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效率論文：區域科技效率的對比及互動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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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志學王小凡王毓軍工作單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目前已有一些指標用以評價創新過程的投入—產出，包括有一定國際可比性的經濟測度指標。在科學技術創新（sciencetechnologyinnovation，STI）分析中使用的主要指標有3類［10］：1）R＆D（researchanddevelopment）數據；2）關于專利申請、授權和引用的數據；3）文獻計量學數據，即科學出版物或引文的數據。馬斯特里赫特創新與技術經濟社會研究培訓中心（MaastrichtEconomicandSocialResearchandTrainingCentreonInnovationandTechnology）在其報告“歐洲創新記分卡2007：創新績效比較分析（Europeaninnovationscoreboard2007：comparativeanalysisofinnovationperformance）”中提出25個創新指標并劃分為5類以反映創新過程的各個方面，分別有：創新動因，衡量創新潛力所需的結構條件；知識創造，衡量研發活動投資；創新與企業家，衡量公司層面的創新投入；應用，衡量以勞動和企業活動及其為創新部門價值增值表現的績效；知識產權，衡量實現的以成功專有技術表現的成果［11］。參照國際上創新評價使用的指標，結合我國科技統計數據提供的指標，本研究選擇的知識創造階段的投入產出指標見表1。我國科技統計中R＆D人員指參加R＆D項目的人員、以及R＆D項目的管理人員和直接服務人員按全時人員折算的人年數。而R＆D科工指參加R＆D項目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為了更嚴格地考察知識創造過程人員的投入，故選擇R＆D科工而未選擇R＆D人員，見表2。文選取了2001—2008年東西部地區的相關科技統計數據（http：／／wwwstsorgcn／kjnew／maintitle／MainTitlehtm），剔除了西藏地區的數據，因為西藏地區的統計數據缺失值較多。借助DEAP21軟件，進行產出導向DEA、多階段的方法（outputorientedDEA，multistagemethod）分析，選擇產出導向的原因在于力圖分析在盡可能多的要素投入條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產出。選擇多階段分析方法可以避免各要素計量單位不一致造成的影響［12］。在計算Malmquist生產率增長指數時，選擇產出導向的、可變規模報酬的Malmquist，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商業化應用最終階段的可變規模報酬的Malmquist指數如表4所示。以上測度結果顯示，西部地區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偏低。東部地區在知識創造中的科技創新對知識產出增加的貢獻較大，特別是沿海省份顯示出一定的空間集聚效應。東部地區科技創新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較高，上海、北京、廣東、江蘇、天津、山東的科技創新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且實現了技術進步，而西部地區中除甘肅、青海、四川3省的科技創新推動了生產率的提高，且西部地區全部出現了技術退步。特別值得提到的是，作為西部的大省，陜西科技創新對生產率的貢獻在東西部所有地區中僅優于海南，在技術競爭日益強化的今天，陜西省的競爭優勢將受到很大的影響。

vrs與規模效率Se共同影響，即由于在現實創新資源投入約束下實際產出未達到最優產出的影響，以及資源投入未達到最優規模造成的。從投入導向來看，主要考察在現有實際產出條件下，不同地區間成本效率差異的產生原因。成本效率受科技創新的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共同影響。技術效率主要受到當前生產函數的約束，而配置效率則體現了地區在科技創新資源配置方面的政策引導。創新活動的成本各國有不同的規定，美國的科研項目經費一般包括直接成本（人員報酬、材料等）和設施和管理費；英國科研項目的成本構成包括直接成本（人員報酬、差旅費、設備費、調查成本、設施成本等）和間接成本（綜合管理成本）；我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成本構成包括研究經費、國際合作與交流費、勞務費及管理費等；《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專項經費管理辦法》指出經費支出預算包括直接費用（勞務費、設備費、國際合作與交流費、材料費、燃料動力費、外協測試化驗與加工費等）、間接費用（管理費、房屋占用費等）以及協作研究支出［13］。創新資源的配置主要體現資源投入在上述費用之間的分配比例。限于科技統計數據的約束，知識創造過程中份額成本構成則從R＆D經費、科技經費、地方財政科技撥款、高技術產品進口4個方面分析資源配置造成的地區間創新效率的差異。從評價結果看，成本效率較高的多為西部地區省市，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主要在于配置效率差異。這一結果恰恰與東部地區創新資源投入普遍高于西部地區相反。由于科技創新投入活動的產出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且其時滯性較長，因此，造成了東部地區效率相對較低。當然，東部地區在投入結構上的問題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見表5。根據分析結果，在知識創造過程中，東部地區平均技術效率、配置效率、成本效率均低于西部地區的相應指標，配置效率與成本效率顯著地低于西部地區。從省際比較來看，除浙江外，東部地區其他省市的配置效率幾乎都低于西部地區（除甘肅、四川、陜西外）。在商業應用階段，東部地區平均技術效率、配置效率、成本效率則均高于西部地區的相應指標，特別注意的是，陜西省在商業應用階段配置效率在東西部總排名為倒數第一，見表64建立東西部地區科技創新互動機制的建議東部地區的科技創新投入與產出普遍高于西部地區，但是，東部地區平均技術效率、配置效率、成本效率均低于西部地區的相應指標，配置效率與成本效率顯著地低于西部地區。從省際比較來看，除浙江外，東部地區其他省市的配置效率幾乎都低于西部地區（除甘肅、四川、陜西外）。為了改善西部地區創新投資需求與資金約束之間的矛盾，同時提升東部地區創新投資的效率，實現東西部地區間合作創新、共享創新成果，從而更快地提升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建立東西部地區間的科技創新的互動機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地區間的科技創新互動的主要目的在于彌補企業在發展中面臨的資源和資金約束，提高經濟效率和效益，其互動主體主要是企業與其他企業、大學／研究機構、政府所構成的“二螺旋”或“三螺旋”結構主體。而大學之間的創新聯盟主要在于創造新的知識，實現科學突破，為實現根本性（radical）技術創新奠定了基礎。在建立科技創新互動機制的過程中，應注意解決好以下幾個主要問題：1）依據資源稟賦明確科技創新互動的動機。在互動科技創新過程中，大學、研究機構與企業間的合作將成為主要的選擇，另外企業之間的互動創新也是不可缺少的補充。各地區的企業、大學、研究機構應根據自己的資源稟賦，明確自己參與科技創新互動的動機，才可能具有參與互動的真正動力。對企業而言，科技創新互動的動機主要是：獲得廣泛的與所處行業相關的專業知識以識別新的商業和技術機會；獲得與研究、技術開發、培訓、人力資源管理、公司制度和企業愿景相關的一般能力的發展；解決特定問題，通常在產品或流程開發的初始競爭階段。而對大學來說，合作創新的動機是：參與產業工作；提高研究水平并獲得新的想法可反饋到基礎研究中；得到研究中心和其他公共機構的資金資助；得到資金投入于大學并不支持的領域。政府參與科技創新互動的主要動機則是為創新互動提供必要的支持，以通過本地區的創新能力、實現創新推動的經濟增長。2）明確科技創新互動的利益分成標準。利益共享是保證科技創新互動結構穩定的根本前提。在建立科技創新互動機制時，利益分成是需要考慮的關鍵要素之一。利益分成標準確定的核心難題在于如何準確地評估創新互動參與各方投入的資源價值。另外，隨著創新的不斷發展，新的科學將得以產生，由此會打破已有的、穩定的科技創新互動結構，創新互動的參與者可能增多，這時原定的利益分成標準將不得不進行調整，以便較準確地反映各方的資源價值。因此，應通過科學地評估各參與者投入資源的價值，并根據創新成果及時進行價值重估，確定并調整利益分成標準，保護科技創新互動原參與主體的利益，同時保證新參與者獲得應有的回報。

政府應持續地為產學研創新互動提供政策支持。政府應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在增強大學與企業的密切合作過程中，美國聯邦政府主要通過適時制定一系列成立配套的政策法規、改革有關宏觀管理體制和組織機制，來引導和整合各方面的創新要素，促進產學更加緊密地結合，不斷提高國家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在推動雙方深度合作的過程中，美國聯邦政府采取了非常關鍵的兩大措施：①1980年國會通過貝一杜法，該法案允許大學、非盈利機構和小企業擁有利用聯邦政府資助獲得的發明的知識產權；②從20世紀80年代起，聯邦政府一些部門和機構（如國家科學基金會）提供種子基金，建立了多種形式的企業—大學研究中心、工程中心，促進了大學與產業界合作開發工業技術以及大學向產業界轉移研究成果。美國聯邦政府在硅谷的成長中發揮了“第一推動力”的作用。在硅谷產學知識聯盟集群的成長過程中，聯邦政府主要通過使用各種政策工具來營造有助于各個創新主體加速發展的環境。政府在對公共投資和配套建設方面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對企業的發展采取寬松態度，并為大學提供大量的墓金支持研究，例如斯坦福大學每年收入中約有40％來源于受政府委托的項目。不僅如此政府還通過擴大規劃用地，改善交通狀況和緩解住房緊張等方面給予了相應的政策支持。因此，在產學研的創新互動過程中，我國政府應在產業、稅收等方面為科技創新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b完善金融資本服務。完善的金融資本服務也是推動創新互動的重要條件。硅谷是現代風險投資的發源地，是世界最大的風險投資中心，其成功受益于得到了豐富發達的風險資本和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支持，而伴隨著硅谷經濟的發展，風險投資也獲得了大規模發展，并成為硅谷成長的“發動機”。風險資本是創新企業成長的源頭，是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孵化器。它不僅在硅谷高科技企業創設初期提供所需的天使資金，成熟的風險投資企業還為創新企業提供信息咨詢、管理咨詢、戰略決策等多方面的服務，極大地提高了新創企業效率和質量。納斯達克市場還為風險資本的退出提供了市場，形成完善的融資，加速了資本的流動和近一步的風險投資運作。硅谷成熟的風險融資機制與資本市場，推動了科研成果向商品化和產業化的飛躍。c提供豐富充足的中介服務資源。中介服務體系不僅是技術創新體系的一部分，而且它在整合各種創新要素、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等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硅谷的中介服務主要包括人力資源機構、財務和法律服務機構及技術轉讓機構等。值得一提的是，在硅谷技術轉讓服務機構主要是由大學的技術轉讓辦公室和一些技術咨詢、評估、交易機構組成，技術轉讓辦公室的主要工作是將大學的研究成果轉移給合適的企業，同時把社會和產業界的需求信息反饋到學校，推動大學研究與企業需求的合作。借鑒美國企業創新的政策支持，東西部地區政府應對各地區產業的發展潛能進行評估，對于具有發展前景的產業給予政策支持，如財政補貼、稅收優惠、法律保障等，要創新政府管理方式，發揮協調引導作用，營造有利的政策和法制環境，圍繞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推動重點領域科技創新互動機制的構建，以鼓勵投資者對產業的投資，推動產業的成長，實現產業的優化升級，提高區域創新能力。在科技創新的互動合作中，西部地區應充分地學習東部地區企業和政府等擁有的知識，特別是隱性知識，以此推動西部地區創新思想和知識的傳播擴散，根本性地促進西部地區的根本性創新，這恰恰是實現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最根本因素。對西部地區特別是陜西省而言，主要優勢在于能源資源，因此，西部地區應選擇基于資源利益共享的區域間互動創新，合作創新的目的在于提高能源資源的開發利用效率和效益，同時確保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東西部創新互動將推動西部地區形成以資源為基礎的創新推動的內生型經濟發展模式。5結論1）西部地區應通過優化科技創新投入機制，以提高科技創新過程中的科技經費投入、地方財政科技投入、科技人員投入等。2）東部地區應通過調整科技創新資源投入結構，提高科技創新效率。具體在操作時，應考慮技術效率分析中不變規模報酬和可變規模報酬的不同情況，科學地增減投入，同時盡可能提高技術進步指標，以擴大省區的生產能力。3）東西部地區應致力于建立有效的知識聯盟和科技創新產業技術聯盟，在建立科技創新互動機制的過程中，應解決的主要問題有：依據資源稟賦明確科技創新互動的動機；明確科技創新互動的利益分成標準；政府應在金融服務、互動創新的中介服務等方面持續地為產學研創新互動提供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