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金融化范文10篇

摘要:90年代以來,國際經濟出現了金融化的趨勢。文章主要對國際經濟金融化的概念進行了探討,并重點分析了其發展的特征和成因。

關鍵詞:國際經濟金融化特征成因

一、國際經濟金融化的概念及其特征

國際經濟金融化主要是指國際經濟活動日益以金融活動為中心,以金融關系為紐帶,以金融政策為協調工具,從而把金融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來推動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的過程與趨勢。國際經濟金融化主要包括三層含義:一是國際金融活動在國際經濟中日益趨重,成為國際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金融資產在社會財富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二是在經濟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的影響下金融活動跨越國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統一的金融市場體系,隨著金融創新和金融業務的不斷拓展,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日益表現為金融聯系;三是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出現,防范金融風險已經成世界各國的共識,國際金融風險的防范和國際金融關系的協調成為國際經濟協調重要組成部分。金融作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日益被世界各國所重視,國際經濟金融化的實質就是指金融這種經濟資源在世界各國日益被優化配置、被充分利用的過程與趨勢。在國際經濟金融化的過程中具體表現為以下特征:1、金融虛擬經濟在國際經濟活動中日益突出。所謂虛擬經濟就是相對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實物經濟而言的,主要指由虛擬金融資產如有價證券、存款、外匯等運動而形成的一種經濟活動,也稱金融虛擬經濟。金融虛擬經濟在國際經濟活動的地位日益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虛擬經濟規模日益擴大。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全球外匯市場日平均交易量1989年為5900億美元,1992年為8200億美元,1995年為11900億美元,1998年上升到15000億美元,目前,全球的外匯日交易量已接近2萬億美元;國際債券1999年為1900億美元,預計2000年為2000億美元;證券市場到1998年11月,全球證券市場總值達25.2萬億美元,成交23萬億美元,其中,十大證券市場證券市值22.3萬億美元,成交20萬億美元。目前由于資本的流動和外匯交易日益脫離實體經濟,因此,國際經濟的金融虛擬化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將進一步加強。第二,金融資產在各國社會財富中的比重日益加大。在社會財富中,如存款、股票、國債和保險單位等多種虛擬金融資產的比重日益增大,以金融資產為主取代了以實物形態為主或以貨幣存款為主的財富持有形式。可以用金融相關率即金融資產占國民生產總值這一指標來表示社會財富金融資產化的進程(如下表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出,在一個世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相關率都在逐步提高,社會財富以金融資產形態存在的比重日益加大。目前,國際金融交易僅有2%的同生產、貿易等直接投資有關,其余的均在自我循環,進行錢生錢的游戲。據統計,全球股市市值約25萬多億美元,而金融衍生商品的價值就達100多萬億元,是全球GDP的三倍多;再如1997年全球僅養老金總額就達到9.7萬億美元,估計到2002年將達到13.7萬億美元,并且這些國家的虛擬金融資產總額都超過了實物資產的總額,在未來的時間內金融資產的相關率還在繼續增長。2、國際金融關系在國際經濟聯系中日益突出。金融關系主要是指各國在國際金融活動中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股權股利關系和風險與保險關系等金融關系。隨著國際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世界各國的金融關系在國際經濟關系中日益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一是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更加突出。國際經濟關系金融化世界對經濟的發展有積極的意義,它便利了全球金融的往來和全球融資,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發展經濟。目前,全球證券投資正在急劇的膨脹,意味著金融中介的快速運轉,全球證券業內50家最大的證券商都是銀行集團和金融集團下屬的部門,銀行與證券業的合并,方便了國際資本的國際轉移,大量而迅速的全球資金流動,將各國的經濟更緊密的聯系在一起,促進了資金在國際范圍內有效的分配和世界經濟的發展。正如國際貨幣組織的總裁康德蘇在1995年5月美洲國家第25屆理事會上所說,“在過去10年到15年內,國際金融市場的進一步擴大和一體化為眾帶來了許多好處,它促進了全球儲蓄的有效分配,而且促進了許多國家的投資與經濟增長。”二是金融債權債務增加顯著。國際清算銀行統計,僅跨國銀行債權總額,1992年僅為1885億美元,1997年已增加到90383億美元;國際融資總額,1992年為3149億美元,1997年底便增加到88272億美元。三是金融關系使得世界各國的經濟關系更加緊密。3、國際金融關系的協調日益成為國際經濟協調的重要方面,金融安全是世界各國經濟安全關注的重心。90年代頻繁的金融危機,特別是東南亞金融危機和俄羅斯、拉美巴西的金融危機,使得各國都認識到金融風險的巨大破壞作用,如何避免金融風暴導致經濟衰退已經成為各國的共識,因此,金融安全成為世界各國經濟安全首要關注的問題。[NextPage]

二、國際經濟金融化的成因

摘要：2018年4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保監會等部門聯合《關于規范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為《資管新政》），自此，金融機構進入“強監管”時代。《資管新政》的出臺不僅對金融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做出明確的規定，也為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自2016年以來，我國不斷強調要振興實體經濟，促成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良性循環，這不僅是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重要舉措，也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助推器。但當前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依然存在明顯的不協調，基于逐利思想，大量金融資源流入房地產等領域，實體經濟面臨著巨大的資源缺口，此種現象出現的原因在于金融機構過于重視短期收益，導致金融機構風險加劇，影響實體產業及金融業的可持續發展。文章以金融化視角分析金融與實體經濟不協調的原因，并探究金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有效措施。

關鍵詞：金融化；金融；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是基礎性經濟，公眾的生產生活對于實體經濟有很強的依賴性。實體經濟的發展狀況影響著經濟總體發展的穩定性。多次強調“發展實體經濟”“服務實體經濟”“增強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功能”。金融，可以看作是實體經濟的衍生物，金融的發展以實體經濟為基礎，從金融發展的角度來看，金融的提升也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由此可見，金融依存于實體經濟，先有實體經濟這一“因”，才有金融這一“果”，兩者之間又包含著復雜的關系，從總體來看，兩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但從當前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來看，金融機構過度膨脹，實體經濟所占DP比重越來越少；資本脫離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的現象十分嚴重，在金融實踐中，金融機構將大量資本進行“包裝”轉投房地產等領域，資本空轉現象頻發。基于以上事實，應當從經濟金融化視域下，分析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關系錯位的原因。

一、金融與實體經濟不協調的原因

金融危機給實體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在此之后，實體經濟產業空心化問題凸顯，實體經濟長期處于低迷狀態。為此，我國投入了大量的資本以活躍實體經濟，轉變實體經濟不景氣的現狀，但是由于金融機構沒有較為健全的體制，金融監管不嚴格，這些數額巨大、流動性極強的資金流入了虛擬經濟，而不是按照預期的設想，用于振興實體經濟，實體經濟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經濟也逐漸朝向金融化發展。在此背景下，金融機構獲得了大量的資金以實現進一步的擴張，實體經濟被進一步弱化。金融資本本身服務于實體經濟，實體經濟中，只有產業資本能夠獲得利潤，隨著金融機構的不正常膨脹，金融資本對于產業資本的控制能力越來越強，主要原因在于金融資本的收益高于產業資本，產業資本由實體經濟轉向虛擬經濟，一些企業及投資者已經不滿足于對產業資本進行分紅，而是希望能夠通過金融資本獲取更高的收益，在這一轉變下，實體經濟不再依賴傳統生產及貿易獲得利潤，而是寄希望于金融渠道，甚至出現企業“圈錢”現象。在經濟金融化的過程中，金融資本的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部分難以實現流動的資產經過轉變能夠在金融市場進行交易，一些具有風險的資產成了金融衍生品，也能夠實現交易，此外，國際大宗商品的金融化為套利、投機行為提供了便利。由此可見，金融資本結構的變化導致金融資產泡沫化嚴重，金融風險加劇。金融與實體經濟不協調不僅阻礙實體緊急的發展，也使金融發展置于高風險之中。從金融的本質上來看，其既不屬于實體經濟，也不屬于虛擬經濟，其最大的功能在于促進經濟發展，包括風險管理、促進資金的融通、合理優化資源配置等。因此在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的能力上，不能以犧牲金融為代價對實體經濟進行補貼，也不能忽視金融對于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更不能抑制金融創新，而是要正確看待金融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

二、金融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措施

摘要:我國經濟存在金融化現象，不確定性是經濟金融化的驅動因素之一。本文首先對經濟不確定性加以界定并梳理其測度方法，然后分析經濟不確定性對宏觀經濟、金融市場和微觀主體的影響，進而探討經濟不確定性下我國經濟金融化現象的成因。最后，本文結合現有文獻進行未來研究展望并分別從貨幣政策、風險管理、要素定價和金融監管等角度提出防范經濟過度金融化負面影響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經濟不確定性金融市場微觀主體經濟金融化

一、引言

經濟不確定性是指經濟運行中存在市場參與主體無法預知的因素并導致其難以對未來經濟狀況進行準確預期的特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當局加強經濟干預，使經濟不確定性上升(Baker等，2016)。危機后政府的宏觀調控更多表現為相機決策形式，企業和家庭部門等微觀主體的投資和融資決策也需要隨政策變化加以調整。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結構轉型時期，政府部門相繼推出各類經濟改革政策和措施，經濟不確定性也隨之上升。有研究指出，經濟不確定性使企業和家庭進行預防性儲蓄，降低投資和消費(Bloom，2014);也有研究認為，不確定性是經濟金融化的重要驅動因素(彭俞超等，2018;李沛然等，2019)。研究經濟不確定性及其影響有助于從宏觀和微觀等層面厘清經濟增長和金融市場波動的金融化成因，進而有助于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以防范經濟過度金融化產生的負面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經濟不確定性的界定及測度

經濟不確定性涵蓋的范疇較廣。Knight(1921)將“對未來收益和損失的分布狀態和范圍無法預測或無法確定風險分布類型本身”定義為不確定性。Le和Zak(2006)將政府部門未明確經濟政策預期、政策執行和政策立場變更的指向和強度引發的結果定義為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本文根據研究對象和計算方法的不同將經濟不確定性的測度方法歸納為變量法、主觀推斷法和模型估計法等三類。(一)變量法。變量法采用一系列反映經濟不確定程度的變量對經濟不確定性加以測度。Bloom(2009)分別采用企業利潤增長率的標準差和股票月度收益率的標準差衡量經濟不確定性。Bali和Zhou(2016)采用風險中性測度和物理測度下的波動率期望之差作為不確定性指數的度量。VIX波動率指數是美國芝加哥期權交易所構建的指數期權隱含波動率加權指數，計算看漲和看跌期權的隱含波動率并對結果取加權平均，是目前較為常用的衡量經濟不確定性的變量。變量法使用范圍廣、計算簡便且數據可得性高。(二)主觀推斷法。主觀推斷法收集并比較各經濟主體對經濟指標的主觀判斷和預期數據的差別衡量經濟不確定性，各經濟主體對經濟發展的現狀和未來預期的分歧越大表明經濟不確定性越高。Bloom(2009)基于分析師預測GDP的分散程度測度經濟不確定性，使用美國費城聯儲分析師對未來一年名義GDP預測的標準差計算。Baker等(2015)基于文本分析法統計了美國主流媒體對經濟報道中“不確定性”關鍵詞出現的頻率并構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該方法得到的不確定性可以較好解釋美國的重大政治和經濟事件。主觀推斷法從不確定性的來源出發，經濟含義較為明確。(三)模型估計法。模型估計法將不確定性作為經濟活動的內生變量，通過尋找經濟觀測量和不確定性的對應關系，使用估計方法得到經濟不確定性。Schwert(1989)采用時間固定效應自回歸模型對宏觀經濟變量建模，將殘差項的平方和作為不確定性的度量。Aruoba等(2009)提取了不同預測周期下的宏觀經濟指標和股票市場數據構建模型，采用卡爾曼濾波方法估計經濟不確定性。Jurado等(2015)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變量的共同因子，使用自回歸模型得到變量的預測方差并加總得到經濟不確定性。模型估計法的關鍵在于狀態空間方程和觀測量的選取，該方法的優點是計算過程更加接近不確定性的定義。

［摘要］目前，我國實體經濟在金融化進程中存在不協調不平衡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沒有顯著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未來的我國經濟發展將以提高經濟的質量作為目標，因此文章將實體經濟與金融化的不平衡問題進行探討，以及如何解決這過程中在經濟領域和金融領域面臨的改革及創新問題。

［關鍵詞］經濟金融化；實體經濟；金融監管

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推行，并且在世界貿易中憑借人力、原材料等優勢提升了競爭能力。但是隨著利潤的不斷下降，產能過剩等問題的出現，實體經濟越來越處于不利地位，大量資本投向金融資產。實體經濟產生的價值才會賦予金融資產價值，因此，過度金融化會出現投機性投入提升，金融工具的價值與實際商品的總價值出現嚴重不匹配，在未來如何處理經濟金融化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并且避免資金空轉成為關鍵的問題。

1經濟金融化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穩步健康地增長，同時也去杠桿防止系統性風險的出現，但是這兩個目標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在保持經濟增長中高速的時候，會出現杠桿上升金融化過快的現象；而在進行去杠桿的時候，會出現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因此出現這種情況下，經濟金融化和實體經濟的之間存在推動發展的聯系。

1.1實體經濟是金融發展的基礎

一、文獻綜述

1.金融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1）需求角度。CostasLapavitsas（2011）認為金融危機之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金融化與一蹶不振的經濟生產強制聯系在一起，但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經濟衰退的主導因素。金融化現象的產生標志著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在進行系統的轉變，這是以企業、銀行、居民活動的轉變為特征的。楊琳、李建偉（2002）對中國金融結構升級與實體經濟結構升級的關聯機制進行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指出中國正處在金融結構轉型的攻堅階段，實體經濟結構升級需要良好的金融結構相配套。

（2）資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認為資本在金融領域的過度集中是資本主義本質屬性的體現。他們反對金融化擠出實業投資的觀點，認為雖然金融利潤的份額增長了，但總利潤的增加為企業再投資提供了更多資金。金融化實際上增加了風險資金的流動性，促進高新技術在不同部門間擴散，資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門流向高盈利部門。避免產業空心化的關鍵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產投資計劃，較好地利用金融利潤。王芳（2004），陳峰（1996），范方志、張立軍（2003），惠曉峰、沈靜（2006）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這一結論。

2.金融化阻礙產業結構升級

國外大多數學者認為經濟金融化雖然短期內實現了利潤快速積累，形成了經濟繁榮發展的表象，最終卻從負面影響了產業結構升級。

【摘要】文章結合經濟金融化的內涵，從其發展脈絡出發，基于金融發展程度、金融部門擴張、部門金融化程度等選擇了衡量經濟金融化水平的指標，運用省域層面數據，實證分析了我國經濟金融化進程對產業結構的優化效應。結果顯示，金融相關比率、政府金融化率是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的推動力，而金融業支配率、企業金融化率等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均產生了阻礙作用。最后提出了應對經濟金融化的對策與建議。

【關鍵詞】經濟金融化；產業結構；動態面板回歸

M2/GDP比率和金融業增加值/GDP比重高于英美日等國及金融業對GDP貢獻率不斷提升的事實說明了我國宏觀經濟方面的金融化特征尤為明顯，且非金融企業部門金融收益占凈利潤的比重逐年增加[1]，企業部門金融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我國實業投資率在2007年達到峰值后呈現持續下降的發展態勢[2]。因此，我國無論是宏觀上還是微觀上的金融化水平及其對經濟的影響，都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

一、文獻回顧

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關系的探討源于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研究。國外學者的焦點集中于金融發展對產業發展或產業成長的作用機制：金融市場的發展有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3]，降低企業外源融資的成本從而促進創新[4]，能夠提高資本配置效率[5]；銀行對新興產業成長起促進作用，也能引導衰竭產業的退出，促使產業結構高級化[6]；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模式沒有優劣之分，只是發揮作用的領域不同[7]。國內學者主要采用實證的方法進行研究，一般將金融發展分為金融規模、金融結構、金融效率三個方面，多數學者研究發現金融規模的擴張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而在金融結構、金融效率與產業結構關系的實證結論上分歧比較明顯。現有文獻對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關系的探討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一）宏觀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研究以經濟金融化為題的文獻均基于金融功能發揮的角度，不僅從理論上闡述了經濟金融化影響產業結構的作用機理[8]，而且以金融相關比率作為經濟金融化的衡量指標[9]，利用實證方法研究經濟金融化發展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二）金融部門擴張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研究金融部門的快速擴張，可能給其他部門帶來較高的負外部性，使得經濟資源向金融部門快速集中，降低全要素生產率，限制其他部門的發展空間[10]；資本和勞動力過度流向金融部門導致對實體部門擠出效應增大從而抑制經濟增長[11]。（三）企業金融化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研究企業金融化對經營性業務的全要素生產率存在抑制效應[12]，與研發投資呈負相關，顯著抑制技術創新[13]；資產金融化和收益金融化對制造企業生產效率有顯著的抑制效應，收益金融化的影響程度大于資產金融化[14]。現有文獻對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其局限在于沒有從經濟金融化的全貌來進行研究，而本文將基于經濟金融化的內涵，闡述其發展脈絡，從金融發展程度、金融部門擴張、部門金融化等多層面出發描述其全貌，并選擇相應指標實證分析我國經濟金融化發展對產業結構的優化效應，進而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

[摘要]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經濟就開始出現脫實向虛的態勢，這一態勢在微觀層面上稱之為“企業金融化”。圍繞企業金融化的概念由來、度量方法、企業持有金融資產的動機以及不同動機下給經濟帶來的影響進行文獻梳理，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關于企業金融化的一些建議，有助于研究者進一步從微觀層面理解“脫實向虛”。

[關鍵詞]實體企業；脫實向虛；企業金融化

經濟的發展要以實體企業作為根基，畢竟實體經濟才是社會財富增長的源泉。金融是經濟發展的血液，其首要任務是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然而，目前我國經濟“脫實向虛”的跡象凸顯。據統計[1]，2008-2017年，這短短十年間，我國上市公司的金融資產比從最初的5.20%上漲到了7.57%，而金融投資率也從最初的12.99%飛速上漲到了51.98%，金融與實體經濟的結構出現失衡，企業金融化現象已十分突出。經濟過度“脫實向虛”會造成虛擬經濟的膨脹，不利于經濟的穩定[2]；微觀層面的企業金融化具有“擠出”效應，會顯著抑制企業創新的動力[3]；在公司治理較差的企業，還會加大其經營風險[4]。由此可見，金融脫離實體經濟危害巨大，促進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刻不容緩。

一、企業金融化的概念界定和度量方式

(一)企業金融化的概念界定

企業金融化這一概念其實是從“金融化”一詞中衍生而來。G.Arrighi[5]提出了“金融化”一詞，此后，其他學者也開始陸續使用，并對“金融化”一詞進行解釋。Krippner把金融化定義為：實體企業漸漸偏離原來的生產活動和貿易業務，由金融投資活動取而代之，相應地，其利潤來源也從單純的生產貿易業務向金融投資產生的收益轉化[6]。Orhangazietal認為，金融化的顯著特征是實體企業的支付手段逐漸轉向金融工具，不僅持續擴大金融資產的投資規模，而且在選擇融資方式時也更加偏向外源融資[7]。中國早期研究企業金融化的文章里很少直接采用“金融化”一詞，而多是通過“虛擬經濟”或“金融資產配置”、“金融投資行為”等指代“金融化”。進入21世紀之后，“企業金融化”作為描述微觀層面的經濟脫實向虛的“專有名詞”，開始被許多學者青睞，部分學者也對企業金融化的概念開展了初步界定。蔡明榮和任世馳總結了國內外學者關于金融化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并對企業金融化的概念進行了抽絲剝繭，將企業金融化歸納總結成兩個維度：第一，采取金融資產居多的資本配置方式，這是一種行為表現；第二，追求金融收益和資本增值，這是一種結果特征[8]。這一界定得到頗多認同。

摘要: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化日益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突出特征，相關問題也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其中一個熱點是金融化與非金融企業投資效率的關系問題。本文使用滬深兩市2007～2016年間上市公司樣本數據，基于異質性隨機前沿模型實證研究了金融化對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結果表明:金融化對非金融上市公司實物領域投資支出產生了顯著的“擠出效應”，加劇了非金融上市公司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并進一步導致上市公司投資效率的損失。

關鍵詞:金融化;融資約束;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資效率

一、引言

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經濟結構開始不斷向金融業轉變，同時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行為也日益盛行，由此金融化的相關問題研究也開始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隨后的學者們更加關注非金融企業金融化問題，研究認為:企業為追逐短期利潤而實施金融化策略，但金融化對非金融企業實物投資支出構成了顯著的“擠出效應”，即對企業實物投資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在我國的資本市場中，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活動日益盛行。2007年非金融類上市公司購買金融產品的投資支出高達7419.17億元人民幣，而在2016年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投資支出高達38608.03億元人民幣，其年平均增長速率高達46.71%。截至2016年底，2945家非金融上市公司購買金融產品的投資支出累計高達174757.17億元人民幣。因此，非金融公司的金融化問題日益成為國內學術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國內學者基于微觀企業層面研究金融化相關問題時，主要圍繞三個方向展開了相關研究:(1)金融化影響因素的研究。鄧超等(2017)基于滬深兩市的非金融上市公司樣本研究了金融化的影響因素，實證結果表明:企業當局預期通過金融化實現之價值最大化的目標，金融化水平和主營業務利潤呈現為倒“U”型關系，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抑制了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金融化進程。(2)金融化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研究。肖明等(2016)使用滬深兩市非金融樣本公司數據，實證研究了金融化對非金融上市公司績效的影響，結果表明:金融化和非金融上市公司績效呈現為倒“U”型關系，即金融化水平過低或過高都會對企業績效產生不利影響。(3)金融化對企業實物領域投資支出“擠出效應”的檢驗。國內學者并未簡單沿襲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直接檢驗金融化對實物領域投資支出的“擠出效應”，而是進一步檢驗了金融化對創新投資的“擠出效應”，相關實證結論表明:金融化對創新投資產生了顯著的“擠出效應”，對企業創新活動構成了制約。國外學者多圍繞金融化和絕對投資支出間線性關系展開了相關研究，未進一步深入研究金融化和企業投資效率間的非線性關系。為此，本文將基于我國2007～2016年滬深兩市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使用異質性隨機前沿模型深入分析金融化對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這是本文的主要創新之處。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在完美的資本市場中，企業可以無障礙地籌措到其生產經營所需資金，即資本市場中有無數的資本供給者和需求者，當所有資本回報率達到一致的時候，資本的需求數量和供給數量相等，就實現了資本市場的均衡。現實中的資本市場遠未達到這一完美狀態，其中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這導致企業無法依據自身需要實現自由融資，最終陷入融資約束境地。當企業陷入融資約束境況時，便無法據其面臨的投資機會安排投資支出，亦即無法在最優的投資支出水平上安排投資支出，最終導致投資效率損失的問題。融資約束導致的投資效率損失問題，并非只在企業層面表現為均等化特征，而是表現出較強異質性，即其會因企業規模和自有現金流水平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大規模公司可供抵質押資產相對較多，故其融資能力也相對越強，因此陷入融資約束可能性便越小，其投資效率相對也更高;企業自有現金流越為豐沛，其內部實現融資能力越強，越不易陷入融資約束境況，投資效率也便相對更高。也有學者認為，企業的股權融資能力和債權融資能力越強，企業越不可能陷入融資約束境況，其投資效率自然便越高。金融化行為也會對非金融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在非金融企業實施金融化過程中，會越來越多地增加金融資產領域的投資，具體表現為不斷增加金融資產的購買，或者通過開辦金融分支機構去從事金融業務，最終實現非金融企業利潤的最大化，同時至少可以在短期內實現非金融企業價值的最大化。Crotty(2005)認為，可將公司經營視為一個資產組合，當經營資產利潤率下降的時候，企業便會不斷調減經營資產，不斷增加其對金融資產的持有，這會不斷對實物領域的投資形成“擠出效應”，即擠占了企業實物方面的投資。當企業面臨融資約束情況下，金融化行為無疑會進一步加劇其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致使企業更無法在最優投資水平上安排其投資支出，導致了二者間更大的偏離，即導致了更為突出的效率損失問題。為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說:H:金融化行為對非金融上市公司投資效率損失有顯著正影響。

摘要：雖然避免實體企業“脫實向虛”的呼聲較高，但是關于企業金融化對企業生產效率的相關研究仍舊缺乏。本文采用2010—2019年數據對制造業上市公司進行研究，了解上市公司金融化與生產效率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制造業企業金融化的提高會阻礙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無論是從整體角度研究還是分別從國企與非國企角度研究，該阻礙效應依舊存在，但是制造業整體金融化程度相對不是很高。與此同時，融資約束的改善對于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相對較弱。

關鍵詞：制造業企業；金融化融資約束；全要素生產率

一、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重視發展實體經濟，鼓勵民營企業家一定要立足于企業自身優勢，把自身企業做好做實。實體經濟必須占據基礎地位，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支撐，金融業發展便如無根之樹、無源之水。即使金融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但是只有實體經濟才可以促進全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經濟發展“脫實向虛”不利于金融和經濟的協調發展。目前，我國經濟發展處于轉型時期，基于房地產泡沫、高污染產能過剩等一系列阻礙因素的存在，國內眾多企業在自身經營效益發展較低的情況下，為了改善企業自身的經營現狀，不得不將部分資金投資于金融領域，這就使得虛擬經濟失去了實體經濟的支撐，進而制約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由于虛擬經濟的迅速發展、融資困難加大等一系列阻礙因素的存在，導致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主營業務利潤逐年下滑，尤其是近年疫情的存在，使制造業的發展尤為受挫。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部分制造業逐漸將資金轉向金融領域，實現金融化投資。本文將以此為基礎研究制造業金融化對企業生產效率產生的影響。

二、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一）假設1：擠出效應

摘要：本文運用2011—2020年我國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數據和企業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標，實證檢驗了數字金融及其不同發展維度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效應。結果表明，數字金融發展能夠促進公司擴大金融活動，提升企業金融化水平。區分數字金融的不同發展維度后，研究發現數字金融的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及數字化程度均有助于提升公司金融化水平。本文對于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保障數字金融健康有序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關鍵詞：數字金融發展；企業金融化；覆蓋廣度；使用深度；數字化程度

1引言

數字技術的普及和持續發展，其應用已遍及各個領域。數字金融作為一種新型的普惠金融模式，是數字技術與金融領域的結合。從實質上來說，數字金融利用大數據分析、虛擬現實、移動互聯網等新興科技，大大延伸了金融領域的服務范圍，增強了金融服務的可達性(Gomber等，2018)。此外，數字金融的發展能夠降低企業與外界的信息不對稱，從而有助于降低企業融資過程中的風險溢價，進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Duarte等，2012)。鑒于數字金融發展對傳統金融服務具有重大影響，數字金融已成為企業融資的關鍵渠道。已有文獻主要從貨幣政策傳導、家庭收入、技術創新、區域創新生態等角度考察了數字金融發展的經濟后果。例如，戰明華等(2020)研究發現，數字金融發展通過利率和信貸兩個渠道強化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效果。張勛等(2019)實證分析認為，數字金融顯著增加了農村地區的創業數量，提高了農村落后地區的家庭收入。唐松等(2020)研究認為，數字金融發展對公司從事長期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支持作用，進而有助于增加企業的創新產出。孟曉倩和吳傳清(2022)研究發現，數字金融發展能夠提高區域間的創新生態水平，其中政府科技支出及互聯網技術水平起到了中介傳導作用。可見，目前鮮有文獻基于企業金融化的視角考察數字金融發展的經濟后果。那么，數字金融發展及數字金融發展的各個維度是否能夠增強企業的融資便利性，進而促進企業擴大金融活動，仍然有待于進一步探究。為此，本文以2011—2020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探討了數字金融發展及數字金融發展各維度對企業金融化的影響。研究發現，數字金融發展能夠提升企業金融化水平，區分數字金融發展的不同維度后發現，無論是數字金融的涵蓋廣度、使用深度還是數字化發展程度，都可以提升公司金融化水平。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學術貢獻主要在于：第一，有助于從企業金融化的角度擴充數字金融發展引發的經濟后果相關文獻。考慮到目前較少有文獻從企業金融化的角度關注數字金融發展及其各個發展維度的經濟后果，能夠幫助公司進行資產配置。第二，相關研究結論有助于為政府深入推動金融改革提供一定的啟示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強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本文研究結論有助于為政府強化金融監管，保障數字金融健康有序發展提供政策啟示。

2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數字金融發展與企業金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