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勞動保障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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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我國農業自2005年以來在WTO后過渡期面臨著更大的沖擊,對農業進行補貼、增強農業的競爭力是各國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國提升農業競爭力,進而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作為我國政府財政部門,研究后過渡期財政支農補貼中存在的問題并找出相應的解決辦法,是十分緊迫的課題,為此本文作了相關分析。

關鍵詞:WTO后過渡期財政補貼支農方向

WTO后過渡期我國三農遭遇的沖擊

自2005年開始,我國農業進入WTO“后過渡期”,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一些深層次的對三農不利因素已經顯現,三農面對的國際沖擊全面加大。我國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農業生產各個方面的差距都很大。由于糧食國際市場價格普遍低于國內價格,國內價格受到打壓,直接損害種糧農民利益,不利于國內糧食增產。更重要的是在我國農業人口尚未大規模轉移背景下,進口農產品增加后大量農民的就業和收入如何保障。這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我國經濟改革、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全局性問題。

如何在入世后過渡期保護農業生產,提高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是穩定我國糧食生產,保護廣大農民利益的重要保證,也是黨和國家努力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措施。采取財政補貼支農措施,是一個穩定農業生產,逐漸提高我國農業發展水平,增強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的有效措施。因此,完善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確定財政補貼支農方向,加大對三農的支持,是我國應迫切研究的問題。

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政策演變

所謂財政補貼支農,就是指政府利用財政補貼方式支持“三農”發展。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的制定實施受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制度、國家財力和不同時期農業農村發展目標任務影響,我國的財政補貼支農政策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994)是現行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的形成時期。第二階段(1994-2002),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發展時期。財政補貼支農逐步增加,加大了對生態建設的支持,加大了對農村改革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的支持。第三階段(2003-現在)是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的創新時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繼續執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開始實施公共財政覆蓋農村政策,新增教育、衛生、文化補貼支出主要用于農村,同時在基本建設投資包括國債資金方面加大了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改變財政支農方式,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改革農業稅制。

當前我國財政補貼支農存在的問題

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經過多年的演變、調整和發展,財政支持“三農”政策框架體系已經顯現。但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當前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政策還存在以下問題:

財政補貼支農總量偏小,穩定增長機制尚未形成。與發達國家比,目前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水平不高,補貼總量根本達不到WTO《農業協定》中“黃箱補貼”允許的8.5%的水平,并且近幾年,財政用于“三農”的財政補貼數量雖不斷增加,但年度間不均衡,特別是一些地方財政補貼支農投入不足,城鄉財政資源配置不對稱的狀況沒有徹底改觀。

財政支農補貼錯位,農民直接受益少。我國財政補貼支農資金是用來支持農業科技推廣、農業產業化、鄉鎮企業建設和農產品流通支持等,但在實際運作中,由于資金分屬各個部門管理,各部門對管理的具體要求和規定不同,大量資金卻流向了科研院所、工業企業、農業管理部門、國有流通部門等,農民直接受益的份額很少。

補貼方式及結構不盡合理。我國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在確定財政支農結構時,也要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規則,逐漸與國際接軌。按照WTO《農業協定》我國可利用的支農補貼分為以下幾方面:黃箱補貼,即對農產品價格提供直接支持的,必須承擔削減義務的補貼。根據WTO黃箱政策規定,我國今后每年對農業的綜合支持量不能超過480億元人民幣,而現有補貼大約平均每年僅276億元人民幣,離480億元尚有很大的活動空間。

另一方面即所謂的綠箱補貼,即對農產品價格不直接提供支持的,不必承擔削減義務的補貼。我國綠箱補貼量較多但結構不盡合理。如我國每年平均支出1514.2億元人民幣,主要對農業提供了“一般服務”補貼,達785.6億人民幣(95億美元),占“綠箱政策”補貼的52%;其次是糧食安全儲備補貼,約383.8億元(46.4億美元),占25%;自然災害救濟、扶貧、農業生態環境建設支持等所占比重較小,而對農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結構調整補貼等,尚未列入財政預算科目。

我國財政補貼支農對策建議

面對入世后過渡期對三農帶來沖擊的嚴峻性和緊迫性,我國要積極采取切實有效的對策,盡快構建起完善的財政補貼支農體系,重點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增加財政補貼支農數量,建立穩定增長機制。不斷增加財政補貼資金對農業的投入,使其數量達到WTO可允許的上限水平480億元,同時落實政策要求,從制度上形成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的機制。

建立高效、透明、規范的財政補貼支農機制。針對目前財政支農資金分屬不同職能部門的實際情況,建立不同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和聯席會議制度,實現各種支農資金使用的協同性和一致性,最大化財政補貼資金的效率;減少對流通環節的補貼,直接向生產者進行補貼;保證財政資金投放的公開和公正,從而使補貼資金真正使農民受益。

結合我國國情和WTO規則改進財經補貼方式。我國應充分利用目前WTO中黃箱政策的空間,建立適合我國國情黃箱補貼政策。具體包括:

糧食最低價收購政策:擴大最低收購價的品種范圍;完善最低收購價政策體系;以國家儲備糧系統為主體建立最低收購價格操作體系,通過吞吐操作穩定糧食市場價格。

良種補貼和投入品補貼:擴展補貼的品種,在現有的稻谷、小麥、玉米和大豆良種補貼的基礎上,把補貼范圍擴展到棉花、油料以及畜禽等品種,加快我國種植業和養殖業良種的推廣,提高產量和品質,增強農產品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力;擴大對投入品品種的補貼,減少投入品價格變動對農戶生產成本和農戶受益的影響。

對于綠箱補貼,要完善其補貼結構,加大綠箱補貼力度。按WTO規則,對不引起貿易扭曲的政策即“綠色”政策免予減讓。在調整農業補貼支出方向時,要將政策轉向利用這些“綠色”政策,把它作為支持農業發展主要手段。根據我國綠箱補貼使用現狀,今后在保持并加大對原有的基礎設施建設、糧食儲備、貧困地區扶持、自然災害救濟等方面綠箱補貼外,還要增加農業科技、涉農服務體系建設、培育農村市場體系和對農民的生態環境補貼方面的投入。

另外,財政補貼資金的投放要充分發揮對農戶、企業和其他社會資金的引導作用,形成多元化投入的機制,如政府利用優惠政策提高企業和其他社會主體投入以及建立政策性農業保險基金加大對農業的支持等。在今年3月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總理在代表國務院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到:今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將達到3397億元,比上年增加422億元,增長14%,“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今年將全面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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