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法則與電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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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庸諱言，當代電視節目因其創造了斑駁陸離、嘆為觀止的媒介景觀而成為了后現代研究的絕佳范本。當人們沉迷于后現代氣息炙烈的MTV和電視廣告時，對于體察電視新聞的后語境卻顯得有些漫不經心。其實，在大眾文化的漫天硝煙下，電視新聞從形式到內容都或多或少地隱匿著后現代主義的種種法則。

拼貼、復制與電視新聞的時空幻象

拼貼與復制具有典型的后現代性狀，也是最受爭議的后現代命題之一。本雅明曾對這種技術表現出傾心，他認為：“技術復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帶到原作本身無法達到的境界”，[1]尤其是攝影技術在表現事物時，通過拼貼式組接或蒙太奇技巧的運用，不只為觀者帶來視覺的全新體驗，也使“展示價值開始整個地抑制了膜拜價值”，[2]從而改變了大眾與藝術的關系。

如今，當我們置身于大眾媒介營造的視覺王國里，也會深深感受到拼貼與復制的無所不在。電視新聞就是經由電子技術顯像，按照特定的鏡頭語言邏輯，對新聞元素進行聲畫拼貼與復制的一種媒介形態。其帶給人們的新聞資訊無所不包、無遠弗界，這種時空體驗是以往那種親歷體驗方式所無法企及的。面對媒介社會的信息泛濫，電視新聞為了高效快捷地給大眾提供資訊服務，使表達當下情感和精神成為可能，也在不斷催生著新的節目表現形態。

例如《東方時空》子欄目《時空連線》在國內首創多視窗節目形態，其呈現給觀眾的畫面是主視窗中的主持人與三個分視窗中的新聞當事人的對話。在這里，傳統的一元電視畫面被切割成若干影像單元，通過技術拼貼使來自不同時空現場的畫面被統一在節目當下的時空維度中，這種虛幻的時空景象無疑強化了新聞的即時性。另外，目前頻見于各檔新聞節目中實時滾動的字幕新聞，也是通過拼貼復制技術使得字幕在畫面下方快速滾動，使新聞演播室的直播時空與由文字不斷生成的擬態時空互相交錯，這樣造成了信息空間相對膨脹，而時間因并軌被相對壓縮。技術的進步使得新聞的進行時態不斷得到強化，而觀眾也仿佛置身于永恒的當下和永恒的變化之中，隨時體驗著新聞資訊的鮮活。如此看來，拼貼與復制法則在粉碎我們以往時空體驗的同時，也延伸了我們的感官，并找到了當下的存在方式——一種新的時空體驗，而這使我們通過電視媒介感知新聞信息的方式變得更加豐富。

然而，技術帶給新聞的也并非完全是福音。創立了諸如類象、內爆、超現實等后現代話語的社會理論家波德里亞，在對媒介技術進行闡釋時就走向了激進的批判。在他的社會學視野中，傳播的擴張性和影像的蒙太奇一起構成了后現代的社會體系，而“真實已經在形象和符號的迷霧中完全消逝了”。[3]由于傳媒技術打破了傳統的時空整體性，瓦解了曾經為人們提供了統一感的時空量度，因而在電視新聞為大眾提供的信息符碼中，“歷史”就演變成符合編碼規則的視覺文本，零散、平面而無深度。在編碼過程中，生產者會對一些真實事件的影像聲音碎片進行任意地拼貼復制，由此產生的媒介文本會令人們推演出整個新聞事件的前因后果。然而就是在媒介技術的過濾、切割和操縱下，真實世界的面貌往往被竊取甚至取消，過往歷史的深厚也會變得萎縮和平庸。因此，波德里亞悲觀地斷言，“人們越是接近真實資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來追蹤真實，對世界真實的缺席隨著技術的日臻完善就會越陷越深”。[4]

在現實的媒介事件中，關于媒介真實與社會真實的種種矛盾成為波德里亞的追隨者所津津樂道的話題。在對電子技術的仿擬功能采取批判態度的同時，他們進而對電視新聞傳播的真實性進行質疑。由于聲畫符號是電視新聞報道現實的重要手段，因此符號與現實的斷裂也就在所難免，對海灣戰爭的懷疑就是一個極端的案例，波德里亞曾斷言海灣戰爭根本未曾發生，只是傳媒制造了一場影像戰爭。這種說法雖有矯枉過正之嫌，但對于電子媒介競爭，尤其是戰時新聞中愈演愈烈的媒體大戰而言，則不無反諷效果。確實，電視媒介對新聞事實的主觀再分割，肯定會導致觀眾對真實狀況的無所適從。傳媒對關于“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的新聞報道的反思，就代表著生活于后媒介景觀中的新聞工作者的一種理性自覺。

解構之維與電視新聞的“去中心化”

在風起云涌的后現代思潮中，由德里達、巴特、福柯等人創立的解構思想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反結構主義是解構主義的徽章，其解構的目標就是拆除那種具有中心指涉結構的主體。因為在解構主義者的眼中，這種結構根源于對永恒意義和恒定結構的先驗性設置，而其本身往往無法逃離權力中心的控制和話語制約，因此需要對這種抽象結構進行消解，最終使得“社會從所有那些作者、創造支配性話語的知識權威們的觀念束縛中掙脫出來”。[5]

解構大師德里達的一個很重要的策略就是“去中心化”，例如對某一文本的關注點不在于其中心，而在于其邊緣，在于被隱瞞、被掩蓋的那些環節。當電視新聞被視為媒介文本時，其去中心化過程就是建構那些與觀眾切身經驗相關，但以往卻處于邊緣的意義的過程。

電視新聞誕生之初基本上沿襲的是政黨報刊的路數，把宣傳與教育作為自身的主要職責，而電視機構的體制屬性無疑催生了電視新聞的話語權威性。在我國，長期以來，以《新聞聯播》為代表的宣教新聞是國內電視新聞的主流模式，政治教化成了這類新聞的第一要務，與之對應，那些引領潮流的社會精英也就當仁不讓地成為新聞中的主角。然而，隨著新時期國內新聞理念的進一步演化，新的節目形態開始嶄露頭角，其中以《南京零距離》為代表的都市民生新聞成為新的熱點。在這類節目中，關注社會普通層面、再現都市生存狀態成了新聞首要的價值訴求，而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街頭巷尾的普羅大眾就成為節目重點捕捉的新聞人物。如今，隨著一批民生態的電視新聞如燎原之勢蔓延全國，一度被觀眾視作政治傳聲筒和領導見面會的電視新聞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親和力及創造力，傾力建構著“新聞，為民所用”的全新話語體系，而這類新聞節目大多在各種花哨的技巧外衣下隱含著“去教化中心”與“去精英中心”的策略。

稍加留意，我們不難發現，活躍在電視新聞改革中的這場“去教化中心”和“去精英中心”運動實則暗合了后現代的解構之風。因為在當下這種后烏托邦式的平民生活中，在反精英主義情結日益普遍的社會氛圍中，人們對深度意義、終極價值、永恒真理等精英話語的灌輸已漸生抗拒，他們開始放棄對終極價值的追求，轉而開始向衣食住行、飲食男女等生活原生態回歸。而在電視新聞節目中，傳播語態由教化向溝通的過渡、選材向度由唯上向親民的轉變等等，本身就意味著對傳統新聞領域的政治情結與精英情結的一種消解。

然而，正如“后現代”概念本身就是一個亦正亦邪的矛盾綜合體一樣，解構主義也有其與生俱來的思維罅隙，特別是當其一味流連于文本的游戲和差異，卻對真理、意義的構建無動于衷時，就會有滑向價值虛無主義的危險。詹明信曾視“去中心化”的文化邏輯為“把生活中無數卑微的細碎一一混進他們切身所處的文化經驗里，使那破碎的生活片斷成為后現代文化的基本材料，成為后現代經驗不可分割的部分”。[6]這種觀點作為對時下電視新聞某些弊端的概括頗為到位。例如以表現世俗民風見長的湖南衛視《晚間新聞》在初創時期，為了盡可能淡化新聞的政治色彩而不惜出位，以膚淺瑣碎的新聞噱頭來取悅觀眾，致使一些未經證實的市井傳聞、雞毛蒜皮的鄰里矛盾甚至百無聊賴的貓狗打架都曾一度堂而皇之地步入新聞殿堂。而當節目沉湎于再現這些偏離新聞基本屬性、一味媚俗的偽民生題材時，民生新聞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化與瑣碎化。其實，新聞的平民化視角并不等同于低俗的價值取向和文化品味，還原百姓生活也并不意味著就此取消價值導向和倫理規范，畢竟，電視新聞在傳承文化和傳播信息方面是責無旁貸的。因此，電視新聞在吸納“去中心化”的合理價值內核時，同樣需要審慎地把握解構這把雙刃劍。

新聞談話節目與元話語權威的消解

受德里達、福柯等人解構思想的影響，法國思想家利奧塔在反對主體性的基礎上，進而質疑現代知識的合法性地位，并發展出一整套解合法化的后現代策略，從而成為后現代主義的領軍人物之一。他將知識定義為類似于一種普遍真理和終極價值的元話語體系。在分析了知識的狀況、地位的變化以及敘事知識與科學知識的“范式不可通約”后，他認為“知識元話語權威下的綜合原則”已經不適用了，所謂元話語只不過是多種話語中的一種話語而已，不再是絕對真理。因此，把知識重新加以合法化，意味著應該尊重各種話語的差異。他同時還指出，人類對話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識，因為“那種一致的共識，是一條永不可及的地平線”，相反，對話的目的在于追求謬誤推理，目的在于打破求同的穩定模式，而強調差異的不穩定模式。[7]據此推斷，倡導以更深廣的氣度來包容差異和多元才是后現代的知識法則。

當我們為利奧塔的犀利和顛覆性思維喝彩時，卻發現身邊的傳媒世界也浸染了這種反叛權威、崇尚異質的后現代色彩。受其影響，媒介文化正在經歷著從偏重單一教化到促進多元溝通的轉變。這種轉變如此深刻而迅猛，以至于一貫以承載意識形態教化為己任的電視新聞也無法逃避。在平等參與、尊重差異的傳播理念下，將談話與溝通機制引入到電視新聞中就多少帶有了必然性。這類新聞談話節目一改過去主持人或專家獨家掌控新聞話語權的局面，引進了開放、平等的多人或群體對話機制，話題的參與者都是具有平等發言權的獨立個體，現場成為匯集眾議的公共論壇。在這個開放的話語空間里，各種信息多向流動，多元價值觀相互撞擊，寬容代替狹隘，民主超越獨斷，不再有先驗性的思想框架，對話是產生文本意義的唯一渠道。

我們試舉央視王牌節目《對話》的一期內容作為例證，節目圍繞高校收費居高不下，寒門學子上學難這一社會問題展開討論。高校把持教育成本分攤制的觀點，家長卻認為工薪階層負擔沉重；學生抱怨助學貸款申請困難，銀行回應欠貸不還現象非常普遍；社會希望政策支持企業救助，而政府認為捐款抵稅與國情不符……，多方各執一詞，莫衷一是。一個就學話題帶出了教育體制、收入分配、銀行信貸、稅收政策、社會救助等一系列問題之間的潛在矛盾。的確，在當代這個多元異質的社會中，對與錯、是與非的二元維度似乎已很難應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紛繁復雜的差異與矛盾，因為任何話語只能是在歷史視點之內的有限性話語。因此，節目秉承“突出思想的交鋒與智慧的碰撞”的宗旨，讓差異各方盡可能通過對話達到溝通，并鼓勵各方以一種更平和的心態看待矛盾，以一種更寬容的態度來面對現實。

然而，與解構主義所面對的困境一樣，多元主義如果片面追求知識的異質性，推崇差異而貶損共識，力主謬誤推理而拒斥宏大敘事，其結果就有可能形成“狂歡節式的”眾語喧嘩。在這里，由于缺乏共識，多元話語之間相互譏諷、語無倫次、前后矛盾，于是“社會聯系的紐帶被離斷肢解了，有秩序的社會轉變成了一個亂七八糟的無序的大眾聚合”。[8]當然，波德里亞的這一結論未免過于聳人聽聞，但這對于當今這個充斥著話語碎片的傳媒世界來說，無疑是具有警示效果的。

其實，無論時代如何發展，人類都會渴望從對話中實現溝通，從而滿足智慧、信念的精神需求，并體驗普遍、永恒的終極價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取得共識應比陳列差異更有意義。例如在前文所舉的案例中，《對話》在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后，不忘啟發社會各界提出更多的幫助解決寒門學子入學的建設性方案來。由此可見，電視新聞利用談話機制建構多元話語場固然重要，但通過對話交流傳遞人文關懷、催生情感共鳴、引導社會變革，也同樣應該是媒體追求的職業理念。

后現代思潮雖發源于西方，但隨著全球化浪潮風行世界，其影響已經波及我國。對于這股思潮，盲從或拒斥都是無益的。無數歷史經驗表明，不同的思想文化在經過碰撞之后產生的價值整合才是最具意義的，而這也正是本文嘗試以后現代法則反思電視新聞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