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科普工作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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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對當前我國科普工作中面臨的若干問題：當代科普與社會的關系，當代科普主體的分化趨勢，科普內容與科學素質，科普工作與學校教育，我國科普工作與國外的國情差異等進行了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科普工作；科普主體；科普內容

近年來，科學普及、科學教育、國民科學素質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詳的詞匯。在科學普及活動中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傳播科學思想、倡導科學方法等等也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隨著我國《科學技術普及法》的頒布實施，全國科普工作會議的連續召開以及“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2049計劃)的啟動，可以肯定我國科普工作又將呈現出一個新的可喜局面。

當前，傳播科學文化知識，提高國民科學素質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共同關注的議題，但在具體的科普實踐活動與方式中，各國又因各自的國情不同而既有共識相同之處，同時又呈現出多元化的差異區別。如何結合自己的實際國情，同時又順應世界發展的潮流從而達到國家科學普及的既定目標，無疑需要深入的探討和大膽的實踐。在我國當前的科普工作中，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關注和思考。

1，當代科普是社會中的科普

應當說，科學普及始終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生和發展，并且二者是交相輝映、相得益彰，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科學技術滲透到社會的哪個地方，科學普及也需要跟進到社會的哪個地方。今天的科學技術是社會中的科學技術，是國家目標和社會工程，同樣今天的科學普及也是社會中的科學普及，科普工作不再僅僅是某些個人和團體的業余、自發行為，也一樣成為國家的發展目標和社會的系統工程。

許多國家認識到，科學普及作為一項促進公眾理解科學、提高國民科學素質的社會教育活動，是保障科學與社會協調進步、持續發展的基礎性社會工程，因而帶有社會公益事業的性質。今天科普工作的有效開展依賴于政府的主導作用，以及全社會多方位、多層次地配合與協調。在科普工作的發展和建設中，政府已成為重要的支持者、組織者和管理者，政府行為常常起到基礎的和主導的作用。如英國政府從立法和資金保障兩個方面大力扶持科技館建設事業。早在18世紀末英國政府就制定了博物館法，對包括科技館在內的博物館給予法律上的保護，確定其公益法人的地位。英國政府不僅投巨額資金建設科技館，而且每年為科技館劃撥大量經費，以保證其正常運營。以倫敦科學博物館為例，每年該館支出經費總計約2300萬英鎊，其中85％以上為英國政府撥款。

除直接參與外，政府部門還通過建立適宜的社會機制（包括政策、法規等）來動員和引導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參與科學普及工作，充分發掘全社會的資源。一些科普宣傳并不一定要花很多錢，效果同樣很好，關鍵在于建立適宜的政策引導機制。美國政府曾明文規定，工廠里的生產機器在報廢前必須經過當地博物館機構的挑選，爾后才能報廢。在美國的某些高速公路旁邊，路基被切開露出斷面以幫助人們了解道路是由什么材料鋪成的。這類科普方式并不需要花多少錢，有了相應的措施規定，公司企業也愿意做，并且還有廣告宣傳的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普及工作又常帶有一定的文化產業屬性，借助市場機制引導和促進科學普及也是一條有效途徑。聞名世界的美國科幻片不僅吸引了大批科學愛好者，同時也創造了驚人的票房價值。自有電影以來，創造全球最高票房價值的10部電影中美國科幻片就占了5席，據首位的《侏羅紀公園》票房價值高達5億美元。而利用一些特殊的地理地貌等自然景觀開展的科普旅游、科普夏令營等活動同樣大受歡迎，并且利潤可觀。可見，在市場機制下科學普及工作的發展也同樣前景廣闊。

2，當代科普主體的分化問題

長期以來，在國內外對科普活動的認識討論中，一直有一種較為普遍的觀點，即認為科學家應當承擔起科學普及的主體角色。在科學界，這種呼聲尤其顯得強烈而緊迫。的確，在科學的發展歷程中，科學家們常常是義不容辭地扮演著科學普及的主體角色。沒有布魯諾、伽利略的宣揚和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便難以掀起近代科學的革命風暴；沒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維護和宣傳，便不會有達爾文進化論的深入人心；沒有相對論熱，愛因斯坦及其理論也不可能家喻戶曉。正是科學家的這種對真理以及對社會的高度責任感，才使得科學的理性之光不斷照耀著普通大眾走進人類智慧的殿堂。

然而，隨著大眾傳播手段的發展變化，尤其是電視機、互聯網絡的出現，以及社會公眾對科技發展知情權和參與權的普遍愿望，對今天科學普及的方式、手段和內容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在科學知識的生產早已專業化、職業化后，科學知識的普及、傳播以及科普創作也日益走上專業化和職業化的道路，逐漸呈現出自身的規律和特點。今天已不難看出科普活動中科學界與新聞媒體之間在合作基礎上的分工越來越明顯，即科學知識生產者和科學知識傳播者二者存在著一種職業上不斷分化的趨勢。如今在科學普及和傳播的過程中，各種媒介的從業人員（主要指電視、廣播、報刊、網絡等的記者、編輯等）越來越扮演著直接而顯著的角色，相應地，越來越“專”的科學家們卻更多地在扮演著配角。這是今天的科學傳播不同于以往的科學普及，并且也不同于當前一般信息傳播的一個新特點。

在今天的科普主體中，“科學知識傳播者”已逐漸成為一支職業化的隊伍，主要由科技傳媒的工作人員、科普創作人員、科技展館工作人員、科普活動的組織策劃人員等更直接面向公眾傳播科學的專職人員組成，當然也包括一些工作在科普一線的科學家，但大多數早已分身乏術的科學家作為“科學知識生產者”則屬于今天科普主體中相對間接的、非職業化的隊伍。

顯然，這并不是說，今日的科學家可以回避其科普的社會責任。科學家在科學普及傳播鏈中始終扮演著“第一發球員”的角色，是人類認識理解科學的源泉所在。積極參與科普活動、促進公眾理解科學仍然是當代社會以及現代科技發展對科學家的時代要求。此外，科學界應建立相應的機制積極協助職業的科學傳播者共同推進當代科普事業的發展。如果說科學團體是人類理解科學的必不可少的最終源泉，那么大眾傳媒就是今天溝通科學家和普通大眾的一座橋梁。要想在傳播媒介中準確、適宜地反映科學，科學家與傳播媒介保持和諧一致的良好合作關系就成為至關重要的前提。同時，科技媒體的各類工作人員的職業培訓和持證上崗制度，以及科技媒體作品的專家審核制度也應逐步提上議事日程。

3，科普內容與科學素質

國民科學素質對當代國家、民族發展的重要意義各國政府均予以了高度的重視，科普工作如何圍繞提高全體國民科學素質這一目標，科普內容如何進行調整同樣受到普遍的關注。

自上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陸續開展了對國民科學素質的調查工作。關于科學素質，國際公眾科學素質促進中心主任米勒（JonD.Miller）教授認為，科學素質應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容：（1）認識和理解一定的科學術語和概念；（2）對科學研究的一般過程和方法要有所了解；（3）理解科學技術對社會的廣泛影響，能夠對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科技問題做出合理的反應。米勒教授對科學素質的這一規定已逐步被國際社會所認同，與科學社會學的“三層次說”(即科學是一種理性知識、一種認識活動和一種社會建制)也是較為吻合的。

由此可以認為，在現代社會中一個人是否具有科學素質可以具體表現為對科學知識的認知能力、對科學方法的運用能力和參與科學技術的社會管理能力這三個層面。相應地，科學普及在內容上也可以在這三個層次上進行展開。

首先，科學是一個系統嚴密的、邏輯自洽的知識體系。在科學知識方面，科學普及應當促進公眾對科學的知識體系有一個基本的了解和整體的認識，這是理解現代科學事業的基礎和前提。主要包括，（1）理解科學的基本術語和概念，認識理解科學知識體系中關于物質世界、生物界、人類機體、人類行為、數學、現代技術等領域里的一些基本的核心概念；（2）理解科學的一些基本的核心理論和觀點，如基本的科學原理以及普遍的科學常識。科學知識體系中的科學術語和概念如同磚瓦，科學原理如同骨架，公眾掌握了基本的科學知識，就有利于樹立起科學的基本的世界觀，用科學的觀點觀察和描述客觀世界。

其次，科學不僅是一個靜態的知識體系，還是一個動態的研究探索的活動，并在這個探索活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專門的研究方法和職業的行為準則。在科學活動方面，科學普及應當促進公眾認識理解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一般過程，通過對科研成果的獲取方法以及承認過程的了解增強識別科學與偽科學、假科學的能力；通過了解科學工作中的評審程序和獎懲制度，了解科學家和科學組織的行為規范和職業特點，進而理解人類在科學實踐的探索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積極進步的科學精神。再次，科學不僅是一個純學術性的研究探索活動，同時還是一項系統復雜的社會性工程，是國家目標、政府事業。科學本身，以及更直接的和技術一起對當代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著空前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在科學技術與社會方面，科學普及應當促進公眾理解現代科學技術多方面的社會功能，以及與人類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和相互作用。主要包括了解現代科學技術對公眾個人生活以及國家、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了解科技體制的功能特點和社會角色，了解基本的科技政策和重要的相關制度(如知識產權保護，專利制度等)，了解參與科技發展的社會管理、監督等方面的機制和渠道，等等。能夠理解現代科技的發展既需要全社會的大力支持同時又必須有相應的監督和制約，能夠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與科技相關的問題做出合理反應，具備參與科技發展的有關管理與決策的基本能力。

此外，在當前科學普及的內容方面，還應注意以下兩點：

第一，科學普及更多的是引導公眾認識、理解、欣賞科學，而不是一味兒地鼓勵普通公眾涉足科研前沿，去攻克什么科學難題，創造什么重大理論。近代科學革命以降，人類科學事業經過幾百年的突飛猛進到今天早已是壁壘森嚴，高度專業化、職業化了，從事前沿科學探索工作首先要經過長期嚴格系統的專業訓練。盲目地鼓勵社會公眾進行所謂科研探索往往會背離科學普及的初衷。沒有高等數學理論的背景就去解決哥德巴赫猜想難題，僅僅只有初中化學的知識就要論證水變油的過程，這些現象應當說與我們的某些科普宣傳不無關系。面對真誠而執著的民間“科學家”們五花八門的“成就”和“突破”，職業的科學家曾無奈而又一針見血地指出：“你自行車騎得再快，能上月球嗎？”

第二，科學普及應避免使科學神秘化、崇高化，并負載過多的道德使命。科學普及要廢除那種科學高高在上作為社會行為向導的權利，使科學工作非神秘化，讓科學走下圣壇，更加接近普通公眾。實際上，科學事業本身就是魅力無窮的，可以使人類擺脫愚昧、遠離無知，值得人們去探索、去創造、去欣賞。正如當代著名的英國科學社會學家約翰•齊曼教授所指出的：“當所有的花言巧語都被揭露無疑時，真理的內核就在這樣的見解中出現了：科學是迷人的事業，能夠使從事科學的男男女女全力以赴，能夠用它的發現擴大和豐富人類的精神財富。”

4，科普工作與學校正規教育

應當說，就提高全體國民的科學素質而言，主渠道、主陣地無疑在于學校的正規教育，科學普及應是學校正規教育的重要補充和社會延伸。為提高普通國民的科學素質，在學校正規教育領域，如何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如何從分門別類的分科教育到全面整體的綜合教育(即從學科到科學)進行轉變也一樣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在這些方面，科普工作與學校正規教育相互之間顯然十分有必要進行合作與借鑒。

不過，學校的正規教育教學與社會化的科學普及兩者的區別也是明顯的：學校教育帶有一定的強制性，有考試、拿文憑的制約，而科普則是非強制性的；學校教育在相對固定的時間范圍內針對相對固定的人群，而科學普及則是面對0至99歲各個年齡段的全體社會公民。

由上述不同可以看出，搞好科普工作必須更加重視普及對象的興趣點和實際需求。科學普及是非強制性的，在科普工作中能否抓住普及對象的興趣點和實際需要就十分關鍵；科學普及是面對社會上各個年齡段的人群，積極了解不同人群的心理特點和不同需求就顯得非常重要。研究統計表明，對于社會大多數的成年公眾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科技成果的實際應用價值及其社會影響后果，而非充滿艱深學術術語、并且遠離人們現實生活的尖端科技知識。因而科普內容不應只盯著科技最前沿，相對于正規教育而言，科普工作更需要關注普通公眾在現實生活中的需求及其心理特點和興趣點，這樣才能不斷地提高科普內容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進而達到提高公眾科學素質的目的。例如，一種新式的電視機問世了，普通公眾關心它有哪些新的功能、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什么樣的變化更甚于關心該電視機的工作原理發生了什么變化以及技術上有哪些突破。在科普工作中需要更多地尊重并且適應社會公眾的這一特點和需求，在此基礎上再加以引導和提高，從而更好地達到科學普及的目的。

5，我國科普工作與國外科普工作的國情差異

我國的科普工作與發達國家相比，從國情角度看在以下三個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參考借鑒國外經驗以及制定我國科普政策措施時必須考慮到這些不同點。

首先，在科學技術發展的整體水平上我國與發達國家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客觀上造成我國公眾對現代科技的了解和需求也必然存在著相應的差距。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上世紀80年代，我國最暢銷的科普書籍是《養雞500天》，而同一時期美國公眾最喜愛的科普圖書是卡爾薩根的《宇宙》。我國的普通公眾，尤其是廣大農村里的公眾對科學技術已經給人類帶來的巨大恩惠尚未充分感受到，對當代科技運用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更是無從談起。因而與發達國家的公眾比較而言，現階段我國公眾在對待科學技術的態度上，往往有理解片面、急功近利、追求實用化、盲目樂觀等特點。

其次，我國公眾受學校正規教育的年限與發達國家公眾相比差距較大，公眾整體科學素質水平低下，參與科學技術社會管理方面的意識也明顯較弱。近年來，國外公眾理解科學活動的興起是與其社會公眾普遍較高的科學文化素質分不開的，試想，公眾如果對科學家的研究結果或者其影響后果一無所知的話，他們又怎么可能要求與科學家進行交流對話、平等爭論甚至發問質疑呢？而我國公眾相對科學素質較低，對科學家的科研工作及其影響知之較少甚至沒有感覺，自然難以達到理解溝通的地步。公眾對科學家及其工作也多是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相應地參與科學事業發展的管理、監督等方面的能力和意識也就大打折扣了。這無疑也要求我國的科普工作很大程度上要承擔起一種“補課”的任務，補學校正規教育不足的課。

再次，我國科學家在參與科普活動方面與國外發達國家的科學家們相比，來自社會公眾方面的壓力要小得多，也沒有那么直接。國外科研工作者面對公眾輿論的巨大壓力常常要三思而后行，甚至延緩、停止或者取消科研計劃。這一點只要想一想英國克隆羊“多莉”以及轉基因農作物在發達國家所引起的震蕩就足以使人深刻體會到這一點。而我國科學家面臨社會公眾這方面的壓力則相對要小得多。如何促進我國科學家更多地參與科普活動，更多地面向普通公眾，學會并樂意與社會公眾和媒體打交道，就必須考慮到我國的這一實際國情情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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