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聞傳播適應性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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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社會變革的發展使中國新聞傳播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近年來，以《焦點訪談》為代表的監督類批評性節目不斷涌現便是適應社會變革的發展而產生的。

在對《焦點訪談》現象進行研究時，發現《焦點訪談》是中國新聞傳播模式等隨著社會變革而演變的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一斑，窺一豹”，看中國新聞傳播的新特點和新變化。

在進行論述時，試圖用一定的筆墨把這個問題放在社會變革的大環境中進行思考，并對《焦點訪談》這個比較典型的例子進行了一定的具體分析，以挖掘其更深層次的意義。在設計文章架構時，對這種新聞傳播轉變后的問題、前景以及發展趨勢等被很多人所關心的問題也試圖展開論述。在論述的過程中也使自己的認識得到了提高。

一、問題的提出：焦點訪談節目的現象，背后隱藏的意義

1994年4月1日，中央電視臺開辦了一個以深度報道為主的新聞評論性節目－－《焦點訪談》，這種批評性報道以其獨特的視角和風格，把視點投向于大眾最為關心的各種熱點、難點和疑點問題，矛頭直指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會上掀起了極大的反響。、李鵬、朱基、、李嵐清五位領導人曾親自過問《焦點訪談》反映的問題，并督促查辦；李鵬、朱基也先后視察《焦點訪談》并題詞。而普通民眾則把《焦點訪談》視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據統計，每晚收看這個欄目的觀眾多達三億，每天有數千觀眾通過電話、傳真等形式提供線索、反映情況，數百人在電視臺東門排著長隊要求上訪。在社會各方面的關注下，《焦點訪談》的社會影響力迅速擴大。1998年4月以來，《焦點訪談》播出的很多節目都有了整改反饋，違紀者受到了懲處，以致一個行業、一個地區的工作狀況往往由于《焦點訪談》的報道而得到了改進，甚至一些執法部門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響，面向群眾進行了修正規范。一個電視欄目能如此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其范圍之廣、影響之深在中國電視業發展史上還是首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焦點訪談》在整個新聞界樹起了一面旗幟，《美國之音》則將它稱之為中國百姓的“回聲”，而境外的媒體雖然對《焦點訪談》的出現和地位感到費解，但仍認為它的誕生意味著中國電視業的一場革命。一時間，不少電視臺也紛紛辦起了類似的節目，直面各種社會問題，有人將其稱為“《焦點訪談》現象”。

現象的表面是中國新聞傳播的輿論監督職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國新聞傳媒正逐漸獲得少受行政權力干涉的相對獨立的監督權，有人將其類比為西方的“第四種權力”，但是中國新聞無論就其性質還是機構設置來講，都并未改變其作為黨和政府的宣傳部門發揮“喉舌”作用的社會定位。所謂的“第四種權力”的說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應的依據。那么，在性質和建制并未改變的前提下，為什么會出現《焦點訪談》式的批評性節目？它與我國社會變遷有哪些關系？中國新聞傳媒發生了哪些變化？何以發生如此顯著的變化？社會在結構上為新聞傳媒的變化提供了哪些條件？《焦點訪談》式的新聞傳媒進一步發展的前景如何？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課題。本文擬就這些方面進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點訪談》的產生背景是應社會轉變而產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為國家發展服務時，大眾傳播媒介是社會變革的代言者。他們所能幫助完成的是這一類社會變革：即向新的世俗行為，有時是向新的社會關系的過渡。在這類行為變革的背后，必定存在著觀念、信仰、技術以及社會規范的實質性變化。”因此對《焦點訪談》現象透出的中國新聞傳媒輿論監督放大這一社會現象也決不應局限于中國傳媒業自身發展，還應放置于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下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的變革，在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中國社會結構由總體性社會向分化性社會的轉變；國家對資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體，城市企業的純經濟性加強，使中國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國家與組織的關系也發生了轉變，組織已不是國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獨立性的“整體”；此外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的區域型格局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地方成為利益主體，地區差異性增強……舊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中國新聞傳媒體制已經不再適應時代的腳步，新的新聞傳播樣式也就應運而生。《焦點訪談》正是在這樣一個復雜的背景下產生并脫穎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對地方剛性指揮減弱的情況下，中央需要大眾傳媒作為監督渠道，及時完善不同側面的反饋，及時彌補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據兩個剛性任務的達標來實現。一是在經濟建設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標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樣的要求結果，往往使各地在上報中央政府的材料中報喜不報憂，隨意夸大成績，對問題避而不談。朱基曾坦言：“中國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們在上邊的眼力不夠，無法有力監督。”《焦點訪談》的出現正好成為擔當此任的最佳選擇，成為中央政府懲辦部分中間層行政故意偏離行為的理性選擇。

另一方面，《焦點訪談》的出現及時地幫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間的無衰減交流和傳遞，適應了時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對地方問題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蓋問題使民眾的利益得不到切實的關懷，如果受損的民眾面積擴大，民怨積聚，就不利于團結穩定和發展。雖然中央力圖改變這種現象，但由于民眾地位微弱，沒有一個直接的利益表達渠道，而上訪的成本過高，超出弱勢群體的支付能力。因此《焦點訪談》的出現也正好滿足了民眾的需求。

第三，《焦點訪談》類批評性節目的出現也是大眾傳媒業自身發展的需要。隨著全球媒體和信息的不斷擴展和交流，中國大眾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斷地被刺激和拓寬的同時，西方媒體也把另一種觀念和視角帶給了中國民眾。盡管這之中有文化差異導致的誤解和偏見，也不乏意識形態的差異和對抗，但實事求是地正視問題，不再片面夸大優點、掩蓋缺點等理念已經深入人心。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需要，實現發揮社會價值的最大化的職業追求也是傳播業工作者所一直為之奮斗的目標，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也是《焦點訪談》類批評性節目得以產生并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最直接動因。

三、《焦點訪談》欄目分析

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發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風吹臨中國大地，在新的發展機遇中，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態勢在各行各業中逐漸形成。部長丁關根在宣傳工作會議上說：“宣傳內容上要面向群眾，面向實際，注意回答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各種熱點、難點和疑點問題。在宣傳方式上，要改進宣傳方法，注意宣傳效果，多采取民主討論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動活潑，可信可親。今年要努力爭取使電視節目有一個較大的改觀。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開辟新的欄目，在形式上有所創新。”正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下，中央臺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貼近生活、貼近時代、貼近實際的欄目紛紛上馬．而在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實質意義的標志當屬《東方時空》的開播，其中的子欄目《焦點時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報道

國內外事件為宗旨，關注社會熱點、難點和疑點，揭露丑惡現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惡劣行為等等果敢客觀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業的一致認同。它的成功表明，過去有意或無意回避的熱點問題、焦點問題、難點問題，其實是可以報道的，關鍵是怎么報道，而新聞改革的一個突破口就是如何將正面報道與輿論監督結合起來，從而真正達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釋惑、平衡心態、緩解矛盾、團結鼓勁”的效果。從某種意義說，《焦點時刻》為《焦點訪談》的出臺進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經驗。而從另一方面來看，新聞歷來是世界各大電視臺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評論節目又是節目的靈魂，可謂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級大臺努力的中央電視臺在這種形式下在每日黃金時間推出《焦點訪談》，也可謂順應形勢，順應媒體自身發展，適應政府、順應民意的需要。

1．從《焦點訪談》的欄目定位來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時事追蹤報道、新聞背景分析、社會熱點透視、大眾話題評說”這四句我們每天都會看到的廣告宣傳語。《焦點訪談》第一任責任人孫玉勝曾在內刊中寫道：“根據欄目定位，‘焦點''''節目不可能回避問題，而同時又要堅持正面報道為主。所以我們在新聞部全體工作人員中灌輸一種指導思想，即不要以在野黨、反對派，甚至持不同政見者的角度觀察社會，分析問題，選擇題目。在這里，不允許渲染個人好惡，一切報道要有利于團結、穩定、鼓勁。”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談會上，孫玉勝進一步談到：“電視制作人員要樹立明確的大局意識，責任意識。這種大局意識的集中體現就是節目要符合黨的方針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說法是’喉舌意識‘。再明確的說法是’只能幫忙，不能添亂’。”

2．從《焦點訪談》的選題原則來看，就是體現了創辦者所要求的“領導重視，群眾關心，普遍存在”。“領導重視”和“群眾關心”是分別著眼于社會的管理決策層和普通行為層說的，它們反映出了不同社會群體在某個社會事件和社會問題上的意見的交匯，體現著不同的社會群體的共同利益和價值觀。而“普遍存在”則是衡量某些社會事件和社會現象所涉及的群體是否在社會中占有足夠的量的比例；報告這些事件或現象是否能在全社會引起足夠廣泛的反響與共鳴。1994年4月1日，《焦點訪談》按預定計劃推出第一檔節目，題為《行情看好－－國債發行第一天》。在內刊回憶錄上，選題人說，在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關注，甚至有人提議做愚人節的創新節目，但綜合考慮到這一年的國債發行與歷年相比，國債的利率及相關市場競爭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國債發行的醞釀期間，國務院和有關部門就幾次強調要周密安排這次發行工作，全國城鄉的千家萬戶更在關心著今年國債的購兌方法、投資效益以及旁人的選擇。此外，從大的宏觀角度來看，國債的發行與運作也從本質上反映出中國的經濟模式向市場轉型的趨向和力度。由此，編輯、記者在全面分析后，決定以多點報道的形式推出了《焦點訪談》的第一期節目。由此看來，《焦點訪談》的節目選題不僅要堅持三句話原則，而且要堅持三句話的結合。

3.從《焦點訪談》的報道原則上來看，正面報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現在角度的選擇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準，正面報道也會有負面效應。

在《東方時空》1999年第四季的節目中，有一篇關于《37所高校實行收費制》的報道。高校實行收費本是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把這期節目對準“收費后學生家長是否能負擔得起”這個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節目播出后會引起社會方面的不滿，因為畢竟那些能夠承擔得起費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過去本歸國家承擔的費用改為自己承擔的費用，給自己增加額外的負擔。所以選題者構思精巧地將焦點對準為高校為何要實行收費這樣一個溝通講理的角度，并引鑒了國際慣例上大學都是自費的相關背景，并補充說明了學生如果用功學習，得到的獎學金要比付的費用還多，而那些有困難的學生還可以申請貸學金等等一系列大家關心的問題，起到了為政府與民眾進行溝通，評說時事、解釋背景、緩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見在報道原則上選擇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負面報道方面，“硬焦點、軟著陸”是《焦點訪談》一貫堅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評什么，批評誰，有一點是必須明確的，就是“不能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不能以偏蓋全，影射攻擊，挑動矛盾，渲染情緒”。作這類節目時要把握住分寸，出發點應是積極的、善意的，批評性報道要爭取起到正面效應。正是基于這樣的出發點，《焦點訪談》提出了自己的報道原則：

第一，要力求事實準確，記者不能先入為主，更不能偏聽偏信。記者要作到冷靜的觀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觀意識太強。在對有爭議的的問題采訪時，要聽取多方的意見，不要輕易下結論。

第二，在評點時要就事論事，不要引申發揮，擴大批評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爭取得到主管部門和權威部門人士的表態或得到他們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問題要有普遍性，作到選題為受眾所關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選擇好時機，把握好時事的動態走向。

第六，要有結果，給自己和受眾一個可回味的空間。

（孫玉勝：《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關于（東方時空）（焦點訪談）的回顧與思考》）

四、《焦點訪談》是體制變革時期中國新聞報道發生轉變后一個典型先例，它體現出中國新聞傳媒的一些新特點

1.形式上增加負面報道，但與正面報道并不相悖

所謂正面報道和負面報道從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無非是表揚什么，批評什么，但有時有些報道則很難從表面上進行正負分類，如重案要案，掃黃打非……所以在實際操作中，《焦點訪談》對正面報道和輿論監督（批評報道）所含的內容等進行了劃分：

首先在正面報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層面不僅僅是成就報道，還包括：

黨和政府明確要提倡和弘揚的精神，如愛國主義，艱苦奮斗等等；

政府出臺的新舉措、新政策，如國庫券發行，平抑物價措施等；

黨和政府堅決制止的，如反腐敗，打擊三陪等；

此外還有法律嚴懲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負面報道方面，則包括：

嚴重危害民眾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稅發票等；

以及違反國家法律的，如亂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據《焦點訪談》內部統計結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這五年間，正面報道始終以超過總數二分之一的絕對優勢多于負面報道，但負面報道從1994年到1998年間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勢頭不容忽視，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這期間正值香港回歸，正面報道增多。

在負面報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從1994年到1997年，負面報道沒有超過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則明顯上升，接近半數，這就說明《焦點訪談》的輿論監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強化。這里至少有兩點原因：一是改革初期，過去那些一直在有意無意回避觸及的有關社會制度各方面的諸多深層次的問題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已經日益暴露出來，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社會問題也在持續加劇；二是由此導致了政府和有關部門加大整治力度的決心和措施都在不斷

地得到加強，輿論監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視和關注。1998年10月，國務院總理朱基就曾專程到中央電視臺與《焦點訪談》的工作人員座談，明確表示了對于新聞媒介輿論監督作用的重視和支持。

從某種形式上說，負面報道的出現是體制變革時期，中國新聞傳播最為直觀的特點和體現，這也是《焦點訪談》類的批評性節目在“弱勢群體”中擁有廣闊市場的一個重要原因。但負面報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著正面宣傳的原則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對此問題談過他的看法：“過去有人認為所謂堅持正面宣傳，就要報刊、電臺、電視等傳媒在正面詮釋黨的方針政策、宣揚新生事物、贊頌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絕對優勢，占到90％以上才算數，否則似乎是邪不壓正，就為宣傳紀律所不容，這種認識顯然是有失偏頗的、不全面的。”朱基認為：“只要通過輿論監督，讓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與希望，鼓舞了士氣與斗志，對黨、軍隊、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賴感，從而同心同德干社會主義，就是與正面宣傳殊途同歸。至于輿論監督披露矛盾、曝光陰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為妥，這并非問題的實質所在。……只要是實際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廣大百姓說話，就是降到49％，也應當算是堅持了正面宣傳。”（“朱镕基要大眾傳媒作''''群眾喉舌”，《鏡報》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見，負面報道的出現與堅持正面報道的報道方針并非相互矛盾，其實質都是宣傳和強化黨的政策和思想，從而達到規范社會意識和行為的目的。在變革后的當代，中國新聞傳播是要通過“正視矛盾，解疑釋惑”來消除人們意識行為中的偏離傾向，這也是中國新聞傳播在變革時代的新特點和表現。

2.職能上強化輿論監督

早在19世紀，一位著名的美國報人就激昂地保證道：“若不給我新聞自由，我就能給大臣一個貪污腐化的上議院……和一個俯首稱臣的下議院……但是一旦我有新聞自由的武裝……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強大的體制進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護的貪權枉法的垃圾堆中。”“給我一張自由的報紙，我就能消滅政府的貪污。”（埃默里：《美國新聞史》，新華出版社1982年版第3頁）19世紀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資本主義的理論贊美者也曾斷言：“隨著人們趨于平等和個人主義逐漸強烈，報刊也便日益成為不可缺少的東西。如果認為報刊的作用在于維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報刊還能維持文明。”維持自由也好，維持文明也好，這種維持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評和社會監督。

輿論監督正是在中國變革時期，新聞傳播被賦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國新聞傳媒轉變的核心。早在1996年，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接受美國《中國新聞》英文月刊采訪時說：“隨著改革的深入，我們要按照憲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當家作主的權利，包括對政府工作的監督。”（《中國新聞》，1996年年刊）國家主席在十五大報告中的“完善民主監督制度”一節中更是特別指出：“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加強對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監督，防止濫用權力”（十五大報告白皮書），這些都是新聞監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據。

3.傳播形態上由單向垂直式轉變為“雙向交互式”

在體制變革前的中國社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眾的信息傳播關系是單向垂直式傳播，即中央政府通過組織和大眾傳媒兩個系統把信息傳給地方政府和民眾，其中組織系統是傳播的主體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眾的信息則主要從組織系統中獲得，而傳媒系統則是輔助性的。在這種傳播形態中，地方政府和民眾是信息的被動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沒有獨立性，群眾只是從集體、單位中分得應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達。同時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設和對輿論的高度監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饋。

但是隨著地方和民眾成為利益主體，中央權力的下放以及傳媒輿論監督職能的賦予，傳媒在下達中央指令的同時，也接受來自地方政府和民眾的利益表達，于是信息傳播模式也就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民眾獲得了獨立的利益，產生了利益表達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眾的利益表達既可以通過組織系統逐級上傳，也可以通過傳媒系統直接送達中央政府，這樣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為地方政府有時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往往在信息的上傳下達過程中會使信息受阻，這樣就使組織系統進行的信息傳播由于信息衰減嚴重而失去了有效性，這樣傳媒系統就發揮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眾三者傳播關系由原來的信息單向垂直式轉變為雙向交互式。在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過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傳播進而變為平行交叉的自由傳播”（施拉姆：《大眾傳媒與社會發展》）。

五、從《焦點訪談》的現存問題看中國新聞傳播轉變后的問題和阻力，大眾傳媒在不斷的強化角色職能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

1.輿論監督不夠，質量不高

雖然涌現了一批《罰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節目，矛頭直對貪官污吏，大膽揭露曝光，但縱觀全國的大眾傳媒，改革開放20年來，在超過千起的重大新聞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為揭露對象的，還沒有一起是新聞單位獨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國矚目的“陳希同王寶森案”，雖然曝光已經多年，但至今仍沒有一篇深入翔實的記錄當時真實情況的報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頭小報的傳奇杜撰當事實來讀。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首先是來自制度的約束。

中央有關政策曾有明文規定：新聞單位的批評稿件要送給被批評對象的上級審批閱讀，然后才能發表，而且“涉及到公檢法等部門的曝光必須上報到系統最高一級主管部門審批”，這實際上是變相地否定了新聞機構的監督權力。誠然，《焦點訪談》被冠以輿論監督的“改革尖兵”之稱，但在實際操作中，據內刊工作人員統計的數據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這五年間，該節目的干部監督多是以科級和處級干部為主，《大公報》曾發表文章說“幾時他們（被監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視而是俯視或平視，那么《焦點訪談》的門口就會門可羅雀了，那時弱勢的群體有可能成為強勢了”。還有人戲稱《焦點訪談》是專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約束與力度能夠解決和保護的究竟是哪些人的問題和利益呢？在幾年的來信統計數據中，我們發現占絕對多數的是農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識分子的數量最少。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焦點訪談》影響最多的是那些在社會最基層的民眾，《焦點訪談》維護更多的是來自社會最基層的民眾利益。這至少說明三個問題：

第一，是農民問題最多，農民利益被漠視的現象最嚴重。盡管我國農民人口眾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們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會性問題，這一現象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農民的利益受損害后，因為途徑和費用等問題使他們只有更依賴媒體來作他們的保護人，替他們伸張正義。

第三，是農民進入系統后得到保護的能力最少，從某種意義上說，通過《焦點訪談》等媒體的曝光，基層民眾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護和補償，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制度上的一種缺陷。

其次是權與力的約束。

輿論監督雖然使一些貪官污吏的特權受到了約束，但在大社會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團和權力機構在有力地影響著新聞監督的職能。

《北京青年報》就曾形象地描述過新聞機構被包圍和、干擾的場面：《焦點訪談》被兩支隊伍包圍－－一支是住著賓館，拿著手機，拎著巨額“紅包”和土特產的主任和秘書，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著干糧，捧著寫滿眾人血印和簽名的告狀信的群眾。由此看出，各種權的威脅，利的誘惑，以及中國人永遠也過不了的人情關，都嚴重影響著新聞監督的力度和職能，這不禁讓人想起魯迅先生曾說過的那句話：在中國，如果你想隨便挪一下椅子，都會發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權的約束。

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性丑聞案被美國各大新聞媒體放之于最顯著的地方，連篇累牘，細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對總統的審判過程進行了錄像選播。公眾僅僅通過傳媒對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就了如指掌，還可以發表意見，投票表決，這生動地體現了西方新聞媒體對社會政治生活所能產生的巨大影響力，也就是所謂的獨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勢力”。而我國情況不同，我們的大眾傳播工具是黨領導下的宣傳機構，是政府的職能部門，基于此，一個系統內部機構如果要對系統本身進行監督，就必須有來自系統最高決策者對其的授權和認可，而這其中首先就是給予他知情的權利。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來龍去脈，也包括各利益集團、權力結構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權力機構對各種集團、勢力的態度的傾向。而中國大眾傳播媒介的知情權卻被它的行政級別所限制，對內情所知甚少。這種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處，便采取回避的態度，“不去攪渾水”，使監？督簡單化。《焦點訪談》的記者也曾開玩笑說“我們《焦點訪談》最愛作的就是對直觀的違法行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進行中的。比如公路亂收費、亂插旗桿什么的。為啥呢？因為它證據確鑿，拍下來就再也賴不掉了，所以我們至今還沒有打過一場官司，沒有一次差錯”。這些話雖是戲言，但我們也能從中看出：目前我國的新聞監督還只是“簡單監督”的事實。“簡單監督”的必然是簡單的事件，而簡單的事件所反映的社會問題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會思考也就必然是膚淺的。

第四，新聞隊伍素質的約束。

任何事業的發展都是要靠人來實現的，中國大眾傳媒的進步也同樣離不開一支高素質的隊伍。然而由于我國新聞事業起步較晚，加之長期處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創作的空間，這就使新聞從業者或萎縮為一個按指令行事的慵懶的應付公差者，或轉而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經濟利益。隨著中國大眾傳媒輿論監督職能的不斷強化，其權力與影響也將不斷地日益擴大，面對這樣的形勢發展，如果新聞從業人員素質建設不能及時跟上，其產生的負效應將是信息封鎖時代由于政策宣傳不到位或者不準確所可能產生的社會危害的幾百倍。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報道就無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問題，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這就確實給新聞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觀今天的新聞監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夠、質量不高等問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記者知識準備不足，分析能力不強造成的，因此我們看到的很多報道都是只針對問題的表面現象進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題歸納在一個很淺的層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這樣的新聞報道往往給我們帶來更多的是感情上的沖動，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畢竟大眾傳媒不僅是傳播工具，還是文化載體，低質量的思考所傳播的必然也是低質量的文化，這對全民文化品格的培養也是極為不利的。

2．重視之下的畸形“權力放大”

《焦點訪談》引起的社會震動和反響如此之大，原因來自于領導和群眾的特別關注，兩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點訪談》在全社會的重要影響。

群眾為什么如此重視《焦點訪談》呢？這大概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幾十年來中國百姓習慣了報紙電視上的“一片形勢大好”的贊揚和謳歌。突然敢說敢做的，當然解恨解氣。這種“奇”使弱勢群體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眾的眼中，傳媒所發出的言論必然是代表黨和政府的言論，因此在中國百姓心中，《焦點訪談》的聲音就是政府的聲音。《焦點訪談》批評誰，誰就會遲早受到制裁，這也是《焦點訪談》獲得民眾信任的基礎。

第三，由于群眾投訴渠道不暢，《焦點訪談》成了他們借以依賴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點訪談》稱作“焦青天”。如果說領導對《焦點訪談》的重視是出于一種權宜之計的話，那么群眾對《焦點訪談》的重視則更多的是出于一種“電視神化”，一種對大眾傳播工具的誤解。按照傳播學的說法，是“大眾傳播本來不是對傳播對象產生效果的一種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屬于和通過中介因素和影響的關系來起作用”（《傳播學概論》，威爾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說，對于被監督的人和事，輿論監督本身并不能起到決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過曝光后營造出一種環境，通過若干環節作用于政治，從而產生效果，它的功能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關注，使《焦點訪談》的權力被擴大，更嚴謹地說應該是社會心理學上的擴大，也就是在社會心理上，《焦點訪談》的權力已經超過了大眾傳播工具本身的應具有的權力范圍，這當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領導在當地仗勢欺人，橫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眾中影響極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領導，當即將他槍斃。違法者惡有惡報，罪有應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來，這些后果之所以產生的深層次原因莫不是輿論監督在人們心理上的權力畸形擴大所致，它體現了中國社會對新聞傳播認識上的文化約束。有趣的是，在中國被“炒”熱的事，幾乎都難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點訪談》成為重中之重的特別時候，不免也會有些憂慮，擔心它的命運又會如何。至少在社會意識里，輿論監督萬能論的幻象應該打破，輿論監督應該獲得其應有的社會定位，這才是中國新聞傳播的健康走向。

六、從《焦點訪談》看中國新聞傳播媒介轉變的發展趨勢

一個國家傳播業的發展與這個國家的整個社會發展狀況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對未來中國新聞傳播業的發展趨向也取決于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它會受到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約和規定。

1．體制變革對傳媒發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眾傳播業的發展水平決定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民眾的需求日益成為大眾傳媒的重要依據，中國的新聞傳播將不可避免地向著貼近大眾的方向發展。

第二，隨著中央對地方行政干預的減少，中國新聞傳媒的輿論監督職能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僅不會弱化，反而會增強。

第三，隨著民眾日益成為利益主體，其利益表達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斷地加強。因此言論自由與開放將必然成為中國大眾傳媒的發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會對大眾傳媒提出的越來越迫切的要求會最大限度地促進新聞從業者的素質的提高，成為最直接的動力。

2．傳媒進一步發展所需的條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聞法規，使輿論監督法制化。在中國新聞傳播向著內容貼近大眾、職能上強化監督、言論日益自由和開放的方向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有關新聞傳播制度和法規建設還遠遠落后于其職能的轉變速度。一方面給中國新聞傳媒當前的輿論監督工作帶來了不便，也為它的進一步發展設置了障礙。隨著大眾傳媒輿論監督職能的日益

加強、對社會生活影響范圍的日益擴大、影響程度的日益加深，新聞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在輿論監督被加強的同時，還要時刻防備它的變質和腐化。總之，新聞法規的盡快出臺成為新聞改革者最為迫切的要求。

（2）給予適度的“知情調查權”。中國新聞傳播的輿論監督職能是在體制變革時期順應政府和民眾的需要應運而生的，輿論監督職能的進一步強化需要政府和民眾的保護與支持。從政府方面來講，除了制定出對輿論監督的保護性的法規外，還應給予新聞單位適度的“知情調查權”。中央有關部門可與重點新聞單位的重點欄目的主要負責人建立經常性的業務接觸，雙方可就一些重大欄目的主要負責人建立經常性的業務接觸，就一些重大題材的報道進行情況溝通，這一方面減少了新聞單位在實際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對于負面報道的“把關”。這樣在雙方達成共識后，中央可在適當范圍內授予采訪調查的“特別調查權”，這樣在輿論監督方面的力度將會大大加強。

（3）開辟“民意采集渠道”，發揮社會輿論的“預警”功能。在我國目前的輿論監督過程中，民眾仍是作為弱勢群體被關懷，民意也是往往作為后發似的意見反饋予以關照。“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是《焦點訪談》一類輿論監督節目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傳統思路的形象表述，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民意還遠沒有作為社會主體意識滲入到大眾傳播中去。把輿論監督誤以為是后發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預警功能，這也是我國大眾傳播界亟待解決的偏見。

總之，隨著社會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新聞傳媒所關注的社會現象的主體，特別是民眾，將逐漸成為新聞傳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聞媒介和政府將會更加關注民眾的利益表達，新聞傳媒仍將繼續發生轉變。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它會有一個光明而又美好的未來。

點評

新聞媒介的大眾傳播對國家施政和社會活動的監督，是保證社會良性運轉的重要因素。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電視已經成為影響中國公眾的首屈一指的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焦點訪談》針砭時弊，引導輿論，促進了中國社會生活的改進和輿論空間的嬗變。王丹的論文《〈焦點訪談〉－－社會變革后中國新聞傳播的適應性轉變》，以《焦點訪談》節目為切入點，選擇了一個在當今現實中頗有意義的論題，同時也是具有相當難度的課題進行研究。這是一篇既與理論、又與實踐相關的學士學位論文。

作者對這一選題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從對《焦點訪談》現象的意義、對《焦點訪談》欄目特征的分析、對中國新聞傳播新特點的分析、對新聞傳播所遭遇的問題和阻力著手，比較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環境的改變和中國新聞傳播的適應性變化，分析了它們的特征，并指出了它們的發展趨勢，還對《焦點訪談》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對策性的意見。作者尊重“已經是什么”的世俗化現實，由此出發，探討新聞傳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對《焦點訪談》產生的背景，亦即中國近年來的社會變遷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論述中提到許多非常具體而鮮活的材料，帶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點，說明它是深入實際的成果。

總體說來，這部論文視野開闊，資料較為豐富，有作者自己的見解。從行文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具有比較宏觀的知識，并具備較好的文字素養。

論文的不足之處是，對社會背景的分析較多，而對節目本身問題的分析不夠深入，論述還不夠嚴密，參考資料和一些注釋的做法也不太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