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產業投資的觀點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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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已逐漸形成規模，特別是進入新世紀后我國跨國企業母公司的數量飛速增長，據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的統計，2005年達到3429家，比1993增加3050家，增長率為805%。從資金流出量上看，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13大資本流出國，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在我國外匯儲備數額巨大并且還在快速增長的時期，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擴張速度還會進一步加快，“中國美元”（ChinaDollar）在國際上的影響日益增長。在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總量不斷增長，投資領域不斷擴展的同時，石油礦產資源的對外投資成為我國對外投資增長最快的領域之一，而且也是“中國美元”對外形成國際沖擊最大的領域。由于石油礦產資源對外投資的行業特殊性和政治敏感性，因而引發的投資風險因素也較其他領域更為復雜。由于我國對國外礦產資源依賴程度的快速增長，對這一行業海外投資風險的研究就成為迫在眉睫的理論與實踐課題。本論文擬從探討國際投資風險理論的角度入手，基于我國石油礦產企業對外投資的實踐，進一步分析中國石油礦產業對外投資的風險來源及成因。分析從普遍意義上的政治風險、經營風險和文化風險入手，重點在于對與中國企業相關的石油礦產業對外投資風險分析。

一、風險的經濟學分析

國家、企業和個人為經濟利益的獲取而進行的較量是沖突產生的根源，因而也是風險產生的根源，這無論是在國際層面還是在國內層面都是如此。當以往利益分配的均衡格局被打破而形成新的分配格局時往往亦是風險多發的時期，這點對于國際直接投資來說更是如此。以往的國際資源直接投資領域主要由發達國家所統治，而這種格局在新世紀開始后已經被打破，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模式在國際和國內層面正在形成，忽略或者不重視這些變化將增加對外投資的風險。

（一）發展中國家加入發達國家使國際直接投資在石油礦產資源領域的爭奪日趨激烈。

一個國家為了取得更高的實際收入水平和更高的福利水平，就必須不斷地推動經濟的增長。經濟實現長期增長的源泉有兩個，第一是一國生產要素稟賦的增長，包括物質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第二個源泉是生產技術的革新。盡管世界各國的經濟都呈現出增長的態勢，然而各國經濟增長的方式、速度以及技術創新能力卻大相徑庭。發展中國家由于技術創新能力較弱且發展技術的成本高，因而更多地依賴勞動力和資源的投入來取得經濟的增長。一些發展較快但資源貧乏的國家在取得了一定的資本積累后便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來獲取更多的資源，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近幾年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恰恰證實了這一點。

國際直接投資從2000年的大動蕩中恢復元氣后呈現出強勁的增長態勢，而發展中國家在新的一輪增長中成為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的生力軍，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石油礦產資源的投資扮演著主旋律的角色。

根據2006年世界投資報告，發展中國家在1990—2004年間在三大產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幅度分別為：第一產業：11.1倍，其中石油、采掘、礦業增長56.7倍；制造業增長4.2倍；服務業增長29.8倍。以中、印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為例，兩國在石油生產大國的投資都在不斷的增長，形成了競爭的態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制造業發展最快的國家，對石油礦產資源的快速增長的需求推動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速度的增長，2003—2004年石油和天然氣等自然資源的開采分別占我國對外投資總量的48.4%和32.7%。2005年我國在石油礦產方面的對外直接投資在經歷了小幅的下降之后，2006年大幅度回升，從16.75億美元上升到85.4億美元，從2005年我國對外投資總額的13.7%上升到48.4%。根據英國經濟學家埃瑞克?布里頓的測算，2002—2005年間中國對石油需求的增長占世界新增總量1/5。在發展中國家中，與中國的表現同樣搶眼的是印度公司。由于其國內石油供給率只有30%，印度企業最近幾年通過收購方式在石油化工領域的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7.6%。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巴西，甚至巴基斯坦等也加入了對石油資源的競爭。

發展中國家對石油礦產資源投資的大幅度增長是為了適應其同樣高速發展的工業化進程，而發達國家雖然隨著服務業比例的不斷擴大對能源等礦產資源的需求增長緩慢，有些國家甚至有所下降，然而為了維持其已經形成的龐大的工業化基礎依然對石油礦產資源有巨大的需求，并仍然是石油礦產資源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角。因而世界各國對稀缺的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爭奪更趨白熱化，矛盾也更加突出。數據顯示2005年國際跨國公司在石油天然氣領域的投資成為自1987年以來最大的直接投資領域，首次超過了金融和電信，占全球跨國兼并與收購的14%（表1）。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的時期，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互間對資源的爭奪在一定時期內還將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二）國際直接投資在東道國國內引發利益的重新分配。

國際直接投資在東道國引發的利益沖突主要表現在兩方面，政府政策的國內受益者和受損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和外國投資者與利益受損者之間的沖突，而后者之間的沖突則表現得更為突出，并且對國際直接投資構成重要的風險來源。東道國國內的利益受損者首先是稀缺的資本資源的所有者，外國資本的流入降低了他們的所得；另一部分受觸及的利益集團可能包括土地所有者、一些地方勢力和反政府勢力等，他們各自有自己的勢力范圍和地盤，如果不協調好與他們的利益關系而貿然進入這些地區必然引發投資的風險。外國投資者與當地居民之間也存在著利益沖突。外國資金的進入雖然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例如對當地環境、人們的生活方式、部族頭領的權威等都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則體現在當地的就業率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者利用對外投資的機會解決國內的就業問題，使企業不僅要投入很大的成本調解勞資糾紛，而且投資效益低下，同時還引發與當地居民的利益沖突。

21世紀初在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的一個新的變化趨勢是跨國公司的“道德革命”，它的實質就是強調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作為對社會責任理解的延伸，提高東道國人民的福利水平（特別表現在就業上），實現互利共贏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外投資需要考慮的一部分。雖然根據世界投資報告的分析，石油礦產類資源的投資與就業之間并不具有很高的相關關系，但是對于某些基本上依靠資源開發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最不發達國家，礦產資源的就業在當地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比，以往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通過包括雇傭當地勞動力在內的本地化戰略來降低投資成本，提高投資效益，此舉同時也取得了促進當地就業的目的。在衡量企業跨國化程度時，最常用的衡量指標是跨國指數（TNI)，它包括三項指數：國外資產、國外銷售額以及海外職工占本企業總資產、總銷售額和總雇員。中國進入發展中國家前100名的公司中TNI總指數都很低，特別是中石油排名一直是最后一位，盡管按照國外資產排名中石油和我國其他企業排位都比較靠前，排名墊底的原因就在于海外雇員占總雇員一項指標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同類跨國公司（見表2）。我國企業在對外投資時為了降低成本不愿意或盡量減少社會成本，表現在減少對當地員工的技術培訓，盡可能自帶項目所需的技術員甚至工程隊等，這樣做雖然解決了一些本單位職工的就業問題，但同時也使得企業與當地居民的利益沖突更為顯著。

二、石油礦產資源投資的風險類別分析

石油礦產資源的投資風險有其突出的個性，對風險的分類也有各種不同的方法，然而無論如何分類，從風險分析的角度看都可將其分為三大類，即政治風險、經營風險和文化風險。基于石油礦產類投資的共性風險和我國大型石油礦產企業對外投資的實踐，下面即從以上三個方面分析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時遇到的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的風險。

（一）政治風險分析。

政治風險又稱為國家政治風險，指由于東道國的政局變動以及所采取的政治性措施變化使跨國公司所蒙受的損失或實際收入偏離預期收入的可能性。它主要包括東道國政策和法律所產生的風險；戰爭風險和國有化風險等。石油礦產資源國際直接投資是對外直接投資中最容易受到政治風險干擾的行業，而且近年來有增長的趨勢。

礦產資源儲量主要分布在發展中國家，為了獲得發展經濟所需的資源和資本，一些發展中國家所吸引的國際直接投資大部分投入到礦產資源如石油開采領域，如非洲四個主要外資流入國安哥拉、埃及、赤道幾內亞和尼日利亞，外國企業對石油的直接投資分別占其吸引外資的93%、64%、94%和90%。然而，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政治、經濟局勢卻十分動蕩，恐怖主義、反政府武裝、地方勢力等各種矛盾相互交錯，而外國投資企業，特別是資源開發企業往往成為各種勢力為解決其內部矛盾，或者與政府討價還價，或者吸引國際關注的工具。“9?11”后國際恐怖主義、極端宗教主義等非傳統風險因素凸現，成為國際直接投資安全的一個重要威脅。恐怖分子的襲擊已經演化成一種工具，其目的可以是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只要能為自己的利益服務，任何國家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其襲擊的目標。礦產資源投資一般地處偏僻區域，政府疏于防護，極易成為恐怖分子或地方武裝勢力攻擊的對象。近幾年來國際上發生的一系列針對美國盟友之外的國家公民的襲擊包括對中國工程人員的襲擊都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恐怖襲擊已經成為我國對外投資企業人員安全的最主要威脅。

國有化和征收是政治風險中的另一主要風險來源，主要發生在六七十年代，當時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獲得政治獨立后更多地是為了捍衛自己的領土和經濟主權。如今公開、直接的征收風險已經大大降低，但是仍有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爭得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與大國抗衡的能力有時以自己的資源作為籌碼，但是形式有所改變，例如一些政府規定了更為嚴格的外資比例，或者通過稅收歧視和立法歧視來實現其目的。

（二）意識形態風險分析。

對于中國企業來說，除了以上所提到的政治風險外，由于許多中國企業的國有化性質，東道國特別是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企業在該國的投資又有不同的政策和態度，這些對中國企業構成了新的投資風險，或曰意識形態風險。目前中國企業在跨國兼并與收購過程中是由于“所有權”問題受害最多的國家。在石油礦產資源、電信及其他基礎設施服務等敏感領域，1990年以來共有7例跨國收購涉及到所有權問題，其中有5例涉及中國企業，1例俄羅斯企業，另一例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企業。中國在石油礦產資源領域的兩例收購失敗案例最具有代表性。2004年中國五礦公司欲收購加拿大Brascan公司所屬的Noranda時，加拿大國內輿論要求政府必須嚴密監控這一金額達到70億美元的收購行動，其原因就在于五礦公司是國有企業。基于類似的原因，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預收購美國優尼科公司的努力由于“安全”的考慮遭到美國政府的抵制。在發達國家中，美國是利用法律條款以安全為由限制國外投資和產品進入本國的突出代表。美國的“埃克森弗洛里奧”條款（Exon-Florioprovision）允許美國總統在發現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時阻止外國企業并購美國企業。1993年美國在對上述法律進行修訂時，又增加了對具有國有企業背景的企業兼并案進行專門調查的內容，其目標直指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的企業收購行為。從1988年至2005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共收到1593起相關通告，該委員會針對25起案例進行了調查，阻止了一起收購案例，即為中國航天航空技術公司收購美國MAMCO制造有限公司計劃。針對中國企業在發展中國家對資源的投資，某些國家所提出的“安全”問題又變換了聲調，傳播中國企業的投資是“新殖民主義”和“掠奪資源的行徑”。這樣的宣傳對我國企業對外投資造成了直接和間接的損害，一些發展中國家既希望獲得中國企業的廉價資源開發技術，同時又擔心資源被控制。例如印度也由于中國企業的國有性質幾度阻止中國企業在印度的并購行為。

國家的競爭力與其所控制資源的能力相輔相成，因而對世界資源的爭奪是資源政治的集中體現。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對稀缺資源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的利益再分配和格局的重新劃分在所難免。因而中國企業在石油礦產資源領域所面臨的政治風險在一定時期內必然呈上升態勢，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主要障礙之一。

（三）經營風險分析。

石油礦產資源投資的經營風險有著鮮明的行業特性，主要體現為勘探風險、環境風險和操作風險。石油礦產資源投資在勘探階段對技術要求高，資金投入量大，然而勘探的結果往往具有非常高的不確定性，因此在國際上將其稱為風險投資，說明石油礦產資源的投資風險具有內在屬性。一些發展中國家勘探技術落后但又急于開發本國資源為經濟發展服務，因此在該領域大量引入外資進行投資合作。我國目前在石油和礦產資源方面的陸路勘探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加之工程報價具有競爭力，因此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歡迎，然而勘探風險依然是一個重要的風險來源，項目的前期可行性分析稍有疏忽就會導致重大損失。

石油礦產資源投資的環境風險和操作風險主要由于大多數國家的礦產作業區遠離城市，環境惡劣，交通不便，氣候與我國有很大差異，例如非洲的氣候炎熱干旱，疾病泛濫。我國在非洲一些國家（如贊比亞）從事作業的工人60%以上都有過感染瘧疾的病史。其他國家如俄羅斯、蒙古等國氣候嚴寒，暴風雪成災，惡劣氣候大大增加了施工的風險。此外，石油礦產資源的操作本身就具有高風險，如井下作業操作不當、安全防范設備與措施不健全等都會成為重要的經營風險來源，如果是在國外發生安全事故（如在2004年贊比亞發生的礦井爆炸）還會引發其他連帶風險如政治風險等。

除了上述一般的經營風險外，中國企業在該領域的投資風險還具有自己的特色，這些特色風險集中體現出一個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特點和中國國有企業的特性。這些中國特色的風險首先體現為淘金思想嚴重，低成本競爭，表現在忽略對員工的健康和操作安全投入足夠資金，不對員工進行必要的培訓和教育，忽略對環境的保護和企業的社會責任等。隨著世界各國對環境保護意識的加強，人們對資源開采對環境的影響越來越重視，各國立法趨于嚴格化，忽視環境保護法律很可能導致當地政府采取關閉礦井和停止項目的決定。我國一些國有企業將對外投資作為響應政府“走出去”的政策號召，外在推力大于內在動力，缺乏長遠的投資規劃，對外投資只是權宜之計而非企業發展戰略規劃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這些短期和政策行為造成企業對外投資思想準備不足，成為誘發風險的一個主要原因。

（四）文化風險分析。

在國際投資中還有一類重要的但往往被忽視的風險來源，即文化風險。對外投資雖然主要表現為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但同時也必然伴隨著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碰撞，特別是不同的價值取向必然導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采取不同的行為方式，因而便產生文化摩擦，跨國經營的風險也會隨之產生。

一些由于文化習俗的不同而產生的摩擦是任何企業都不可避免的，然而中國企業在與東道國打交道時一個突出的表現是過多注重與當權者打交道，認為只要與政府搞好關系便可一通百通，為此甚至采用行賄手段，表現出十足的實用主義。然而與我國國情所不同的是，外國的在野黨、非政府組織、反政府勢力、宗教勢力有很大的影響力，例如在一些與我國政府關系良好的國家，反政府勢力以綁架我國員工為砝碼向當地政府討價還價，反而成為我國企業員工人身安全的威脅。中國企業對石油礦產資源的投資主要集中在發展中國家，有些是經濟非常落后的國家，我國一些項目管理者表現出的大國心態和對當地員工的歧視態度也可能成為風險隱患，或為當地種族主義者煽動民眾情緒制造把柄。

此外，一些看似家長里短的小事也可能成為沖突的起源。例如我國員工受“勤儉”和“孝順”等中國文化元素影響，對自己在國外的花銷控制得很緊，而將大部分收入積攢下來等回國時帶回；而一些外籍雇員習慣于很快將工資吃光喝凈后便向我國雇員借錢，在遭到拒絕時便可能發生沖突，進而引發兩國雇員之間的沖突，嚴重的會使施工無法正常進行。

企業對外投資，風險無處不在。為了使對外投資取得期望的效益，防范風險是企業規劃對外投資時應首先考慮的問題。雖然企業對外投資的風險來源既有外部因素，又有內部因素，然而無論何風險發生源于何種因素，風險防范的關鍵因素在于企業真正從認識上、組織上、制度上建立健全風險防范機制，并使其真正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