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書簡藝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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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歐陽修書簡的現存狀況

書牘本為古代的應用文體，使書牘成為文學性很強的短篇散文體裁，是韓愈對古代散文藝術發展的重大貢獻。錢穆就說：“以書牘運入文學，在漢時特太史公始創之。……而后來嗣響，仍少佳構。必待韓公出，而后書牘一體始成短篇散文中極精妙之作品。寫情說理，辨事論學，宏纖俱納，歌哭兼存，而后人生之百端萬狀，怪奇尋常，盡可容入一短札中，而以隨意抒寫之筆調表出之。……此實為韓公創新散文體之一絕大貢獻。”①歐陽修復興古文，為文學韓處多，書牘亦為其實行散新的重要文體。其內容之海涵地負，功用之多種多樣，修辭策略之常中有變，均可與韓愈、柳宗元同論。再者，歐公作書作簡，一如作其他文字，總愛反復斟酌、修改②，故其書簡有藝術性的確不少。歐公一生所作散體書簡甚多，今存亦不在少數。僅《歐陽修全集》③中的《居士集》就收有10通，《居士外集》收有46通（《代曾參答弟子書》除外），《書簡》十卷收有471通，又有《補佚》輯得20通。總共547通④。加上去年日本九州大學東英壽教授發現的96通，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歐公散體書簡就有643通之多。東英壽的發現，無疑會給歐陽修散文研究、特別是書牘研究增添新的內容，但其意義遠不止于此。在我看來，至少在三方面對中國學者研究歐陽修深有啟發。

一是促使我們思考整理歐陽修文集以何種本子為底本。東英壽所發現的96通書簡，全部出于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收藏的《歐陽文忠公集》的《書簡》（共十卷）。據他考證，這個被日本指定為“國寶”（1952年）的“天理本”，有正文153卷和附錄5卷，后人補寫的內容不超過23卷。“是基于周必大原刻本刊行的周綸（周必大之子）修訂本，周必大的原刻本《歐陽文忠公集》于慶元二年（1196）刊行，周綸修訂的工作則大約在十年后的開禧年間完成。”①他拿天理本《歐陽文忠公集》和北京圖書館收藏的南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刻本《歐陽文忠公集》（共有25卷配明抄本）以及日本宮內廳收藏的另一種宋版《歐陽文忠公集》（僅存69卷）作對比，發現天理本《歐陽文忠公集》所收《書簡》較其他版本歐集多出96通。考慮到周必大刻本最能體現歐陽修編集的意圖，周綸修訂本基于周必大刻本補充的文獻最為豐富、可靠，今日整理歐陽修全集，當以天理本《歐陽文忠公集》為底本。像《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公集》（號稱元刊本，實為以明代內府本為底本的版本）、歐陽修二十七代孫歐陽衡于嘉慶二十四年編纂的《歐陽文忠公全集》②，似乎不宜作為整理歐陽修全集的底本。二是東英壽的發現揭露了歐陽修文集版本變異的一個重要現象，使歐學研究者想到一些問題。比如人們會問：周綸修訂本多出的96通書簡，周必大及其編纂班子見到過沒有？未見到好說，如果見到過為何棄而不用？如果全是周綸補充進去的，其材料是否全部來自歐陽棐編纂的家傳本歐公文集呢？人們更會問：為什么周綸以后的歐陽修文集編纂者或刊刻者沒有收入這96通書簡？三是通過了解96通書簡的內容，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歐公書簡在研究歐學中的重要作用。96通書簡內容豐富、具體，真實記述了歐公逝世前10多年方方面面的情況（包括為學、為文、著作整理、社會交往、日常生活、身體狀況、晚年心境等），為歐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材料。如著作整理方面，有學者因歐陽修手定《居士集》收有其《集古錄自序》，而推斷《集古錄跋尾》在歐陽修生前已編定。今96通書簡中第45通《與蔡忠惠公》言“前日承惠李邕碑，字畫誠佳，輒已入錄”，第61通《答張仲通》言“碑文極煩費”，“貴成集錄，為助之惠不細矣”，第51通《與蔡忠惠公》言“方詮次《集古錄》”，實可佐證其說。又如論文，不但有論及他人之文者，還有歐公自道其詩文寫作情況、傳播情況以及請人修改文章或批評他人擅改其文的書簡。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二十一謂“歐陽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歡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堯夫以為不然，從歐陽公辯，不可，則自削去‘歡然’、‘共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為蘇明允云：‘范公碑為其子弟擅于石碑改動文字，令人恨之。’”邵氏所說歐公言于蘇洵者，即本于96通書簡中第57通《與蘇編禮》。原文為：“昨日論范公神道碑，今錄呈后。為其家子弟擅于石本減卻數處，至今恨之。當以此本為正也。”而第86通《與張續》言：“修向作范文正文字，而悠悠之言謂不當與呂申公同褒貶，二公之賢，修何敢有所褒貶？亦如此而已耳。后聞范氏子弟欲有所增損，深可疑駭。”是書稱非議范碑范、呂同論為“悠悠之言（荒謬之說）”，對了解歐公何以堅持不改范碑的深層原因，也是其他文獻所不能取代的。

二、歐陽修論理、言事之書的藝術特色

和韓、柳一樣，書牘也是歐陽修實行散新的重要文體。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以論為書，大大擴充其內容，增多其功用，提升其藝術表現水準。故其手定《居士集》，收書僅收論政、論事、論學、論文之作，但他同時又寫有大量“朋舊往來”的書簡，并說：“書者，雖于交朋間不以疏數為厚薄，然既不得群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茍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③可見他對朋舊間敘起居、道殷勤、致問候、言及私事、感受一類書簡的重視。受歐陽修的啟發，周必大也將歐公論事一類的書簡從其書簡中剔出，編入《居士外集》，且在《書簡》十卷后特別注明：“吉、綿本《書簡》有論文史、問古事之類，已移入《外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這樣，周氏秉承歐公之意，實將其書牘按內容和功用分為兩類，一為論理言事之作，一為“存勞”談心之作。當然，論理言事之作也有表達“存勞”之意的，“存勞”之作也會有論理言事成分，只是主次、多寡有別而已。一般說，論理言事之作篇幅較長，“存勞”談心之作篇幅較短，但也不是絕對的。《居士外集》所收書牘就有22通在350字以下，《書簡》十卷中也有4通在350字以上。如此看來，新發現的96通書簡，自然應列入“存勞”談心之作一類。論理、言事之書，可以簡稱為論體之書，其寫法實是以論為書。藝術特征則既應有論體“論如析薪，貴能破理”、“義貴圓通，辭忌枝碎”、“要約明暢”的特點①，又應有書體“舒布其言”、“貴在明決”、“辭若對面”、“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的特點②，而以論之特點為主。歐陽修的論體書作，除具有上述特點外，還有其獨特之處。其獨特性的形成，自與其為人稟性及特有的藝術趣味、文風取向有關，而書中所論之理、所言之事的性質和與書對象的特點卻是起決定作用的兩大因素。大凡歐書所論之理以學理（包括經學、史學、小學、譜牒學、金石學等）、文理（包括詩文理論和詩文批評）為主；所言之事以政事（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吏治等）、人事為主，兼及書法、學道、習文之事和個人心事等。與書對象則有君王、時相、上司、朋輩故舊、門生后學之別。由于所論之理、所言之事和與書對象有一定程度的對應性，所以探討歐書論理、言事之作的藝術特色，可以分而言之。

其論理之書偏于對學理、文理的闡述，即使糾正對方謬誤，也是博引事理，詳細論述。如《答李詡第二書》，實因李詡連作《性詮》三篇，且“自謂夫子與孟、荀、揚、韓復生，不能奪吾言”而發。歐公不贊成用許多氣力空言性理，故以“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之說作答。而論述其理則遍引儒家典籍為證，既詳說《易》、《春秋》、《詩》、《書》、《禮》、《樂》“不言性”，又說《論語》所載七十二子問于孔子不言性，孔子告于弟子數千言及于性者僅一言。然后兩用“或有問曰”設論，一說“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一說孟、荀、揚三子言性“不過始異而終同”。言下之意，君子所學當“不事無用之空言”，專言人性實無必要。論述全面，點題自然、明顯。《與張秀才第二書》所言道、文特點，是歐公古文理論中的重要觀念，其說是借批評張棐詩賦雜文“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的毛病提出來的。所謂“君子之于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后世”。其“學”實可解讀為古文之學。意謂為古文者，當知古明道，且以古道作為行己、行事的原則，而發之于文。不但說明古文要文以明道（貼近人事之道），而且要具備以古道為理論基礎的藝術精神。就行文章法言，書中言此既是對“舍近取遠”云云的批評，也是為了引出對道、古的闡釋。釋道、釋古，皆一再引用孔子和圣人之語為證；說“舍近取遠”之為非，則細說孔、孟之言關心當下實際生活的特點。于此可見此書繼承的是儒家說理文博引圣人之言為證，且論述細密，文風平實、婉轉的傳統。他如《答徐無黨第一書》駁徐氏“春秋起于平王”說，《與曾鞏論氏族書》言曾鞏所說曾氏氏族“遷徙、世次多失其序”，都是心平氣和地引經據典，詳證細說。《答祖擇之書》借作論以道祖氏為文“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論述雖三用頂針句法、兩用表示因果關系的連詞硬轉硬接，推理作論，論斷迭出，且以內涵豐富、層轉層深的長句作反詰之用，行文顯得氣促語急，勢不可遏，但也是細言其理，泛言其事。所謂“一一指點，不翅傾倉倒囷以出之”。而在論述中插入“足下所為文”一段，連用三問句稱美對方以舒緩語氣，且在肯定其文“甚善”時指出“其病”，故其言真切樸至，仍以詳贍、平易見長。其《與樂秀才書》謂“古人之于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于中者足，而后發乎外者光”，實與《答徐無黨第一書》“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于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施于事者果敢”，持論相同，論證則博引經文和圣賢之文細加推闡。說“今之學者或不然”，亦是詳言其事；論及對方之文，更是寓勉勵之意于稱美之中。風格偏于柔緩。《答吳充秀才書》借作論肯定對方文章，言為文當學道而至于至，不可溺于文之工“至棄百事不關于心”。又謂“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也是既從正面立論，又批評“世之學者之所為”。論理，或通過描敘展開來說，或以孔、孟、荀子和子云、仲淹為正反例證，或引對方議論于行文中，無不切合實際。說得從容、平和，并無嚴詞峻語。至于《與王淑源論古碑字書》、《與王深甫論裴公碣》、《問劉原甫侍讀入閣議帖》等，本是因問作答，或求教于人，自是言之娓娓，遜讓之態可掬。

歐陽修言事之書，分為上書、與書兩類。上書系上與朝廷或長官之書，與書多寫給同級、同輩或下級、晚輩之人。歐公比較重要的上書有七通，其中《通進司上書》、《準詔言事上書》、《論河北財產上時相書》所言盡為國家大事，寫法多是依次條陳其事，說古道今，不厭其詳。歐公較有特點的上書是另外兩種，一種是代人求人之作，如《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和《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兩者都是有求于人，妙處是作者極會說有求于人的道理，不但把求人之理說得理直氣壯，還能使人不能不答應對方的要求。這一點可謂真得韓愈撰寫干謁之作的訣竅，即能自占地步，變被動為主動，堂而皇之地說一番大道理，使對方毫無遁詞可言。一種是上書批評對方為官的不作為或作為之不當，可以《上范司諫書》、《上杜中丞書》為代表。前書作于范仲淹任司諫僅兩月時，此時批評范公不作為似乎太早，歐公急欲對方“一陳昌言”，且要說得對方悚然不安，就必須“有所言說”，要講究言事方法。如書中說“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系焉”，故任其職可賀；說“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說諫官失職“取譏于君子”，“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說洛之士大夫對“范君”的滿懷期待和“卒未”“有聞”的疑惑；說范公“有待而為”想法的不可取，既言當年韓愈作文譏陽城居官五年而不諫的正確，又講今之居官者任期短暫，無時可待；今之政治“清明”“無事”，待亦枉然。所說樁樁件件都“茲事體大”，頗能引起范公的驚恐不安和激發其及時進諫的緊迫感。作者言事，不但所持事理說服力強，而且說得巧妙。書中言事，受到過韓愈《爭臣論》的影響，但韓文重在斥責，風格雄邁強硬；歐書貌似批評，實為忠告，行文紆徐婉切。同以婉切著稱的《上杜中丞書》，批評杜衍既舉石介為主簿，旋以介上書論赦而舉他吏以代之，議論的中心議題是“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細論則先說介不當罷，介之所為證明“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繼而詳說趙普舉賢故事，對杜衍于介是“先審知其可舉”還是“偶舉之”提出質疑。再從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的特點說起，直謂杜衍“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于執事哉”。最后說薦人代介之不可取，謂其“如此，則必得愚暗而后止”。真是正說反說，進一步說，退一步說，無不落在杜衍“舉動”之為非上，而行文于溫順舒緩中不時顯露火焰。

歐公與書（包括答書）言事，則以平心靜氣、平鋪直敘為主。王元啟說“歐公書牘，惟《與高若訥》自云發于極憤，其他無一峻厲之辭”①。的確，《與高若訥》是歐書中火氣最盛、形同戟指怒目的作品，但并不能說此外就沒有氣盛語激、顯露崢嶸者。在寫《與高若訥》前一年（1035）所作《與石推官第一書》、《第二書》，前二年所作《答西京王相公書》，及后四年所作《答范龍圖辭辟命書》，就直切無隱，文氣不弱。其與石介《第一書》言介書法之怪，而先斥其為文“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可謂知無不言，直言相告。而言其書法為何求怪求異，直謂“是果好異以取高”，言其“能使人譽者”或即“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而“教人為師”“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皆為一針見血、當頭棒喝之辭。《第二書》似為自己“聽之未審而論之之略”使對方“未能諭仆之意”而申說之，實則針對石介兩段辯詞嚴加駁斥。一說“此皆非也”，一說“此又大不可也”，且行文中多用反詰句強調其意，或直言“此甚不可也”、“不可也”，或以通俗比喻譏斥其謬。故儲欣說“較第一書尤切直”②。他如《答西京王相公書》出言自辯，嚴正說明獻言本意，嚴厲駁斥對方“出位”之說，而以“直士”、“狂士”自喻，亦少婉轉之言。《答范龍圖辭辟命書》，作者本意乃“直以見招掌書記，遂不去矣”③，而行文溫順其外，徑直其內，諷切之意顯然。當然，歐公峻厲無前的言事之書是《與高司諫書》。作者“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于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④，故行文極盡譏諷、挖苦、怒罵之能事。雖義憤填膺，怒不可遏，卻罵得極有章法。作者怒斥高氏的中心事件，是范仲淹被貶，高氏不但不進言以救，反隨而詆之，以為當黜。就此事嚴詞詰責其人，自不可少，而除此之外，作者還用層層遞進的手法說到14年中對其為人三致其疑、“然后決知足下非君子也”。而所得認識既是三致其疑的結論，又是下言其非的起點。下言其非，即“探其隱而刺之，四面攻擊，直令他無逃閃之路”①。最后氣涌如山，要對方“直攜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還忘不了刺他一句：“亦諫臣之一效也。”需要指出的是，書中每節文字后面的怒罵之辭，都是通過正說反說或反復比較或以退為進等手法，自然而然帶出來的，故讀者不但覺得作者罵得痛快，還覺得罵得巧妙、罵得有理。歐公平心靜氣所作與書，言事多直言無隱，少用委曲、含蓄筆法，而且文字簡省，出語自然。如《與黃校書論文章書》直說黃氏文章“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與謝景山書》對謝、蔡之爭明確表態，直謂“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與杜欣論祁公墓志書》不但說為杜衍作墓志事懇切篤實，即使道及范公之子“擅自增損”歐公所為墓志、尹氏之子請人“別為墓表”，亦不大動聲色；《與尹師魯第一書》、《回丁判官書》、《與刁景純書》更是言事如同晤談，或袒露胸臆，或情致依依，無不真切自然。而《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從“前所集錄”金石文獻“直以字畫而傳”，說到“為仆不朽之托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尓”，自為巧思巧言；又謂“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卻也”，說得風趣有味，但兩者都是語語平易，脫口而出，并非刻意為之。

三、歐陽修存勞談心簡札的藝術風貌

歐陽修的存勞談心之書多為短簡小札。他說過：古代“寓書于簡，止于舒心意、為問好”，后世對親近者“寓書存勞”，“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②，使之“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故其存勞談心（包括簡述私事及隨感）的短簡小札，除傳遞信息、傾訴心事外，問好和抒發情意的內容必不可少。歐公短簡小札內容豐富，不但是考其生平、編其年譜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歐陽修散文或歐學的重要文獻，這是因為歐公生平各個時期的身心狀況在書簡中都有真實、細致的反映。除前已言及者外，短簡小札（包括新發現者）說得很多的是歐公的政治活動、文化生活、人際交往和健康狀況。如新發現的96通書中說到自家“體候”或“體況”，就有“衰病如昨”，“眼疾為苦”，“道中暑毒發動齒疾”，“以病足為苦”，“十余日左車牙痛”。“今髭已三分中二分白，發十分中四分白”，“患瘡數日”，“疲病難支”，“百疾交攻，尤苦牙車”，“兩目昏淚”，“兩手指節拘攣伸皆難”，“左臂疼痛，舉動艱難”，“以淋渴為苦”等語。《書簡》中尚有“近以口齒淹延，遂作孽，兩頰俱腫，飲食、言語皆不能”，“今又為風毒所苦，情緒蕭然”，“夜夜燈下閱數十紙，目疾大作”，“手指拘攣，又添左手，兩目僅辨物”。“自春首已來，得淋渴疾，癯脊昏秏，僅不自支”，“今夏病暑，又得喘疾”，“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藥毒為孽，攻注頤頷間結核，咽喉腫塞”云云。這些無疑是歐公40歲以后身體狀況最真實的記錄。至于歐公短簡小札的思想價值，也有不可忽視者。如新發現之第32、33通，對范仲淹的評價，雖是片言只語，卻能看出歐公對他的敬仰和惋惜之情。而《書簡》卷七《與謝舍人》為梅圣俞鳴不平，直謂“何故見遺？可駭！可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卷七《與梅圣俞》謂“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吾徒為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奈何動輒逾月不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尓。不意后生達斯理也”。卷十《與十四弟》謂“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缺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安此為戒也”。或怒，或喜，或恨，皆能見出歐公的性情之真。就是他在26歲時兩《與梅圣俞書》，反復陳說“孜孜不能默受”諸君將其列入“八老”之中而以“逸”稱之的理由，希望“諸君以‘達’名我”，亦可見出他年輕時為人的意氣所在和認真態度。作為著名的作家、學者，歐公的文化生活是很豐富的，比如他有許多短簡小札談他請人搜集金石文獻和得到珍品“驚喜失聲”的激動情狀，而在記述與人唱和、評論他人詩文以及自道詩文長短的短簡小札中，更有許多可視為重要文論觀點或創作經驗的論述。《書簡》卷四《與章伯鎮》謂章氏三本傳記“文偉意嚴，記詳語簡，而賞罰善惡，勸戒丁寧述作之功，正為此尓”。卷七《答曾舍人》謂曾鞏《為人后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卷七嘉祐元年《與澠池徐宰》說：“著撰茍多，他日更自精擇，少去其煩，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嘉祐二年《與澠池徐宰》說：“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卷七《與王幾道》謂“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卷十《與十四弟》謂“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以及新發現96通中的第10通謂“洵之文權變多端，然辭采粲然明白”，第11通謂王纮“答策語辭有深識”，第58通謂“介甫鄞縣新文”及曾鞏所作《唐論》“讀之飽足人意，盛哉！盛哉！天下文章，久不到此矣”。都是了解歐陽修詩文創作理論、藝術特色和如何推動北宋詩新活動的典型材料。雖多為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歐公有十余通短簡小札談到墓志、碑文寫作，其中說到范仲淹碑志的就有十通（包括新發現的96通中的第57、86通），其文化意義之深廣，豈僅限于了解歐公墓碑寫作之策略！歐公存勞談心簡札，除具有一般簡札篇幅短小、用語簡直、明白、內容私密性強、寫法自由靈活等特點外，還有明顯的個性特征。這個特征就是和歐文紆徐宛轉、平易自然、條達疏暢、情韻悠然大體一致，可以稱為歐公用個人語調表現個人內心世界的個性化散文。前已言及，歐公是主張作書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的。其皇祐五年《與梅圣俞》說：“數日陰悶，昏然。因作圣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為慰也。”嘉祐二年《與梅圣俞》又說：“暑中接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毫，尚可銷憂尓。”①同年《與劉侍讀》則說：“承見問，不覺書多，聊代面話。”②時人蘇頌說歐公簡札，則云：“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至于私家細故，亦多詢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③據此可知，歐公簡札的個性化藝術特征，就在于袒露情懷，丁寧委曲。所謂袒露情懷，他人作簡作札，可能不掩情性，自然流露，歐公卻是有意抒發情性、釋放感情，喜樂悲傷、郁悶歡欣，往往溢乎言辭之外，有時甚至不吐不快，說則痛快淋漓，以致作者“得一揮毫，尚可銷憂”。

書簡中如說讀蘇軾之書的快感，新發現之第44通說對蔡襄學問長進的由衷欽佩，第70通說對圣俞之亡的無限傷感情緒，都是絕好的抒情文字。其抒情性表現為：

1．情感的真實性，即講真話，說真感受；

2．表白的直接性，即徑遂直陳，不轉彎抹角或含而不露；

3．用語的簡明性，語簡意達，點到即止。

4．好疊用經過濃縮的語詞或短句表達強烈的感受或心情。

歐公存勞談心簡札除用“呵呵”一類象聲詞再現其愉快心情外，還大量使用經過濃縮的語辭或短句表達強烈的感受或心情。諸如“甚慰甚慰”、“欣慰欣慰”、“不怪不怪”、“奈何奈何”、“不罪不罪”、“愁人愁人”、“悚息悚息”、“悚惕悚惕”、“多荷多荷”、“幸荷幸荷”、“多感多感”、“榮感榮感”、“感愧感愧”、“盛哉盛哉”、“取笑取笑”、“甚佳甚佳”、“甚善甚善”、“可珍可珍”、“多愛多愛”、“保愛保愛”等，簡札中俯拾即是。此類詞句的應用，顯然符合簡札語少意多、且便于表達作者情意真摯、感受強烈的要求。

所謂丁寧委曲，就是委婉曲折叮囑以表達對對方的關心。有時為了細說事情原委或問題癥結所在以開導對方，難免語多。有些寫給至親密友的簡札，不但說一件事細而又細，而且同一簡札說好幾件事，內容之間跳躍性大，大有乘興而言、想到那里就說到那里的樣子，故作者有“聊代面話”之說。丁寧委曲也是由作者作簡作札、存勞談心，言事抒懷“輒不自外”的基本態度所帶來的書寫方法和藝術風貌。這樣做的一個好處是：歐公不少存勞談心的簡札具有文如其人、性靈躍然紙上的特點，使人讀起來覺得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