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文化元素的構建

時間:2022-08-06 03: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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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文化元素的構建

一、科學理性:科技文化的核心元素

理性是指在感性認識基礎上形成概念判斷推理等把握事物內在規律和本質的思維活動,是人類精神希望超越有限性、特殊性和虛假性而追求無限性、普遍性和實在性的一種明智合邏輯的思維狀態。科學理性是指以批判反思和嚴謹實證來指導科學技術研究過程的思維活動。其表現為:科學家以反思為前提,運用不同歷史階段下發展和充實著的思維方式,去探索經驗與現象世界背后的規律和秩序。“反思”一為質疑常在的現象世界和常識,二是用反推方式力求尋找經驗世界背后的根源。古希臘科學哲學家試圖用當時的自然科學知識和人文情懷質疑變動著的世界,追溯萬物存在的原因,以歸結成某些規律。在近代自然科學開始崛起的17和18世紀,為“追求內在結構”,那些富有哲學研究成果的科學家們承襲并豐富了古希臘的“理性”內涵———以自然科學為范式,尤其是利用數學、物理學和實驗科學等手段,省察并試圖描述事物之所以存在的方式,甚而擴展到尋求社會合理性存在的隱蔽物。而在反思自然的同時也在審視人和社會自身內外的存在,找尋存在的根基。霍布斯用數學發展的成果來精確地計算人與財產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制定社會規則,以取代以往的“君權神授”規則。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務實認真、嚴謹實證地變異舊結構,推出新結構,整合科學思維手段,促成堅實的科學技術操作和實在的科學技術成果,研究出各種科學理論和科學技術產品,方便人的日用生活,或以藝術的表現形式將科學技術成果愉悅人的心靈,擴大生活的視野。這個過程就是科學理性的歷史發展過程,形成了科學發展史。目前,科學技術參與社會發展的力量日益增強,科技發展衍生出來的危險已經威脅著我們人類的生存和對美好未來的向往,在這種情況下,責任與民主意識也應成為科學理性的內在要素之一。現代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科學與技術的研發活動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基本上是服從于各自民族、國家和地方經濟利益的追求,與國家發展目標聯系密切。1994年美國克林頓總統與戈爾副總統發表《科學與國家利益》,1996年美國國家技術委員會發表了《技術與國家利益》,美國基礎科學研究經費的比重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呈持續上升趨勢,就是對冷戰后世界知識經濟新時代挑戰的積極反應。政治家們在試圖擴大統治規模基礎上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科技游戲規則的制定與修改。

因此,科學共同體或科學研究機構背后的推動力已不能歸為純粹的尋求真理的興趣,政治和經濟的因素在推動力方面承擔著重要分量,科學權威的社會效用大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治團體的權威和經濟利益集團的權威。哥本哈根大會關于減排的協議難以協調一致,就體現了科學技術研究和應用的發展標準的合理性問題的復雜性。現代社會關于“科學技術的‘合理性’標準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成為科學技術哲學家們關注的對象。波普爾的“科學是批判性的”觀念使部分人產生了科學(道德和思想的)自治原則來回應這個標準。自治原則本能地排斥外部權威,那么,“合理性”標準就需要強調每一涉及科學技術工作的公民的思想警察———責任和良心。作為公眾心目中的知識精英,科學技術人員的知識權威奠定了他們的行為與主張往往具有較高的可信度。然而,另一方面,今天的科學共同體已經是相當強大了,它們和政治團體、經濟世界相互鏈接,修整與外部世界的人際關系和回應它們的要求,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闡釋科學和技術的合理性問題。大多數科學家的自治原則在極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的利益群體。在這種情況下,科學技術研究與使用者的思想警察———責任和良心往往會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扭曲。所以在強大的科學團體中,若要堅持批判與反思意識和嚴謹實證意識,那么責任與民主意識作為它治原則的核心是很有必要的。近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強大,人類逐漸膨脹了征服自然和干預自然的野心和能力。但與此同時自然對人類的懲罰也越來越重。同時現代科學技術的應用風險也越來越大,也越來越無法一時確定其發展利弊,有時要經歷一兩代人后才能見到端倪。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做科研想問題就要從全局出發,尤其在重大科研項目上要以人為本,尊重民眾意見,發揮民主作風,讓民眾有知情權并表明自己的態度,而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要有責任率先聽取民眾,尤其是人文社科學者們的意見。畢竟科學技術是社會中的科學技術,在現代科學技術已經與日常生活、意識形態、未來發展無法脫離的狀態下,只有將批判與反思意識、嚴謹實證意識、責任與民主意識構成有機的統一,才是科學理性在現代社會的完整詮釋。而這三者有機統一下的科學理性才能引導科技人員完成科學技術活動的四個層面:求真———介于實在與表象之間提高真理的程度,一步步地接近較為完備的知識體系;求智———探求各種思維手段和方法;求善———以分析、處理和解答諸多現象滿足諸種便利,借能力上的自由支撐主體精神的自由;求美--以富有藝術美感的滿足各種視覺需求的成品呈現科學探索的成果。這樣,無論個體還是共同體,其科學行為目標才可自始至終都朝向科學技術文化的內在價值:在求真求智求善中得以最終完成與周遭世界的和諧一體,并自由開展活動,脫離科學生命的盲目性,即通過獲取確定性知識與思維手段來促進人掙脫各種外物枷鎖,以各種科學思維手段把“我透過科學技術可以期望什么”的意愿與“我應當做什么”的行動相互統一,使科學技術人員的自由從精神的領域走向現實的世界。

二、人文藝術特質:科技文化的靈性元素

科學技術始終受到社會人文文化氛圍的無形塑造和潛移默化的滋養。現代科學技術知識和活動已經無法脫離由社會意識形態、倫理觀念、行為方式、藝術性符號等構成的整體性人文知識環境。20世紀下半葉,高科技是伴隨著批判性人文文化的興起而出現的。這種批判性人文文化以個體人和人類為本,通過預測科學技術發展的風險來規范和約束著科學技術發展的規模和方向。這也導致人的“克隆”至今都是各國嚴禁之事。正如美國的曼哈頓工程和中國的三峽工程建設那樣,整體性人文環境深刻影響著大型科學技術工程的形成和發展規模。目前文化產業在信息化和網絡化推動下日益成為國家利益追求的一個重要方面。科學技術文化作為反映真實世界的猜想和驗證,一直是由專門的解釋共同體所制訂或約定的產物。

一系列的科學術語其實是在社會環境、政治觀點、經濟刺激、軍事利益和意識形態氣候等構成的復雜人文環境網絡中創造出來的。現代科學技術研究者和技術使用者的科技知識、科學精神、科學技術制度與倫理等內容是在基礎性知識一統化趨勢下構建的。現在具有創新力的科學技術隊伍也呈現出多學科人員共處局面,科學研究活動日益呈綜合性發展,研究過程采用會診方式考慮方方面面,研討對象是自然界、人、社會三者的復雜關系,研究路徑的突破以交叉學科為基礎,這種整體化人文環境為科學技術發展提供了人性和靈性的滋養,構筑了和諧的科學技術文化。人文特質賦予科學技術文化以人性化特點,滿足社會和個人精神層面的終極關懷,是精神境界和未來發展的基礎。蔡元培1918年在《北京大學學刊》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治文學者,恒蔑視科學,而不知近世之學全以科學為基礎,治自然科學者,局于一門而不肯稍涉哲學,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不知哲學之基礎不外乎科學,即最超然玄學亦不能與科學無關。”[1]169對于科學技術活動主體來說,人文修養回答了“如何做人做事”的問題,這是衡量人格高低的一把尺度,體現了個人度量涵養的深淺,影響主體對本研究領域、社會、國家,甚至對全球范圍的見識遠見。對主體思維的物質基礎來說,人的右腦掌管語言知識和形象思維,人文底蘊對右腦的使用與開發具有直接的生理激發功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區別了思維的智慧與愚鈍。對于科學技術產品來說,其外在形式和內在寓意唯有具備符合社會進步及人類整體需求的人文因子才能促進事業發展、社會文明和人心和諧。對于高科技事業來說,唯有充滿人文的活力,以人為本,處處考慮人的需要,才能被社會高揚,充分發揮其全面作用而非單純的工具性意義。反過來,人文的外在表現和內在內容依托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是科學技術產物對人類社會生活影響方面的反映,是對時代科學技術生活的再理解和再塑造。人文作品直接關注人生與社會現實,著力挖掘日常科學技術生活表層下涌動的各種潛流,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心催促人類用科學技術活動過程與結果影響社會。雖然科學技術研發活動及其成果對國家與民族的綜合實力具有提升作用,但是有時也會具有震撼性的破壞力。這種推進或破壞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技文化之人文特質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影響到社會的進退,國際地位的高低,甚至直接關乎國家的強弱,民族的存亡。

藝術特質賦予科學技術文化的靈性內容,貫穿在科學技術活動的主體、客體和過程的始終。“科學就是一種發明,一種與藝術同樣意味深長、同樣神秘的創造行為”[2]。科學和藝術的結合是無法分離。首先,它們兩者之間具有共同性:都具有事實和假想兩重性特點。無論多么逼真的藝術作品,都具有假設和想像的成分,否則就喪失了美感;無論多么奇異的藝術創作都是具有真實的情感、內在思想和理性的操作過程,否則價值就會大打折扣。科學技術也具有這樣的兩重性。既定的原理公式與現在的事實間存在著差距,促使人們去假想有新的原理存在以吻合現實,然后在理性指導下實實在在去追尋想象之新理論。正因如此,“想象力才能轉到新的軌道上,以一種類似藝術創作中的審美要求,在科學創新中作出選擇”[3]260。其次,在兩者活動過程中具有互補性。藝術感強的人往往具有敏銳的捕捉力,對附在科學技術上的和諧性美感能快速把握,這常常能引導有意識的科學證明與技術革新。這其實就是大腦的無意識活動(靈感、直覺等)。著名科學家居里夫人認為科學的探討和研究本身就包含著至美。沒有美感的人其實很難成為發明家和科學家。在科學技術實踐中藝術的美學標準和科學的邏輯標準、技術的經驗標準總是一起參與真理的探索,使科學真理與美有機地結合在一起[3]260。

技術又有技藝之名,這本身就體現了科學技術和藝術的結合。尤其對實用技術或應用技術來說,藝術的各種形式與元素從沒有被忽略過。“應用藝術,或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與其說接近于高雅藝術,不如說更接近科學”[4]339。現代建筑是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產物,但是它們中最出類拔萃的設計卻更接近藝術。在發達國家陸續進入后現代物質財富豐裕化的社會里,人們越來越強調實用向審美、真實向虛擬、理論中心化向離散化多元化方向轉化,人類更加需要“穿過實在世界之門,進入科學幻想、藝術建構和神思遐想的空間”[5]。從更高層次來說,藝術是解除大自然對人的束縛,因而科學技術對大自然的解放最終被歸結為浪漫的藝術革命。馬爾庫塞受馬克思《巴黎手稿》的啟發,提出科學技術人員要在藝術因子的參與下聯合科學技術力量,將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問題聯系起來考慮,“自然的解放”就是要恢復自然中活生生的向上的力量,恢復與生活相異的、消耗在無休止的競爭中的美的特性,這些美的特性表示著自由的新的特性[6]。如今科學技術研究發展的關注領域涵蓋社會學領域的相關問題、生命科學中人與自然物的生存問題、技術操作和藝術的表現形式的關聯研究、社會科學技術與自然科學技術的融合性研究等問題。這樣的研究需以豐富且奇異的想象力突破常規思維,在比較全面的范圍內實現人、自然、社會的解放。

在古代大科學時代,科學和哲學、藝術的身份很難單獨拆分開來,它們有機地糅合在一起。大凡西方世界研究科學技術的人常常在藝術氛圍中尋求靈感。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畫家和科學家達芬奇就是運用視覺原理開拓繪畫事業的輝煌,同時又不乏對人類的關注和生活的思考。“愛因斯坦在思想自傳中堅定地明確表達了對背景知識方面作出貢獻的幾個人的感激之情,他在神話般的研究中利用了這些知識。其中,他提到了莫扎特。”音樂激發了科學研究。“愛因斯坦稱玻爾的第一個突破非常具有音樂性,……天文學家開普勒聲稱他聽到了天籟之音”[4]262。愛因斯坦和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約而同地把小提琴的演奏當作終身之好。錢學森結合自己成長的經歷對總理說,“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7]。1982年他就提出“科學和藝術相結合,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去實現”[8]426。1994年他專門寫了《科學的藝術和藝術的科學》一書,把科學和藝術這一冷一熱的結合譽為創新之路。1999年錢學敏在《藝術與科學相輔相成》一文中評價錢學森:“心目中,不僅擁有一個廣泛無垠的科學世界,而且還擁有一個絢麗多彩的藝術世界。在藝術世界里,他對文藝理論、音樂、詩歌、戲劇、繪畫、書法等等,都用心體會并有獨到的見解。”

三、原始創新精神:科技文化的動力因子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史就是一部文明創新的發展史,其中走在前頭起引領作用的就是技術工具與科學理論知識。其層出不窮的創新過程與成果直接促成了相應的科學技術制度、科學技術觀念和科學精神的誕生,從而相適應地形成了科學技術文化。與此同時,技術工具與科學理論的創新精神因子對個人心態、思想觀念、組織模式、社會制度等的變化具有強烈的沖擊力,進而波及整個社會進程的深度和速度。創新源于懷疑,出于深刻把握思想內容的興趣,從一切確定的和有限的東西開始進行證明,來指出它們的不穩定性,并力圖改正這種不穩定。作為一種精神的期望,創新具有試探性和辯證性。原始創新其實是一種糅合懷疑主義和樂觀主義的科學態度的產物,以開闊性的思維和對知識的深刻探索來“糾正和調適”科學理論,指向未來,并認為“樂于公開和誠實地承認缺點和愿意把對科學做出的貢獻當作對科學理論的修正”[4]166。而這種“承認和修正”常常意味著一個已知的甚至是眾所周知的理論事實在論辯中被推翻或出現新的作用。在論辯中智力的欣賞和激勵是刺激交流合作的前提,是產生原始創新的重要因素。“沒有智慧的技能是我們的各種麻煩的根源。如果我們要解決這些麻煩,那么就不是以單純的技術發展為手段,而是要訴諸于各個時代所要求的智慧上的進步”[9]。在當今的大科學時代,科學技術原始創新精神的堅實地基是厚實廣博的文化知識,它們為科學技術創新活動提供充足的知識資源,為擺脫思維窘境打開新的大門,也是實現宏偉的現代科學計劃和產生偉大科學家的基礎。熊彼特開創經濟領域的創新理論后,創新理論經歷了幾個階段的演變,在對發達國家創新實證分析基礎上得出政府-大學、科研機構-相應的制度安排等所構成的國家創新體系推動著企業和技術的聯盟發展。也就是說,在以整合性知識為基礎的原始創新精神推動下,科學技術人員以懷疑但充滿期待的樂觀態度,在知識的論辯中推陳出新,產生符合新環境的變異理論、思想、產品綜合體等。在這過程中,創新精神唯有通透著科學理性的責任與民主原則,并通透著人文特質中對人類深厚的感情,其創新活動和創新產品才會在社會層面上被人類所接受。正如1931年愛因斯坦在給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學生講話中指出的:“如果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那么,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的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類,而不至于成為禍害”[10]。這充分表達了作為對人類負責的科學家不僅肩負著一流科學技術創新精神,而且肩負著確立第一流科學技術和諧應用的宗旨。這種融會貫通基礎上的創新因子正是現代科學技術文化存在、發展并對現在和未來社會發生深刻影響的根本元素之一。當今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受著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所以科學技術的發展方向具有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相交織的復雜性:既要符合經世致用的常規思維,但又須在審美和異質異構的相互鏈接中催開奇異之葩;既要填充當下時代人民的日常所需,又要為未來社會的生活和生存尺度預留空間。

整個社會由工業生產時代走向信息運作時代,人們對生產產品由較純粹的功能需求走向功能和精神需求相并重,技術由機械化方式向智慧型科學技術事業看齊。這種復雜性和轉變性正是現代科學技術文化所要面對的。科學理性是現代性的本質體現,現代化過程是科學理性不斷發展的過程,這是一個激越的時代,而這份繃緊科學技術進步之繩的舒緩需要人文特質的介入,以消解科學技術的快節奏重壓;融合科學理性和人文特質的創新因子體現了意志自由和獨特個性,從而應和后現代主義的特性之一:突出提倡多元性、異質性與平等性。在現代社會,科學技術文化對整體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凸顯在三元素上:現代的科學理性是批判與反思意識、嚴謹實證意識、責任與民主意識的有機統一,它對科學技術發展起固本強根之用;人文藝術特質調適事實和虛幻的合理間距,能在科技人員層面助其從教條和枷鎖中解放出來,以情商(人性和靈性)激發智商,培育對科學技術的熱愛激情;進而促使科學技術活動突破常規。現代社會的原始創新因子是在現代知識與學科整體化趨勢發展下取道于懷疑主義與樂觀主義精神的產物,它引領著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和宗旨。科學技術文化正是以科學理性為中軸、人文特質為滋養、原始創新因子為動力,引導著科學技術以及從事科學技術事業人的可持續發展和健康和諧發展,在宇宙生態角度控制科學技術發展的方向,從社會價值觀層面牽引科學技術發展。在此基礎上的現代科學技術猶如骨架支撐著現代社會的有序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