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學思想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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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的《詩學》和中國的《毛詩序》在文藝的本質、文藝的表達方式、文藝的教育作用、文藝之美與真善的問題上有著不同的認識，表現出了不同的哲學思想。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哲學思想是以客觀世界的真實性作為核心，它要求藝術通過“模仿”客觀的逼真的表現出現實世界的關系，以此來強調藝術對認識世界的作用，是求真的哲學精神。而中國的《毛詩序》藝術的最終目的是以求善為終極目標，所以重在強調政治倫理，它認為藝術主要是表達政治、倫理、情志的作用，強調藝術對整個社會的教育意義和感化作用。

關鍵詞：詩學；記；詩序；天人合一；模仿；政治倫理

《毛詩序》是繼《樂記》之后儒家哲學思想最為系統和最具影響力的偉大著作，重點體現了儒家傳統的哲學思想。《詩學》是亞里士多德具有代表性和系統性的哲學著作，其中不僅體現了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還總結了古希臘的文藝實踐及其輝煌成就。《毛詩序》和《詩學》都是東西方早期發展階段的作品，它們對于中西方文化藝術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論文試從文藝的本質、文藝的表達方式、文藝的教育作用以及文藝之美與真善的關系上著眼，探究中西傳統美學思想的差異。

一、文藝的本質

《詩學》中提到：“史詩和悲劇、喜劇、酒神頌以及大部分雙管簫樂和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是摹仿”。摹仿是亞里士多德的美學核心思想，他揚棄了柏拉圖的“理式”，提出藝術主要是對現實的真實模仿，他認為藝術不單單是對自然機械的模仿和抄襲，更不是對“理式”世界的“幻相”的模仿，“和真實隔著三層”，而是對現實世界的直接摹仿，“行動中的人”是摹仿的主要對象，亞里士多德及肯定了現實世界的真實性又肯定了人對現實世界摹仿的藝術的重要性。從而表現了美的本質是要通過物質世界來進行表達，而不是脫離美的事物而獨立存在的。它是一種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客觀唯心主義認識。《樂記》作為中國歷史上經典的儒家傳統思想巨作，其中記載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與物也”樂記不僅描述了音樂藝術的起源。并且在文中提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惡形焉。”就是說音樂是源于人內心世界和客觀物質世界相互感應的一種精神活動。這是我國遠古時期一種特有的唯物辯證思想的哲學觀點。《毛詩序》在繼承《樂記》中“感物”的基礎上從藝術創作的角度更進一步的闡述了“詩言志”的內涵：“詩者，詩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言志”雖然沒有亞里士多德《詩學》中那樣去明確地肯定客觀世界和藝術的真實性，并且闡述了藝術創作之中的主客觀關系。“詩言志”雖然在心為志，但是卻不同于柏拉圖理式的精神世界，也不是否定感性世界的“志”而是繼承了《樂記》，它來自于時間主體對客觀外物的心中所感所想。“詩言志”雖然注重內心的思想，但是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詩言志”往往離不開詩人們對政治倫理的觀點。正如《樂記》以及《毛詩序》中都有說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詩序》中的“風”“雅”就是由此發展出來。“摹仿”“感物”“詩言志”都表現了藝術與現實的關系。亞里士多德在推翻了柏拉圖“理式”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的前提下，強調人必須以求真務實的精神摹仿現實生活，正是這樣亞里士多德認為詩比理式更高的原因所在。正是因為歷史是描寫的已經發生的事實，而詩人按照“可然律或或然律”描述可能發生的事，所以詩具有普遍性，能揭示世界的本質規律。雖然《毛詩序》與《詩學》在表現藝術與現實的主客觀關系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是與“摹仿”要求逼真的再現不同，“詩言志”則側重于強調內心的情志抒發。詩要通過外界物質來抒發詩人的主觀情感。同樣是論述藝術與現實的關系，亞里士多德注重客觀的實在性，強調理性，要求藝術應該要反映客觀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規律，因而著重整體性，而中國古代的“詩言志”著重對事物的情感抒發和政治倫理，強調藝術的主觀性，將社會認識寓于詩歌情感之中。

二、文藝的表達方式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注重的是“摹仿的藝術，而《毛詩序》則是偏重于表現的藝術。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思想是通過人去“摹仿”人的生活，而中國古代文學以抒情和言志為主的則是需要借助自然去反映人與社會的關系。馬克思認為：全部世界史不僅是人通過勞動誕生的歷史，同時也是“自然界對人說來生成”即自然人化的歷史。人比之動物優越，能夠把自然作為“人的精神的無機界”。自然一旦成為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人就“不僅在思維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所以在農耕文明下以自然經濟為主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必然與自然有著緊密的聯系，其次受到儒、道家傳統思想的影響，對自然有著深厚的情感。在《樂記•樂本篇》開篇提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以及《二十四詩品•雄渾》中提到：“大用外腓，真體內充。反虛入渾，積健為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非強，來之無窮。”此外在《中國美學史》一書中提到《二十四詩品》中從雄渾到曠達有一個從春到夏到秋到冬的流動，所以可將其運用四季來進行劃分。這無疑不體現了人與自然合二為一的道家哲學思想。所以自然是具有社會性的。《二十四詩品》以及《樂記》立足于樸素唯物主義哲學的基礎之上將人心與外物，主觀與客觀，自然與社會結合在一起，從而來作為社會之中禮樂的基點。“樂由天作，禮以地制”中國古人善于用天地宇宙之理制禮作樂，教化百姓。這體現了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最高思想境界。此外《毛詩序》具體的提到了詩歌的六種表達方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中中國古典抒情詩的自然意象則主要是“興”，托物起興，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聯想，引出詩人所要表達的情感、思想、所言的事物。正如現今常見的象征的修辭方法。興以情感寓于意象之中，于是興便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所以中國古代詩人往往在他們的眼中自然是有靈魂和生命力的，它們將靜態的畫面變成豐富的動畫，與自然對話，再將自己的性格投射其中。所以詩歌之中反映這各個詩人對自然不同的解讀與理解，而詩人在境界與感情上的不同也在詩歌中體現出的不同的意象。亞里士多德在將主觀與自然的客觀事物緊密聯系的基礎之上，強調整體對美的重要性。他提到：“無論是活的動物，還是任何由部分組成的整體，若要顯得美，就必須符合以下兩個條件，即不僅本體各部分的排列要適當，而且要有一定的、不是得之于偶然的體積，因為美取決于體積和順序。”所以亞里士多德認為在一個整體里，一切都是合理的，各個部分相互之間與整體相互聯系，有著緊密的邏輯關系。他在之后的書中說得更叫清楚：“正如在其它摹仿藝術里一部作品只摹仿一個事物，在詩里，情節既然是對行動的摹仿，就必須摹仿一個單一而完整的行動，事件的結合要嚴密到這樣一種程度，以至若是挪動或刪減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會使整體松裂和脫節。如果一個事物在整體中的出現與否都不會引起顯著的差異，那么，它就不是這個整體的一部分。”亞里士多德在排除了整體之中各個部分不合理性和偶然性的前提下認為整體中的各個部分都是必然的。通過亞里士多德對悲劇六個成分的劃分，我們發現情節是對行動的摹仿，而悲劇的最根本的屬性也在于它是對行動的摹仿《詩學》中強調：“事件的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為悲劇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動和生活，人的幸福與不幸均體現在行動之中，生活的目的是某種行動，而不是品質；人的性格決定他們的品質，但他們的幸福與否卻取決于自己的行動”；“沒有行動即沒有悲劇，但沒有性格，悲劇卻可能依然成立。”亞里士多德通過強調行動進而突出了情節在悲劇中的核心地位。中國古代將人與自然，主觀與客觀的哲學觀點對藝術和美做出解釋，而亞里士多德則是從整體與部分的邏輯關系進行切入。《毛詩序》將中國的詩歌表達手法劃分為六種，其中興為最主要表現人與自然關系的表達手法，而亞里士多德主要通過強調情節在悲劇中的核心地位，來表現構成整體中最主要的部分。

三、文藝的教育作用

《毛詩序》以及《詩學》都十分重視藝術的教育作用，亞里士多德肯定了藝術的真實性，從情感出發，提出了“宣泄”一詞。而《毛詩序》則依據詩歌本身的特質提出“風”一詞：“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在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一書中提到：“一個人是善還是惡，做一個好人還是壞人就是在我們能力范圍之內的事情。”所以好的德行是可以通過公正、節制、勇敢的行為去培養的，所以行動對于人具有指導性的作用，一方面這正是亞里士多德強調行動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凸顯出悲劇對于教育雅典城邦人民的作用。悲劇的目的在于通過引起觀眾的“憐憫與恐懼”之情以達到疏泄的功能。悲劇通過戲劇的方式來引導觀眾完成情緒宣泄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得到一種宣泄負面情緒的平靜，以此來保持身心健康。亞里士多德從藝術對觀眾的心理影響來解釋了藝術所生的快感和作用。在儒家文化中“樂以治心”的思想說明了音樂的韻律可以影響人的內心活動，美的音樂可以感化世人道德善良，保持一種良好、健康的心理狀態。此外《樂記》中提到了如何欣賞音樂會產生這樣的心理狀態：“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所以聽雅、頌的音樂可以達到與天地自然萬物合同的境界，并且為《毛詩序》中“風”提供了基礎。《毛詩序》中強調風的政治倫理作用：“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樂與政通是“風”的核心思想，“風”上可對君王，下對臣民，著重于強調倫理道德的感化。儒家思想重視入世做人，求知是為了做人治世所以“致樂以治心”和“風”強調詩的倫理教化功能，而“宣泄”是強調藝術對現實的反映及其認識的作用，最終目的是希望從宣泄中發現真理，并且不斷探尋其中的道理，以求知為中心，領悟其中奧義。

四、文藝之美與真善

再通過對比《詩學》和《毛詩序》對藝術與現實的關系、藝術的表達方式、藝術的教育作用后雖然表現出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學思想，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于文藝的本質有所不同。《詩學》注重客觀世界的真實性，在肯定了現實世界的真實性，并要求藝術逼真的再現，理性的制約情感，最后將藝術的教育意義回到對世界美和真的哲學追求上。《毛詩序》注重政治倫理，將主觀與客觀，人與自然緊密聯系，以人為中心，將詩人的情感通過藝術的形式寄寓自然之中，給人以感化，最終達到社會和諧，天人合一的境界，側重于美與善的哲學追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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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壯 單位:貴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