因為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通常要高于高收入者的消費傾向，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可刺激整體消費傾向，提升消費水平。二是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消費者收入的保障性增加會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的降低會促進消費者的消費傾向。

六、結論及展望

本文從微觀與宏觀、總量與結構、靜態與動態等不同角度對投資與消費的關系進行了理論探討，并結合中國實踐提出了投資與消費比例確定應遵循的原則，及促進投資與消費協調增長與結構升級互動的政策建議。本文的觀點是，我國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職能未充分清晰界定，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等，破壞了投資與消費相互促進的動態機制。其內在邏輯是，收入分配格局過度向政府與企業傾斜及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使消費需求不足，消費需求不足及投資的政府主導，在缺乏市場的有效引導下，導致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升級緩慢及效率低下。由此可見，投資與消費比例過高，并非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是政府為了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而做出的選擇，這一選擇既有消費不足而導致的被動因素，也有政府基于激勵的主動因素。這一模式從短期看，會增加經濟的波動幅度與頻率，從長期看，出于對短期利益的追逐會消弱長期增長的基礎，主要表現為資源的浪費、環境的破壞及對決定經濟長期增長因素的忽視，如市場機制、企業家精神、科技創新，而這些因素正是一國經濟結構轉型及長期增長的源泉所在。投資與消費的關系是理論界與實務界非常關注的問題，雖然本文試圖從多角度來分析兩者的內在邏輯關系，但注定是不全面的，本文只是粗略地提出了分析這一問題的簡單思路。對于一個發展中大國而言，投資與消費的關系問題應該遠比現有的理論描述更為復雜，因此，在理解國外發達國家經濟結構變化趨勢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客觀條件，如何優化投資與消費的內部結構以及完善兩者動態互動機制，則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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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士雄 單位:華中科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