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費率監管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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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從經濟學的角度，政府干涉市場主要是因為存在市場失靈、外部性或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等原因，而干涉結果是希望能使社會福利增加。同其他行業一樣，最早的保險費率監管也是為了糾正市場失靈，應該講，監管的效果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卻鮮有人問津。

截至2007年，中國市場上共有保險公司102家，多主體的市場格局基本形成。根據中國保監會統計的2007年全年保費的份額來看，中國人壽占壽險市場39.73%，平安保險占16.00%，太平洋保險占10.24%，泰康人壽占6.92%，四家合計達到72.89%；財產保險收入中中國人保占42.46%，太平洋保險占11.23%，平安保險占10.28%，中華保險占8.78%，四家合計達到72.75%?？梢婋m然保險公司的數量在增加，但市場的大部分份額仍掌握在幾家大公司手中，市場的集中化程度很高。但從變化趨勢來看，集中度卻呈明顯下降的趨勢(見表1)。財產險市場的CR4指標從90年代的接近100%下降到2006年的76.79%和2007年的72.75%；壽險市場的CR4指標也同樣從1996年的98.92%下降到2007年的72.89%。

應該注意的是，與其他某產業內的高集中度不同，中國保險市場這種高集中度的形成并不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而是由歷史原因形成的。在1986年以前，中國保險市場由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一家獨占，直至新疆兵團保險公司、太平洋保險公司和平安保險公司的成立，才打破了原先一家獨霸天下的局面。一般而言，凡是成立較早的保險公司，其市場份額也就相對較大，但隨著保險市場主體的增多，市場份額會越來越平均化。雖然新成立的保險公司因為時間太短，優勢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再加上目前各保險產品的差異性并不大，難以在短期內對老公司構成威脅。但無論如何，目前市場份額較大的保險公司并不是由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機制而形成的，并不是以保險公司勞動生產率水平的高低和市場競爭力的強弱為邊界的，且資本實力仍然較弱，因而，隨著保險業的市場競爭不斷加劇，保險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就會越來越平均，表1中四家保險公司的市場份額不斷下降就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現階段中國保險市場結構處于向競爭型市場轉型時期，從而價格競爭是保險公司的必然選擇，這也是實施費率監管的原因之一。2004年中國保監會下發了《保險公司管理規定》，規定保險公司使用的費率應報經中國保監會審批或備案，可見，目前我國對保險費率仍然實施較嚴格的監管，采取事先批準和先備案后實施的方法。

本文希望能結合中國保險市場發展的現狀，從經濟學的角度探討費率監管對社會福利的影響，從理論上闡述費率市場化的原因。

二、費率監管與效應分析

(一)費率監管帶來的價格提升效應分析

1.價格提高帶來的社會福利損失

我們一般用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之和來衡量費率監管政策的福利效應。如圖1所示，在競爭性市場中，市場均衡價格嚴由保險需求曲線D和保險供給曲線S決定，在沒有外部干涉的情況下，保險費率能隨時根據需求和供給的情況進行調整，達到市場均衡。

如果政府對保險費率進行監管，要求價格高于市場出清價格嚴，比如說限定在P1，在較高的價格水平下，保險的供給數量為Q2，但消費者愿意購買的數量下降為Q1。這時如果生產者以銷定產，市場產出水平為Q1，消費者剩余減少P1P*EC的面積，生產者剩余增加P1P*BC的面積，但減少BEF的面積，凈社會福利損失為ECF的面積。

事實上，在政府制訂最低價格時，由于此時價格水平較高，保險的意愿供給數量遠遠高于Q1，如果保險公司按Q2的量供給，其無謂損失將大大超過面積ECF。

2.價格監管(限價)下的生產者行為分析

假設在一個競爭的、同質投保人的保險市場上，保險公司是價格的接受者，面臨的需求曲線具有完全的價格彈性。保險公司的長期總成本由期望索賠成本和生產成本構成。生產成本包含了營銷和服務費用，期望索賠成本等于純保費，因為投保人是同質的，所以純保費是所出售保單的線性函數，邊際純保費和平均純保費是常數。如圖2所示，APP代表平均純保費，APC是生產成本，ATC等于APP+APC，MR是邊際收入，MC等于邊際生產成本加上邊際純保費。在價格不受監管的市場下，MR=Pc=MC，均衡點為(Pc，Qc)，保險公司在總成本的最低點組織生產。

假設此時政府規定一個限制價格，PR(PR>Pc)，如果保險公司按照利潤最大化的規則PR=MC組織生產，最佳供給量應該是QR。但隨著費率的提升，需求量會下降。這時，一家保險公司為了讓他的實際供給量能維持在QR位置上，可以有兩種方法：一是搶占其他公司的市場份額，另外是擴大市場總需求。目前我國各家保險公司提供的險種在保障范圍和責任內容上大致相同，要搶占市場份額，擴大市場需求，首先想到的是低價策略。在政府直接定價的約束條件下，保險市場競爭突出地表現為以手續費競爭為主要手段，于是出現了目前市場上各保險公司不計后果的降價行為，如提高人手續費比例；違規違法支付現金手續費和現金無賠款優待；不顧承保風險直接降低保險費率或擴大保險責任，變相降低費率爭搶市場或以其他各種名目向大客戶返款來變相降低費率等。這種不正當的價格競爭給保險業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導致保險業的風險累積加劇，使保險企業的經營成果嚴重失真，嚴重影響了保險業的健康發展。當然，保險公司也可以通過提高服務質量來擴大銷售量，即通常所講的非價格競爭，但這樣會使APC和MC增加，再加上由于費率上升所引起的初始利潤的增加會吸引新的保險公司進入市場，來瓜分市場份額，最終使保險公司縮小供給量到比如QR′的位置上。在該點上，我們可以看到，保險公司并不是在平均總成本的最低點組織生產(事實上，即使保險公司能供應產品的數量為QR，該點也同樣不是平均總成本的最低點)，造成企業資源浪費；而且，此時市場上也存在著一些由于費率上升而不再參保的個人，他們的風險損失得不到保障，使得社會福利下降。

總之，政府對保險市場的費率監管——提高費率，不僅造成社會福利的無謂損失，而且在保險公司擁有過剩的生產能力的同時，市場又存在著得不到保險保障的個人，資源沒有得到最佳配置。

(二)費率監管帶來的價格僵化效應分析

2004年保監會下發的《保險公司管理規定》中規定，保險公司對已經批準或備案的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進行變更的，應當重新申報審批或備案，說明保險公司在變更費率時，同樣受到嚴格監管

保險費率由兩個部分構成：純保費和附加保費，其中純保費由保險標的的期望損失成本所決定。我們用P代表一個類別的風險單位的總保費，L為該風險單位的預期損失額，一般根據保險公司以往的數據統計而得，k為保費附加率，則有

P=L+kP(1)

或者

我們再以Lt代表第t時期該類別風險單位的預期損失，Pt為第t時期該類別風險單位的應收總保費，Pt-1為第t-1時期的總保費，則(2)可寫為：

在(3)式兩邊同時除以Pt-1，整理可得，

該式意味著，如果第.t時期的預期損失額超過上期的保費，那么第t時期的應收保費也應該相應增加，反之則需要減少，這也是保險費率制定的充足性和公平性所要求的。但在現實社會中，價格的調整不會那么及時和完全，(4)式的左右兩邊，即實際費率調整和所需的調整之間會存在一個比例系數α(0≤α≤1)，使得

成立。如果α=0，意味著實際上費率沒有進行調整；如果α=1，則費率的實際調整是完全的。

在費率被監管的情況下，價格調整的幅度一般會小于費率未被監管時，即αreg<αnoreg，其原因是，當外部因素發生某些變動導致保險標的物的預期損失增加，或發生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需要上調費率時，基于政治壓力，調整的幅度一般不大或不進行調整；同樣，當需要進行費率下調時，為維護保險經營的安全性，除非進行調整的需要非常明顯或迫切，一般情況下也不會進行調整。更為重要的是，因為嚴格的費率監管，保險公司在變動費率時要審批或備案后才能實施，使得保險價格調整存在滯后性，不能充分及時地反映當時保險標的物的預期損失。往往是當保監會批準價格調整并開始實施時，引起價格變化的因素已經發生變化，造成調整后要實施的新的保險費率偏高或偏低，又不能反映真正的保險產品成本及供求狀況。

關于保險費率偏高，上文已經做過分析；關于監管造成的保險費率偏低，我們可以以同樣的方式進行分析。如圖3，競爭市場均衡價格P*由保險需求曲線D和保險供給曲線S決定，而監管價格低于市場出清價格P*，比如說為P1，在較低的價格水平下，有的保險公司會退出市場或減少供應數量，市場總供給量為Q1，雖然此時消費者愿意購買的數量為Q2。這時消費者剩余增加P1P*BF的面積，但因為產品供應不足，減少BCE的面積，生產者剩余減少P1P*EF的面積。與價格偏高的情況一樣，存在大小為ECF的面積的凈社會福利損失。

(三)監管帶來產品價格下降的效應分析——以商業車險為例

以前，對于商業車險，保監會實行嚴格的價格監管，統一條款、統一費率，希望能保護消費者利益，但由于被管制的保險公司存在較大的利潤空間，作為自利的各個公司事實上處于“囚徒困境”：只要一家公司不按監管要求進行降價，其他公司必然跟進。雖然費率高度統一不能變更，但各公司在手續費上做文章，最終導致市場秩序混亂。于是，從2003年元旦開始我國對車險費率放松監管，各公司在車險費率結構中引入了風險調節系數，最大優惠幅度可達到50%，希望能使費率水平更加公平合理，與客戶實際風險狀況更加匹配。這種監管方式確實使商業車險費率降低，但是否真的有利于消費者，使社會福利上升，卻值得討論。

1.保險公司方面

目前，我國保險市場環境還不成熟，各家公司車險產品和服務同質性很強，難以形成差異化經營與競爭模式的情況下，風險調節系數在很大程度上并沒有被各公司嚴格按規定使用，也沒有發揮細分市場與區別客戶風險的真正作用，反而和50%的優惠幅度一起成為參與價格競爭的手段與合規途徑。低折扣帶來的是違規承保，最終要么使得客戶出險時遭到拒賠，有違保險的最終目的，同時影響了保險公司的形象；要么使賠付率大幅度上升，保險公司面臨著經營風險。

2.消費者方面

消費者對保險認識不足，消費需求簡單，存在著僥幸和投機心理，投保時對車險產品的質量和售后服務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注重的不僅是車險保費的最終水平，還有保險公司給予的折扣幅度，由于對價格折扣有了明確預期，價格敏感度增強，在客觀上更加刺激了保險公司之間的價格競爭。這種對保險的低層次消費需求難以刺激保險公司進行產品的開發和創新。同時，失去理性的惡性價格競爭導致保險公司償付能力不足，影響了安全運營，服務質量下降，使原本在車險“大戰”中應該屬于最終受益者的消費者反而成了最終的受損害者。

鑒于這種情況，2006年3月，保監會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機動車輛保險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通過無賠款優待、隨人因素、隨車因素等方式給予投保人的所有優惠總和不得超過車險產品基準費率的30%，將車險最高優惠幅度從50%降低到了30%。限折令的推出也反映了前段時間對車險費率的監管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問題，這說明在價格監管的過程中，并不一定是產品實際價格下降就能讓消費者得到最大收益，而是應該引導市場走向規范。

三、主要結論與啟示

對于競爭保險市場，費率監管，不管是限價還是實行最低價格，都會使社會福利遭受損失。筆者認為，我國現階段應逐步放寬費率監管，實現無事先批準要求的寬松監管模式，實現費率市場化，其原因為：

首先，保險市場上已初步形成多元化的競爭格局，目前中國保險市場結構處于向競爭型市場轉型時期，一家保險公司獨占市場份額的局面已不復存在。

其次，隨著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和競爭的日趨激烈，保險企業的競爭手段也在不斷豐富，保險企業運用價格策略進行競爭只是暫時的。

再次，被保險人日漸成熟。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消費者無論是消費能力、消費觀念、消費結構，還是自我保護意識都有較大的改變。

當然，費率市場化并不意味著由各保險公司自由定價，而且這項改革必須逐步推進，必須與中國保險市場結構的變化相適應。此外，尤其要注意把握放松監管后保險公司經營的安全問題。嚴格的費率監管的初衷在于維護保險經營的安全性，但這種對安全的過分強調是以損失效率為代價的，往往會導致價格信號失靈及其激勵機制的扭曲。但由于保險的負債性、保障性、廣泛性以及保險產品的復雜性，又不能完全放棄對保險的監管，而是要注重對監管的“度”的把握，要樹立適度監管的理念，即在放松費率、條款監管，培育健康保險市場的同時，加強對償付能力的監管，加強對保險公司機構、業務以及經營狀況的檢查，防范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