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禮儀的共性和差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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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交際禮儀的文化差異
中國人日常見面打招呼,一般都是關于吃飯、去處、去做什么事情等,這使得人們感覺到一種親切感。然而在西方國家,這種寒暄方式反而會使對方感覺到突兀、尷尬,甚至厭惡,在他們看來這種打招呼的方式是在“盤問”,是在打探他們的私生活。對于西方人來說,日常問候只需一聲“你好”或標明時間來區分的問候:“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又如,尤為特殊的是,英國人見面一般只談論天氣:“今天天氣很好啊!”
在稱呼上,漢語中一般只有彼此很熟悉甚至親密的人才可以直呼其名。而在英語文化中,人們則在很大范圍內都可以“直呼其名”。在英語中,“先生”和“夫人”是用來稱呼不知名的陌生人的。對于女性來講,十幾或二十幾歲稱呼為“小姐”,之間不分長幼尊卑,已婚的可稱其“女士”或者“夫人”。家人之間可以互稱姓名或者昵稱,可以叫父母的名字。所有男性長輩均稱之為“叔叔”,所有女性長輩均稱之為“阿姨”。而在漢語文化中,一定要嚴格分清老幼輩分等關系,否則就是及其不禮貌的。
在告別語方面,中英兩種語言差距也較大。如醫生和病人告別的時候,漢語中多數會說“多喝溫開水”“注意加減衣服”“好好休息”之類的話,以此表示對病人的關切。但英語中這樣的表達往往會被認為是唐突和冒犯,西方本文由收集整理人一般只是簡單地用“請多保重”或者“祝您早日康復”等來表達。
2.餐飲文化的差異
中國有句俗語“民以食為天”,可見中國人是將吃飯看作頭等大事的。中國菜肴素來講究色香味形意俱全,營養反而顯得不那么重要了。而西方國家則是講究科學的飲食,注重營養的搭配以及吸收。西方人的飲食多是為了更好的生存和健康狀態,似乎不太講究色香味形意的搭配。
對于餐飲氛圍,中國人很享受喜慶熱鬧的氛圍,喜歡大家圍在一起營造一種其樂融融的氛圍。中國人在餐桌上沒有很特別的禮儀,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會上。而西方人則享受幽雅嫻靜的用餐環境,他們很重視自己的用餐禮儀,強調文明用餐,如在進餐時絕對不能發出不雅的聲音。在宴請禮儀方面,中西方也是各具特色的。在中國,向來都是以左為尊,地位最尊貴的客人要被安排在最左邊的上座位置。而在西方則是以右為尊,男女間隔而座,女賓的席位要比男賓的席位稍高些,男士要給自己右邊的女賓拉椅子,以示其對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在用餐時要端正而坐,他們認為低頭,彎腰或者用嘴湊上去用餐,都是很不禮貌的行為。用餐時,西方國家的主人不提倡大肆飲酒,而在中國的餐桌上酒卻是是必備之物,以酒助興,有時也是為了表示對對方的尊重。
二、中西方教育背景的文化差異
教育是所有國家振國固邦的重要因素,中西方國家都著力發展現代化教育,推動教育改革與創新。教育的改革與創新包括與教育有關的一系列環節的改革與創新。這其中教育理念與教育模式的改革與創新尤為重要。
就教育模式來看,考試是當前世界各國選拔人才的最主要手段。然而,考試在各國考試又存在很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就體現在各國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上。
深受幾千年來科舉考試制度的影響,中國歷來重視考試成績。建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政府大力發展現代教育,我國的教育事業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張提供了了大量的人才。但由于受種種的社會因素及某些傳統觀念的束縛,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教育事業仍然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
就美國而言,美國的基礎教育及其注重對學生創新精神以及實踐能力的培養。而我國的基礎教育相對漠視學生主觀能動性的培養,尤其是不夠重視對學生自主學習的意識的培養。中國的家長和學校都將“應試”作為學習的目標。
就國際數、理、化“奧賽”而言,我國對其重視程度無疑超過了任何國家。某位參賽選手在“奧賽”中獲得了金牌,其省教育部門的領導及學校地領導和教師們為其組織了隆重的儀式并全程拍攝,此段拍攝在其省電視臺黃金時段播放。相比之下,美國教育對此事要很漠然得多,有甚至連相應的正規輔導也不進行,這僅僅被看做是對學生某種能力的日常測試。
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結合自己親身經歷及其成功經驗,對中美教育的差異發表了自身的見解:楊振寧教授指出:“中國留學生學習成績往往比美國學生好得多,然而,10年以后,科研成果卻比人家少得多,原因就在于美國學生思想活躍,動手能力和創造精神強。”楊教授還通過他所指導過的中國研究生總結了中國學生的某些共性:在考場上游刃有余,一到實驗室卻不知所措。他曾在一次演講中用一個生動事例來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對一個將上海交通地圖背熟了的外地學生和一個完全沒有背上海交通地圖的上海本地學生進行有關上海交通知識和能力的測試。在考場上,外地學生的分數遙遙領先,當兩人進入上海市內交通中進行實地比賽時,外地學生不知費了多少周折才能成功,而上海學生卻能輕車熟路地達到目的。
就具體的教育實踐而言,中國的傳統教育重視知識的傳授而輕視能力的培養;重視分數的提高而輕視人格的塑造培養。在這種教育模式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培養出學生和人格本位,培養出的只能是分數本位。
基于以上差異,經過反思,我們得到如下幾點認識:
其一,我國的基礎教育存在著明顯的強弱不等的現象。強是指我們過多強調對學生基礎知識的全面傳授和牢固,過多強調對學生考試能力的訓練扎實而有效。弱則是是指我們對學生的動手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普遍薄弱,對學生創新精神和能力的培養重視不足。
篇2
關鍵詞:文化差異 對外交流 文化教育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語言,因而學習語言時不可忽略語言所承載的文化,這是社會語言學家的通常看法。美國語言學家薩皮爾在其著作《語言論》中指出:“語言有一個環境,它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能脫離社會繼承下來的傳統和信念。”因此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之間是密不可分的。
外語教學很重要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對外交流的能力。近年來,我國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使語言與文化之間的密切關系在教學中越來越受到重視。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快,提高外語人才文化素質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提出了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而這種交際能力除了包括正確運用語言的能力,還包括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性以及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能力交際的有效性。當然這就不完全取決于語言形式的正確與否了,更是要考慮該語言形式所涉及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內涵。
中西方文化與價值觀念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國學生在傳統互賴性文化背景的影響下,提出問題、發表看法,習慣于運用委婉含蓄的方式,而英美文化,則更強調個性的獨立與張揚,在語言表達上更加直截了當。因此對于學習者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較易掌握,對于差異或者個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際失誤。因此在教學中作者發現學生運用語言時常以“中文思維+英語表達形式”來套用所學詞匯和表達句子。這時就會出現不得體的句子,在交際中產生失誤或尷尬局面。所以在英語學習時,當學生的文化背景與英美文化背景發生碰撞時,在交際過程中就會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礙,文化障礙給語言教學帶來了許多困難,這種文化差異也影響著外語教學。如果沒有得到解決的話,必定會影響對外的交流。
下面列舉在文化差異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實例,說明研究這一問題的必要性。
(一)致謝:在中國,親戚、朋友當中一般不說“謝謝”,你要是這樣講,對方會覺得被當作外人,少了親切感。而在英美國家,“Thank you”幾乎整天掛在嘴邊。
(二)謙虛:中國人以“謙虛”為自豪,美國人以“坦率”為榮。中美兩國人對稱贊有著不同反應。當有人稱贊你或你的家人時,中國人通常會說:“哪里,哪里,不行的,還差得遠呢”等等。相反,英美國家人遇到這種情況,通常會說:“Thank you”表示感謝并會十分驕傲地夸耀自己孩子的成績優秀等。
(三)就餐時:交談是西方餐桌上的重要活動之一,西方的就餐是絕對安靜的行為。菜是一道一道地上,每道菜之間,留有余地供大家安靜地與鄰座的人交談。一些就餐時的鬧聲都應盡量避免。
(四)打招呼:在中國,熟人或朋友見面通常會問候:“到哪兒去?”“吃了嗎?”等。我們對對方的答話內容并不真正感興趣。但若要譯成英語,就會變成期待對方給予答復的真正問題,就不再是打招呼或寒暄了。英語中,“Where are you going?”只能在特定場合使用,否則會被認為是在干涉別人的隱私。
從以上這些文化差異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語言中蘊涵的文化知識,那么有時就會出現交際失誤甚至是錯誤。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對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語言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增強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
克服文化障礙,促進教學。
一、加強文化教學
了解文化是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語言,語言的使用是為了交際。因此,在課堂上,可結合教學內容,采用介紹相關文化背景知識、講解詞語文化、對比文化差異等教學方法。
(一)文化背景知識。介紹與教學內容相關的背景知識有助于加深學生對課文的理解。如:在學習教育類的文章時,可向學生介紹英美國家的教育體制,開放教育的提出、開放課堂的出現、開放大學的普及以及目前英國的繼續教育情況等。學習西方節日的時候,要介紹西方重大的傳統節日,如:圣誕節(包括其來歷、耶酥誕生、圣誕老人等);感恩節(其起源、感恩節的食物等)。學習經濟金融類文章時,可介紹世界銀行以及各大知名銀行,以及銀行內部各個部門的職責。
(二)語言練習。英語的學習離不開練習。對于學過的有關情景交際的對話,教師可以先就學習過的話題給予一定的指導,然后再創設一個類似的情景,讓學生通過使用學習過的內容進行練習。話題可以結合課本的內容。通過一系列的交際練習,有些學生原本覺得生疏的內容就會變得熟悉;有些模糊的概念就會變得清晰,在日后的學習和交際中就會自然而然地用英語去思維和表達。
此外,語言教學也應該合著時代的節拍,展示給學生鮮活的語言與文化。引用著名語言學家韓禮德的觀點:“應該教活的、使用中的語言。”因此,在教學中適時地介紹一些流行語、酷英語、俚語等,既有助于教學,又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三)對比文化差異。這是一種適用且有效的文化教學方法。如:在學習文化差異方面的課文時,可對比英漢兩民族打招呼的差異;對比英美人和中國人發出和接受邀請的不同方式;對比不同的餐桌禮儀;對比中西方稱謂關系的區別;對比不同場合下的握手禮儀等等。讓學生從中了解到各個國家有各自的文化、風俗習慣。
二、加強教師的引導作用
首先,教師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應具有廣博的知識,多學習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識,特別是英美文化,了解西方風土人情、文化習俗等。其次,教師在進行語言教學的同時,還必須從文化思維模式的視角從宏觀上給學生加以指導。在教材中課后的英譯漢和漢譯英練習中,這種常見的基本技能訓練,體現了不同思維模式下語言基礎結構方面的差異。因此在訓練中教師的指導不可忽視。第三,引導學生在閱讀文學作品、報刊時,注意積累文化背景、社會習俗等方面的材料,擴大視野,增強對文化的理解力。
三、綜合應用多種輔助教學策略
利用幻燈片、電影、電視、多媒體等教具,播放一些關于西方文化的影片、電視節目。如:電視英語教學節目《走遍美國》,尤其是電影提供了一個真實的語言環境,生活化、場景化。這不僅使教學更形象生動,而且讓學生體會到了英美社會豐富的文化材料。還可利用外籍教師,舉辦一些介紹西方文化方面的講座。
著名語言學家葉蜚聲曾指出:“一門語言是探索一種文化的燈火,一門語言正是了解那個國家、那個民族的一個窗口。”外語教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比較注重語言知識的傳授,而忽視了語言使用與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向學生傳授語言知識的同時,要學習該語言賴以生存的文化。這樣才能幫助學生克服學習中的文化障礙,提高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改變教學思路、改進教學方法。
參考文獻:
[1]張安.論外語教學的文化意識培養文化導入[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2,(6).
篇3
第一,飲食構成不同。
西餐是以肉蛋乳為主,以蔬菜水果和谷類為輔,而中餐則是以谷物、蔬菜為主,以肉蛋乳和水果為輔。因此,西餐無明顯的主副食區別,而中餐則主副食界限分明。故中國人吃飯既重視“菜”,也重視“飯”。因這里的“飯”主要是指“主食”,如中餐中的米飯、饅頭、花卷、面條、烙餅、包子、餃子、粥及各種面點等谷類、薯類食品。不過,在這類主食中有的是主副食兼顧,如餃子、包子、餡餅等,其味道鮮美,營養全面,食用方便,特別是其中的餃子最受中國人歡迎,可謂是中國的“國食”。
那么,中西方人的飲食為什么會有這種差異呢?這要從各民族以何業立國而論。西方許多民族自古以畜牧業立國,飲食自然多肉食。而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故飲食以谷蔬為主。有的人說“西餐講營養,中餐講味道”,這是中西餐的最大差別之一。筆者不敢茍同。西餐中的脂肪、蛋白質嚴重過剩,其弊端顯而易見。相反,許多西方學者倒認為中國人的飲食結構是最科學的。至于講味道,追求美味是人類的共性,西方人也不例外,不然西餐為什么也用香葉、鼠尾草、熏衣草等香料調味呢?只是東西方人的習慣口味不同罷了。
第二,就餐工具不同。
由于飲食構成不同,就餐工具必然有別。中餐用筷子,西餐用刀叉;中餐多用碗,西餐多用盤,等等。這又是為什么呢?試想:面對餐桌上帶血筋的大塊肉、大塊面包,筷子如何有用武之地?而面對盤中的蔬菜段或炒肉丁之類,刀叉又能有何作為?但中國人也不是都不用餐刀,以畜牧業為主的民族,沒有餐刀如何對付烤全羊等美食呢?由此可見,就餐工具是由其飲食構成決定的,并無高下之分。
第三,烹調方法、炊灶具有別。
中式菜肴的烹調方法多達50多種,而西餐的常見烹調方法不過十幾種,所以中西餐的炊灶具自然也各具特色。
第四,中國自古藥食同源,而西餐與西藥卻從來毫不相干。
筆者認為,這是中西餐的最大文化差別。在中國人看來,幾乎所有的食物都可入藥;許多藥物也是食物,除食用營養功能外,還可用來調理人體的某些不適。我國有關這方面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民諺中就有許多這方面的文化精華。如中國民諺曰:“冬吃蘿卜夏吃姜,不用醫生開藥方。”以常見蔬菜蘿卜為例,中醫數千年實踐證明:蘿卜有消積滯、化痰熱、寬中下氣、解毒等功用;而這些癥狀是人們在冬季最容易染上的不適。上述病癥初起者,適當吃些蘿卜即可緩解病癥。而無此類病癥者適當吃些蘿卜則可預防上述癥狀――這就是冬吃蘿卜的妙處。說起這類“食補勝藥補”、“食療勝藥療”的話題,中國人大多都明白。但若同普通美國人談這類話題,他們大概會覺得一頭霧水吧。這類養生文化優勢無疑也是中餐的最大優勢,也是最符合人類新潮流的。
篇4
關鍵詞: 英漢 禮貌原則 對比分析 差異 共性
一、引言
對禮貌原則的研究在西方語言學界已有較長的歷史,Goffman,Brown&Levinson,Leech等人近些年來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國的語言學家,如顧曰國等,也在這方面進行了大量有意義的探索。顧曰國吸收與借鑒了Leech的六條禮貌準則,歸納了五條漢語文化中的禮貌準則[1]。世界上有許多操不同語言的民族和隸屬不同文化圈的國家,他們也應該有自己獨特的禮貌原則,而且即使是同民族、操同種語言的人,他們對禮貌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可避免地會表現出差異性,那么人類社會應該存在有許許多多的禮貌原則,如果真是這樣,人們在跨文化交際中,又該如何交際呢?到底應該遵守哪條禮貌原則呢?為了對以上的問題做出一定的探索,本文對比分析了在中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禮貌原則,論證了它們在本質上有共通之處,而二者在不同的文化中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則是禮貌原則在共性基礎上的個性表現。
二、關于禮貌原則的研究與理解
禮貌是各種文化所共有的一種社會現象。它制約著人們的言行,協調著人們的社會關系和交際活動。言語交際成功與否、效果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選用恰當的禮貌表現方式和禮貌用語。伴隨著語用學的誕生,禮貌問題逐步成為這門學科的一大研究主題。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外學者分別從心理學、人類學、語用學、修辭學等多個角度對禮貌語言進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理論模式和研究方法。
Grice提出會話合作原則之后,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多個研究中凸顯出禮貌因素在交際中的重要作用。R.Lakoff認為,在某些非正式的交談中,肯定并加強雙方的關系比思想的交流顯得更為重要。因此,禮貌因素在決定會話的有效性中占主導地位[2]。Leech從語用學和人際修辭的角度對交際活動中的禮貌原則進行了新的歸納和分類。它們由得體、慷慨、贊譽、謙遜、一致和同情六個準則構成。(1)得體準則(Tact Maxim):盡量少讓別人受損,盡量多讓別人得益;(2)慷慨準則(Generosity Maxim):盡量少讓自己得益,盡量多讓自己受損;(3)贊譽準則(Approbation Maxim):盡量少貶損別人,盡量多貶損自己;(4)謙遜準則(Modesty Maxim):盡量少贊譽自己,盡量多貶損自己;(5)一致準則(Agreement Maxim):盡量減少雙方的分歧,盡量增加雙方的一致:(6)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盡量減少雙方的反感,盡量增加雙方的同情[3]。Leech的禮貌原則首先總結了禮貌語言要注意的六個方面,實質上是三個對立方面,依次為:言語行為中的受損受益問題、談話中如何對己待人的問題以及如何、尋求一致的心理適應問題。此外,Brown&Levinson在Goffman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成熟的面子理論,力圖將面子作為一種普遍的語言現象來研究。他們認為面子是每個社會成員想為自己爭取的公開的自我形象。人們在交際活動中希望彼此維護對方的面子,并隨面子威脅程度的增大而采用較高程度的禮貌策略。面子威脅程度的計算取決于交際雙方之間的社會距離和社會權利的差別以及特定文化對具體語言行為強加程度的認定。[4]
顧曰國的研究代表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水平。他吸收與借鑒了Leech的六條禮貌準則,對比分析了英漢禮貌現象,指出了英漢文化上的差異,并追溯了現代禮貌概念的歷史淵源,根據禮與禮貌的聯系,也歸納了五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準則:(1)貶己尊人準則;(2)稱呼準則;(3)文雅準則;(4)求同準則;(5)德言行準則。[1]
三、禮貌原則研究的文化共性
從Leech禮貌原則的提出到目前將近二十年的時間里,盡管人們對其存在的普遍性提出了質疑,并試圖提出一些既能反映人類禮貌本質,又能符合本民族習慣的禮貌原則,但迄今尚無更好的原則能達到Leech禮貌原則的高度,被各國大部分學者贊同。因此,Leech的六準則仍是目前帶有一定普遍意義,對人們的日常言語行為能提供指導的原則。Leech的禮貌原則從六個不同的側面,概括了人類在言語交往過程中經常采用的禮貌性策略,在本質上來說,與漢民族大體相似。我們可以將Leech的六準則和顧曰國的禮貌五準則加以對比,就不難發現,其實無論是Leech的六準則還是顧曰國的五準則,都是對人類言語行為禮貌的概括,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普遍性。Leech在研究禮貌現象的基礎上,效仿Grice的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提出了禮貌原則,不僅完善了Grice的會話含義(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而且回答了一些合作原則無法解釋的問題。顧曰國吸收與借鑒了Leech的六條禮貌準則,對比分析了英漢禮貌現象,指出了英漢文化上的差異,根據禮與禮貌的聯系,也歸納了包含五條準則,具有“中國特色”的禮貌原則。
不同文化淵源和語言體系的人在交際中具有相同之處,我們似乎可以試著建立一條世界各民族、各文化都適用的帶有普遍意義的禮貌原則。根據“惠”(benefit)和“損”(cost)的關系,可以看出禮貌交際的核心是注意到人們喜歡聽好話,不喜歡聽壞話,因而交際的總原則或策略就是“投其所好”,實質就是設身處地為他人利益考慮。它是達到交際的“社會目的”(social goal)的手段,而這樣做恰恰也是為達到交際的“真正目的”(personal goal)掃除障礙。無論是顧曰國提出的五準則還是Leech提出的六準則和以上所提的禮貌原則都是一致的,都是“other oriented”,而具體到二者而言,它們也是本質相同,只是提法各有側重而已。[5]
綜合分析,在中英文化中禮貌原則在一下一些方面表現出了共性。(1)等級性:在言語交際中遵守禮貌原則的同時,必須注意到禮貌原則涉及不同的禮貌級別這一特性。(2)沖突性:Leech在Pragmatic Principles一書中指出語用原則之間常常發生沖突,出現顧此失彼,或為了強調某一原則或準則而削弱另一原則或準則的現象,禮貌原則也不例外。禮貌原則的沖突性即表現既可能同合作原則沖突,也表現在禮貌原則中各準則或次準則在同一話語中可能發生沖突。(3)合適性:禮貌原則的合適性表現在應用禮貌原則時要根據語境的要求,確定禮貌級別,即根據談話的不同內容、談話的不同對象和談話的不同場合,考慮雙方的受益和吃虧程度,確定相應的表達禮貌的語言手段。(4)目的性:無論是Leech的六準則,還是顧的五準則,人們都不是均衡地使用它們,而是由具體的語境與會話目的決定它們的使用情況。
四、禮貌原則的文化特性
如上文所述,禮貌原則在指導人際交往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指導意義。但禮貌原則乃至其涵蓋的準則和實施方案都可能因文化而異,這種文化差異是否就能忽略不計呢?
中國社會中的禮貌原則是“禮”制約下的行為,古往今來它一直是制約人們的社會行為的重要規范。中華民族重視“倫理”道德,本質上就是對“禮”的重視。“倫”就是等級、類別之間的次序。“理”就是這種等級秩序遵循的規律。這種“上尊下卑”與西方社會所希望的“人各有身,身各自由”,有明顯區別,必然在對禮貌原則的詮釋中會表現出差異性。[5]
同時,英漢語言中所體現出的禮貌原則的差異性是多方面的,它可能體現在以上所述的“禮貌”的內涵,禮貌準則(Politeness Maxims)的選擇;禮貌在言語行為方面的分布(在哪些言語行為方面講究禮貌);相同情景中禮貌方略的選擇;積極和消極面子;禮貌與人際間的社會地位的關系;涉及的話題等眾多方面。
我們不妨把Leech的六準則作為跨文化比較的參數,以示中西方在人際交往時在禮貌原則的運用中的差異。盡管這些準則在不同程度上在漢文化中基本適用,但差別是極為明顯的,首先對準則的選擇會因文化而異。美國對于謙虛準則的應用方面顯然不及東方人,東方人為了顯示謙虛,可以違背合作原則中的質準則和量準則,而美國人則不會違及質準則和量準則去表示謙虛。[5]
中國學者在國際會議上作報告,結束時喜歡按照中國人的習慣說幾句謙虛話:“本人學識、能力有限,文中所談,定有不妥之處,望各位多多批評指教。”然而在英語文化中,報告的價值和報告人的權威是無可置疑的。人們選擇的往往是中性的結束語,感謝聽眾所表現出來的興趣,如: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ce and interest!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文化都遵從了“禮貌原則”。不同的是:中國人的“謙虛”主要體現在“卑己尊人”。而西方人“尊人”不“卑己”。在中國的傳統倫理中,儒家的注重禮儀、講究群體協調的思想占著極為重要的地位,人們把謙虛看作一種美德。《書經》上說:滿招損,謙受益。基于這種認識,中國人歷來看不起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倘若受到恭維和贊揚或寫文章、作報告不說些謙虛的客套話,就會有自不量力、目中無人之嫌。然而,在同樣的場合,英美人的反應卻恰恰相反,在他們看來,不尊重事實的謙虛就是虛偽,既然知道自己的論文或報告有不妥之處,就應該修改后再來講,否則不是在耽誤別人的時間嗎?因此,上述兩種不同的恭維和自謙,都是源于英美文化中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和漢文化中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從社會語言學的觀點來看,稱呼行為(address behavior)具有極其豐富的社會和文化內涵,它可能是社會中權勢和平等性的象征。根據英國Brown的研究成果,稱呼語之使用有兩種范疇:對等式稱呼(reciprocal)和非對等式稱呼(non-reciprocal)[6]。社會的稱呼系統遠比英語國家復雜。中國習慣于非對等式的稱呼類型,而英語國家偏愛于對等式。中國非對等式之稱呼語的使用表現出一種權勢取向,它是垂直式社會關系的標志。而英語國家由于受西方平行社會關系、個人本位取向的影響,人們所推崇的對等式稱呼較充分地表現出平等的文化取向,是一種平等式社會關系的標志。[5]
五、結語
通過上文的對比分析,我們能夠看出由于不同文化的差異導致了表現禮貌的語言手段以及對禮貌的判斷標準在不同文化中有所差異,生搬硬套按照某一文化背景構筑的禮貌原則,或是按自己的禮貌準則去衡量另一文化中人們的行為表現都必然會遇到各種問題。但是這種差異絕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建立在一個共同基礎上的,這個基礎就是不同文化間禮貌原則的共性,是人們對于成功交際的共同需求。
參考文獻:
[1]顧曰國.禮貌?語用與文化[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2,(4).
[2]Lakoff,R.Woman’s Language.Language and Style,(10),1977:222-248.
[3]Leech,G.Principles of Pragmatics.London:Longman,1983.
[4]Brown,P.and Levinson,S.Politeness: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5]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篇5
關鍵詞:體距 體距差異 漢語課堂 啟發
一.體距的含義及分類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Schopenhauer)曾經講過一個寓言:在寒冷的冬日,一群豪豬為御寒而彼此擠到一起,可是很快它們便感覺到對方有刺,于是相互分開,而寒冷迫使它們再次相互靠近,結果又被刺痛。就這樣反反復復,直到最終找到一個使大家都能忍受的最佳的適中距離,這就是叔本華的豪豬法則也叫刺猬法則同樣,社交的需求使人們走到一起,但每個人自身不同的性格和一些特殊的毛病又將每個人相互之間的距離拉開。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需要找到一個讓大家彼此都能忍受的最佳的適中距離,這種距離體現了一種禮貌和良好的舉止。如果距離太遠會使人感覺冷漠,滿足不了社交的需求,而距離太近,有可能會發現對方種種令人生厭的性格和讓人難以忍受的毛病,容易失去身份認同,迷失自我,如何找到并保持一個最佳的適中距離成為人際交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良好交際的必要條件,所以人與人之間要保持適當的體距。
體距即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研究人們在交際時保持相互間身體的距離并由此而體現出來的特定的含義。它認為個人以及個人擴展的范圍構成了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愛德華?霍爾在《無聲的語言》將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分為四種:親密距離、個人距離、社交距離和公眾距離。親密距離(15-46cm)適合用于夫妻關系及情侶之間;個人距離(15-76cm――76-120cm),限于朋友、熟人,或親戚間的交往;社交距離(120-210cm――210-360cm)適用于正式的外交活動,公共距離(360-450cm――750cm)適用于演講,不適合人際溝通。
二.西方國家與中國的體距差異
交際雙方所處位置的距離不僅告訴我們雙方的關系、心理狀態,也反映民族和文化特點。交際距離因文化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一般來說,在西方國家,如德國、英國和美國,人們的空間觀念比較強。在美國,如果男性勾肩搭背可能會被認為是同性戀。在德國,男女在與人相見時都喜歡握手;在美國,女士很少握手;在前蘇聯,男士見面時常愛擁抱和親吻;在伊斯蘭國家,同性之間也習慣擁抱和吻面頰,在異性之間卻嚴格禁止體觸,連握手都被視為禁忌;在泰國,人們都在公開場合避免體觸,觸碰別人的頭部則會犯下大錯。而在中國,男性之間時為了表達親密,摟著肩膀也是十分常見的,女性之間,挽手牽手挎著胳膊更是隨處可見。但無論在中國還在英美,兩個女人在談話時要比兩個男人談話的離靠得近些。西方國家異性見面交談時體距比中國異性之間的體距要小得多,因此中西方異談,中國人往往產生錯覺,認為英美人在向自己表愛意。而事實上,英美人總是與他人保持一定的體距,以免發生體觸(親密關系除外)。一位美國心理學家做過一個試驗:在一個空蕩蕩的閱覽室里,一位讀者剛剛坐下,心理學家就坐在她(他)旁邊,試驗了80次,沒一人能忍受一個陌生人緊挨著自己坐下,大多數人都默默地換了一個遠一點的位置。也有中國人如法炮制在一所大學自習室里做了這個試驗,當一個人坐在中國學習者旁邊時,沒有一個中國同學離開自己的位置,只是將自己的學習用具挪得離自己更近些,讓出位置給新來的那個人。由此可見,中西方對于他人侵占自己的空間時所采取的態度不同,西方人會主動保護自己的領域而中國人只是內心回避。
以上可以看出,中國人“體距近”,英美人“體距遠”。而這一差異體現了東西方人對于“共性”和“個性”或者說對于“群體”和“個體”的不同看法。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原因是很多的,如兩個民族所處的自然地理環境不同,民族信仰的不同。
所以,我們可以說東方廣袤的中原大地滋生了“集體主義”,“共性”是準則,體現在體距上是 “體距近”;西方浩瀚的大海養育了“個人主義”,“個性”是準則,體現在體距上是“體距遠”。
三.體距對對外漢語課堂的啟發
在韓國教學的這段時間,我發現韓國雖然是東方國家,但是還是資本主義國家,我認為他們屬于“體距遠”的類型。在漢語課堂上,對于不熟悉的人他們不愿意一起坐,剛開始的時候甚至不會主動和同學說話,他們喜歡有自己獨立的空間。除非老師要求對話,他們很注重個人的空間,雖然他們愿意和老師交流,但是對于距離還是很敏感的,為了更好的漢語教學,老師和學生也應該保持距離,這種距離應該是社交距離,特別成人學生,他們希望和老師多接觸,多交流,但是老師也應該遵守體距原則,與學生保持距離。而對于小學生,與他們熟悉后,這種距離可以近一點,可以是個人距離,這樣讓學生感覺到老師的親切,更有利于漢語教學。所以針對不同的群體這種體距也是有差別的
在對外漢語課堂教學過程中,漢語教師和來華留學生的文化背景不同,對外漢語課堂中師生之間的交流一定是一個跨文化交際的過程。同一個班級的學生或者不同班級的學生都是來自不同國家,他們有著不同的民族信仰和文化背景。雖然很多留學生因為喜歡中國文化而學習漢語,但是他們來中國之前的教育基本都是在自己家完成。在他們心中有著自己國家的文化標準。關于非語言交際中的體距,有些國家的學生可能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習慣用自己國家的體距標準來衡量中國人之間的體距。他們在自己心中已經有了一個體距的標準,喜歡他人離自己比較遠。也有學生不太在意師生體距這個問題,他們習慣聚集在一起生活,無論是上課還是下課都喜歡身邊不遠處有朋友。如果你離她太遠,她會以為她把你惹生氣了。控制師生之間的體距,可以促進對外漢語教學;反之,則可能產生跨文化交際沖突。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并不是非常正式的外交場合,也不是以演講的形式呈現,而大多數是小班授課的形式。此時師生間的空間距離更像朋友的距離,但是很多留學生有自己的個人空間,不希望老師進入。所以,課堂中的師生體距應該比個人距離大一點,又比社交距離或者公共距離小一些。它不屬于個人距離,也不屬于社交距離和公共距離。這正體現了對外漢語課堂中師生體距的特殊性。根據霍爾提出的個人距離、社交距離、公共距離的具體數值,有研究表明適當的師生體距為120-360cm。但是這不是絕對的,不同年齡、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漢語水平、不同培養目標下的留學生對于對外漢語課堂中師生體距的態度不同。我們也要因人因地而異。
作為一名漢語教師不僅需要具備扎實的漢語基礎,較好的講課能力以及課堂組織管理能力,更需要充分發揮非語言交際能力,從而更好的完成跨文化交際。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距離遠近屬于非語言交際,也是教師的一種自身素質和禮儀規范的體現,這種素質和教師的儀表一樣重要。到底應該與學生保持多遠的距離,要依據不同國家的學生而不同對待。更需要根據學生間的個體差異性而區別對待。課堂是由教師、學生共同來維持的。教師忌諱與學生走得太近,尤其是男老師與女學生,女老師與男學生。教師也不應在課堂中與學生隔得太遠,可能讓學生覺得教師不友好。有的留學生熱情地靠近老師,卻被他們無意識躲開,使得留學生覺得老師不喜歡自己。對外漢語課堂中師生間的體距反映了學生對老師的態度,也反映了老師對學生的態度。為了很好的教學,有一個和諧的漢語教學課堂,在教學和平時與我們的同學相處過程中要把握好體距原則。
四.總結
體距原則在我們生活社交中無處不在,它折射出本國的文化,它反映出一個國家的道德規范、 行為規約、思維模式及思想意識,對于個人來說,它反映的是一個人的素質和禮儀規范。不管我們是與本國還是外國人交際,都應該注意體距,特別是作為一個漢語教師,所面對的都是不同國家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學生,更要注意體距,把握好體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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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式英語 思維模式 文化習俗 搭配理論
1.引言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英語作為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越來越具重要性。但在兩種語言的相互交換中,人們往往陷入一種困境:有時偏離了標準英語――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的人士使用的英語(特別是英國和美國的英語),使英語跑了調,改了腔,走了樣,說出了一種既不像英語又不像漢語的第三種語言――中式英語(Chinglish)。換句話說,中式英語就是中國人在學習和使用英語時把漢語的語言規則運用于英語語言規則之中,受漢語的思維方式和相應文化背景知識的干擾和影響而說出或寫出不合乎英語文化習慣的畸形語言。中式英語表現在語音、詞匯、語法和修辭等層面,而詞語搭配不當是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本文從語義學的搭配理論角度來分析中式英語,旨在幫助英語學習者更準確地使用英語,順利實現跨文化交際。
2.中式英語的界定
中式英語有狹義和廣義之分。中國學生最常見的“because ... so ...”,“although ... but ...”連用這樣的錯誤可稱為“狹義中式英語”,而“廣義中式英語”這一概念是指任何不規范的用法,不管它是否符合語法,只要它是受中國文化的熏陶,用中文思考而產生的,都可以稱為“中式英語”。它具有以下幾個特征:(1)是標準英語的一種變體;(2)受漢語思維方式的影響;(3)語法基本正確;(4)不符合英美人的表達習慣;(5)忽略文化差異。
3.中式英語產生原因及其對策
中式英語的形成主要受母語負遷移的影響。英語學習者除了要勤學苦練、奠定扎實的基本功外,還應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英語的思維模式,同時盡可能地掌握西方國家的文化背景,了解一些社會習俗,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避免中式英語的出現。
3.1中西思維方式沖突產生的中式英語及其對策
就文化而言,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包括三個層面:表層的器物文化,中層的制度文化和深層的觀念文化。思維方式則被視為觀念文化的一個范疇。它是指思維主體獲取、加工和輸出思維信息的方式。雖然人類思維方式具有共性,但個性差異是存在的。在這種差異中,“西方人見長于分析和邏輯推理,因此思維模式呈線式;而東方人長于整體式,他們富于想象和依靠知覺,因此可以講是一種圓式思維模式”。在語言表達時,英語重形合,而漢語重意合。也就是說,在語篇構建中,英語大量使用過渡詞、介詞、關系詞、非謂語動詞、分句,以此來表現語句間的主次關系、層級關系和邏輯關系。屬于分析語的漢語缺乏詞形變化,因此須按照時間順序來實現語言的組合關系。
一般來講,英語怕重復,好簡潔的文風,對隨意重復相同的音節、詞語或句子往往感到厭煩;而漢語不怕重復,講求文采,好用華麗辭藻,勻稱結構。此外,簡潔和復雜的思維方式的差異,還體現在兩種語言的結構形態上。由于英語富于形態變化,更多使用綜合型表達法,即通過單純詞或派生詞來表達;而漢語由于缺乏形態變化,較為依賴短語來表達,即分析型表達法。這樣一來,英語表達往往顯得簡潔明了,漢語卻顯得文辭冗長(修辭目的例外)。
在深刻了解了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后,英語學習者對英漢語的對比也就更為清晰了,從而在應用英語時就能主動地避開母語對英語學習者的負遷移作用,同時也就能避免使用中式英語。
3.2中西文化習俗沖突產生的中式英語及其對策
文化習俗是制度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人們社會活動和交往中呈現出來的諸多單元事態中的統一體。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風俗習慣。不同民族針對自己不同的生活經驗進行了不同的語言編碼,這種編碼是對文化現實間接的和任意的編碼,即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編碼。如果我們不了解這一點,就會陷入中式英語的尷尬處境。
在社交禮儀中,西方人重視個體性,尊重他人的隱私,包括年齡、收入、婚姻狀況、購得物品的價格、等。而中國人則強調整體性,把關心他人的年齡、收入、婚姻狀況等視為一種美德,詢問購得物品的價格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寒暄功能是語言主要的社會功能之一。寒暄語廣泛存在于世界范圍內的各種語言中。人們以此產生一定的交際氛圍或保持友好的交際狀態。無論是真情還是假意,寒暄語作為人際交往的粘合劑都是十分必要的,而根植于不同文化土壤中的寒暄語的表現形式卻大相徑庭。如英國人見了面會問:“How is the weather today?”而中國人見面會問:“吃了嗎?”
因此,了解目的語國家的文化無疑可以幫助和促進英語學習者對英語的學習和理解,提高交際能力和質量。
4.結語
遠離中式英語,擺脫母語的干擾,是英語學習者面臨的一個挑戰。中式英語可能以多種形式表現,但歸根結底是英語學習者沒有完全掌握英語的內涵和真諦。在英語學習和跨文化交際過程中,要采取正確的方法,培養良好的語言習慣,真正學會用英語去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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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國際商務談判;談判禮儀;基本禮儀
一、引言
隨著世界經濟對外開放發展越來越頻繁,國家間的交往也越來越頻繁,這也就逐漸加深了貿易的往來,各個國家之間會通過商務談判的方式來促進貿易的往來。在商務談判中,禮儀是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部分。禮儀對于每一個商務談判人員來說,是必須要遵守的規范。商務談判禮儀會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是文化因素。商務談判禮儀會通過文化作用于各個方面,同時也要求談判者深入了解商務談判過程中的禮儀知識。如果能夠熟識各國家的談判禮儀,就會增加更多的機會來促進貿易的達成。
二、商務談判禮儀的定義
商務談判禮儀是指公司,企業的從業人員以及其余所有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各種國際商務往來活動中,滿足迎合文化適應性而形成的,應該恪守的禮儀與行為的標準。
三、國際商務禮儀的基本特征
(1)國際性
國際商務禮儀,是指發生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商務談判。改革開放腳步的日益加快,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也變得越來越頻繁。各個國家之間的商務禮儀都相互影響,取長補短,從而能夠建立了在國際上得到認可的商務禮儀規范。
(2)商業性
國際商務往來活動一般都是商業性的活動,國際商務往來的目標都是相同的,就是建立在自身的經濟利益之上,,相互尊重,友好往來,最終實現共贏。
(3)時代引領性
隨著現代社會的快速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日益加快,國際商務禮儀也在不斷地發展和變化,對外的交流也在不斷地發展,各個國家之間的禮儀通過相互影響、取長補短,從而使得各個國家之間的禮儀具有各自的特色。時代在進步,國際商務禮儀規范也在日益完善,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四、商務談判禮儀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1)商務談判禮儀的重要性
我國當前正處于改革開放的嶄新歷史期間,在實行全面的對外開放政策的背景下,各行各業都有許多國際商務談判往來的機會,此時在國際商務談判中的禮儀就顯得尤為重要,它已然超越了一地、一國的范圍。因為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差異,在一國商人看來是得體的禮儀,對另一國商人可能不是如此,甚至是失體的,這就會造成談判雙方間誤會、摩擦的形成,有時甚至會使商務談判宣告失敗。
因此,作為商務談判人員通曉與之談判國的禮儀就顯得尤為重要。作為從事商務談判活動的業內人士,只有通識各國特有的風俗習慣、民族文化,繼而掌握國際通用的是商務談判禮儀和禮節常識,才能更有效地進行國際交往,有利于與國際上的商家和諧相處、友好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才能真正實現有禮走天下。
(2)國際商務談判禮儀的作用
國際商務禮儀在商務談判過程中占據著重要的作用,是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規范的禮儀可以更好地促進談判雙方達成協議。在商務談判的過程中,合適的談判技巧非常重要,不合適的談判技巧不僅會使談判雙方發生沖突,而且更容易造成經濟上的損失。在開放的市場發展環境之下,各國企業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但是這種競爭不是真槍實彈的。在談判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爭議和分歧,基本的禮儀規范也是必須的。因此,禮儀在商務談判過程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五、國H商務談判基本禮儀的內容
(1)商務形象禮儀
1)儀容形象
儀容在我們每個人的整體印象中都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我們的儀容常常會能夠給人最直接和深刻的印象。在人際交往的過程中,首先會引起對方注意的就是我們的儀容。
(a)儀容的起點―頭發
從頭發來看,它不僅僅能夠體現出人的性別不同,更多地可以表現出一個人的行為規范、道德修養以及知識層次。
(b)儀容修飾的中心―面容
一般來說,商務人員在工作崗位上都承載了巨大的壓力,他們的辛苦自然不言而喻。然而,為了維護公司形象和展現自己的敬業精神,以及為了向對方表現出友好與敬重之意,就算再苦再累,他們在商務往來中也必須保持神采奕奕的精神面貌。
(c)儀容修飾的輔助―身體
2)儀表形象
儀表形象就是指人的外在形象,最主要的就是服裝,服裝要大方得體,不能奇裝異服。衣服穿的好也可以體現一個人良好的外在形象,給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3)儀態形象
儀態一般包括人的表情與舉止。儀態美一般是指姿勢和動作的美。舉止儀態表現為基本的站、坐、走、蹲、臥等姿勢,以及遞物接物的姿勢。
4)語言形象
(a)善于贊美
在心理學中有這樣一個詞“偏好正性刺激”,就是指在人際交往的過程中,人們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都喜歡被他人欣賞。
(b)擅長幽默
在人際交往的過程中,學會和正確運用幽默的語言可以很好地活躍氣氛和緩解窘境。幽默的語言正體現了表達者的自信與樂觀的心態。
(c)擅選話題
什么是適宜的話題? 一是既定話題。當進行較正式的談話時,常常有備而來,事先定好了談話的主要內容。二是高雅話題。不論處于哪種場合,都要自覺地選擇高尚和文明的內容。三是擅長的話題。四是輕松的話題。當進行非正式的談話時,可以找些輕松愉快的話題,比如文藝和體育等等。
(d)善于傾聽
在人際交往的過程中,善于傾聽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禮節。
(3)見面禮儀
要進行商務談判,首先談判雙方要會面,在見面時要注意禮儀,以便給對方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見面禮儀主要包括介紹禮儀和握手禮儀兩個方面。
(a)介紹禮儀
關于介紹,一般是雙方各自介紹自己的成員,遵循女士優先、職位高的優先的原則。在介紹成員時一般使用“小姐”,“女士”,“先生”的稱呼。
(b)握手禮儀
中國人在見到陌生人或者熟人最常用的打招呼的方式就是握手,見面握手在國際上也普遍適用。握手這么動作雖小,但其中隱藏這大學問,它關乎個人以及整個公司的形象。
1、握手的力度
各國對于握手使用的力度不一樣。例如中國人初次見面,握手力度不會過大,一般握到為止。但是在歐美國家喜歡用力握對方的手,如果握得太輕就會被認為是沒有信心的表現。
2、握手的時間
關于握手時間的規定,國際上通常適用的時間是三秒,不能過長,也不能過短。具體時間應視情況而定,如雙方達成了一項重大協議,或者是在談判成功簽字之后,握手的時間可以相應加長。
3、握手的順序
握手時,男士一般不先伸出手,而是由女士先伸出手。
4、握手時的行為表現
握手時,正視對方是對別人最起碼的尊重,東張西望是為大忌。除此之外,也應該面帶微笑,不能表情呆滯僵硬,給人一種不友善的感覺。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國家見面時都是握手,在不同國家選擇相應的見面禮儀,應該視其不同的文化而定,入鄉隨俗。例如:法國人采用親吻的方式,泰國人見面采用雙手合十的方式,日本人采用鞠躬的方式等等。
(4)商務談判語言
商務談判語言在整個商務談判的過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地位。要想獲得商務談判的成功就必須要`活地、有技巧地使用商務談判語言。在商務談判語言使用的過程中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a)語言要有針對性
語言的針對性就是指面對不同的談判對象使用不同的談判語言,繁瑣、模糊的語言都會使人感到反感,摸不著頭腦,從而成為商務談判過程中的障礙。因此,在針對不同的談判內容,處于不同的談判場合以及遇到不同的談判對手,就需要使用不同的語言來應對。
(b)語言要婉轉
在商務談判中,盡量不采用直來直去的說話方式,減少得罪惹惱對方的可能,而盡可能使用婉轉的語言,這樣也比較容易被對方所接受,也會讓談判對手有被尊重的感覺,從而更容易達成一致,來獲得談判的成功。
(c)語言要靈活
在談判過程中,不可能所有的情況都是能預想到的,如果發生了突發狀況,那么就要求談判者要有靈活變通的能力,必要時能夠采取一些應急手段,從而能夠及時擺脫困境。
(d)要多聽少說
多聽話,少說話。耐心傾聽對方的說的話,特別是不要打斷別人。無法耐心地傾聽對方發言是缺少經驗的談判者致命的弱點,在談判過程中,他們總是不注意對方的發言,從而失去了許多難得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成功的談判員會選擇用一半以上的時間來傾聽。
六、世界上主要國家的談判禮儀
(1)美國
美國人談判有著坦率、干脆、自信、熱情、重視效率等特點,這與人民所處的生活環境有關。美國是個快節奏的國家,美國人很注重時間觀念,注重效率。因此,他們不喜歡拖泥帶水,猶豫不決,美國人往往喜歡速戰速決。而且美國是個崇尚自由平等的國家,所以他們往往都會直呼其名,對于洽談的場合也是比較隨便的。但是在美國,個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他們很忌諱別人問自己的年齡、收入、等隱私問題,這在談判過程中要尤其注意。
(2)日本
日本是一個講究禮儀禮貌的民族,所以他們在談判的過程中也會彬彬有禮;并且注重團隊合作,講究信譽,不會出爾反爾。但是日本的等級觀念特別嚴重,一般女性是不參加直接談判的。
(3)法國
法國人在進行商務談判時詼諧幽默、注重個人形象,有極強的民族自豪感,重視人際關系,在談判過程中注重文字的記錄。
(4)英國
英國是個很紳士的國家,他們注重禮儀,冷靜穩重,按部就班。英國人很看重利潤,一旦發現這筆生意無利可圖,他們便會抽身而退。英國人不喜歡受指揮,最討厭 別人用命令的語氣跟自己說話。因此,在和英國人談判時,應該采用詢問、商量的語氣,而不是強制命令的口吻。
(5)德國
德國是一個在商務談判中注重效率追求完美的國家,德國人保守、嚴謹,有組織、有計劃的進行,在談判中,往往表現得極其沉穩,各項工作也是有條不紊地進行,并且細致富有邏輯性,也極其注重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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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英漢禁忌語 一致性 差異性 跨文化交際
0.引言
禁忌語是語言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禁忌語在英語和漢語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語言現象。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禁忌語的研究成為研究跨文化交際活動中的的一部分。本文將探討英漢禁忌語的一致性和差異性及它們在英漢兩種語言中的具體體現。
1.英漢語言禁忌的一致性
1.1 關于死亡禁忌的一致性。
“生﹑老﹑病﹑死”是一個自然規律,是人之常情,沒有人可以打破。正因為如此,從古代到現代,對于死亡,人們都感到恐懼。這種恐懼導致它成為人們禁忌的對象。這種恐懼反應在了英漢語言里面,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所以對死亡的禁忌普遍存在于中西兩種文化中,在英漢兩種語言就出現了許多關于死亡不那么刺耳的說法。
例如,在英語語言中,人們常用go (e.g. he’ gone), depart, depart from the world for ever, decease, pass away, breathe one’s last, go the way of all flesh, pay one’s debt to nature, go to a better world, be in (go to) heaven, be with god, kick the bucket(翹辮子), be done for(完蛋)等表示死亡。對于死亡的禁忌,在西方的文學作品中還有一些體現,比如莎士比亞用過 “shuffle off this mortal coil”,來表示死亡,從人世間解脫;在《湯姆索亞歷險記》中,馬克吐溫使用“release”表示死亡。
在漢語中,人們常用“去世”,“逝世”,“故去”,“病故”,“去見馬克思”等詞語表示死亡;佛教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在佛教用語中,漢語對死也有一些說法。如“涅槃”,“寂滅”,“圓寂”,“滅度”,“泥洹”。對于不同社會地位和年齡的人,為了避免直接提起禁忌話題,死亡有著不同的說法。例如: “駕崩”是皇上的死亡稱呼,“犧牲”用在戰爭中死亡或為公死亡,年幼人死亡稱“夭折”。道教文化也對漢語產生了很大影響,如道教有關“死“的委婉語有:羽化,仙逝,仙游,登仙,成仙,歸西,歸天,駕鶴西去,駕返瑤池等。
1.2 關于病殘禁忌的一致性。
在人與人的交往接觸中,說話要講策略很重要,“不言人短”是人們必須遵守的交際原則之一。在生活中,難免會與一些有先天或后天的生理缺陷或這樣那樣的缺點、弱點的人交往接觸,當著他們的面談論其短處,會使他們感到不愉快、陷入尷尬的境地,從而傷害他們的自尊。因此,在交往之中應該避免使用這些詞語,或用替代詞。這些文化在英漢語言中也得到了體現。
在英語中,有許多形容人的相貌的形容詞,如“good-looking”, “handsome”, “smart”等此表達人們對美麗容貌的贊美,那么對于相貌平平或丑陋的人,不用“ugly”, “awful”,而用“plain”, “ordinary”, “not particular good-looking”;對于皮包骨頭者忌用“ skinny”, 而用“delicate”, “slim”, “slender”;對于殘疾人,忌用“crippled”而用“physically handicapped”;人們對于身材肥胖者忌用 “fat”, 而用“ over weight”, “heavily-built”; 把聾子說成 “hard of hearing”.
在漢語中,關于長相丑陋,可以說“一般、平平、大眾化”等;用“壯、富態”指成年男子的胖;用“苗條”、“線條兒好”指成年女子的瘦。關于四肢傷殘,可用“腿腳不利索、走路不方便”等;用“豐滿”、“富態”指成年女子的胖;用“精干”、“干練”指成年男子的瘦。
在英語中,英美人也常常不愿直說可怕的疾病。如癌癥“cancer”英美人不會直接使用,而用“terminal illness” 或“big c”替代,使用“t.b.” 代替“tuberculosis”,也不說“venereal disease”和“v.d.。
在漢語中,常用“不舒服”代替患了某種病 ;還比如 “生 病”( be out of sorts, 身體不適) 、“猩紅熱”( fever, 發燒) 、“疾病”( disorder, 失調) 、“中風”( accident
, 意外事件) 、“惡心”( stomach awareness, 胃部知覺) 、“嘔吐”( lose a meal, 失去一頓飯 ) 、“腹瀉”( mexican toothache, 墨西哥牙痛) 、“肺結核”( breast complaint , 胸部 疾病) 、“ 梅 毒”( bad blood, 壞血) 、“淋病”( hat and cap, 帽子) 、“艾滋病”( social disease, 社會病) 等。
1.3 關于人體排泄的禁忌的一致性
在人類社會中,排泄物被認為是骯臟的,排泄行為被認為是不雅的。在公共場合直接談論排泄行為或排泄物,不僅會讓聽者很尷尬,而且還體現了說話人的低素質。所以,在英語和漢語中,關于排泄物或排泄行為的直接表達成為了人們在交際中的禁忌。
在英語中,例如“去廁所”委婉的表達方式有:“go to the toilet”, “go to the men’s (lady’s) room, rest room, washroom, lavatory, the john”;一般無須解釋。非說明不可,可以說“to wash one’s hands”, “to relieve oneself”或“because nature calls”;另外,男人可以說 “to see a man about a horse(幽默語)”,婦女可以說 “to freshen up”, “to powder her nose”等表達。一個人因腸胃不好或飲食不正常去看醫生,醫生在詢問病情可以問“how are your bowel movements?”以了解病人的大便情況。 在漢語中,去廁所的表達有:“凈手、去去就來、更衣、 起夜、去方便、蹲點等”(魏在江,2001)。還可以表達為“解大手”、“解小手”、“方便”、“上一號”。
2.英漢語言禁忌的差異性
2.1 個人隱私的禁忌差異性
中西方文化在個人隱私禁忌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是由不同的價值觀及思維模式引起的。講英語的人非常注重隱私(privacy),在生活中強調個體主義,他們不愿別人過問個人的事。privacy 這個詞有“隱私”,“秘密”,“私下里”,“退隱”等義。“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這句英語諺語,折射出“家”在西方是很大的隱私。同講英語的外國人談話時,應該避免談及下列話題有關的問題: 年齡、收入、婚姻狀況、宗教和政治信仰。
在中國,對于隱私這個概念,人們相對比較模糊。對于別人的有關婚姻、年齡、家庭狀況、健康狀況等方面的詢問,中國人并不認為是在侵犯隱私,窺探私生活。特別是在長輩與小輩之間,長輩問這些方面的問題是在表示對小輩的關心,如果拒絕回答,定會產生令人尷尬的局面,并且小輩會被認為沒有禮貌,甚至是傲慢的;而且陌生人之間也常通過詢問這些方面的問題增加對彼此的了解,以增加親切感。
2.2 對數字的禁忌的差異性
英語和漢語中都有關于數字的禁忌。由于宗教等文化因素的不同導致英漢兩種語言在數字禁忌方面的差異性。在西方文化世界里, 更不用說在英語文化之中了,最忌諱的數字就是13。13是人們在日常的生活中盡力避免談到的。比如說,拿建造高樓大廈來說,樓層沒有13樓,12層上面就直接是14樓,門牌號也不會有13號;再拿就餐來說,餐桌上的菜永遠都不會是13道,也不會有13個人聚在一起吃飯。同時,水手在13號也拒絕出海,其它的重要活動都要避開13號。其原因是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穌的第13個徒弟猶大出賣了他的師父,導致耶穌在13號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在中國,由于漢語漢字本身的特點-有音調,人們比較注重諧音,4這個數字的讀音和與漢語中不吉利的漢字“死”諧音,所以4都被視為禁忌的數字。在日常生活,一系列的號碼,比如電話號碼、車牌號碼等,只要其中帶4,很少受到人們的青睞。 還有含有4的數字,如14,它的諧音為“要死”,514的諧音為“我要死”,44、 444、 4444等重復4的數字在中國人的生活中也是禁忌的,人們盡量避免提及或者使用。7在漢語中也是忌諱使用的數字。比方說:人們在選擇喜慶的好日子的時候,不會選擇帶7的日子,如初七、十七或二十七;在餐桌上菜的樣數不能是七盤,送禮或拜訪親朋好友時禁忌帶七樣物品。原因是偶數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比較受歡迎,同時還與中國人死后,要給死者“頭七”到“七七”的祭奠習俗有關。
2.3 對老齡禁忌的差異性
在中國與在西方人們對老持有不同的態度,這是由于人們的思想觀念所造成的。在中國,老人經過幾十年的生活的洗禮,積累了很多經驗,老是智慧的象征;在西方,做事比較注重效率,老人的身體機能會有所下降,與活力旺盛的年輕
不能相比,老是無用的象征;“老”對于老人,特別是女性,是個避諱禁忌的話題。兩種對老的態度在語言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中國作為一個禮儀之邦,漢語中有很多用“老”表示尊稱、敬稱,把“老”字放在姓氏之后,表示對老人的尊敬,如:“王老”、“趙老”等,也顯示出老人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姓氏之前加上“老”字會增加老人與說話人的親切感。如:“老張、老李”。雖然老年人自身的體質和能力下降了,但他們不會因此而懼怕談“老”字,并且我們的社會也不忌諱“老”字。如問年齡時會說:“老人家,您貴庚啊?”,人們喊了“老人家”不僅不會招致老人的反感,而且他們聽著很順耳 。
然而,在西方社會中,“老”是個避諱禁忌的話題,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不會直接提及。 西方人不會直接使用“old people”,而間接使用“the senior”,“getting years”, “seasoned men”,“the longer-lived”。
3.結束語
在知識信息全球化的今天, 各國家、各民族的文化也在不斷相互影響、相互滲透,迫切需要增強了解彼此文化一致性和差異性的意識。了解英漢語言禁忌的異同是其中的一種方式,它對于了解彼此文化一致性和差異性具有重要意義。了解了英漢語言禁忌的一致性和差異性可以減少避免在國際上日益頻繁交流中的誤會和矛盾,更好地進行跨文化交際, 提高其效果, 為構建和諧的世界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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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以史為鑒
上世紀90年代初,一直以出口為導向的韓國企業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由于外需的下降,整個韓國企業的發展遇到了困難,這其中包括韓國著名的三星集團。經過一番陣痛后,韓國企業發現只有銳意創新和發展模式轉型才能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1993年,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提出“變革之心”,強調“除了老婆和孩子,一切都要改變”。李健熙深刻的理解了企業要實現轉型,必須先進行文化的轉型和融合,于是三星開始進行文化的融合和創新之旅,成功的把東方的集體主義文化與西方硅谷為代表的對錯誤的包容的文化引進三星,鼓勵企業的員工去嘗試不同的文化。結果由于文化融合的成功,使公司在不同層面的管理和運營實踐以及不同的部門在貫徹公司的戰略時具有一致性。公司很快的融入了以美國硅谷為代表的新型科技公司行列。最終,三星成長為世界創新型企業的優秀代表,在一大批像三星一樣的企業成功轉型的帶動下,韓國也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躋身發達經濟國家的行列。
企業文化屬于文化的范疇,企業文化是隨著社會發展和進步不斷的變化的,由于文化的發展而發展的。在漢字里,“文化”本來是“文”和“化”的復合詞,文指“修”,化指“變化”,后來才合二為一,一起使用。《說文解字》里對兩個字的解釋如下:“文,錯畫也,修飾也;化,教行也,變也”。這就是說,“文化”的本意是經過人的修飾使得事物發展變化。廣義的文化包括人類有意識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會的一切活動及結果,即是“自然的人化”,而狹義的文化是以人為中心的。
《易經》里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說法,漢代劉向在《說苑?指武》里曾說“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可見,“文”即是指社會倫理規范,“化”即是教化的意思,“文化”就是要以倫理規范改變和教化世人,使人們成為在思想觀念和言行舉止上合乎特定禮儀規范的人,或者說“文化”能夠將動物的人變為創造的人、組織的人、思想的人和計劃的人。
在西方,“文化”一詞源于拉丁文“cultura”“cultum”“colo”等詞,意思是栽培、培養和馴養等。通俗地講,就是通過人工勞作將自然界的野生動植物加以馴化和培養,使之成為人需要的品種。后來,還包括對個人技能、人格、品格和心靈的修煉,人際關系和友誼的培養等。所以,其含義從人對自然的馴化引申為對人本能狀態的教化和培養。總之,文化就是由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包括知識、信念、藝術、法則、法律、風俗以及其他能力和習慣的復雜整體。
因此,中西方對文化的理解都強調了文化的改變和規范作用,其最基本的含義是一系列習俗、規范和準則的總和,文化起著規范、導向和推動人和社會發展的作用。企業文化就應該在這樣的框架下加以理解,所以企業文化必須在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中不斷創新和融合才能使企業適應整個大的環境的變化,文化需要規范,但更需要改變,企業文化屬于亞文化的屬性,企業家必須要時刻融合和創新企業的文化理念和企業文化氛圍,時刻要建立能與時間和空間相適應的良性企業文化。好的企業文化的形成與企業的領導者有密切的關系。領導者怎么看待企業,怎么看待社會,怎么看待環境,怎么看待消費者,會深刻地影響企業文化的走向。
領導者的高度
要形成良性的企業文化,領導者就要站在組織之外去思考戰略問題,否則企業文化就很難真正地塑造出來。中國企業想走向國際,真正地市場化運作,最重要的是企業需要具備綜合組織能力。而組織能力存在的前提是企業領導者要拋棄工程師的思維,拋棄一線經理的思維,站在組織的來看組織,作為組織的旁觀者來看組織,這樣才能形成良性的企業文化。
華為是中國為數不多的“走出去”而且發展得不錯的企業,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華為的企業文化促進了它的轉型。華為的冬天比今天很多企業面臨的困難更大,華為之所以能夠度過難關,就是融合了華為本身的文化和IBM給它灌輸的新的流程文化。在國際化的環境下學習西方,但卻堅定不移地執行自己的價值觀。華為反對過渡強調跨文化,重視現代管理的共性,并通過文化引領吸引各類的優秀人才到華為的平臺上來。華為向西方的學習也是基于對自身的理解,用適當的架構、流程規范企業。最終,通過文化的引領,華為建立起了以客戶為中心,以奮斗者為本,堅持艱苦奮斗的核心價值觀。
聯想收購IBM的PC事業部的成功,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案例。聯想在并購IBM的PC事業部之前后,雙方的高層組成一個文化整合團隊,討論各自的成功中體現了哪些優秀的文化基因,如何將它們組合成更為強大的文化基礎,并且分析這樣的文化調整對雙方的員工將帶來何種挑戰以及如何幫助員工完成行為的轉化。考慮到中西文化的差異和可能的外國人對中國公司存在的固有偏見,溝通小組成員不斷思考在第一次向對方的員工、客戶、合作伙伴介紹自己的時候,怎樣能讓對方喜歡即將加入的新公司。聯想將工夫下在了溝通產品的制造方面,秘密準備了一些適合外國人口味的關于聯想的英文介紹、錄像短片、電腦動畫、網絡廣告、英文小說等等,同時聘請在IBM內部的德高望重的原IBM高管斯蒂芬擔任新聯想的CEO,斯蒂芬為穩定人心、消除疑慮,親自到原IBM各個部門與員工進行溝通,探討并購后的薪酬體系和未來公司發展方向。
篇10
關鍵詞:宗教型景區;上市;文化資本化;
作者簡介:余汝藝(1980—),男,山東菏澤人,助教,研究方向為旅游社會學;E-mail:yuruyish@126.com;
1引言
隨著旅游產業轉型升級和市場化加速,登陸資本市場成為旅游產業謀取資本支撐的重要途徑。上市不僅提供充足的資本,同時也有助于提升景區的形象和規范景區管理,從而增強景區的市場號召力。在競爭壓力和上市前景雙重驅動下,諸多宗教型景區萌生上市沖動,繼嵩山少林寺曝出攜手港中旅謀求上市話題后,四大佛教名山、法門寺、陜西財神廟也在資本市場上動作頻頻,不斷引發突破社會底線的質疑。宗教題材景區是否適宜上市,引發學術、產業、政府等相關各界熱議。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發展各類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都要貫徹發展先進文化的要求,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切不可為追求所謂的經濟效益,而放棄社會效益。文章以此為切入點,從資本和宗教運行邏輯的不一致性出發,對宗教型景區上市的不可為性進行分析和論證。
2宗教景區上市的內外表征
2.1外部表征——宗教旅游的發展
宗教往往與名山水、良好自然生境為伴,在宗教熱、生態熱的背景下,宗教景觀成為一種重要文化經濟資源。截止到2013年,以宗教為核心題材的景區在全國5A級旅游景區中占約20%的比例1。上海龍華寺、杭州靈隱寺、廈門南普陀等傳統宗教旅游景區的持續熱旺以及近年來無錫靈山、三亞南山等新興宗教文化主題旅游區的成功開發,一再印證旅游項目“有仙則靈”。以宗教為賣點的景區成為中國景區產業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旅游市場競爭日趨加劇的背景下,上市成為提升景區競爭力、加快景區產品和產業結構升級轉型的重要驅動力。作為中國景區產業的中堅力量,普陀山、五臺山、青城山、法門寺、少林寺、九華山等宗教型景區經營者或地方主管機構紛紛以“弘揚旅游文化”、“整合旅游資源”為由推動宗教景區上市,而卷入“圈錢”浪潮[1-3],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而綜觀世界其他國家,從沒有將宗教活動場所打包上市的先例[4]。
在旅游產業被定為國家戰略性支柱產業的宏觀背景下,具有獨特魅力的宗教山水景觀成為宗教團體、宗教管理結構、旅游資本、信徒、大眾旅游者多方角逐的場域。在這一場域中,宗教團體追求自身發展與市場收益,管理機構追求宗教文化傳承與宗教社會價值,信徒追求的是信仰,大眾旅游者追求的是文化消費。其中,現代資本憑借其強大的“資源-產品-市場”轉換能力和運營能力,在多方角逐中顯現出強大控制力和號召力。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資本借助產業化模式,將宗教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從而將宗教文化引向其可控并擅長的領域。
2.2深層邏輯——資本的工具理性
物質需要的有限性、資本增值欲望的無限性、技術進步釋放的巨大生產力等因素,共同釀造了20世紀前期物質產品的過剩為起因的經濟危機,這不斷威脅到資本生存。在增值欲望的推動下,資本在人的需求方面進行著不斷尋找,最后找到實現資本增值的新生長點,即文化。在此背景下,德國學者霍克海默(Horkheimer)提出“文化工業”概念,即以文化為資源,運用市場化手段和工業化模式,對文化產品進行生產、加工、流通、分配、消費的過程,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的文化需求。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Jameson)面對文化工業化的現實,明確提出,文化基本上變成了商業,商品化已經有能力將大片文化區域殖民化。這些文化區域一直阻擋著普遍的商品化,大部分甚至與商品化的邏輯是敵對的和矛盾的[5]。
通過工業化的流程和資本化運作,資本將文化(包括宗教)納入到理性邏輯的領地。上市是一個轉換性的儀式。宗教景區經過嚴格審核程序,在運營上趨于符合資本邏輯,經濟效益成為衡量宗教文化運營狀態的標尺。在旅游資本主導下,按照工業流程,神圣的宗教文化被批量地生產成標準化、制式化的宗教旅游產品,并借助大眾傳媒塑造并傳播大眾市場期待的旅游形象。其結果是:宗教體驗從終極性關懷、精神性認同墜落為共鳴式的審美體驗和當下的愉悅性滿足;宗教文化不再是富有創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對象化。宗教旅行的意圖和意義被世俗化了,深層的、精神方面的內容已經失去[6]。通過產業化的路徑,資本將文化生產成文化產品而繁榮大眾文化市場,但一味追求市場價值的過度商業化也導致文化的人文精神價值的降低,而成為純粹的資本牟利工具。
在陜西法門寺景區開發和運作過程中,曲江資本打著弘揚宗教文化的旗號,名做文化,暗做地產,資本通過披上宗教文化的外衣而獲取資本的最大增值。無錫靈山景區與其說是宗教文化的發揚光大,不如說是旅游資本或旅游產業的成功。靈山勝境定位為佛教文化主題園區,由無錫靈山實業有限責任公司來運作,以“國家5A級旅游景區、中國馳名商標、中國旅游知名品牌、全國‘五·一’勞動獎狀、江蘇省企業創新先進單位”作為其發展的“殊榮”,以“世界級休閑旅游度假目的地、21世紀佛教新圣地、中國最有價值的文化旅游品牌、中國著名文化旅游產業集團”作為發展的目標,以“旅游、文化、出版、地產、投資、酒店、食品、工藝品、餐飲等‘靈山產業鏈’”作為其炫耀發展成績的資本。無錫靈山勝境的運作模式、發展導向、產業架構無不昭顯:宗教文化被完全編織進資本增值的價值鏈中,成為不折不扣的資本謀利的工具。
3現代贏利性旅游資本解構宗教神性
3.1宗教的內在根基被動搖
旅游產業是典型的“現代性”產業,馬克斯·韋伯(MaxWeber)指出,現時代是一個理智化、理性化和“脫魅”的時代,已沒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7],理性與宗教遵循不同的邏輯。宗教旅游業的發展擴展了宗教在現代性語境下的表述空間,同時現代營利性旅游資本也否定了宗教超自然與神圣信仰的存在的邏輯。過度商業化的旅游開發中,宗教被生產為世俗化、可消費的文化商品,而成為資本謀利的憑借。
3.1.1過度商業化的旅游運作讓超自然世俗化
宗教是信奉超自然存在的一套態度、信念和習俗[8],超自然力量的神秘性賦予宗教體驗神圣性的特征。在逐利性資本主導的旅游經營中,資本通過“旅游、文化、出版、地產、投資、酒店、食品、工藝品、餐飲”等現代旅游產業鏈將宗教納入工具理性控制范疇,宗教成為可感知、可計算的現實性存在,否決了宗教對世俗生活的超越性,也消解了宗教超自然力量的神圣性。正如旅游資本給千年古剎祥福禪寺貼上“國家5A級旅游景區、中國馳名商標、中國旅游知名品牌”等理性化的標簽,圣地被生產為可銷售、可營利、可觀看、可消費的“靈山勝景”和宗教文化旅游主題產業園,旅游資本強化了宗教文化的表述,但始終貫穿著現代資本之世俗性和工具理性的邏輯,神圣的宗教朝拜場所被生產為商業化的展演空間。
3.1.2基于資本理性的大眾旅游業讓理性生存取代感性生命
宗教語境下,人與超自然“神圣”的交互是通過人的感性生命“綿延”[9]來實現的。而大眾游客是現代性的成果,現代性的理性通過各種路徑滲透到游客感知世界的方式中,實現對人內部自然的支配,人的內在人格成為理性化的產物[10]P115-118,它把人的生存基礎從對自然的依賴轉變為對人的理性和創造性的依賴。宗教旅游語境下,大眾游客取代虔誠信徒成為圣地的“消費者”,他們用科學主義的世界觀、理性邏輯訓練的眼睛“凝視”神圣的“佛祖”。大眾旅游者在欣賞宗教景觀時會產生“這是一件重要作品”的感覺,從而強化其觀賞活動,宗教朝圣的神圣性、超越性就此消失[10]P136-152。這從根本上否定了宗教的神性,人與神基于“巫術直觀”的交互就此中斷,轉換為在理性驅使下對宗教文化的理性化判斷和認知。人與神間的關系的扭轉,否決神的存在,也否定了人的生命的神性。
3.1.3宗教“成就”并成為文化工業
宗教旅游語境下,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被標準化地機械復制和大批量生產,市場和利潤成為宗教文化空間的內在尺度。宗教文化臣服于旅游資本的權威,工具理性凌駕于價值理性之上。宗教運營以迎合大眾旅游者的娛樂消遣的消費需求、追逐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導致宗教信仰的式微和以娛樂消遣為目的的文化產品的擴張。批量化和規模化的生產模式將人對超自然靈性的敬畏、崇拜轉換成世俗的嬉戲行為。少林寺納入到嵩山少林景區管委會的管理之下,旅游門票取代善男信女的香花券,成為溝通宗教文化與商業邏輯之間的通道。宗教成為文化工業資源,也隨之失去相對于科學的人生關懷,宗教賴以存在的根基被動搖。
3.2宗教的社會功用被瓦解
3.2.1宗教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制度
宗教信仰,每個民族都有的,“學問(科學)之所研究,只是一部分的問題,而宗教之所欲解決,則是整個人生問題[11]。對于人及其群體,宗教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社會制度[12]。宗教社會學領域的開辟者涂爾干(DurKhneim)和馬克斯·韋伯分別從集體意識、經濟倫理角度對宗教的社會功用做過透徹分析,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Malinowski)從經驗實證角度論證宗教對個體和社會集體的功能和價值。然而,當文化作為一種商品出現在市場時,文化本身的性質和功能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3]。當宗教被開發成供大眾游客消費的旅游商品時,也失去了應有的人文溫情。
3.2.2旅游不是一種宗教朝圣
就旅游與宗教間的關系,納爾遜·格雷本(NelsonGraburn)曾指出,旅游既是“神圣的旅程”,也是“世俗的禮儀”,并使用了人類學中關于儀式(ritual)的理論來類比現代旅游。麥肯奈爾(MacCanell)也提出“旅游是一種現代朝圣的觀點”[14]。
從形式結構角度,旅游與朝圣有某種相似性。旅游吸收了宗教的一些功能,表現出與宗教朝圣間的結構性趨同。人類生存與發展總會遭遇各式問題,現世生活所解答只是其中一部分,此時人類選擇訴諸超自然力量,以獲得心靈的撫慰和認知的滿足;與此對應,人的需要具有無限性的特征,日常生活世界不能全方位滿足,旅游作為日常生活的逸出和一種短期生活方式,能彌補日常生活中的缺失,并與日常生活世界一道構筑屬人的生存空間。此外,宗教生活中,人類所崇拜的靈界,其實是虛無縹緲的,都是人所想象造作出來的,但在那些創造和相信某一神話的人們眼中卻是實實在在的[8];在夏樸雷(Sharpley)看來,旅游者旅游和獲得旅游體驗的動機就是出于對“真實性”的追求[15],然而在旅游中他們所看到的只不過是一種舞臺性的真實,但正是這種建構性的舞臺為其營造一個超真實的體驗空間。再者,宗教朝圣活動中,信徒懷著虔誠、敬畏之心離開世俗空間,前往神圣領域,重獲新生,而后返回到直接生活空間;旅游活動同樣表現為對日常世界的離去和復歸,并在離去與復歸中獲得身心煥然(recreation)。
但從本體角度,旅游不等于朝圣。首先是對象物的不同:旅游的目的是去“朝圣”有異于日常生活空間的“世俗”之物,即使在宗教旅游中,游客也是以審美的態度“凝視”宗教景觀,而宗教朝圣所表達的是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按照科恩(Cohen)的觀點,旅游者體驗是經歷型的,朝圣者的體驗是存在型的[6]。其次,二者核心功能有異:宗教解答是人生終極性問題,旅游世界為游客提供的主要是此在的愉悅性滿足,旅游是一種世俗的精神追求[16]。再次,與宗教靈界對應的是世俗世界,與旅游世界對應的是日常生活世界,而不論旅游世界還是日常生活世界在宗教視角中都是“世俗“的。
3.2.3過度商業化讓宗教淪為一種大眾化文化商品
在利潤導向的宗教旅游開發和經營中,宗教體驗和信仰被開發為“參加法會、品嘗齋席、聽大師講經、看信徒祈福、宗教建筑觀賞、宗教繪畫學習、宗教音樂鑒賞、宗教詩文欣賞等”程式化的旅游體驗。在此,娛樂消遣被作為主要價值加以實現,朝圣者對“遠方中心”心懷敬意的拜謁被簡化為精神快餐式的消費。為“豐富旅游內涵,提升旅游品位”,南岳衡山集思廣益推出的“當一天和尚、出一天家”的宗教旅游主題產品生動展現了宗教旅游經營的功利性,同時宗教旅游市場之后現代式的游戲性、膚淺性的心理結構也表露無遺。旅游文化工業讓“宗教文化消費者”短視近利,除了當下的愉悅性滿足,看不到真正的人生關懷。過度商業化的宗教旅游產品不再服務于人生終極問題的解答,而同其他商品一樣完全屈服于交換的壓力,墮落成純粹的消費品。宗教旅游產品娛樂性消解了“宗教旅游消費者”內在的超越維度,使其失去思想和深度,從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現實,沉溺于無“意義”的享樂,與此在認同,這樣“旅游文化工業”消解了宗教信仰應有的人文價值。
4旅游資本市場上的“中國式風景”
上述旅游資本與宗教間存在的緊張關系,在中西方存在截然的差異:資本發達的西方并沒有出現明顯的宗教資本現象,而中國旅游資本不僅強勢介入到宗教的市場化運營中,更是積極推動宗教旅游景區的上市。這種現象反應中西方產業邊界的差異,其背后深潛的是中西方商業倫理的不同,而這直接導源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社會背景。
4.1西方資本主義倫理精神與市場邊界
從神學角度,基督教、猶太教、印度教等對貸款取息采取排斥的態度,并同經濟理性間存在緊張關系,顯示宗教對經濟理性的拒斥[7]P267-269。在西方宗教倫理中,經濟理性被限定在有限的范圍。盡管出于緩和宗教倫理的生活理性化與經濟的生活理性化之間的緊張關系,宗教倫理所規范的經濟理性活動范圍放大,如“新教將取息的禁令縮小范圍至僅限于具體的全然自私的場合”[7]P435-438,但企業的經營邊界依舊在宗教倫理的監控之下。據馬克思·韋伯的闡釋,西方的資本主義精神導源于新教倫理[7]P267-269,新教倫理限定了經濟理性活動的邊界,也給市場化、資本運營設置了閾限。因此,經濟理性、工具理性導向的資本在運行中受到價值理性的制衡。無疑,資本對宗教運營的介入受到基于宗教倫理的資本主義精神的約束。
從社會實踐角度,人類文明是由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態文明構成的有機統一體,單一的經濟理性不足以為人類建設幸福的生存空間。宗教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制度,在政治控制、道德教化、民族精神和社會信仰的培養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西方社會肯定宗教的公共價值及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17],為有效地發揮宗教的社會整合功能,西方發達國家采取各種政治、教育、立法的手段和措施,以保障宗教的健康發展。在“新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改革肇始的市場經濟國家和地區,并沒有為削減開支而將公共性領域市場化[18]。西方政府深知經濟理性和工具理性導向的泛市場化不是解決公共產品和民生問題的最優路徑[19]。因此,宗教旅游的資本化運營也不是宗教、宗教旅游發展的適宜模式。
4.2“泛市場化”與中國旅游資本的狂野不羈
中國背景下,宗教景區謀求上市,資本運營的領域無所受限,源于其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語境。從文化角度,儒家文化是中華文化的脊梁。與主導西方文化的宗教相比,儒教欠缺形而上學,幾乎沒有絲毫宗教根底的痕跡,講究積極入世和純粹適應現世的倫理,完全缺乏對收息的禁止,缺乏拒斥任何非功利的判準[7]P267-269。根源于儒家文化的中國企業倫理,其經濟理性的邊界也少有形而上學的限定。從社會實踐角度,中國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對經濟理性自身、經濟理性與社會整體發展間關系都缺少全面深刻的認知,社會意識形態中出現以效率、效益作為丈量社會系統的唯一標尺的“泛市場化”傾向,結果出現市場邊界模糊、資本橫沖直撞的現象。殊不知社會是多元運行的,不是只有經濟一元,一些領域是不能進行市場化的,這些領域就包括宗教。由此宗教景區“股份制”、“租賃承包”、“分紅提成”、宗教題材景區爭相上市成為資本市場上一道“獨特”的“中國式風景”。
5現代性背景下宗教旅游發展策略選擇
5.1宗教發展需要旅游資本和旅游平臺
宗教的發展也從來沒有離開包括資本在內的世俗力量的護航,基督教的傳播、中國歷代皇室對宗教的支持、寺廟田產、社會捐贈等給宗教文化的傳播插上雙翼,但這些社會力量所仰賴的是宗教的社會整合功能而沒有介入到宗教自身的運營中。營利性資本主導的旅游產業為宗教提供一種有效的傳播方式,并讓宗教的普世價值得以更大發揮。但旅游業背后的現代資本則侵入到宗教運營并使得宗教運營偏離其固有邏輯。
5.2宗教自身邏輯是宗教和宗教旅游發展的內在要求
“上市”是資本的游戲場,這里是充滿工具理性場域,宗教景區要上市并獲取資本的認可,必然要遵守資本市場以利潤、效率為中心的邏輯,資本市場不相信超自然力量。而宗教存在的依據是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敬畏和信仰,是建立在感性認知基礎上的不可證的超真實。資本與宗教在存在邏輯上是不兼容的,上市違背了宗教內在邏輯,宗教可以接受產業資本的護航,但不能上市而偏離其根本的存在邏輯。在營利性資本主導的旅游產業模式中,宗教成為一種產業資源,按照資本理性的指示來生產、營銷。由此,宗教從“天堂”墜落到“世俗人間”,失去對世俗現實的超然性,成為大眾旅游者凝視的“文本”、旅游資本眼中可創造利潤的資源。宗教景觀通過上市的過渡性儀式,徹底淪為資本的附庸,失去存在根基而被卷入資本的洪流。
5.3限定市場邊界是宗教旅游發展的肯定性路徑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本身也是有邊界的,“泛市場化”之不可行及其帶來的問題早已為人們深刻體認[19]。從社會整體發展出發,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商業倫理、限定市場邊界,是中國產業資本和中國社會整體健康發展的肯定性選擇。與此同理,宗教與資本屬于不同的社會范疇,遵循不同的發展邏輯。中國宗教旅游、宗教健康發展的路徑是在宗教與營利性產業資本間設置一道防護網,限定資本的活動范圍,禁絕營利性產業資本介入和主導宗教、宗教旅游的發展,拒絕信仰的過度商業化,讓宗教與商業各自回歸本源,也讓宗教旅游景觀真正成為人們追求寄托、凈化心靈的清凈之所。
宗教組織的生計、宗教旅游產品和服務的提供都要仰賴資本資源。宗教旅游與市場資本的分離,需要有新的因素填補資本退出留下的空缺。宗教、以宗教為載體的旅游呈現出準公共產品[20]的性質,政府難以承擔而又不能完全市場化,以公益事業或公益性活動為目的非營利性組織成為企業資本退出宗教旅游后的有效替代。非營利組織具有的追求社會公益目標、不以營利為目的、運營的自治性等特征,能保證宗教為載體的旅游在運營中的獨立性、可靠地經濟資源支撐、旅游產品和服務提供供給中的靈活機動性,使其成為作為準公共物品的宗教旅游產品和服務提供的有效模式,有效彌補單純政府、市場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