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范文

時間:2023-03-23 23:22:3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歐陽修,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天,歐陽修從鄰居家舊紙筐里發現了一本殘破的《韓愈文集》,經主人允許,他把書帶回了家。韓愈清新自然的文風打動了歐陽修,他高興地贊嘆道:“世上竟有這么好的文章!”從此,歐陽修廢寢忘食,日以繼夜地苦讀,終于成為了有名的文學家。

有一位秀才,總覺得自己文如錦繡,詩如蓮花,一副誰也看不起的樣子。他覺得只有一個叫歐陽修的,能和自己相比。

有一天,這秀才背著行囊,拿了一張地圖,要找歐陽修談論詩詞。秀才一臉得意,心想,我定要問他個啞口無言,讓他乖乖地亮出免戰牌才行。

不一會兒,秀才來到河邊。上船的時候,他歪腦袋看見一棵枇杷(pí pá)樹,便出口成吟:“路旁一枇杷,兩朵大丫杈。”要說秀才的前兩句還是挺順當的,可不知為什么,總是后勁不足,下面兩句就說不出來了。

要說天下之事,就是一個巧字。正好歐陽修也來過河,聽了秀才的上句,隨口說道:“未結黃金果,先開白玉花。”秀才一聽,拱手贊道:“想不到老兄也會吟詩啊,對得還不錯,不失我的原意。這可是詩人興會了。”

說話間,船夫已經開船了,枇杷樹漸行漸遠。

忽然,秀才看見河中有一群鵝,有的鵝潛水,有的鵝灌水,于是詩興又起,脫口念道:“遠看一群鵝,一棒打下河。”這秀才兩句出口,又沒詞兒了。

歐陽修順口接道:“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秀才聽后大喜,心想:“嗬!看來這老兄肚子里還真有點貨,竟能懂得我的詩意。于是他大步流星,從船頭跨到船尾,向歐陽修伸出雙手,一邊跑一邊說:“詩人同登舟,去訪歐陽修。”

歐陽修連忙把雙手高高拱起:“修已知道你,你還不知修(羞)。”

【歐陽姓起源】

越國被楚所滅,越國國王無疆的次子蹄被封于歐余山南部(在今浙江吳興),因山南為陽,所以稱為歐陽亭侯。無疆的子孫就以封地山名和爵名為姓,形成了歐、歐陽、歐侯三個姓。

【名人館】

歐陽詢:唐代著名書法家。代表作品有《九成宮醴(lǐ)泉銘》。

歐陽予倩:著名男演員、戲劇家。著有回憶錄《自我演劇以來》。

歐陽夏丹:中央電視臺著名節目主持人,主持的節目有《共同關注》《第一時間》《新聞聯播》。

【博聞館】

歐陽修“六一居室 ”稱呼的由來

歐陽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那什么是“六一”呢?歐陽修在自己的傳記中虛擬了一段對話:有客人問我說:“什么是六一呢?”我說:“我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人問:“這才五個一啊,你怎么解釋呢?”我說:“以我一老翁,老于這五物之間,難道不是六一嗎?”

篇2

深圳有一家徽菜館,取名“醉翁亭”。其老板喜好玩微博,一開始ID為“醉翁亭主”,后來因為不少網友以為他與真正的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瑯琊山)有關聯。他馬上改ID為“醉翁”,并在微博上解釋自己實在無意混淆。

其實,這家菜館最起碼還與醉翁亭在地域上“套得上瓷”。相比之下,原本出自醉翁亭、現在已衍生為成語的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當下語境的應用中,卻與醉翁亭完全扯不上關系。雖然有些語句的用法是約定俗成的,一些與所描述事物完全不相干的歷史人物卻還是免不了會被無厘頭地牽扯進去,比如“說曹操,曹操到”等,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這句充滿浪漫審美情懷的話語,現在常被用到暗含貶義的表述之中,甚至讓人聽起來覺得近似于“心懷鬼胎”、“奸詐”的意思,就真的對本義有褻瀆之感了。

只要略微有點古文基礎的人都知道,這個句子源自《醉翁亭記》,是宋代名家歐陽修的代表作。我們先回歸《醉翁亭記》的寫作背景。那是宋仁宗慶歷六年(公元1046年),歐陽修被貶為滁州知州的第二年。當時歐陽修才39歲,卻自號為“醉翁”。

曾在23歲就中了進士的歐陽修,具備出眾才華,卻在仕途中走了不少彎路。他在30歲時就曾被貶到夷陵(今湖北宜昌),后來被召回京,卻在接近不惑之年再次被貶。常人可能會猜想,這時的歐陽修會郁郁不得志,終日借酒消愁。

相反,他不僅展現了自己的施政才華,用寬容、簡化的方法來治理滁州,使當地人過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還時常抽空游歷山水,與民同樂,《醉翁亭記》里描述的歡樂時光就是明證。

以醉翁亭為據點,究竟可以欣賞到哪些美景?那里白天“日出而林霏開”,傍晚“云歸而巖穴瞑”。每天單是細看山中的“晦明變化”,就能察覺自然之美。再看山中四季,春天“野芳發而幽香”,夏天“佳木秀而繁陰”,秋天“風霜高潔”,冬天“水落而石出”。在《醉翁亭記》中,歐陽修不僅用極其簡化的語言歸納了以上美景,還用一句話提供了十分可行的“旅游瑚略”:“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除了“齋看”,到山上還能做什么呢?“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有釣魚這樣的活動項目,還有香甜泉水釀造的美酒。每每都要至“夕陽在山,人影散亂”,一天的沙龍活動結束,大家才戀戀不舍地離開。

《醉翁亭記》如此繪聲繪色介紹醉翁亭的玩樂生活,一經面世就以其深邃意境和怡然情懷,震動了當時的學界。在遠近爭傳這篇美文之后,滁州的瑯琊山也從此熱鬧了起來,醉翁亭電被譽為全國“四大名亭”之首,名揚海內外。

可見,歐陽修不僅善于開發旅游景點,還親自撰文“做廣告”,在推廣旅游文化上有著一般人少有的天賦。雖然他在滁州僅生活了兩年零四個月,但卻為滁州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

篇3

1、原文: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攜手處,游遍芳叢。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2、譯文:端起酒杯向東方祈禱,請你再留些時日不要一去匆匆。洛陽城東垂柳婆娑的郊野小道,就是我們去年攜手同游的地方,我們游遍了姹紫嫣紅的花叢。歡聚和離散都是這樣匆促,心中的遺恨卻無盡無窮。今年的花紅勝過去年,明年的花兒將更美好,可惜不知那時將和誰相從?

(來源:文章屋網 )

篇4

關鍵詞:歐陽修;“小說”:雜傳;文體;《漢書》;《新唐書》;《崇文總目》

中圖分類號:[2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f2011)04-0169-08

長期以來,對于歐陽修在文學、史學等領域的成就,相關的研究已經十分廣泛與深入。但是具體到“小說”、具體到“小說”理論發展,歐陽修作為一個“小說”理論家的角色就鮮有人知。即使在“說”研究領域中,學界對此的研究也不多見。據筆者目見,近年僅有王齊洲《試論歐陽修的小說觀念》和嚴杰《從探討歐陽修的小說觀念》兩篇論文涉及。前者以“現代小說觀念為參照”,比較兩《唐志》中小說作品的著錄不同,認為“歐陽修的小說觀念還不十分明確”;后者對《新唐志》中的小說作品加以歸類分析,認為歐陽修的意義在于“使小說類原來以記言為主的特點起了變化,轉向以記事為主”。筆者以為仍有可探討之余地,故撰成此文,在還原北宋之前“小說”觀念的基礎上,從文體的角度加以探討歐陽修叫、說”觀念的史學意義。

自《漢書?藝文志》中,班固參考劉向、劉歆父子《七略》,將“小說家”列入“諸子略”,首次將漢人的“小說”觀念記錄于史籍,創建了中國“小說”之學。其后,“小說”創作進入一個穩定發展的時期,經過魏晉南北朝大量作品的實踐,逐漸超越了最初居于核心位置的單一的學術性特征,愈來愈表現出文學性的迷人色彩。

李唐建國后,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令狐德菜向高祖上奏:“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多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若更十數年后,恐事跡湮滅。陛下既受禪于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并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并請修之。”太宗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太宗復敕修撰前代諸史,詔魏征監修《隋書》,貞觀十年(公元636年)撰成《紀》《傳》部分。《志》由令狐德菜等監修,高宗顯慶元年(公元656年)修成。在《隋書?經籍志》中,唐人對于自《漢志》后“小說”的發展情況,又作出了進一步的理論總結,初步完善了漢人“小說”之學的構建。

唐人對于“小說”理論體系的完善是如何體現的,還須從漢人的“小說”觀念進行梳理。《漢志》“諸子略”第十類“小說家”的小序說: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在漢人的“小說”觀念中,近現代意義下充滿文學色彩的敘事性“小說”的特征,并不作為漢人“小說”觀念的主要支撐。漢人“小說”觀念強調的是一種以“小道”為核心判斷標準的子部之說,即在史家的觀念中,“說”體現的是一種學術性,而并非一種文學體式。這個觀念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小說”的創作來源、傳播方式與表現手段,“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透露出“小說”的創作與傳播來自于普通社會生活的基礎層面。并且由于這個產生與存在的背景,使得“小說”的表現手段天生具有與“君子”的“道”產生偏差的“至遠恐泥”的相反性。那么,這個表現手段究竟是什么?作為正史之家的班固沒有明確說明,但他對于“小說”這種表現手段的實際效果,無疑是抵觸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該時期內的士人對于“小說”這種表現手段的實際效果,卻有明確的表述,并有積極的認可。桓譚《新論》云:

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

這種闡述就對正史之家“小說”觀念的表述作出了有力的補充。“近取譬論”,所傳達的正是“小說”的表現手段。而這種表現手段的實際效果,“有可觀之辭”,與現代意義下的充滿文學色彩的敘事性“小說”文體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同時也正是被正史之家所抵觸的、認為妨害了表達“小道”的基本形式。那么,這也從事實上對于“小說”的潛在的文學性特征作出了正面回應。

唐人系統地接受了漢人“小說”觀念的構建。《隋志》“子部”的“小說”類小序云:

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圣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循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途說,靡不畢記。《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通過這段小序的闡述,唐人對于“小說”的把握,基本沿襲了《漢志》中“小說家”的主要特征。十分清晰地抓住了“街談巷語”所表達的創作來源與傳播方式,以及“小道”所表達的社會功用這兩個重要特征。此外,對于小說創作的名義主體,即“小說家”,《隋志》的詮釋也比《漢志》有所提高,由不入流的“稗官”,上升為“掌道四方之政事”的“訓方氏”,客觀上強調了“小說”作為一種學術體式存在的重要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理論闡述中,《隋志》與《漢志》一樣,注重學術性特征的核心價值,而對文學性的特征卻置之不理。這種傾向,在《隋志》的總序中就有清晰的表達。《隋志》云: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儒、道、小說,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醫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異。世之治也,列在眾職,下至衰亂,官失其守。或以其業游說諸侯,各崇所習,分鑣并騖。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略,今合而敘之,為十四種,謂之子部。

唐人此時的“小說”觀念,已經將“小說”所表現出的社會功用性,上升到與儒家、道家并列的“圣人之教”。同時,也指明了小說的功用性是正史之家所著重考慮的關乎“說”作為學術體式存在的依據。

由于對漢人“小說”觀念核心因素的繼承,唐人的“小說”之學僅僅在理論的建構上起到對《漢志》有益的補充。這也反映在其著錄的“小說”作品中。由于《漢志》著錄的“小說”作品,至初唐時期多已亡佚,《隋志》著錄多為后漢以來作品,與《漢志》全不相同。《隋志》共著錄“小說"25部,155卷(實為139卷),如果計入

附注,則為30部,169卷(實為153卷)。現錄如下:

《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錄一卷,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論》一卷,郭頒撰;《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啟撰。亡。)

《雜語》五卷

《郭子》三卷(東晉中郎郭澄之撰。)

《雜對語》三卷

《要用語對》四卷

《文對》三卷

《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

《笑林》三卷(后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笑苑》四卷

《解頤》二卷(陽松撰。)

《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世說》十卷(劉孝標注。梁有《俗說》一卷,亡。)

《小說》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長史殷蕓撰。梁目,三十卷。)

《小說》五卷

《邇說》一卷(梁南臺治書伏挺撰。)

《辯林》二十卷(蕭賁撰。)

《辯林》二十卷(希秀撰。)

《瓊林》七卷(周獸門學士陰顥撰。)

《古今藝術》二十卷

《雜書鈔》十三卷

《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

《座右法》一卷

《魯史欹器圖》一卷(儀同劉微注。)

《器準圖》三卷(后魏丞相士曹行參軍信都芳撰。)

《水飾》一卷

從以上著錄可以看出,初唐時期唐人的“小說”觀念,仍然延續著漢人的核心判斷標準,堅持將“小道”的社會功用放在首要位置。因此,除去瑣言類、逸事類的“小說”作品,還稍可歸納出一定的文體特征,剩下的如《古今藝術》《座右方》《座右法》《魯史欹器圖》《器準圖》《水飾》等作品,就很難找出穩定的文體特征。因此,此時的史家“小說”觀念,繼續秉承著學術性的特征。而從魏晉時期開始出現大量的文學性色彩濃郁的雜傳體作品,仍然被歸于史部的雜傳類,沒有被豐富到“小說”的界定中。

魏晉六朝雜傳體作品創作的繁盛趨勢,在唐朝仍然延續不衰,并且還衍生出唐傳奇的高峰。但是,作品的創作繁盛與理論的總結升華往往呈現出滯后的態勢。一直到五代時期史家編纂《舊唐書》,雖然《經籍志》僅僅著錄了“開元盛時四部諸書”,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史家的“小說”觀念還是停留在初唐時期的建構。《舊唐志》的總序中,史家依然延續了漢唐的“小說”觀念,把“芻辭輿誦”作為“小說”的特征。在其“小說家”的著錄中,類別體裁的選擇標準,依然沒有超越《隋志》的著錄范圍。如下:

《鬻子》一卷(鬻熊撰。)

《燕丹子》三卷(燕太子撰。)

《笑林》三卷(邯鄲淳撰。)

《博物志》十卷(張華撰。)

《郭子》三卷(郭澄之撰,賈泉注。)

《世說》八卷(劉義慶撰。)

《續世說》十卷(劉孝標撰。)

《小說》十卷(劉義慶撰。)

《小說》十卷(殷蕓撰。)

《釋俗語》八卷(劉霽撰。)

《辨林》二十卷(蕭賁撰。)

《酒孝經》一卷(劉炫定撰。)

《座右方》三卷(庾元威撰。)

《啟顏錄》十卷(侯白撰。)

著錄的作品幾乎全部限于《隋志》著錄的瑣言類與逸事類,而大量的呈現出文學性特征的雜傳體作品,依然歸屬于史部的雜傳類。《舊唐志》著錄標準的延續性由此可見。

通過上文的梳理,可以得出,唐人的“小說”觀念,至少在史家的理論系統中,主體依然是對于漢人“小說”觀念的補充與完善,堅持“小道”為核心,呈現出學術性的主要特征,而缺乏對于逐漸生發的“文學性”特征的理論總結。雖然大量的志怪、傳奇類等雜傳體作品創作在唐朝出現,也只能在“小說”的表現層面給予技術的積極準備,而對于文學體式借鑒的認可、確立“小說”由學術性轉向文學性的主體特征等理論方面的突破,則還需等待。

“小說”之學的重大轉折出現在北宋時期,是由歐陽修來主導的。

宋仁宗景祜元年(公元1034年),歐陽修以館閣校勘之職預修《崇文總目》,后以直言論事坐貶夷陵。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復為館閣校勘,仍修《崇文總目》。慶歷元年(公元1041年),《崇文總目》修成。應該說,參編《崇文總目》,為歐陽修主編《新唐書》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為其編寫《藝文志》“小說”目,形成了重要的理論準備,使得其針對《舊唐志》著錄的不足,結合“小說”在唐代的實際發展,作出了重要突破,為“小說”之學的發展開辟了新的方向。

歐陽修在《崇文總目》“小說”類的“敘釋”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書》曰:“狂夫之言,圣人擇焉”,又曰“詢于芻蕘”,是小說之不可廢也。古者懼下情之壅于上聞,故每歲孟春,以木鐸徇于路,采其風謠而觀之。至于俚言巷語,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

這種“小說”觀念的闡述依然著重于對“小說”的核心價值的肯定,即“小道”的社會功用。這與唐人的“小說”之學是一致的,并繼續強化了唐人“小說”觀念體系中對于傳播與記錄的獨特特征的突破,豐富了“小說”之學的理論基石。

雖然在這篇“敘釋”中,歐陽修并沒有特別論述到“小說”的文學性特征,但是在“小說”類作品的具體著錄中,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巨大的變化,即具有明顯文學性特征的“小說”作品的著錄。盡管《崇文總目》現已散佚,僅憑輯佚的著錄書目,我們依然可以清晰地發現,《崇文總目》“小說”類著錄書目數量大為增加,遠遠超越了《隋志》與《舊唐志》的著錄數量,達到152部,588卷(實為149部,577卷)。書目數量的劇增并非我們的關注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隋志》與《舊唐志》中歸屬于史部雜傳類的作品,有4部在《崇文總目》中被收入到“小說”類。考慮到《崇文總目》對唐代開元時期之前書目的著錄數量,及本身的散佚程度,這種變化就具有代表性,而絕非特殊情況。那么,這種將“雜傳”體作品作為“小說”著錄的數量,應該是相當多的。

問題正在于此,歐陽修為何要將一部分“雜傳”作品歸屬于“小說”類呢?

“雜傳”最初出現在《漢志》“六藝略”中的“孝經”類,其云:“《雜傳》四篇。”應當說,這與“小說”產生的最初狀態有些仿佛,還不是一個獨立的文體類別,僅僅作為對《孝經》解說的詞匯用語。南朝劉宋時期,王儉編撰《七志》,首次將“雜傳”作為一個類別獨立出來。《隋志》對此記載:“儉又別撰《七志》:一日《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稍后的阮孝緒在蕭梁普通年間,編撰《七錄》,正式將“雜傳”收入“記傳錄”,作為史傳的一個類別。雖然《七錄》也已散佚,但仍可從《七錄序》中了解相關情況。《七錄序》云:

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為“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為內篇第一。劉、王并以眾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記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繁蕪。且《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諸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今依擬斯例分出眾史,序《記傳錄》為內篇第二。

《七錄序》又云:“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數量如此眾多

的作品出現,足以說明此時的“雜傳”已經成為史學的一種固定表述形式。并且,“記傳”從“春秋”類獨立,客觀上帶動歷史書寫種種表達形式的良性成長,這也對魏晉以來的“雜傳”作品給予體式上的認可,使得這種形式的作品得以繼續發展,蔚為壯觀。

唐人編撰《隋書》,對“雜傳”進行系統的梳理。《隋志》史部“雜傳”類的小序,這樣表達了唐人對于“雜傳”特征的把握:

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則諸侯史記,兼而有之。《春秋傳》日:“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勛在王室,藏于盟府。”臧紇之叛,季孫命太史召掌惡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約,蒞其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于群士,善惡之跡,畢集史職。而又間胥之政,凡聚眾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黨正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于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自史官曠絕,其道廢壞,漢初,始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叔儻之士,皆有記錄。而操行高潔,不涉于世者。《史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儔,其余皆略而不說。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后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敘圣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眾,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采其要焉。魯、沛、三輔,序贊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見存,部而類之,謂之雜傳。

從這一段近乎于“雜傳”的發展史敘述中,可以得出,唐人對于“雜傳”的認識,重點落于魏晉以后,一部分“雜傳”作品呈現出“而又雜于虛誕怪妄之說”的特征,但是在理論上依然認為“蓋亦史官之末事也”,所以歸屬于史部的“雜傳”類。

歐陽修對于唐人“雜傳”的理論建構,體現出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的史家態度。在《崇文總目》“傳記”類的小序中,歐陽修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古者史官,其書有法,大事書之策,小事載之簡牘,至于風俗之舊,耆老所傳,遺言逸行,史不及書,則傳記之說,或有取焉。然自六經之文,諸家異學,說或不同,況乎幽人處士,聞見各異,或詳一時之所得,或發史官之所諱,參求考質,可以備多聞焉!

他強調了“雜傳”具有“聞見各異”的特點,又刪除了唐人“而又雜于虛誕怪妄之說”的特征認知。從史學的角度上看,無疑是厘清了史學材料的真偽運用,成為唐代史學家劉知殘《史通》觀點的實踐者。但是,如果從“小說”的角度去解讀,歐陽修將這些由于具有“虛誕怪妄”的特征,不再被歸屬“雜傳”類的作品,而歸屬于“小說”類,那么事實上,歐陽修為代表的宋人“小說”觀念,無疑也具有了這一部分“雜傳”的“虛誕怪妄”的表現特征。不僅如此,更為重要的是,“小說”從此具有了“雜傳”書寫體式的使用權,將敘事性的特征納入了理論范疇,為體系的發展通往新的天地提供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橋梁。

歐陽修對于唐人“小說”之學引入了新的血液,無異于給予“小說”新的生命形式,盡管其理論表達還不是十分清晰,但是歐陽修對“小說”從“史部”借鑒合理因素的觀念是堅定的。歐陽修在《新唐志》的序言中,進一步強化了這樣的研究視角。其云:

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

完全將“小說”與史家聯系起來,突破了“小說”僅為“子部”之說的簡單桎梏。

上文已經談及,《崇文總目》將《隋志》《舊唐志》中原屬“雜傳”類的一些作品,歸屬于“小說”類,無疑增強了“小說”的文學性特征。并且,“雜傳”的敘事性特征也強化了“小說”的文體性,使“小說”得以由表現“小道”的核心特征為主,事實上轉化為表現敘事性的文學特征為主。那么,這種觀念的變化是否只是一種偶然的書目歸屬變更呢?歐陽修在編撰《新唐書》時,再一次將《崇文總目》呈現的“小說”觀念的變化進一步深入。《新唐志》的“小說家”類共著錄作品“三十九家,四十一部,三百八卷。(失姓名二家,李恕以下不著錄七十八家,三百二十七卷。)”為了能清晰地看到這種變化,我們以《新唐志》“小說家”類的作品為標準,考察其在《隋志》《舊唐志》《崇文目》中的著錄情況,制成表l。

篇5

摘要:本文試圖從原始文獻出發,分析歐陽修《玉樓春二十九首》的藝術表現形式以及其所起到的作用。在這組詞作中,歐陽修大量地使用了“花”的意象以及顏色詞,并且頻繁地堆積意象,展現了歐詞所特有的陰柔婉轉之美。

關鍵詞:歐陽修;《玉樓春二十九首》;藝術表現形式

歐陽修是北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動家,他在文學創作、文學理論研究、金石學、經學、史學等多個領域均頗有建樹,尤其是他所領導的詩新運動,對于革除前代流弊,建立北宋獨特的文學風格起到了重要的先導作用。歐陽修的散文創作貫徹和實踐了他取法自然、文以載道的理論精神,影響著后世一代代文人學士們的散文創作,也為歐陽修贏得了極大的聲譽 ,研究者甚多。與散文相比,對歐陽修詞的關注歷來比較少,且褒貶不一,本文中筆者試圖通過對歐陽修《玉樓春二十九首》藝術表現形式的探究,來豐富對歐陽修詞的研究。

歐陽修身處北宋中前期,他的詞創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唐五代尤其是花間詞派纖華麗詞風的影響,呈現出溫和婉轉、細膩蘊藉的陰柔之美。羅泌在《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跋語中如此評價歐陽修,“公性至剛而與物有情,蓋嘗致意于詩,為之本意,溫柔寬厚,所得深矣。吟詠之余,溢為歌詞”1。從羅泌的評價中可以看出,歐陽修寫詞總是以心觀物,移情于物且用情頗深。在《玉樓春二十九首》中,歐陽修大量使用了“花”的意象,以此寄予其深婉美麗的情感。同時,歐陽修慣于使用色彩鮮明的顏色詞,渲染出一幅幅艷麗動人的畫卷。

一、“花”的意象的大量使用

花是大自然創造的最美麗最神奇的事物之一,花的鮮艷色澤、柔軟芬芳總能夠輕易地刺激人類的感官,給人類帶來美的享受。心思敏銳的文學家以其犀利的眼光來捕捉生活中的精彩瞬間,而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他們的吟詠對象。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里就出現了大量“花”的意象,“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有女同車,顏如舜華”2等等。在歐陽修的《玉樓春二十九首》里,“花”這個字眼以及各類花的名稱直接出現就有大概三十處之多,幾乎每首都有一處。“花”的意象的大量使用,不僅凸顯了詞特有的柔婉的審美風格,對于詞人思想情感的抒發同樣具有重要作用。

在《玉樓春二十九首》中所出現的“花”的意象當中,有一些單純的是詞人對客觀現實世界的描摹,如“池塘隱隱驚雷曉,柳眼未開梅萼小(其一)”3,寫初春的腳步臨近,池塘里的冰雪逐漸融化,響亮的雷聲帶來了珍貴的春雨,梅花傲立枝頭,含苞待放,柳樹尚未發芽,卻讓人隱隱覺得綠意即將萌發,初春萬物復蘇的清新氣息迎面撲來;又如,“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曉。露和啼血染花紅,恨過千家染樹杪”,暮春時節,花兒盛開得鮮艷欲滴,那艷麗的顏色仿佛是被杜鵑徹夜啼叫吐出的鮮血所浸染而成,此處花的意象既代表了暮春繁華之至已現夏日躁動的跡象,又強烈地烘托出了杜鵑啼血的悲涼氣氛。

花兒的嬌嫩可人總能讓人聯想起美麗的女子,因而在文學作品中以花來比喻女子是一種屢見不鮮的現象,《玉樓春二十九首》中所出現的花的意象,也有一些是用來代指女子,寄托了詞人對這些女子純凈美好的情感,如“常憶洛陽風景媚,煙暖風和添酒味。鶯啼宴席似留人,花出墻頭如有意(其七)”,在暖風習習、風景如畫的日子里,詞人去參加宴會,宴會上美麗的歌女像花朵一樣艷麗,歌聲婉轉如黃鶯一般,真真討人喜愛;又如“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句以花來比喻十七八歲的可愛少女,既寫出了歌女的美好,也寄予了詞人對這美麗歌女的喜愛之情。

花兒的美好總是惹人喜愛,但又時不時勾出看客的傷春情懷,“池塘隱隱驚雷曉,柳眼未開梅萼小。樽前貪愛物華新,不道物新人漸老”,初春時節萬物復蘇,本是一片生機勃勃,然而這新生的希望卻讓詞人感嘆“物新人漸老”,一年又一年大自然以春夏秋冬循環往復,花兒盛開即謝,謝了來年依舊盛開,然而人生卻并不如此,逝去即不可再得,不得不引人感嘆。

自然萬物本無情,只因看者懷著一顆多情之心,才給它們涂抹上了感情的色彩,在《玉樓春二十九首》中,花的意象更多地浸潤著詞人心底流淌的情感細流,久別相思之情,分離不舍之意,都滿滿地寄托其中。“青門柳色隨人遠,望欲斷時腸已斷。洛城春色待君來,莫道落花飛似霰(其三)”,此句寫一女子日日登上高樓等待出行在外的情郎,無奈等待日久仍不見戀人歸來,女子思念的心情就像無邊的春色一般蔓延,那風中飄舞的花瓣,是女子久等不得音訊的破碎的心。再看“杏花紅處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今宵誰肯遠相隨,惟有寂寥孤館月”(其五),杏花所在之處就是遠行的友人歇腳之地,只是沒有了自己,陪伴友人的恐怕只能是空中那輪孤月了,詞人追逐著杏花,實為追逐友人的足跡,對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盡在不言中了。

二、顏色詞的頻繁運用

我們生活的客觀世界是五光十色的,充斥著各種色彩,投射到文學作品里,依然不減色彩紛呈的魅力。詞這種文體所擅長的向來是精筆細畫、鋪述文,神思涌動的詞人們對于顏色詞的使用總是情有獨鐘。“紅”“綠”“金”“銀”等顏色詞在歐陽修的《玉樓春二十九首》頻繁出現,總共有五十次左右。這些顏色詞的使用,不僅為詞人筆下所描繪的客觀世界添墨增彩,呈現出了一幅幅詩意盎然的畫卷,而且折射出了詞人內心五彩斑斕的情感波動,敘說著詞人的愛恨情深。

上文中筆者已經提出,在《玉樓春二十九首》中,詞人樂于將女子比為花朵,與此同時,詞人也不遺余力地使用了大量的顏色詞來描繪女性的美,“春蔥指甲輕攏捻,五彩垂絳雙袖卷。雪香濃透紫檀槽,胡語急隨紅玉腕。當頭一曲情何限,入破錚金鳳戰。百分芳酒祝長春,再拜斂容粉面”(其十六),此句描繪了一位妙齡歌女,她有著粉撲撲的面容和青蔥一樣纖細靈巧的手指,她佩戴著紅玉手鐲,身穿五彩垂絳,詞人不惜筆墨,濃墨重彩地對這位女子進行了詳細地刻畫,幾乎句句使用了亮麗的顏色詞,女子之美呼之欲出。又如,“杏腮輕粉日催紅,池面綠羅風卷皺”(其二十八),紅面綠羅,佳人美景,交相輝映,實在美妙非常。

《玉樓春二十九首》中,顏色詞的使用又時時吐露著詞人的情緒,或悲或喜,或樂或憂。如“把酒臨風千萬恨,欲掃殘紅猶未忍。夜來風雨轉離披,滿眼凄涼愁不盡”(其二十七),此句的“紅”不再是繁華的春景或美麗的女子,而是暮春時節的“殘”紅,盡管如此,詞人仍不肯將其掃去,面對這滿地殘花,詞人的愁苦心情愈深,傷春惜時之心溢于言表。又如“沉沉庭院鶯吟弄,日暖煙和春氣重。綠楊嬌眼為誰回,芳草深心空自動”(其二十一),此詞中所寫的依舊是一位思念戀人的女子,在女子眼中,綠楊、芳草仿佛已與自己情感相通,滿懷思念之情的綠楊既帶著淺淺的傷感,又似在鬧別扭般顯得嬌憨可愛,實則是該女子的寫照。

另外,在《玉樓春二十九首》中,詞人有時會接連使用不同的顏色詞,不同的顏色詞對比使用,增強了詞人筆下畫面的層次感、立體感,給人以更加強烈的審美感覺。如“舞余裙帶綠雙垂,酒入香腮紅一抹”(其十),紅與綠均是色澤比較鮮艷的色彩,紅綠相襯,更顯出的美貌可人。總而言之,顏色詞的使用不僅僅是詞人對外部世界的描摹,更深入了詞人的內心世界,使得色彩更多地帶上了情感性、主觀性。

參考文獻:

[1]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2]洪本建編.《歐陽修研究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3]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4]曾棘等編.《宋文紀事》.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

注釋:

1.歐陽修.《歐陽文忠公近體樂府》.上海:商務印書館,2009年。

篇6

關鍵詞:歐陽修 《醉翁亭記》 醉 樂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4)02(c)-0050-01

貫穿著一股“酒氣”和“樂氣”的《醉翁亭記》統一了其中的“醉”和“樂”,作為實質的“樂”與作為表象的“醉”相互融合貫通,以達到酒與靈感,醉與快樂相呼應的經久不衰的文學實質。

1 醉翁之“醉”

《醉翁亭記》被歷代所贊譽,不僅僅是因為其清新的格調、凝練的遣詞造句、鏗鏘的音節,它在結構上也是張弛有道、和諧相容。作為自傳性的鮮明醉翁形象,并沒有與一般文人那樣獨自黯然傷神,借酒澆愁,而是通過美酒和眾人欣賞山水之美來抒發偶爾出現的“頹廢”與樂觀堅韌的品性。

醉翁的“醉意”偶爾是用來表露內心無奈痛苦之意。父親在其四歲時病逝,從小,母親就教其識字、學習,十九年的“鐵杵”在他二十三歲的時候磨成“針”,甲科進士及第,文冠天下,剛剛學成的歐陽修在北宋這個舞臺上揮灑自己的青春熱血,成為北宋的大文學家、政治家,北宋文壇的領軍人物。

在北宋慶歷五年的八月,新上任的知州歐陽修到任。“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唯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t《題滁州醉翁亭》),歐陽修在給朋友的詩中也曾提過:“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為翁實少年。”從中可看出,歐陽修不是自愿來滁州做知縣,而是被朝廷貶謫而來。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不是歐陽修的真心實意,作為一個朝廷大臣,被調到一個小縣城去,對于躊躇滿志的歐陽修來說,無疑是一次很大的打擊。無論是誰,大概也就只有“頹然”而引起的“醉意”了。

被貶謫的歐陽修不可能沒有憤慨之情,但是在《醉翁亭記》中,我們所看到的大部分確是明快、清新的畫面;滁州優美的山水風景,當地人民游樂的風景和歐陽修與眾人宴飲的風景……歐陽修流連于滁州秀美的山水之中,在醉翁亭酣然宴請,輕松的氛圍讓人不禁懷疑起歐陽修的性情來,他是太豁達了嗎?其實不難看出,雖然文章中傳遞了很歡快活躍的氛圍,但是在這些愉悅的表象之后是歐陽修無處排遣的孤獨和寂寞。正當壯年的歐陽修怎么就自稱“翁”了呢?輕松愉悅的口氣之中還是包含了沉重的心情。他先后經歷了兩次喪妻三次喪子之痛,本人官職被貶,精神上也連受打擊,未老先衰的表象也就凸顯出來了。

醉翁之“醉”來自于自己的貶謫,來自于陶醉的山水,來自于政治的清明,百姓的和樂。

2 醉翁之“樂”

在歐陽修心中,滁州之地,本該是舟車商賈不至,偏僻貧苦荒涼之地,然而出現在眼前的卻是隱隱青山、迢迢綠水,“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秀美的山水,因“我見青山多嫵媚,青山見我亦如此”而令歐陽修流連感動。

于是乎,歐陽修撲向大自然,走進滁州深山,在瑯邪山之中悠游,在西洵岸邊泊舟。此時的歐陽修胸襟敞開,為麗日清風而樂,不得不說,滁州貶謫,也許是他人生的另一個起點。

雖然被貶滁州,但是歐陽修卻能用自己的政治才干使滁州之地官清民樂,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他的政治抱負得到了實現,所以他“樂”了。作為新到任的知縣,國泰民安得到了實現,滁州人民得到了幸福,他也得到了認可,所以歐陽修和滁州百姓融為一體,“山樂水笑”,他也就醉了、樂了。他的醉和樂是由于當地的政治清明、管制的仁政、官民和諧的相處。作為一個性情中人,被群山醉倒、被流水陶醉、被大自然熏陶、被百姓灌醉,自然而然地,歐陽修心境就平和了。

在最開始的《醉翁亭記》中,就可以把握兩個關鍵詞,一個是“醉”,一個是“樂”。歐陽修說自己與朋友一起來此宴飲,僅僅喝了一點就醉了,恐怕不止是心里貪杯,卻沒有貪杯的能力,他還要述說的便是被滁州的美景給陶醉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酒只是為愉悅心情而助興的道具。

我們應該慶幸歐陽修“醉”了,因為他的“醉”,我們得以知道他樂在其中,并不如一般文人郁郁不得志,他醉了也能與民同樂,醒了還能夠述文,他的境界我們無法企及。《醉翁亭記》,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歐陽修自身的醉之美、樂之美,我們還能獲取其中有諸多好處的文化修養與精神。今天的和諧社會,無疑不在《醉翁亭記》之中有所顯現,其中的和諧思想無不有利于今人的進一步探究。“江山無限好,都聚一亭中”,坡的詩無不在敘說中國的亭文化是和諧的統一在自然風景之中的,更不用說歐陽修的“與民同樂”了,它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的理想境界。不論歐陽修如何醉與樂,《醉翁亭記》都已經名留青史,歐陽修也已經名垂千古。

3 結語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醉翁”這個在《醉翁亭記》中表現出來的自傳性形象,就特指了在挫折面前表現十分豁達,在逆境中仍然坦然,在困頓中仍努力適應的作者形象。也許他也會絮絮叨叨,但絕不是像普通文人那樣一遭遇困頓就傷神糾結,而是把自己寄情于山水之間,即使有痛苦悲傷之情,也仍然保持堅韌和樂觀愉悅的心態與個性。“與民同樂”的政治追求是歐陽修獨有的個性,是他排解政治失意的有效方式。

參考文獻

[1] 孫紹振.歐陽修為什么不像范仲淹那樣憂愁?――讀《醉翁亭記》[J].名作欣賞,2007(13):90-94.

篇7

【案例展示】

王君教學《醉翁亭記》片段

師:歐陽修被貶滁州時,其實只有39歲,他為什么居然自稱“翁”,還把自己描寫成“蒼顏白發”呢?先在課文中找找理由。

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

師:哦,在他們喝酒的客人朋友中,他的年齡最大。這是表層原因。請繼續思考。

生:“翁”給人感覺是很受人尊重的。

師:一般的老頭子文言文中叫啥?

生:叟。

師:哈哈,就是,《愚公移山》中,那個被批判被諷刺的老頭子就叫“智叟”。

生:歐陽修自稱為翁,表達出一種自得的心境,滁州的老百姓都很敬重他。

生:歐陽修是滁州的長官,他在心理上有一種優勢。

師:有道理。你看王老師,還不算老。但在學校校齡算長的,資歷算深的,所以,很多年輕老師就叫我“老王”,我一點兒都不生氣,還高興得很呢。(眾笑)

師:中國是有崇拜老人的心理的。你看中國神話中很多重要的神仙都是老人,比如玉皇大帝,龍王等等。《愚公移山》中開篇就是: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你看,把愚公寫得這么老,一方面是主題的需要,一方面呢,中國人就是非常尊重老人的。人的年齡越大,好像智慧就越多。比如孔子在《論語》中怎么描寫人的一生的變化的――

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師:人到了七十歲以后就可以從心所欲不逾矩了,年齡不僅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學識、風度的象征。

生:老人已經經歷了生命的各個階段,對世事理解很深,能夠做到與世無爭了,無功利之心了。所以,歐陽修自稱為“翁”,想表達自己的追求是沒有功利的。

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這是一份純粹的愛國愛民之心,并不在意自己的得失。這對于洞穿世事的老人,更真實吧。這王老師很能理解。一般來說,越年輕就越注重名利。比如說王老師,十年前要是評我一個優秀教師,我會很激動。但是現在評我一個優秀教師,我還是很幸福,但不會太激動了。(眾笑)

生:我想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歐陽修縱情山水,早已經與大自然融為一體了。在滄桑的大自然中,他忘記了時間,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年齡,把自己看作了經過長期的歲月的打磨而富有智慧的人。

師:這個感悟很獨到。人在自然中,受到大自然的宏偉、高深、神秘的熏陶,于是覺得自己和自然一樣悠久一樣豐富。

生:我想歐陽修肯定有點兒少年老成。

師:少年老成!應該有道理。但凡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負的人都少年老成的。

生:在中國古代,戰亂繁多,人的生命本來就短暫得多。很多人五十來歲就死去了。歐陽修39了,在當時看來,他確實也走到人生的秋天了。

師:有道理。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不像現在,男人四十歲,還是半成品,五十歲以前,都還是青年呢。(眾笑)好像歐陽修活到69歲,在當時看來,也算長壽了。活到40歲了,確實已經到人生的后半段了。

生:我覺得主要還是老人受的約束相對較少,所以更能放浪形骸,更能夠隨心所欲。于是歐陽修就把自己想象成為一個老人了。

……

師:從這個“翁”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受人尊重的歐陽修,一個和自然融為一體的歐陽修,一個充滿智慧和悟性的歐陽修,一個愛國愛民無功利心的歐陽修,一個隨心所欲縱情山水與民同樂的歐陽修……

【技法賞析】

這一小節段的教學過程師生互動,氣氛活躍,教學思路由窄漸寬,且放收自如,可謂是課堂盡是“精彩”。

王老師為什么能把一節有些教師只能“枯燥”而教之的古文教學的如此活潑?如此精彩呢?原因是王老師的教學做足了“一字攪起滿堂精彩”的教學真功夫,我們不妨從三個環節來體驗王君老師的“翁”字教學――

1.備課時費盡心思煉“翁”字

我們知道有了精彩的準備,才有可能擁有精彩的課堂。王老師在課前對《醉翁亭記》一定是進行了細致剖析,萬般解讀――不然,被許多教學者忽視的“翁”字是不會進入到王老師的“法眼”的。看似無關緊要,稀松平常的“翁”字,成為王老師備課的“關鍵字”。如何發揮“翁”字在課堂教學中的“串領”作用呢?王老師事先用自己豐富的學識和教學經驗對“翁”字進行了所有可能的解釋“備份”:翁字的表面意義、翁字的生活意義、翁字的社會心理意義、翁字的文化意義等等,都成為王老師在課前“所備周詳”的內容。如果我們在備課時也能對文本進行細致周詳的解讀推敲,就不至于讓自己對文本一直處于膚淺的理解層面,也就不至于出現課堂教學“照本宣科”的無味了。

2.教學時活潑開放議“翁”字

課堂提問是教師引領學生進入學習狀態,體驗語文精彩內涵的方法之一。王君老師在課堂教學中針對“翁”字的精彩提問,成為學生開動腦筋,熱烈討論的重要引領。王老師對學生的提問環環相扣,步步深入:先是用“39歲”與“翁”的矛盾感提出初步疑問,開啟學生的思維閘門;然后又從“翁”問到“叟”,繼而引領學生體驗到了“翁”的社會心理含義和歷史文化含義,可謂是縱古論今,精彩紛呈。最后又用“翁”與“39歲”是不是有矛盾為疑問點,讓學生站在歷史的角度去看“翁”的生理含義,于是學生的疑問頓消。學生的疑問消除了,因“翁”而起的熱烈議論也就到了尾聲,可見王老師對教學進程的把控能力是非常強的,真正做到了放收自如。

3.歸納時言簡意賅串“翁”字

篇8

有一次,北宋大文豪歐陽修患痢疾近一月,試了不少名家的藥方,卻總不見效。一天早上,歐陽修的夫人喜滋滋地對丈夫說:“剛才我在街上看到一個走方郎中在賣止痢藥,才三文錢一貼。”歐陽修連連搖頭:“使不得,便宜斷然無好藥。”夫人笑道:“我當然沒買。走出不到十步,我又看見名醫李太乙在賣止痢藥,一貼竟要兩吊錢。”歐陽修點頭道:“他的藥肯定有效,畢竟人家是名醫。”夫人馬上掏出了藥:“我也是這么想的,所以把藥買回來了。”

歐陽修服藥后,果然藥到病除。他讓夫人將李太乙請到家中,打算重謝名醫。不多時,夫人將一位年老的走方郎中請到了家中,并對丈夫說:“你昨天所服的,其實是這位劉大夫的藥。之前,我是有意和你賣個關子。”歐陽修先是一怔,然后恍然大悟。

他向老人贈了厚禮,并請老人介紹秘方。老人笑道:“我的秘方不過是將車前子炒成焦黃,然后研末而已。”歐陽修略通醫道,驚問:“車前子乃利尿之藥,何以能止痢?”老人解釋說:“車前子能利尿不假,但它經過炮制之后就會利水而不傷正氣,去邪而能收斂,痢疾則可自止矣!”歐陽修感嘆道:“原來,便宜藥也能治好頑疾啊!”

歐陽修少年得志,23歲進士及第,隨后被恩師胥偃選為女婿,此后一生為官,衣食無虞,所以他在生活方式上一味追求高大上,患病也是找名醫,根本瞧不起土郎中。誰知這一次為他治好痢疾的,卻恰恰是土郎中的便宜藥。對于那些平日吵著要開“貴重好藥”的人,這則故事或許會產生一些啟迪吧。

現代醫學證實,車前子確有抑制痢疾桿菌的作用,對急、慢性細菌性痢疾均有療效。

“萊菔子”知縣

清朝光緒年間,慈禧太后由于生活奢侈,每天遍食山珍海味,患了消化不良,不但腹部脹滿,茶飯無味,心情也是郁郁寡歡。御醫們走馬燈似的一個接一個給老佛爺診脈,卻沒有一個人能治好她的病。慈禧一怒,點著鼻子把御醫們臭罵了一通,嚇得眾人連大氣也不敢出。

當時有一位名叫潘金華的五品官員,這天,其弟潘銀華千里迢迢從江西宜春老家到京城看望他。潘金華知道弟弟在鄉下行醫,便把慈禧患病的事告訴了弟弟,并對弟弟說:“常言道‘膽大得官做’,如果能治好太后的病,你下半輩子就不再愁吃穿了。”正巧這潘銀華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不由拍手笑道:“這種病不過是小菜一碟,我治過很多吶!”

第二天,兄弟二人通過太監李蓮英的引薦見到了慈禧。潘銀華問了慈禧的“臨床癥狀”,又隔著床紗看了看慈禧的氣色,然后胸有成竹地提筆開了一味單方:“萊菔子三錢,煎湯喝。”慈禧看了處方,盯著他問:“這么簡單的藥能治好我的病?你有把握嗎?”潘銀華拍著胸部說:“您放心,保證三帖見效。”結果,慈禧只服了兩劑,病就全好了。

篇9

名叫三蘇(蘇軾、蘇洵、蘇轍)的人在柳樹(柳宗元)下拱(曾鞏gong三聲)石頭(王安石),汗(韓愈)如雨下,然后休(歐陽修)息。

2、一韓一柳一歐陽,三蘇曾鞏帶一王。

一韓指的是韓愈,一柳指的是柳宗元,一歐陽指的是歐陽修。三蘇指的是蘇軾、蘇轍、蘇洵。曾鞏帶一王就是曾鞏和王安石。

3、韓柳加歐陽,三蘇并曾王。

篇10

東漢末年的“月旦評”曾經聞名遐邇。“月旦評”的領軍人物是汝南名流許劭,他好臧否人物,品評詩文,每月初更新品題,時稱“月旦評”。在品評的過程中,許劭辨別好壞,評判正邪,不浮夸也不貶損,不溢美也不中傷,要么不評,評則不隱晦,因此,“月旦評”比皇帝授官時詔書上的文詞更加讓人信服,一旦評出,便成公論。

人人喜歡許劭,又懼怕許劭。他任汝南郡功曹時,郡內大小官吏對他敬畏有加,奸邪者更是浪子回頭,紛紛改正自己的操行。他的老鄉、時任冀州牧的袁紹,素以驕橫跋扈著稱,每次出行,前呼后擁,招搖過市。但當袁紹回鄉省親之時,卻擔心奢華的排場被許劭撞見,為其所不齒,只好輕車簡從。

曹操名聲不顯時,多次備厚禮,恭恭敬敬去拜訪許劭,希望得到許劭的評語,但許劭不肯品評。情急之下,曹操不惜實施“下三濫”手段,對許劭進行脅迫,許劭被糾纏得沒法,只好說:“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曹操竟驚喜交集,大悅而去。

唐宋之際,名人品評依舊蔚然成風。江東年輕人項斯,才高八斗卻屢試不第。愁悶之際,他聽說國子祭酒楊敬之是位伯樂,善于提攜后進,便帶著自己的作品去拜見。楊敬之閱后,大加贊賞,興奮地寫下《贈項斯》:“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于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對項斯的人品和作品給予了高度評價,項斯從此名動京師,不但考上了進士,而且詩名遠播,《全唐詩》收錄其詩歌就多達88首。李賀年少時,韓愈聽說他詩才好,是棵好苗子,親自上門試其才學,驚訝異常。后來,韓愈還多次寫信給李賀,勸他考進士。當有人因李賀父親名叫“李晉肅”,說“晉”與“進”同音,需要避諱而不能參加進士考試后,韓愈義憤填膺,揮筆寫下《諱辯》一文,大鳴不平,其中,“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一段話,擲地有聲,不但揭穿了對方妒才的“西洋鏡”,還使李賀聲振當時,名揚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