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英雄小說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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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英雄的低俗小說重要導演：昆汀·塔蘭蒂諾、雅各·范·多梅爾重要影片：《英雄托托》、《低俗小說》

讓我在雪地里撒個野

1994年的戛納電影節是在爭吵和噓盧中落幕的，原本呼聲最高的《紅色》名落孫山，基耶斯洛夫斯基沒能實現二大電影節的三連冠，之前，《藍色》獲得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影片獎，《白色》則獲得了柏林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戛納已經在連續5年的時間里，將金棕擱大獎頒給三部美國的后現代電影《性·謊言·錄像帶》、《心中狂野》、《巴頓·芬克》，人道主義杰作

《紅色》落選，《低俗小說》獲獎，被一些人稱為“痞子”戰勝了大師。戛納一直是電影人心中的情結，別人不說，希臘導演安哲羅普羅斯就一直矢志不渝地參加戛納電影節，他的《尤里西斯生命之旅》和《一日即永恒》先后拿過評委會大獎和金棕櫚大獎。昆汀·塔蘭蒂諾去戛納沒想到能拿大獎。他就是去玩的，得獎純屬“意外”。

1995年11月，31歲的昆汀·塔蘭蒂諾來到了北京，把《低俗小說》帶到了20世紀劇院舉辦的圣丹斯電影節。同時放映的還有拿過戛納電影節最佳影片和導演獎的《巴頓·芬克》（導演：科恩兄弟）。則氏俗小說》迷住了一大片的人，原來電影還可以是這樣拍的，可也有不少人稱自己沒看懂這部電影，說它完全是胡搞，死了的人竟然都活了回來。

昆汀·塔蘭蒂諾被稱為電影頑童，成為電影導演之前，他曾經經營過錄像帶出租生意，是鐵桿影迷。不過，有些影片他并不是在電影院看的，而是通過錄像帶。這也正是后現代電影迅速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普通的電影觀眾通過錄像帶和電影頻道，看到了更多的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電影，他們的電影經驗已經遠非廉價的錄像帶出租之前那些老式的影院觀眾所及。塔蘭蒂諾的電影營養就是錄像帶、美國通俗文化。他本人開口閉口也是吳宇森、林嶺東、王家衛這些香港導演的作品，當然他還很喜歡戈達爾的《精疲力盡》、馬丁·斯科西斯的《出租汽車司機》等影片。《低俗小說》是昆汀的第二部電影作品，這部影片的成功宣告廠后現代電影在世紀末終于成為電影中一股強大的潮流，他最大的貢獻是把“淺薄”的后現代電影拍成了“史詩”。

《低俗小說》是一部很難定義的電影，因為它與美國文化、歷史和世界電影的相關性大多，人物的對白也有大量的非官方的街頭俚語、臟話。低俗小說指的是那種內容、裝幀通俗的小說，它們是1935年英國的阿蘭·萊恩創辦“企鵝”版通俗文學讀物時誕生的，這種書往往都是用再生紙做的，是各種廢棄報紙、書籍被攪和成紙漿后而產生的，昆汀暗示了自己的電影就是許多其他影片和文學作品的碎片攪和而成。他把所有硬的東西，暴力、性、政治、國家的戰爭都變得像果肉甚至番茄醬一樣容易吞咽。（注18）有的人花了很大的功夫來詮釋后現代是一個什么東西，可是塔蘭蒂諾就憑《低俗小說》這樣一部影片將自己造就成一個后現代電影英雄。

《低俗小說》發生的幾樁事，都跟黑社會有關。可是這幾件事情本身是不相關的，每個故事之間也沒什么聯系。不過，幾個故事中的人物會在別人的故事中交叉出現，只有殺手文森特在每個故事中都要亮相，但是他所占據的分量并不一定最多。如果僅僅是幾個故事—一講來倒沒什么，可是，塔蘭蒂諾卻將兩少年計劃搶劫受到殺手朱爾斯的教育拆開來放在影片的開頭和結尾，不僅如此，他把其他幾個故事也都拆開來講，以致出現了死人活過來的場面。觀眾身臨其境真有如看到一部“虛假”的電影，一部被人不小心撕掉開頭、結尾或者中間的某些部分的“地攤文學”。影片的結構很容易讓人想到《暴雨將至》，但是《暴雨將至》顯然沒有放棄對“暴力”的反思，而《低俗小說》卻是徹底地將暴力美化或風格化。它讓觀眾意識到，這一時刻，你看電影是在娛樂，所以，塔蘭蒂諾才會化暴力為玩笑，化性為玩笑，化政治為玩笑，化歷史為玩笑。就憑約翰·屈夫塔和烏瑪·瑟曼在夜總會跳扭擺舞的一場戲，塔蘭蒂諾輕松地回顧了美國的電影史、音樂史和舞蹈史，加上黑色電影和硬漢小說中對待暴力和惡的冷漠態度、強盜片的人物設計和格局、香港電影的激烈動作；魔幻現實主義的奇跡與現實的混淆，使得《低俗小說》的后現代大拼接達到了狂歡的程度。搶救黑幫老大的情婦米亞時，在她胸口畫點打針的情節來自馬爾克斯的奧連諾上校在自殺前，吩咐醫生在他胸口找一個讓他死得痛快和準確的記號。塔蘭蒂諾自己也說：“我每部戲都是東抄西抄，抄來抄去然后把它們混在一起……我就是到處抄襲，偉大的藝術家總要抄襲。”

《低俗小說》對暴力的處理是影片能夠熠熠生輝的重要原因之一。朱爾斯殺人前還跟人家爭論哪家的漢堡包好吃，還要念一段《圣經》；文森特和朱爾斯一邊擦車還一邊爭論誰該清洗車后座的腦漿2至于女司機纏著布奇非要讓他講殺人的感覺，更是令人啞然。

將暴力美化或風格化，并非塔蘭蒂諾原創。1960年，希區柯克（AlfredHitchcock）在《驚魂記》中創造了電影史上最儀式化的殺人方式，兇手隨著剪輯節奏的變化，逐漸逼近正在淋浴的女主角；1967年，阿瑟·佩恩（ArthurPenn）的《邦尼和克萊德》，俊男美女在洗劫銀行亡命天涯中肯定彼此的愛情；1976年馬丁·斯科西斯（MartinScorsese）的《出租汽車司機》，1992年的《沉默的羔羊》，1990年的《心中狂野》，1991年的《末路狂花》（原名《塞爾瑪與露易斯》），主人公達到自覺、了解生命意義的方式都是暴力。

昆汀·塔蘭蒂諾與他的前輩大師不同的倒還不是他的大膽直接，更重要的是他活在90年代：一個因MTV和運動鞋廣告而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講究風格、時尚、酷的年代；一個因街頭暴力和波黑戰爭而使人命比任何時期都要廉價的年代。塔蘭蒂諾將社會的風尚流行和犯罪現實巧妙結合，使他的暴力像巴黎時裝一樣：性感、高貴、深具時代性。

昆汀·塔蘭蒂諾從沒有談論過后現代，可是他深諳其精髓。昆汀似乎要告訴我們，20世紀的生活是迅猛發展、超速多變而沒有價值的，任何人都沒有免疫力，無論生與死都沒有道理和公正而言，電影要講的無非是瑣事和笑話，是一本“低俗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