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理論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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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理論的成長經歷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長三個發展階段。在古典經濟學時期，經濟學家就特別關注對經濟增長的分析，代表人物有Adam.Smith,David.Richado和Thomas.Malthus。

Smith（1776）認為，促進經濟增長有兩種途徑：一是增加生產性勞動的數量；二是提高勞動的效率。在這兩個增長途徑中，Smith更強調勞動效率對增長的促進作用。首先，他把勞動區分為生產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和不能生產價值的非生產性勞動，并認為生產性勞動創造財富，而非生產性勞動只消耗財富。所以，Smith認為，在勞動投入量中增加生產性勞動投入的比例將會促進經濟增長。

其次，對于如何促進勞動效率的提高，Smith認為主要取決于分工程度和資本積累的數量，因此分工協作和資本積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勞動者的熟練程度提高，減少工作轉換所造成的損失，利于機器的發明，所以，分工使得單位勞動的產出量增加，進而導致收益遞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認為分工取決于交換，交換又取決于交換的能力，而交換能力的大小由市場容量加以刻畫。這樣一來，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場容量的制約。所以，Smith認為市場容量的擴大導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勞動效率的提高，并最終導致經濟增長。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認為，資本積累可以使得資本存量擴大，與之相聯系的勞動數量增加，從而直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資本積累往往與專業化和分工相聯系，從而也會借助于分工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

總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資本積累對勞動效率的提高以及經濟的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由于這些因素都有賴于投資，而投資又受到利潤的驅動，因而以自由競爭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為Smith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所有這些思想，包括收益遞增、分工利于機器發明（技術進步）并導致勞動效率的提高、市場容量的擴大導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為了后來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論模型的綜述中所歸納的那樣，Smith的經濟增長思想涵蓋了分工、貿易（交換）、技術和制度（政策）四大類因素，所以說，現代新增長模型無不與這位古典大師的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不僅僅是分工模型才與Smith思想有關。

Richado（1817）對于經濟增長的分析是圍繞著收入分配展開的。在考察了工資、利潤和地租的關系、變動規律以及影響這些分配比例變量的外部因素后，認為長期的經濟增長趨勢在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認為，土地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產的產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對土地上生產的產品需求增加，這將導致生產向肥力較低的土地上擴展。這就意味著，隨著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產出的增加越來越小，從而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現象。收益遞減趨勢使得土地上產出的價值提高，從而又導致勞動的工資上漲，進而使得資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潤降低。由于利潤是投資的引導器，致使投資下降，最終導致資本積累減少。同時，由于土地產出的價值提高，這將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進行非生產性消費而不進行投資，因此上述過程必將導致資本積累停止。

由此可見，Richado更注重Smith增長分析中的勞動量增加和資本積累的作用。但由于土地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這兩個因素對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小，因而資本主義的增長是有限的。不過Richado在這所論述的收益遞減與現代經濟學所講的收益遞減是有區別的。現代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是基于數量取向的，意指在其他條件不變情況下，隨著某一要素（投入）數量上的增加（同時質量保持不變），該要素的邊際報酬將逐漸下降。但Richado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是基于質量取向的，他指出收益遞減的原因主要是土地的質量將逐漸降低（而數量是不變的）。這也說明某些資源具有可耗竭的特征。關于這一點本文將進行一定的討論。

Malthus（1798）對經濟增長的討論是與他的人口原理聯系在一起的。在他看來，人口增長與產出增長是不同步的。人口以現有的人口數量為基數不斷增長，而其增長率會隨著產出的增長而進一步增大。由于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來源于土地上的產出，但土地上的產出卻遵循收益遞減規律。當土地全部被使用時，對土地的每一次改良，土地上的產出增加量逐步降低，因而“人口的增長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經常的趨勢”。所以，以人均產出表示的經濟增長會受到人口增長的限制。

如果人口得到增長，在邊際收益遞減的作用下，產出增加量減少，從而生活水平下降，進而導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狀態下，人口增長率為零，從而經濟增長也為零。這種不愉快的結果是因為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受到兩個不同規律的作用，任何耕種土地的數量擴大或技術進步都將導致超過產出增長的人口增長，即人口災難是不可避免的。可見，Malthus的人口增長是內生決定的，即人口增長取決于人均收入。同時，在經濟系統之外采用限制人口增長超過經濟增長的政策便是自然的事了。

綜上所述，古典經濟學家已經指出了經濟增長的規模性動因（資本、技術、土地）以及拓撲性機制（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資源在增長中的特殊性。但他們的分析側重于農業生產占主導地位的經濟，肥力遞減等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被過分地強化了。同時，技術進步的連續性則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樣，他們的分析顯得有些悲觀，即經濟增長不具有持續性。

十九世紀后半葉，以“邊際分析”為特征的新古典經濟學得以興起，標志著西方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成長階段。不過，新古典經濟學的貢獻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邊際分析、一般均衡）的改進上，而不是經濟思想的提供上。值得細說的是Marshall對規模收益遞增的分析以及Shumpeter對創新的分析。

在對經濟增長動力的探源上，Marshall同樣認為，人口數量的增加、財富（資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業組織（分工協作）的引入等，都會提高工業生產，促使經濟增長。這些因素對廠商生產的全體影響表現為收益遞增。所以，經濟增長與收益遞增相聯系。

另外，Marshall還區分了廠商的收益遞減與行業的收益遞增。在長期均衡過程中，代表性廠商主要表現為收益遞減，而行業產出的變動則可以使得代表性廠商出現收益遞增。一方面，行業的擴大可以借助于廠商的內部經濟發揮作用，從而使廠商成本下降，呈現規模收益遞增；另一方面，行業產出的擴大也產生外部的經濟，也使得廠商出現規模收益遞增，這便成了后來經濟增長理論的“外溢”模型的思想淵源。

盡管Marshall對規模收益遞增給予了相當的關注，但他的基本理論分析仍是靜態的和局部的。所以，他更強調經濟中規模收益遞減現象，這與整個新古典理論相一致。直到1928年，A.Young在《收益遞增和經濟進步》一文中，才進一步論述了Smith和Marshall的分工、規模收益遞增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把Marshall對規模收益遞增的解釋推廣到了全社會，并對持續的規模收益遞增給出了一個內生化的解釋。

Marshall和A.Young對規模收益遞增、分工與經濟增長所進行的分析對新增長理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在理論模型的綜述中作了較多的說明。Shumpeter.J對經濟發展過程的分析獨辟蹊徑，為新增長理論中的技術創新模型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礎。

Shumpeter使用“創新”概念來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他認為，在一個簡單再生的靜態經濟中，當所有的生產資源達到最佳使用狀態時，經濟處于均衡。如果經濟中各種投入量能維持給定的數據，這種均衡就會自行重復。不過，在靜態均衡中，沒有超額利潤、沒有積累、也沒有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可能性來自于靜態均衡的破壞，而打破靜態均衡的關鍵乃在于超額利潤誘發的創新。

創新是指企業家對生產要素實現的新組合，包括：引進新產品、采用新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獲取新資源、建立新組織等。Shumpeter認為，創新是企業家特有的職能，其目的是為了獲取超額利潤。他們的工作，既不同于發明家，也不同于資本家和勞動者，雖然他們沒有創造什么，但他們實現了新的組合。企業通過創新獲取壟斷地位，從而得到超額利潤，這便打破了原有的均衡狀態，于是經濟中的總收入增加，經濟出現增長。

同時經濟中存在著對創新的模仿。在超額利潤的誘使下，許多廠商開始模仿創新廠商，從而使得創新在整個經濟中展開，并使創新廠商的超額利潤逐漸減少并最終消失。此時，經濟來到了新的均衡狀態。在Shumpeter看來，創新是企業家特有的職能，而企業家的創新往往不能連續出現。由一次創新到另一次創新之間的演進，正是經濟的一個周期性變動。與傳統經濟理論不同，Shumpeter認為經濟發展（經濟增長）是伴隨著經濟周期（經濟波動）而出現的。總之，他的創造性破壞的思想及其波動性增長的思想以及創新性壟斷的思想是獨具匠心的，這給后來的新增長理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來源。

至此可知，新古典經濟學并不僅僅局限于“邊際分析與一般均衡”研究工具上的貢獻，其理論思想上的貢獻同樣是不可忽視的。

現代經濟學源于Keynes,J.M.（1936）的“有效需求”革命。與新古典的倚重于供給分析不同，Keynes則倚重于需求分析，從而給始于1929年的“大蕭條”一個有力的解釋。

Keynes本人認為，他的《通論》同傳統理論（新古典理論）之間的根本區別是：第一，傳統經濟學認為我們對有關未來的知識非常清楚，而事實上我們有關未來的知識是含糊的、不確定的和被動的；第二，傳統經濟學信奉Walras的一般均衡和薩伊法則識網絡深化、組織創新活力，認為供給能自動創造需求，整個社會的總供求能自動達到均衡的狀態，而事實上是需求決定了供給水平，結果傳統學派由于缺乏有效需求理論，無法解釋就業水平和總產量的波動。所以，Keynes的經濟分析重心從經典學派（新古典）的供給層面轉移到了需求層面。基于此，現代經濟學才有了真正的均衡（兩種力量的交匯點）分析范式，而不是經典學派的恒等（單種力量的生長線）分析范式。

關于這一點，Keynes說：“經典學派所謂‘供給會自己創造自己的需求’——這句籠統話，是在對此二函數（注：總供給函數和總需求函數）間之關系，作了一個特殊假定。因為‘供給會自己創造自己的需求’這句話，一定是說：不論N取何值，即不論產量與就業量在何水準，f(N)與φ(N)常相等。故當N增加，Z（＝φ(N)）增加時，D（＝f(N)）亦必與Z作同量增加。換句話說，經典學派假定著：總需求價格（或收益）常與總供給價格相適應；故不論N取何值，收益D常與總供給價格Z相等。這就是說，所謂有效需求，不是只有一個唯一的均衡值，而是有無窮數值，每值都同樣可能；故就業量變成不確定，只有勞力之邊際負效用，給予就業量一個最高限度。”

所以，用Keynes的總供給函數和需求函數來解釋“均衡”與“恒等”的概念差別就是：“均衡”表征總供給函數與總需求函數相互交叉的一個點；而“恒等”表征總供給函數與總需求函數處處重合的整個一條線。其實，關于均衡分析方法早已被Marshall使用過，只不過他是使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而Keynes是在總體水平上使用均衡分析。順提一句，倒是Walras的一般均衡概念具有實質上的“恒等意義”，因為它是薩伊法則（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的翻版，并且Walras定理（總超額需求價值為零）就是Walras本人的觀念性原則。

基于Keynes的理論，Harrod.R.(1939)和Domar.E.(1946)分別獨立地建立了經濟增長理論。盡管二者所建立的模型存在著一些差異，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Harrod-Domar模型的關鍵假定是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不能相互替代，即總量生產函數具有固定的比例。在儲蓄率、人口增長率不變且不存在技術進步和資本折舊的情況下，得出有保證的經濟增長率為gw=s/v,其中s為儲蓄率，v是資本－產出比。模型的結論是：經濟增長率隨著儲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隨著資本－產出比的擴大而降低。

不僅如此，引起人們更多關注的是他們對穩定增長條件的說明。按Harrod的說法，經濟實現充分就業條件下的增長穩定性取決于實際經濟增長率gA、有保證的經濟增長率gw和人口增長率gN三者之間的吻合度，要實現完全穩定增長，必須要求gA＝gw＝gN。但問題在于，這一條件不能自發實現。按Harrod的解釋，gA與gw的差異來自經濟現實的與投資者意愿的資本－產出比之間存在的差異，且這種差異并不能依照經濟體系本身自發地加以調節，從而使得經濟出現不穩定。如果gA>gw，則實際資本－產出比低于投資者意愿的資本-產出比，從而投資者會進一步投資，這會進一步提升實際經濟增長率，直至受到勞動量的制約才會停止。相反，如果gA<gw，將導致實際增長率的進一步下降，并促使經濟中出現失業。因此，Harrod-Domar模型結論是經濟的增長路徑是不穩定的。也許正因為如此，注定了該理論不能成為西方經濟增長理論的正統，盡管它建立在Keynes理論之上且出現在大危機過后不久。Robert.Barro在談及這一點時說：“盡管這些貢獻在當時引發了大量的研究，但在今天的經濟增長理論研究中，這些分析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也正因為如此，本文沒有將其列為基點模型。

鑒于Harrod-Domar模型得出的結論過于悲觀，且不穩定性的結果與二戰后西方國家實際經濟波動也不完全相符，因此許多西方學者嘗試建立新的模型，以便說明經濟增長的動力。

Solow-Swan(1956)建立的增長模型奠定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該模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處于經濟增長理論的正統地位。

Solow模型修正了Harrod模型的生產技術假定，代之以資本和勞動可平滑替代的“新古典”生產函數，從而有效地解決了Harrod模型中經濟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之間的不能自發相等的困難。在既定的勞動數量下，隨著資本存量的增加，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保證經濟增長穩定在一個特定值上。而有保證的增長率與實際增長率之間的不穩定則因該模型沒有投資的預期而被回避掉了。這樣便可得出經濟穩定增長的結論。

不過，Solow模型中的儲蓄率仍是外生給定的。Cass-Koopmans(1965)將消費者最優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從而內生化了儲蓄率，這樣便建立了一個更為一般的經濟增長模型。

Cass-Koopmans采用的數學形式來源于Ramsey(1928)的論文。在該論文中，Ramsey構造了一個動態優化的模型，并運用古典的變分法得出了決定儲蓄率的Keynes-Ramsey規則，從而奠定了研究最優積累和增長問題的基礎。

盡管實現了儲蓄率的內生化，Ramsey-Cass-Koopmans模型與Solow-Swan模型對長期穩定增長狀態的結論是相同的，即經濟的長期增長率取決于外生的人口增長率和技術進步率。基于這種不愉快的情況，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出現的“新經濟增長理論”對新古典模型做了根本性的修正。

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相比，新增長理論從不同側面探究了經濟增長的源泉和機制，并在更大范圍內解釋了經濟現象，也提出了促進經濟增長的相關政策。這在本文的增長模型綜述中作了詳細的介紹，在此只作簡述。

依照Larry·Jones(1997)的分類，從模型中對生產函數刻畫的角度來看，新增長理論可劃分為凸性模型和非凸性模型兩大類。凸性模型強調生產過程中的規模收益不變特征，其代表作是Sergio.Rrbelo(1991)。這類模型可以認為是AK模型的推廣。

非凸性模型則設定生產函數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征。該類模型認為，持續的經濟增長有賴于持續的規模收益遞增，而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動力（因素和機制）卻各有千秋。所以，本文正是從經濟增長的動力角度來綜述各種經濟增長模型的。

從動力角度看，新增長理論可以分為四類：技術類（外溢和發明）模型、分工類模型、貿易類模型和制度類（金融制度、分配制度、產權制度）模型。可見，新增長理論已突破了傳統增長理論所強調的動力因素（勞動數量、資本存量），轉而強調比較“軟”的動力因素（人力資本、分工、貿易和制度等）。同時，新增長理論也突破了傳統的增長動力機制（完全競爭機制）提出了壟斷性競爭機制和正費用交易（協調）機制。

就供給層面效應的假定（規模收益遞增）與外部機制（完全競爭等）之間的匹配上，新增長理論做了不同的選擇。如技術外溢模型用溢出效應平抑了收益遞增與完全競爭之間的緊張；而分工模型（Borland和Young）引入交易費用來沖消收益遞增性，進而使收益遞增與完全競爭得以相容；另外一些模型（Aghion和Howitt）則放棄了完全競爭，代之以壟斷競爭，讓需求力量進入了增長模型中，即以需求層面的遞減性來抑制供給層面的報酬遞增性。這個思路體現了重大的變化：由Walras的恒等分析范式向Keynes的均衡分析范式的轉變，但這個轉變是不徹底的，沒有涉及到最終需求。

就供給層面規模收益遞增的內部機制探究上，新增長理論沒有作特別的論述，只是將內部機制產生的結果體現在生產報酬遞增性函數上。這正是本文所要關注的方面：生產報酬遞增何以得到出現。

就增長動力因素的選擇上，新增長理論非常強調技術因素，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并且也認為制度安排和技術進步在長期中是互動的，是經濟持續增長的不可或缺因素。不過，對制度進行內生化處理及經驗性研究顯然是不成熟的。另外，新增長理論在技術和制度的共性方面缺乏研究。事實上，技術和制度都是人類所創造的“知識”，而對知識的深入研究和理解必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性工作。這也是本文所關注的方面。

另外，新增長理論的研究形式主要采用Ramsey式動態優化框架和確定性模式。從經驗研究來看，Ramsey模式在解釋儲蓄率問題時表現并不理解，所以，豐富和發展Ramsey分析模式也是值得做的工作。至于突破確定性模式，構造隨機模型來研究經濟增長問題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向。世界經濟的發展史表明，經濟增長伴隨著經濟周期，而利用隨機模型似乎可以同時解決經濟增長與周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