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化范文10篇

金融自由化的經濟背景比較

發達國家的金融自由化源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29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遭受了經濟金融危機的打擊，金融業幾乎處于癱瘓狀態。因此，大蕭條過后，美國便率先加強了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管制，其他國家紛紛效仿。二次世界大戰后，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盛行，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金融業方面，各國政府普遍認為過度競爭是導致金融業倒閉的主要原因，于是紛紛強化對金融業的監督控制，試圖消除金融存在的不穩定因素，維護金融長期穩健運行。例如：美國在1935年、1966年先后將Q條例（對存款利率進行管制）的適用范圍擴展到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保險的非會員銀行；對銀行投資證券、新銀行的開設都做了限制；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管理與監督。這些措施促進了戰后國民經濟穩定增長，但也使金融部門由于過分管制而失去了活力。于是各主要發達國家于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并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達到高潮。

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制度大都是在戰后建立的。由于生產力落后的一致性規定了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制度具有經濟貨幣化程度低下、金融體系欠發達、金融資源極為有限的特點。另一方面，政治上取得獨立的新興國家，在當時的發展經濟理論的影響下，把工業化看成減少進口，減輕外匯約束并積極擴大外匯儲蓄，改變二元經濟結構的必由之路。政府為了把稀缺的資本導向工業部門，除了減免稅收外，對貨幣金融系統進行了嚴格管制。其結果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建立起以抑制為特征的貨幣金融制度。這種制度對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初期集中利用國內儲蓄資源、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發揮過積極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進口替展戰略的實施。但是，政府信貸配給金融資源也導致投資效率低下，效率高的小企業和私營經濟部門無法得到資金，只能從地下市場以較高的利率獲取資金，或進行內源融資。匯率實行嚴格管制，造成對本幣的高估，抑制了出口，影響國外資本的利用。因此，抑制型金融體系妨礙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改變政府干預的內向型發展模式，實施金融探化發展戰略成為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環節。

金融自由化動因的國際比較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20世紀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經歷了一個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期”，各主要工業國家的GDP平均增速為7%-10%。因此，較之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是為了解決市場深化進程中出現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管理體制的矛盾與沖突，即以金融創新為特點，本質是市場深化進程中的金融重構。

發展中國家推行金融深化發展戰略之前，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如低匯率、低利率、信貸配給、貿易保護等。在其經濟發展的初期，“金融壓抑”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它能使政府有效地控制資源配置，為經濟起飛創造條件。但隨著經濟發展的加快和市場體制的日益健全，其弊端則越來越明顯，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金融機構的效益得不到提高，從而限制了金融部門的發展，對經濟起飛構成了“瓶頸”。因此，它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實施金融自由化的目標有別于發達國家。它是為了調動國內私人儲蓄，增加金融儲蓄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保證投資更有效以及通過更多的金融儲蓄減少對財政儲蓄、外援和通貨膨脹的依賴。其本質是為了消除“金融抑制”，解決落后的金融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以解除金融抑制為特征。

摘要: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市場正在形成,這就迫切要求我國金融體制走出傳統的政府干預行為,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金融業的效率。本文從金融抑制的危害、盲目進行金融自由化的危害出發,論述我國現階段金融體制改革的對策———漸進的自由化過程。

關鍵詞: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

一、金融抑制及其危害

1、金融抑制

金融抑制是由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提出的。麥金農指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欠發達，就在于實際利率太低，甚至為負數。這可能是由于政府執行了錯誤的政策，人為地壓低利率；也可能是由于通貨膨脹，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對儲蓄者而言，由于低利率缺乏吸引力，不愿將剩余資金存入金融體系。金融市場出現了需求遠遠大于供給的情況，政府被迫以“配給”的方式提供信貸。在信貸配給制下，資金幾乎是無償使用，有時甚至因為實際利率為負，借款者只要借到資金，“閉門家中坐”，就可以“利從天上來”。所以，企業不管手頭有無項目，項目前景如何，都對借款投資趨之若鶩，全社會形成了投資饑渴癥。能否借到錢，不是看你的經濟效益，而是看你有沒有裙帶關系。“八字衙門朝南開，沒有關系莫進來”。結果是造成資金使用粗放，投資效益低下，產出水平低，國民收入扣除用于消費的部分后所剩不多，儲蓄率下降。另一方面，低利率又阻礙了新增收入向投資的轉化。經濟發展所需的新投資來源不足，儲蓄和投資的缺口進一步拉大，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矛盾更加尖銳，經濟停滯不前。糟糕的經濟狀況，反過來又使儲源萎縮，資金緊缺，迫使政府當局對利率實行更加嚴厲的管制，從而形成了惡性的“經濟渦流”，國民經濟陷入欲罷不休、欲進不能的困境。這種人為壓低利率，造成金融體系和經濟效率低下的現象，麥金農稱之為“金融抑制”。

2、金融抑制是我國企業融資能力擴大的瓶頸

摘要：我國已加入WTO，金融自由化的趨勢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金融自由化條件下加強金融監管就變得尤為重要。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自由化與金融監管的關系，然后列舉了金融自由化對金融監管的沖擊，接下來指出了我國現有的金融監管制度存在的問題；最后結合上述分析提出了加強金融監管的一系列對策。

關鍵詞：金融自由化；金融監管；沖擊；對策

一、金融自由化對金融監管的沖擊

金融自由化將對金融監管產生較大的影響，使被監管主體、監管內容、監管方式、監管體制產生較大的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從被監管主體來看，金融自由化會增加監管對象，又會改變被監管對象的經營行為。具體說來，實現金融自由化，外國金融機構將從利潤最大化、業務國際化的經營策略出發，更多地參與我國的金融活動，致使我國金融機構數目大量增加，金融機構的結構也發生相應變化。與此同時，大量金融機構的進入也會促使國內金融機構采取模仿行為，推出新的金融工具，開展新的金融業務，其經營行為也發生變化。

2．從監管內容來看，金融自由化將使原有金融市場的外延有所擴大，金融創新不斷推進。傳統的金融監管方式諸如發行執照、審批業務、現場稽核、合規檢查等，將不再行之有效。對于監管當局來說，要么實現從審批制向備案制轉變，允許金融機構按照業務發展以及風險控制要求進行金融創新；要么抑制金融機構的創新動力，促使金融活動向境外轉移，產生替代效應和溢出效應。

十余年來，我國的市場導向型金融體制改革走過了艱難的歷程，在其步履蹣跚的推進過程中出現過種種不盡如人意的現象，對此人們往往將其歸結為我國現有的金融體系不夠發達，進而設想一種被人為理想化的、“發達”的金融體制，似乎在這種未來的“完善”體系中，市場導向型金融體制改革就變得有百利而無一害。然而事實是，這種思維上的誤區嚴重地阻礙了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完全競爭市場”確實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們所憧憬的理想狀態，但他們也指出“充分發達”的金融體系僅僅存在于教科書之中，因此就連教科書也明明白白地寫著它不過是一種純粹的理淪抽象的產物。在這種條件下，如果等待金融體系完善之后再推行某種金融體制改革，那么這種改革措施永遠也等待不到適合它出臺的時機。與此同時，在“充分發達狀態”遙遙無期所引起的急燥情緒之中，倉促出臺的金融改革措施難免失當。事實上，在任何時間，任何金融體系中，金融體系改革必然是利弊交織，決策者所能指望的只能是利大于弊，而不是一個有百利而無一弊的選擇。十余年來與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并行的全球性金融自由化進程也證明了這一論點。

與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基本同期，世界上也興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其主要內容是：匯率和利率的自由化、資本流動的自由化以及銀行業分業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十余年來的世界性金融自由化強有力地推動了金融業的發展，其積極作用有目共睹，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預計在今后的若干年內，世界性金融自由化的潮流將繼續向前推進。

第一，金融自由化無疑增強了金融市場的競爭性，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場的效率，促進了世界銀行業的發展。金融自由化對所有的金融市場參與者，無論是借款者還是貸款人，都既形成了壓力也提供了機會，使他們有可能，也有必要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

第二，人們普遍認為在金融自由化的條件下，金融信息更具公開性，能夠更為準確，更為迅速地反映市場的供求狀況，亦即資金的稀缺程度，形成更為有效的價格信號體系。尤為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減少了產品間、銀行間的資金流動障礙，從而使資源配置更為接近最優化。

第三，金融自由化為金融企業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機會。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極大地推動了金融資本的形成，為金融企業提供了更廣闊的活動空間；另一方面，分業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為金融企業（尤其是商業銀行）提供了更靈活的經營手段。

第四，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分業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為商業銀行在盈利性與安全性之間的平衡選擇提供了條件和手段。分業管理制度的建立原本著眼于商業銀行的安全性，然而在傳統的分業管理制度下，由于商業銀行一方面囿于經營手段的匱乏，另一方面卻面對國內外同業的競爭，安全性并未真正得到保障，銀行破產倒閉現象依舊層出不窮。在分業管理制度逐步解除之后，商業銀行的經營手段大量增加，從而有可能將高風險高收益的產品與低風險低收益的產品合理地搭配起來，使商業銀行從原有的兩難局面中解脫出來。

摘要：我國已加入WTO，金融自由化的趨勢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金融自由化條件下加強金融監管就變得尤為重要。本文首先分析了金融自由化與金融監管的關系，然后列舉了金融自由化對金融監管的沖擊，接下來指出了我國現有的金融監管制度存在的問題；最后結合上述分析提出了加強金融監管的一系列對策。

關鍵詞：金融自由化；金融監管；沖擊；對策

所謂金融自由化,是指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國家普遍放松金融管制后出現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充分經營、公平競爭的趨勢。具體表現為價格自由化、業務自由化、市場自由化以及資本流動自由化。而金融監管則指國家依據有關法律，授權有關部門規定和頒布有關金融業的組織機構和業務活動的特殊規定或條例。這些法令和規定的目的，在于將金融活動納入正軌，建立一個安全、健全的金融體系，公正、有效地為金融客戶提供服務（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1987）。

在很多人看來，金融自由化與金融監管是一對矛盾，要實現金融自由化就應該放松監管，強化金融監管就會抑制金融自由化。但這種認識是錯誤的。國際金融發展的歷史證明，金融監管是金融自由化的基礎和保障，嚴格監管下的金融自由化才是真正的金融自由化，反之將給經濟與金融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因此，監管當局必須十分重視金融監管。

金融自由化理論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實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于推進金融自由化而忽視金融監管，導致金融風險大量累積進而爆發危機的案例不勝枚舉。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世界金融自由化正逐步推進，同時我國已加入WTO，國內經濟正逐漸與國際經濟接軌，如何處理好金融自由化與監管成了目前我國經濟與金融改革發展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本文試圖在分析金融自由化對金融監管沖擊和我國監管現狀的基礎上，探討如何健全我國的金融監管制度，以保證金融業的健康發展。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經過15年的艱苦談判，終于在2001年12月11日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正式成員。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斷進行貿易改革。90年代，為了適應國際多邊貿易體制的要求，中國曾多次大幅度削減關稅，1993年12月，中國的平均關稅率從43%下降到36%，1996年4月，又下降到23%，1997年10月，進一步下降到17%。2000年，中國的平均關稅率為15.6%，2001年的平均關稅率為15.3%，2002年為12.7%。

在對外開放進一步加大、改革步伐進一步加快之時，中國經濟和社會出現的一大問題就是嚴重的失業問題。2000年中國全國總人口為12.66億人；全國從業人員年末數為7.12億人；城鎮從業人員年末數為2.13億人，其中單位從業人數為1.16億人，包括采掘業、制造業和電力煤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在內的工業就業人數占單位從業人數的36%；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為595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1%。但實際上，中國存在著三種失業人員，一是登記失業人員，這是最明顯的失業；二是下崗無業人員，是轉軌時期失業從隱性狀態走向顯性狀態的一種過渡；三是在崗的隱性失業人員，表現為部分國有部門富裕人員過多但仍難于在短期內解決的狀態。從統計上看，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不高，但這并不反映真實情況。據1995年國際勞工組織和中國勞動部調查，城鎮各類企業的隱性失業率為18.8%，農村失業率高達31%，總體失業率達27.7%；國內學者胡鞍鋼估算，中國1998年城鎮失業率為7-9%。由于對失業定義的標準不一致，導致測算結果不同。無論如何，中國的實際失業率比統計年鑒的數字要大得多。

中國的貿易自由化對就業的影響到底多大，貿易開放與失業問題到底有多大關系，這是很多公眾和政策研究者關心的問題。有些公眾擔心中國加入WTO會對中國的就業問題產生巨大沖擊。本文試圖定量分析中國貿易自由化對工業就業的影響，并將貿易自由化對就業的影響與宏觀經濟環境變化對就業的影響分離開來，從而說明到底什么是影響中國目前就業和失業的主要原因。

二、貿易自由化對就業影響的理論分析

貿易自由化是一國根據本國條件逐步消除貿易壁壘，減少政府對貿易活動的直接干預，逐步擴大對外開放，從一種保護的貿易體制向自由貿易體制轉變的過程。從廣義的角度講，貿易自由化的范圍，不僅包括商品貿易市場的開放，而且包括與貿易有關的投資限制的減少，還包括服務領域的開放等；貿易自由化不僅體現在進口限制的減少，而且對于出口也應減少直至取消補貼；政府在貿易中的干預應該越來越小。從狹義的角度講，貿易自由化主要指進口貿易限制措施的減少。

20世紀90年代，金融危機接二連三地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發生，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相當嚴峻的挑戰。綜觀影響較大的三次金融危機（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4～1995年的拉美債務危機和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盡管它們爆發的具體原因千差萬別，貿易收支的長期失衡和投機資本的無序流動卻是基本的共同點。深入探討貿易收支和短期資本流動在金融危機形成中的作用機理，對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防范金融危機的再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脆弱的貿易收支平衡是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經濟基礎

在虛擬經濟運行日益獨立于實體經濟的今天，金融危機的發生固然有金融市場運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從貿易收支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來看，只有保持貿易收支的平衡，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經濟資源才能確保繼續參與到全球資源的重新配置進程中去；如果能長期保持貿易收支順差，則意味著通過參與國際分工，發展中國家加強了對本國經濟資源的利用，其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幣值穩定目標的實現將更有保障。這種情況下，金融危機在發展中國家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問題在于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支極不穩定，貿易平衡通常很難實現，全球也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做到持續的貿易收支順差；相反，貿易收支逆差成為發展中國家的常見現象。持續的貿易收支逆差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資源大量閑置，導致國內經濟全面失衡，并進一步引發金融危機。從這個方面看，脆弱的貿易收支平衡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內在原因。

發展中國家貿易收支的不穩定性來自于其所擁有的競爭優勢的相對性。當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也就是其經濟全球化的過程，發展中國家必須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參與全球資源的重新配置，這就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所獲取的只能是一種相對競爭優勢。這種相對競爭優勢與發達國家所擁有的絕對競爭優勢相比，具有以下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相對競爭優勢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不穩定性。與絕對競爭優勢相比，相對競爭優勢具有極強的可替代性。依靠這種競爭優勢所取得的成本優勢、質量優勢和效益優勢等隨時隨地會被其它國家和地區的競爭對手奪走，因而在擁有相對競爭優勢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競爭非常激烈。

第二，相對競爭優勢所帶來的比較利益有越來越少的趨勢。比較利益的存在是以生產要素的不流動為前提條件的。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水平的提升，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大大增強，比較利益的空間明顯地受到壓縮。在缺乏足夠效益支撐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收支更有可能出現惡化的局面。

內容摘要：自加入WTO以來，我國金融自由化水平不斷加深，而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會進一步促進我國第三產業發展的步伐，提高管理水平，使我國成為金融服務貿易進出口的核心國家，并最終促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本文分析了金融自由化水平對金融服務貿易及其收斂性的影響，以期為有關方面發展決策提供依據。

關鍵詞：金融自由化金融服務貿易收斂性

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下得到迅速發展，雖然近年來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貿易量明顯萎縮，且金融服務貿易在服務貿易中的占比仍然很低，但總的來看，金融服務貿易出口額度從2003年開始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增長，這應該得益于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和“走出去”戰略思想的推動。國家外匯管理局的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將保險服務與金融服務作為兩個不同的統計項目分列出來，使得統計數據更加具有針對性。中國歷年的金融進出口貿易數據見圖1。

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金融服務貿易存在著巨大的貿易逆差，從2003年到2008年，在華外資銀行的資產規模增長幅度達247.7%，外資銀行的資產規模占我國銀行業機構總資產比例上升至3.75%。有鑒于此種情況，我國金融機構也在積極奉行“走出去”的戰略思想。我國銀行業正在積極通過并購、設立新機構等方法，深度拓展海外市場。

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一）金融自由化對金融服務貿易的影響

一、自由化條件下金融風險加大

自由化實質上折射出了原有金融體系弊端。如壟斷和低效、不良金融資產的存在以及監管滯后等。問題的實質在于：是維護金融管制和封閉從而使金融體系及其配置資源的低效率得以延續，還是實行金融自由化以提高金融體系及其配置資源的效率)金融構成現代經濟的基礎設施，為經濟發展提供要素投入。金融的低效率必然會造成整個經濟的低效而宏觀經濟的低效和不良必然給金融帶來隱患。這些隱患可以因管制而不暴發。卻無法消除，而有效的金融服務提供是經濟穩定發展的前提條件。這正是各國紛紛放棄金融管制和封閉實行金融自由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實現金融自由化就必然對原有體制及該體制下形成的定式形成沖擊，并將原有體制的弊端暴露出來。這就是實行自由化的成本，也是自由化加大金融風險的實質所在。自由化條件下金融機構利潤下降、經營風險加大、冒險行為以及原有的不良資產等概莫能外。

自由化必然打破壟斷，加劇競爭，原來既得利益者的利潤必然下降，這是形成高效金融體系的自然過程和結果。惟其如此，才能促使原來的金融機構加強經營管理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實現金融對外開放、引入外國競爭是要給本國金融機構以壓力以提高效率和服務。競爭所引起的利潤下降，會使一些金融機構出現虧損甚至破產，也會通過并購或新設立的方式出現新的金融機構。這一現象是通過競爭淘汰低效率金融機構的必然結果。各國維護金融穩定的目標并不是要維持所有金融機構的永遠存在。更不是要維護某—金融機構的穩定，而是要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使缺乏償付能力的金融機構退出市場也是必要的市場紀律。至于一些金融機構針對利差縮小和利潤減少從事冒險活動或不顧風險擴大貸款資產，實屬非審慎的金融行為，是金融自由化所面臨的最嚴重的風險之，是缺乏充分監管和審慎控制的體現。因此，進行宏觀經濟改革以便為新機制提供適宜的環境并加強監管對金融自由化取得成功至關重要。

另一方面，從總體來看，在過去的十多年里反映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金融不穩定的大部分指標都降低了，盡管在這段時間里大部分國家已經在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貿易領域實行了自由化。

20世紀80年代中期因美元大幅升值而引起匯率變動有所增加后，大部分工業化國家的真正有效匯率已變得更加穩健。與此類似，長期利率和股票價格也變得更加穩定。發展中國家尤其關注的資本流動和外匯儲備變動性問題。據世界銀行分析，在80-90年代有所降低，平均外匯儲備更加穩定。這從另一個側面表明，金融風險并不是自由化本身所造成的。

二、資本流動影響金融穩定

（三）重疊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意大利面碗”現象

所謂重疊自由貿易協定是指一個國家（區域）與多個國家（區域）分別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現象。此概念最初是指帕克提出的“星型”系統，后來逐漸被“輪軸-輪輻”系統的說法代替。當一國（區域）與多個國家（區域）締結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時，該國（區域）就像輪軸，與此締結協定的其他國家就像輪輻。這些相互重疊的自由貿易協定都不是以最惠國待遇原則為基礎，而是強調貿易政策的對等性，因而就存在著歧視。這種歧視增加了區域集團與其他國家或集團之間的對抗性，容易導致貿易自由化進程的不平衡和不穩定。

另外，雙邊及區域貿易協定因為有其各自復雜的關稅規則、原產地規則和監管法規等，使得其有限的體制能力也經受著嚴峻的考驗。因此，世界貿易體系的不穩定性進一步加大。Bhagwati（2002）由此提出了“意大利面碗效應”（spaghettibowleffect），用來描述以犧牲單一全球原則為代價不斷激增的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給企業界帶來的混亂。由于貿易伙伴之間缺乏透明度以及部分貿易規則的復雜與重疊，給區域整合帶來許多負面效應。因此，這種通過“競爭性的自由化”來激勵多邊貿易自由化的觀點，事實上可能會使世界經濟分裂為區域集團之間的抗衡，而不是貿易自由的全球化。

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分析發現，選擇相對容易實施的自由貿易協定會使得多邊貿易體制陷入競爭轉移的惡性循環而不是競爭的自由化。不僅自由貿易協定會產生貿易轉移效應，而且也會潛在地阻礙貿易的全球化。同時對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和管理資源需求的日益增多也會將人們的精力從多邊體制的層面上轉移出去。

本文從不同層面得出啟示：如果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實行“開放式成員”政策，即愿意接受任何其他的非成員的加入則會使得區域主義是實現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徑。已組建的自由貿易區要盡可能降低對非成員的最惠國稅，減少其他的一些非歧視性貿易壁壘，使“多米諾效應”得以發揮。這一點在交叉重疊的自由貿易協定中表現的更為突出。重疊性自由貿易協定中，輪輻國對外的關稅水平需要適度的降低，直到區域外國家不會因為輪軸與輪輻國的地位差異而改變貿易方向時，為輪輻國最佳的對外關稅水平。這樣才能保證重疊性自由貿易協定與多邊貿易協定的相容性（成新軒，2006）。對世貿組織及其多邊貿易體制的特性要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尤其是改變世貿組織及其多邊貿易體制中有關自由貿易協定的條款使得自由貿易協定更有益于貿易的開放而不是成為保護貿易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