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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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雙方是凱恩斯主義和自由放任主義。凱恩斯主義的創始人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他在貨幣學、宏觀經濟學的建樹和影響甚大。他反對一些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顛覆了以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學說的觀點，提倡國家干預，實現赤字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資的增量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他認為，經濟危機產生的原因是因為投資者沒有投資信息所導致，因此主張政府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以刺激消費，主要措施是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他甚至認為，如果有必要的話，發動戰爭也可以達到目的。

凱恩斯主義的對立者是哈耶克，他的學說似乎與他的性格很相似，溫文爾雅。他所提倡的自由主義是徹底的經濟自由主義，他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計劃經濟，他認為計劃經濟會導致政府集權，從而導致人民走向奴役的道路。哈耶克除了在經濟學有很大成就之外，在哲學、法學等多個領域也有很大的影響力，凱恩斯甚至說“哈耶克研究經濟學也許是個錯誤”。

盡管凱恩斯和哈耶克相繼去世，但并不意味著爭議結束，一個世紀以來，自由放任與政府干預之間的決斗還在繼續。

在《凱恩斯大戰哈耶克》中，作者首先以歷史學的角度回顧哈耶克向凱恩斯借書的借口開始，然后兩人從相遇到批評凱恩斯《貨幣論》，引出了自由放任與政府干預之間的爭議，期間有雙方的支持者加入。實際上，作者想要表達的并不僅僅是這些經濟學上的花邊新聞，而是想通過爭議之間的差異分析經濟政策選擇與經濟環境的關系。凱恩斯提出政府干預是出于消費不足，而哈耶克則深受通貨膨脹的傷害，再加上當時集權主義領導下的經濟落后從而使他更相信自由方能解救社會。

爭議之所以持續長達一個世紀，是因為兩者的實力相當。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讓美國政府焦頭爛額，羅斯福總統采用了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從而讓美國人民脫離苦海。到了上世紀40年代，戰爭年代，政府干預過多，集權主義導致人民走向奴役道路，從而敲響了資本主義的警鐘。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質疑，接著該自由主義登場了。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采用了哈耶克的經濟政策，哈耶克的繼承者將自由主義發揚光大。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哈耶克取得了最終勝利。

2008年金融危機在美國爆發，進而傳播到世界各地。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受到質疑，凱恩斯主義卷土而來。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撰文說：“現在我們大家都變成凱恩斯主義者了。連美國的也加入到了凱恩斯主義的陣營中，他們都充滿了無限的熱情，這在以前根本是無法想象的。”這一年，奧巴馬接下布什的爛攤子，實施了787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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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當今世界發達資本主義都曾經采取過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和國家干預為主的經濟政策，都取得過成功也都出現過問題，實踐證明單一的任何一種經濟政策都不能有效地解決經濟運行中的所有問題，本文回顧了這兩種理論的產生和發展過程，證明了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是促進經濟發展需要采取的合理經濟政策。

自英國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1776年3月9日完成了他的經濟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之后，“自由主義經濟”就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奉為經濟運行的金科玉律。他們認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自發地調節供需之間的平衡，市場就是萬能的上帝，而政府的角色只應是資本主義的“守夜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一經濟法則之下，經濟迅速發展，物質財富急劇增加。馬克思當年曾經這樣感嘆道：“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基礎之上的，放任自由的經濟必然會因其個體生產者的短視而盲目無限制地擴大生產規模。因此在資本主義早期經濟蓬勃發展之時，放任自由的經濟發展自身所具有的缺陷也就不時的暴露出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就是這種缺陷的真實寫照。自1825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經濟危機之后，經濟危機就像一個幽靈一樣困擾著資本主義世界，不僅表現在危機爆發的周期越來越短，而且所產生的破壞性也越來越大。每當經濟危機到來之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生產停頓，經濟滑坡，工人失業，各種矛盾極端尖銳，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處在一片風雨飄搖之中。

在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經濟危機中，1929～1933年危機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機。工業生產下降的幅度是之前歷次危機所從未有過的，而且，其延續時間也異常持久。以美國為例，由危機時的最低點恢復到危機前水平所需的時間，煤、生鐵、鋼等都長達四十多個月。因此，1929-1933年危機成為資本主義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世界經濟危機。此外這次危機還導致了資本主義世界信用，貨幣制度的崩潰。到1933年，美國銀行共倒閉11730家，企業倒閉252000家。這場空前劇烈的經濟危機，宣告了“自由放任主義”的失靈。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從此受到了冷落，市場萬能論的聲音日漸式微。于是，提出通過加強“國家干預”來刺激經濟和保持“充分就業”的凱恩斯主義便應運而生。1936年12月凱恩斯了發表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在這本書中他說道，政府不應只是扮演“守夜人”的角色，而應該在經濟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他提出了國家應該積極的干預經濟，主張政府應通過調節需求來達到充分就業。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擴大政府開支，增加貨幣供應，實行赤字預算來刺激國民經濟活動，以增加國民收入，實現充分就業。應該說，這種主張基本上是符合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實際情況的，1933年。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正是接受了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經濟生活中加大了國家干預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才逐漸克服了經濟危機的消極影響，使生產得以逐漸恢復。戰后，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都對經濟進行了國家干預，還通過建立普遍的社會福利制度，緩解了日益緊張的勞資沖突，并且降低了失業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前困擾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也沒有再次爆發，整個資本主義國家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以美國為例，戰后美國工業生產年平均增長率50年代為4.0％， 60年代為5.0％。 1970年與1950年相比，工業生產增加了1.24倍，其增長速度明顯地高于美國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速度。國民生產總值也從1945的3552億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037億美元，人均收入達1883美元。60年代美國經濟繼續快速發展，渡過了“繁榮的十年”，1970年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到9741億美元，人均收入增長了37.5％，達到了2579美元。

在度過了20年的平穩發展之后，國家干預的弊端也逐漸顯露了出來。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國再次發生了戰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這次危機中，美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13.8％，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7.8％，全國失業人口達850萬。1975年上半年危機渡過后，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緩慢，出現了相對停滯的趨勢，但同時又出現了通貨膨脹的情況。西方經濟學界把這種現象稱為“滯脹”。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滯脹”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根本原因在于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家干預的情況下，不斷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導致大多數國家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另外，國家不斷推行反危機的政策和措施，結果使得經濟危機不能充分展開，過剩的生產力和過時的機器設備不能夠被有效淘汰，所以生產的潛力不能被充分釋放。另外，國家的干預也使得企業自主性降低，企業的生產動能不足，組織和管理效率低下。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理論對當時的“滯漲”是無能無力的，因為根據凱恩斯理論，失業和通貨膨脹是不能并存的，但當時的情況卻是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一起發生，凱恩斯主義理論陷入了困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又重新抬頭，曾經一度被忽視的市場作用又被重新提起。不過西方經濟學家也認識到，單純靠自由放任的市場調節，是絕對不可能處理好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必須要將國家干預的宏觀調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微觀調節有機的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使經濟長期平穩地運行。因此，一種試圖糅合這兩種經濟思想優點的經濟理論——新古典綜合經濟理論，開始被后來的美國總統所采用，并作為指導國家經濟運行的主要經濟政策，逐漸使美國經濟從“滯漲”的泥潭中擺脫出來，并在20世紀的90年代步入高速發展的階段，自1991～2001年，創造了經濟連續增長10年，年增長率達3.5%的世界上最長的經濟持續增長周期的記錄。其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可見，市場不是萬能的，但缺失了市場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又是不行的。國家干預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完全靠國家干預的弊端也是十分嚴重的。當前，我國正在致力于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市場已經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并不表明有效的國家干預就該在經濟領域中完全撤出，必須要將國家干預和市場調節二者巧妙地結合起來，既要發揮我們國家宏觀調控的引導作用，又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微觀調節作用。并且廣泛吸取國外優秀的經濟研究理論成果，走一條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之路，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我國經濟產生大的波動，保持經濟的持續平穩快速運行，創造出惠及全國人民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最終實現我們目前正致力于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美好藍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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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自由；市場調節；國家干預；市民社會；經濟法制化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19-0087-02

在皮埃爾?羅桑麗隆所著的《烏托邦資本主義》中，他主要闡述了對于市場觀念、市場經濟和市場社會的看法，作者指出了市場經濟的特性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使決策權分散化，并可以進行自動調節。而市場調節并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調節，還需要具有廣泛的社會調節作用的方式來完善市場經濟。通過建立社會的問題論述，引出從“神建”到“人建”的轉變，最終達到“小政府，大社會”，有著適當政府干預的社會。因此，我們要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遵循歷史的線索，通過學習與理解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的理論與實踐的背景來進行研究。這樣，通過深入了解理論背景變化的同時，開拓市場經濟下的新模式，從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有序快速的發展。

一、經濟自由的解讀

自由，有史以來都是一個令人向往和追求的崇高信念和理想。從某種意義上說，人類歷史是為自由而斗爭的歷史。經濟自由直接關系到社會經濟關系中人們經濟利益的分配與實現，而且經濟自由的實現還決定社會成員的社會政治自由權利的現實狀況。

經濟自由是經濟自由主義的產物，并且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變化。在15世紀到17世紀，代表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重商主義是商業資本利益和要求的經濟學說和政策體系。他們政策倡導帶有極端的國家干預主義色彩，認為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是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應該落實有利于商人的政策。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經濟的建立。但隨著英、法等國已經相繼完成工業革命，這一國家干預的政策已經無法滿足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經濟自由主義。

在18世紀，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已經從幼年進入青年時代。亞當?斯密就提出了一種完美的“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發展模式：每個人都是“經濟人”，以謀取個人利益和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因此社會要為個人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國家應該放任經濟自由發展，而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要讓社會公共資源得到自發的優化配置。這個想法在新興資產階級中代表了一種信念：沒有封建君主專制的國家干預，他們也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物。這時，封建君主專制國家逐漸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障礙。但斯密的思想，對后世100多年自由主義思潮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了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這種背景下，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就取代了經濟自由理論。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出現了提倡自由放任為主，政府干預為輔政策的新經濟自由主義，這使得凱恩斯的“看得見的手”的政府干預理論得到了新的挑戰。但新經濟自由主義提倡的自由，在某種程度上很好地對古典和新古典學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預的經濟主張進行了修正。

通過研究經濟自由主義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們得出經濟自由是符合人性的，并且應是任何法律制度要加以保護的自由。

二、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

資本主義發展到現在，市場調節和國家干預一直是資本主義國家調節經濟所使用的兩種手段，只是每個時期的側重有所不同。重商主義強調國家干預，亞當?斯密偏重市場，到凱恩斯主義時期的偏重國家干預，又到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回歸市場。這種側重的不斷變化，總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后進行的，也正是在這種側重面不斷變化的過程中使資本主義得到發展。

當經濟自由主義無力面對經濟危機、大蕭條時，國家干預主義就應運而生，各有自己的成就和輝煌。但面對“滯脹”，國家干預主義也無能為力，此時，自由主義似乎顯現出活力。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經濟自由與國家干預是兼收并蓄，互相滲透的，國家過多的干預和一個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都是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和各國的現行政策看，單一的國家干預或者是經濟自由是不存在的，應該形成有著有適度國家干預和科學計劃指導的，二者相融合的現代市場經濟。一方面，國家干預主義逐漸承認了市場經濟的效率，同時注意了將宏觀經濟政策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另一方面，相對于完全自由放任，適當的國家干預也得到了大多數的經濟自由主義倡導者的認可。

然而在現實中，市場并不符合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所設想那樣的“有效市場”，因為經濟的相互作用十分復雜，市場參與者也遠不未能夠完全理性。盡管國家具有一定的強制力優勢，但在解決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全而導致合作難以達成的問題時，同樣產生了相互依賴性的其他沖突和矛盾。因此，傳統的市場經濟理論下國家和市場的組合，在實際相互依存的人類合作中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這就要求我們要超越這種方式，去重新認識我們熟知的“市場經濟”。

三、基于市場、市民社會和國家協調下的市場經濟

在青木昌彥的思想中，協調是指“經濟主體間各種行為間的調整，各經濟主體為了使決策能夠彼此調和從而達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資源的目的，應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問題”，可見，如何更有效率地獲取和利用信息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同樣，市場和國家在市場經濟活動的協調過程中存在諸多信息失調的問題，諸多這樣問題的解決就需要不被重視的社會組織來做。社會的發展需要兼顧個人與公共利益，同時也不能忽視各種社會組織與社會團體的利益。如同馬克思所說：“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

市民社會在17至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西歐真正走向成熟，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和不同的歷史環境中都有著不同的內涵，可以定義為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糅合國家利益、個人利益以及代表小范圍內特殊領域中的集體利益的特殊工具。市民社會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不僅僅體現了群體和組織內的認同與協作，通過形成內部的信息共享，來降低小范圍內成員間合作或者沖突的交易成本，進而降低市場交易風險。同時，市民社會組織也可以成為國家協調公共利益的有利工具，從而減少過多的國家干預，更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有序發展。

現今的市場經濟，最大的目的是進行稀缺資源有效并且合理的分配，進一步來講就是要促進人類歷史的文明和普遍提高社會成員的福利水平。這一偉大目標的實現，無疑要依靠國家和市場在不同領域解決問題的不同優勢，但是因為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所制約，會出現普遍的協調失靈。這時候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協調，利用其信息和成本的優勢，為平衡市場和國家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按照人類社會相互依賴性所要求的協調機制而言，市場經濟實質上應該是基于市場調節、市民社會組織和國家干預這三位一體的聯合協調機制。

四、我國的實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市場和國家干預相協調的機制來發展經濟，使得國民經濟水平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十報告最新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特別強調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三個平等”原則，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這個經濟理論創新是要把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定位為處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這“兩只手”的關系，做到不同市場主體競爭的“三個平等”。這就要我們在法律的監督下，兼顧國家、市場和市民社會組織的平等協調，來促進我國市場經濟正常、有序、優質的發展。

現代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在于保障經濟自由，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經濟法作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和裁判規范，是經濟自由行使的邊界和國家干預合法性的源泉，做到有限的政府和經濟的法制。所謂有限政府就是要求國家在干預市場時必須遵循有限權力原則，即行政權力的授予意味著權力行使應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到行政相對人的限制，同時也受到其他權力的限制，因而一切行政權力都是有限的。

在法律范圍內，市場本身可以解決的問題，政府不必插手；而市場自身面臨的無力解決的問題或者解決成本過于昂貴的問題政府要介入去幫助市場解決難題。通過市民社會組織的和市場、國家干預的協調，限制政府機關的權力，平衡各個競爭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來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也保證了市場的自由與競爭和政府服務于公共社會利益。這樣才能從現實的角度實現我國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快速的發展，真正實現在十報告中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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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青木昌彥，等.市場的作用，國家的作用[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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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著科斯定理的文獻同樣指出，即使存在著外部性，參與者間的談判也能產生社會有效率的結果。無論各方初始法定權力分配為何，只要交易成本不是太高，自愿談判就可把外部性內部化，從而產生帕累托有效率的結果。如果在此引證的思想大體上正確，那么理性的經濟和政治參與方將確保經濟不偏離其潛力太遠，我們看到的經濟是社會有效率的，或者至少接近如此。

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有些國家完全實現了其潛力，而有些國家卻成就甚微。從國家間的收入水平來看，差距驚人，最富國的人均收入是最窮國的20多倍。

概括來說，國家間人均收入存在巨大差距只有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如總量生產函數方法及前述理論所表明的那樣，國界意味著生產性資源稀缺性的差異：窮國之所以窮是因為它們缺乏資源。它們可能缺乏土地、自然資源、人力資本、包含最新技術的設備，以及其他資源。第二種可能性的解釋在于，國界勾勒出的多種公共政策與制度不僅互有差異，而且好壞不一。較為貧窮的國家所以不“富有”是因為它們沒有導致生產性合作的激勵結構，而個體理性并不能確保這樣的激勵結構自動產生。激勵結構不僅依賴于不同時期選擇的經濟政策，更取決于長期或制度安排：執行合同并保護產權的法律體系、政治結構、憲法條款、以及為特定利益游說和結盟的程度。

上述兩種可能的解釋在說明經濟績效差距時孰輕孰重？這一問題非常重要，其答案不僅有助于我們評判理論，更能告訴我們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主要源泉。通過（1）說明各國可以無償或以極小的成本獲取世界知識存量；（2）考察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如何隨大量移民而變動以及人口密度的證據，并說明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的邊際收益遞減不能解釋大部分國際間的巨大收入差距；（3）運用國家間資本密集度差異巨大所產生的影響與資本流動方向之間的關系，說明幾乎沒有國家接近了新古典總量生產函數的邊界；以及（4）考察一些被很奇怪地忽視的自然試驗(natural experiment)――窮國向富國的移民，以估計二者人力資本稟賦的差異程度，并表明這僅能說明國際間邊際勞動產出差距的一小部分，我們得到的答案是，國家間收入差距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經濟政策和制度的差異。

我們常常驚訝于從窮國遷入富國的移民的突出表現（還有其他事實），窮國的大眾也飽含著無數理性、天分和活力：這些社會中的個人也能在第一時間撿到“大額鈔票”。然而，問題在于無序的個人行動并不能獲取真正的巨額財富。只有通過數百萬計的專業化工人和其他投入的有效合作，也就是說，只有專業化和貿易收益得以實現，它們才能被獲取。雖然低收入社會能獲得大部分自我實施交易的得益，它們仍未能獲取大部分最大的專業化和貿易收益。它們沒有公正地執行合約的制度，從而失去了大部分此類需要公正的第三方實施的交易收益（如在資本市場上的交易），它們沒有在長期中保護產權的制度，從而喪失了大部分資本密集型生產的收益。這些社會中的生產和貿易還受到蹩腳的經濟政策和私人或公共掠奪行為的損害。只有在一系列完善的市場中，精妙的社會合作才能出現，而這需要有比大多數國家現行的制度和經濟政策好得多的制度和經濟政策。

自生自發的個體最優化是經濟理論的核心，它舉足輕重，然而僅靠它是不夠的。如果自發的科斯式談判（無論通過自由放任還是政治上討價還價或是政府）能消除社會意義上浪費的掠奪行為，形成繁榮的市場經濟所需制度的話，就不會有如此之多的社會毫無效率、深陷貧困了。經濟學思想的某些重要進展雖然很實用，但我們不該被它蒙蔽，無視一個令人沮喪而且極其普遍的現實：個體理性遠非社會理性的充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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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政合同;民商合同;經濟行政合同

一、對行政合同的界定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體為了履行行政管理職能,實現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標,與行政相對人經過協商一致達成的協議。行政合同的一方當事人是行政主體,當事人之間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和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協議,當事人之間法律地位平等。民事合同是實現私權利主體的個體利益,通過民事合同的訂立和履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是市場經濟主體的自發行為。行政合同目的對于行政主體而言是履行行政管理職能,實現行政管理的特定目標;對于行政相對人而言,一方面是配合行政主體履行職責,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實現個體利益。行政合同出現是政府職能轉變的必然結果,是從“夜警”國家到行政國家的產物。在行政管理過程中征求行政相對人意見體現管理的人性化和管理即服務的現代公共管理理念。行政合同在性質上屬于具體行政行為,屬于行政執法行政行為,與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如:行政處罰、行政確認、行政許可、行政強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補償的不同之處在于與行政相對人協商一致方可成立,是雙方合意的結果,不具有單方意志性;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在合法合理前提下行政主體可以直接實施,不必征求行政相對人的意見,具有單方意志性。行政合同從內容上分類,主要包括經濟行政合同、人事聘用合同、計劃生育合同、國家科研合同等。下面將運用行政法和經濟法理論分析經濟行政合同內涵。

二、經濟行政合同的內涵

(一)經濟行政合同產生基礎

經濟行政合同是現代市場經濟產物。現代市場經濟是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政府調節為必要條件的市場經濟。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不可能出現經濟行政合同。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市場經濟不是現代市場經濟,只有市場的自發調節,缺少政府的干預和調控。1776年斯密的傳世之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他的經濟自由理念對各國影響深遠:市場自發調節,政府不干預經濟只充當“守夜人”角色。這種理念和思潮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主流價值觀,不可動搖。在純粹的計劃經濟條件下,也不可能出現經濟行政合同。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市場調節之手被大大削弱甚至被砍掉,政府干預之手無休止地延伸,無論是微觀經濟領域還是宏觀經濟領域只有指令性計劃和服從,沒有雙方的合意,是純粹的行政管理。19世紀末20世紀初,私有制和自由資本主義引起社會矛盾激化,發達國家走向了壟斷和社會化發展階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被政府有限干預的市場經濟取代。政府干預、國家管理等理念占據主流。經濟行政合同只有在現代市場經濟即混合經濟中才可能出現,“無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協同并用時才能出現。

(二)經濟行政合同內涵

經濟行政合同屬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與民事合同的不同點,與其他具體行政行為的不同點同樣適用于經濟行政合同。只是具有“經濟”內容的行政合同。經濟法是政府對經濟參與、干預(規制)和調節之法,既包括政府對宏觀經濟的介入,又包括政府對微觀經濟的介入。在微觀經濟領域,對應的是經濟法中的市場規制法。通過市場規制法,如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規范企業行為,控制市場結構和狀態,創造充分、公平、適度的市場競爭環境和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在這個領域里是純粹的經濟行政管理,運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社會控制手段對市場活動主體檢查監督,依據相關法律法規,不可能出現雙方的合意。所以在市場規制法中不可能出現經濟行政合同。現代市場經濟是政府宏觀調控為必要條件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政府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轉為間接管理,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平衡經濟總量,優化經濟結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對經濟的參與將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揮轉向公開市場操作和間接干預,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化趨勢。宏觀調控法的主要調整方法是引導,即經濟利益誘導和計劃指導。政府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狀況,變化經濟參數如稅率、利率等,誘導微觀主體,履行宏觀調控職責,實現宏觀調控目標。這種方法是導向性的,不是強制性的,是以政府意志為主導的,但要求微觀市場主體配合,要求微觀市場主體的同意。經濟行政合同只存在宏觀調控法中。通過以上分析,對經濟行政合同界定如下:政府為了履行宏觀調控職能,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與行政相對人經過協商一致達成的協議。該合同體現了政府意志主導性和宏觀經濟效益性。

三、經濟行政合同的種類

經濟行政合同具體包括哪些,現在還沒有定論,現將比較典型的經濟行政合同加以分析,進一步證明經濟行政合同的內涵。

(一)政府采購合同

依據我國政府采購法的規定,政府采購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行為。政府采購當事人包括采購人、機構和供應商。政府采購合同是采購人與供應商簽訂的或者采購人委托機構與供應商簽訂的就政府采購事項達成的協議。政府采購合同不同于一般買賣合同。采購資金是財政資金,是預算收入,是納稅人的錢,一般買賣合同資金是私部門資金,是買受人支配的資金,政府采購要符合《預算法》的規定。政府采購目的一方面是滿足政府需求,另一方面目的是通過政府采購規模和結構調控宏觀經濟。一般買賣合同是實現私人物品所有權的轉移,滿足生產生活需求。政府采購合同不同于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如行政征收、行政征用,從財政學角度考察,政府采購支出屬于購買性支出,要求遵循價值規律和市場規則,要求雙方合意。政府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狀況,通過變化政府采購規模和結構調控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在總量和結構上的平衡。宏觀經濟政策目標的實現是通過各級采購部門與一個個供應商的采購行為完成的。各級采購部門與一個個供應商的采購行為似乎是微觀活動,但實質是為了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政府采購合同是政府調控宏觀經濟,履行調控職能運用的合同,屬于經濟行政合同。

(二)再貼現合同

再貼現是指商業銀行將通過貼現業務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商業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轉讓,借此獲得中央銀行的資金融通。實質上是中央銀行通過再貼現業務向商業銀行提供資金融通。對中央銀行而言,再貼現是買進商業銀行持有票據,是一種信用業務;對商業銀行而言,再貼現是出讓貼現票據,解決一時資金短缺困難。整個再貼現過程,實際上就是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之間的票據買賣和資金融通過程。再貼現合同是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就再貼現事項達成的協議,包括再貼現對象、再貼現率、再貼現金額等內容。再貼現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貼現合同。貼現合同的主體是商業銀行和工商企業、自然人,主體之間法律地位平等;再貼現合同的主體是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中央銀行是行政機關,和商業銀行不是平等的法律主體。在我國,中國人民銀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貼現合

同目的,對于商業銀行是提供金融服務,實現利潤最大化;對于工商企業,是籌集資金,實際上是民間的資源配置。再貼現合同目的,對于商業銀行而言,是籌集放款資金;對于中央銀行而言,是通過再貼現業務控制貨幣供應量和資金流向,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再貼現合同不是中央銀行的單方意愿,中央銀行是被動的,要有商業銀行的申請才可以,是雙方的合意,不具備其他具體行政行為的單方意志性。再貼現率是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過再貼現率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實現幣值穩定、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目標實現通過一系列再貼現合同完成,再貼現合同是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形式,屬于經濟行政合同。

(三)公開市場業務合同

公開市場業務指中央銀行通過在金融市場買進或者賣出有價證券,借以改變商業銀行準備金而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一種措施。中國人民銀行從1998年開始建立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制度,選擇了一批能夠承擔大額債券交易、有效傳導貨幣政策商業銀行作為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債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購交易、現貨交易和發行中央銀行票據。公開市場業務合同是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就在金融市場上公開買進或賣出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券和中央銀行票據達成的協議。公開市場業務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證券買賣合同。公開市場業務合同一方必須是中央銀行,一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行政機關,與相對方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的證券買賣合同是資本市場上普通的投資者和籌資者,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公開市場業務合同目的,對于中央銀行而言,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調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對于相對方是實現投資收益或者投機利益;一般的證券買賣合同是投資者實現投資收益,籌資者籌集所需資金。既然是市場業務,就要遵循市場規律,不可能向其他具體行政行為具有單方意志性。公開市場業務是三大貨幣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過公開市場業務間接調控貨幣供應量和利率,實現幣值穩定、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目標通過一系列公開市場業務合同實現,公開市場業務合同是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實現貨幣政策目標的形式,屬于經濟行政合同。

【參考文獻】

[1]柯梅森.行政法學[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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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府;宏觀調控;問題;建議

一、宏觀調控的理論依據

市場經濟體制有著宏觀調控的內在要求,盡管目前存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區別,宏觀調控在這兩種政治體制下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市場經濟的運行是否順暢,經濟總體目標能否達到,宏觀調控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市場經濟形態下宏觀調控的范圍和力度值得研究。

市場經濟從產生到現在都是在國家干預下運行的。自16世紀市場經濟建立以來,任何國家的實踐模式都是在國家干預中進行,市場經濟的運行不可能超出政府的控制。歷史上各國先后實行過的重商主義政策、自由放任政策、凱恩斯主義政策以及后凱恩斯主義政策,都是政府主張實行國家干預的結果,區別只在于干預的方式和干預的力度而已。市場經濟運行的每個階段,都離不開國家的操持,即使在崇尚自由放任的鼎盛階段,主流經濟學家也沒有絕對排除國家必要的直接干預。斯密認為君主需要保護本國社會的安全;保護人民不使社會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壓迫并且建立并維持某些公共機關和公共工程。同樣穆勒也肯定了必要的國家干預,他認為國家干預是和市場經濟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的。弗里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不能排除政府的需要,市場經濟如足球場,競爭的微觀主體是足球隊般的企業,宏觀調控者是足球裁判般的國家政府。市場經濟運行的態勢優劣和成效高下,與宏觀調控的能力和藝術有直接關系。

國家除了提供宏觀調控,同時還在中觀層面的產業和地區層次發揮著重要影響。產業政策是指一國為實現其經濟發展目標,促進與限制某項產業,規范產業組織,優化產業布局,推進產業結構合理化與現代化主動干預產業經濟活動的各種政策的集合。產業結構是指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之間以及各產業部門內部的構成。產業結構合理的調整能夠促進經濟的不斷增長。人口地區結構是指生產要素在各地區之間的合理配置,重點分析一個地區三大產業在地區GDP中的比重,以及進出口金額的比例。

二、現實的經濟狀態及其存在的問題

目前的中國經濟受世界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的嚴重沖擊,正面臨著經濟發展中的又一次機遇和挑戰,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將宏觀調控政策迅速調整為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隨后相機推出以四萬億投資來刺激經濟復蘇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等政策,這些政策的有效應用使中國經濟率先扭轉困局,走上復蘇之路。

不可否認,本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動搖了支撐中國經濟的外部基礎,顯現了中國經濟的痼疾。中國經濟的增長一直以來過分依賴投資和出口這兩個利器,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出口產生很大沖擊,使得出口急劇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明顯變慢。目前,只有以本次經濟危機為契機,加大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中國經濟才能取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按照主流經濟學的思想,結合目前的經濟狀況,現行中國經濟的運行存在以下問題:

首先,經濟結構調整對資源配置的影響作用弱化。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中資源配置依賴政府一家作出,而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變革后,資源配置主要交由市場完成,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依照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進一步的市場化在更大程度的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同時必然帶來邊際效率的弱化。

其次,國際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逐漸減弱。中國曾經高達60%以上的外貿依存度是不符合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的。在世界共同面臨困境時仍然以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顯然是靠不住的,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將使得國際貿易明顯削弱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最后,人口老齡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威脅越來越大。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已經十分嚴重,曾毅在1994出版的專著《中國人口發展態勢與對策探討》中就指出“中國將是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老年人口的數量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長。2000-2030年將是高速老齡化時期。2030-2050年將是高水平人口老化階段,到2050年,全國65歲以上人口數量將為3.3億-4.7億,是現在的5倍,其比例將在23%-27%。此外,高齡老人增長迅速,1997年我國80歲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為8.8%,2050年將增加到20%左右。”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將大幅提升國民儲蓄水平并直接弱化勞動力低廉這個傳統比較優勢。

三、當前宏觀調控的原則

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央調整了宏觀調控的目標,將其明確為保經濟增長和保發展方式轉變兩個目標。為了保證這個任務的順利完成,必須堅持以下三項基本原則:

第一,要堅持調控目標長短相結合的原則。世界經濟危機的深化對中國經濟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目前國內出現了一系列有利于經濟復蘇的因素,這些變化對企業經營狀況好轉應該是有利的,同時外需不足,又使宏觀經濟面臨嚴重下行的風險,因此,國家宏觀調控的必然有所調整,保增長也就順理成章的成為目前最重要的調控目標。中國正在著力推進發展方式的轉變,從中長期看,這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但從短期看,這些轉變也會給保經濟增長帶來一些壓力,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不僅要對長期發展有利,還對短期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的政策措施。根據目前的形勢,宏觀調控必然采用不對稱發展原則,從區域角度看,中西部地區應該是發展重點;從產業角度看,所有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產業都應該是發展重點。

第二,要堅持調控過程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的原則。近來,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迅速,宏觀調控政策要保持相當高的靈活性,以使得政策和經濟現實保持一致;同時,重大政策的執行還要保持穩定性,要防止重大政策的大起大落。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缺乏必要的靈活性或是缺乏必要的穩定性,都會使得政府的經濟刺激方案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要堅持調控主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結合的原則。中央政府在宏觀調控領域的作用不容忽視,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也應該得到充分的重視。近年來,政府集權化的提高使得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但僅憑中央政府顯然是不夠的,還得充分調動地方政府的能動性。中國地區經濟差異很大,中央政府很難作出能適應各個地區的通行的有效調控方案,地方政府可以在自身權力和財力允許的限度內努力促進轉型升級、技術創新,并在要素供給方面給予企業盡量多的支持。具體說來,地方政府能作出的調控主要涉及地方性扶持政策、地方性稅收減免和地方性補貼政策等,這些政策的綜合運用能有效輔助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保證經濟的更快更好發展。

四、完善宏觀調控的政策建議

當前,國內外經濟的迅速變動使得中國宏觀調控面臨許多新形勢。結合以上對中國宏觀調控的現狀分析,想要更好地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注重創新能力的培養。培養國內創新能力,是完成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重要前提。為此,應該繼續堅持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新型產業的創新能力;同時還應該繼續堅持技術創新能力的培養,加大科技領域的投資,增強國內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第二,擴大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社會的主力軍,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應該成為拉動內需的消費主力軍。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進行一定的調整,在分配過程中更好的體現積極擴大中產階級比重的思路。具體執行過程中,加快中小城鎮建設規模和發展中小企業是擴大中產階級的兩大法寶。城鎮化是未來主導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城鎮化進程的深入,可以引爆巨大的消費需求,對內需能產生很大的拉動作用;中小企業在這次危機中受傷最大,受惠最小,中小企業是培育中產階級的重要土壤,中小企業如果得不到發展,中產階級比重就很難提高。

第三,加大公共財政建設力度。從經濟發展進程來看,保障中國經濟進入次高速增長目標必須要得到公共財政的大力支持。中國積極推進的社會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有公共財政體制的配套改革。建立公共財政體制,促進政府職能轉變是現階段宏觀調控的重點之一,經濟危機時期政府職能的轉變成本遠小于經濟快速發展時期,政府應該充分把握本次機遇,變不利條件為有利機遇,加大公共財政建設力度。目前,中國公共財政體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保障民生、改善基礎設施方面的投入還遠遠不夠。公共財政體制重點在于預算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在完善財政支出領域集權和分權的同時,需要進一步從稅種上進行規范,賦予地方政府相應的稅權;同時賦予居民對地方政府預算更大的投票權,以地方居民滿意度為標準,加強地方政府競爭,促進公共財政的完善。

第四,加強宏觀調控中法律的地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宏觀調控水平的提高,應從行政規范式調控方式逐步轉變為以法律規范的調控方式。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確定中國宏觀調控的基本規則和決策程序,協調宏觀調控手段和機構的活動,特別是要加強新興產業和知識經濟領域的立法活動,保證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在法律規范內進行。

第五,不斷提高宏觀調控效能。宏觀調控效能發揮的程度與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關。提高宏觀調控效能,首先要強化預警機制,采用各領域、各學科先進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對宏觀經濟運行趨勢作出事前的準確判斷,實現宏觀從被動式調控向主動式調控轉變;其次要強化協調機制,通過政府宏觀統籌,構建完備的信息支撐體系,使宏觀調控信息傳送準確及時,有效地解決政府職能部門的“越位”、“錯位”和“缺位”等問題;最后要強化監督檢查機制,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監督檢查機構,專門負責監督和檢查政策的實施過程,可以及時有效地糾正政策執行中的問題,保證宏觀調控的正確性和穩定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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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背景。1929年～1933年，以紐約證券交易所突發股市風波為標志，資本主義爆發了空前的經濟危機，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生產急劇下降，工業和商業企業大批破產，銀行紛紛倒閉，失業激增，工資猛降，對外貿易銳減，物價慘跌。據統計，1932年美國工業生產比正常時期下降47%，1933年初失業人數從1930年10月463.9萬人上升到1 300萬人，工資總額在大蕭條前四年下降1/2以上，農民總收入下降57%，對外貿易下降69.6%。危機期間破產企業達到14萬家以上，倒閉銀行達到6 000家以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了37.2%，失業人數高達3 000萬人以上。

與此同時，俄國“十月革命”后，國家秩序和經濟建設迅速好轉，影響迅速擴大，并沒有收到“大蕭條”的嚴重影響。面對上述情形，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迫切需要擺脫經濟危機的困境。但是傳統的、新古典的經濟理論一籌莫展，既無法從理論上給予合理解釋，也無法從政策方面提出解決困境的方法。面對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不再信奉傳統經濟學否認危機和失業可能性的觀點，而是希望提出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這種經濟理論要承認危機和失業，并且要論證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防治危機和失業，提出解決危機的方法，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凱恩斯經濟學正是在這樣一種經濟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

2. 學術背景。凱恩斯學派誕生以前，以馬歇爾、庇古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占統治地位。新古典經濟學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政策方面都支配著統治階級和學術界的經濟思想。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包括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1）研究在完全競爭假設條件下價格機制如何通過經濟個體的最優化決策實現資源有效配置，這一部分被稱為價格理論；（2）研究在完全競爭假設條件下價格機制如何實現充分就業的就業理論。

庇古認為，在完全競爭假設條件下，價格和工資可以隨供給和需求的變化靈活調整，即在產品市場上價格不存在剛性，同時在勞動力市場上工資也不存在剛性。因此，工資的靈活調整可以保證勞動力市場處于供求平衡狀態。即使存在失業，那也只是因工作調整造成的摩擦性失業和不愿接受現行工資造成的自愿失業。除此之外，新古典經濟學信奉“薩伊定律”，即供給創造需求，否定了資本主義制度下發生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大蕭條”猛烈沖擊了新古典經濟學否認危機和失業的理論。凱恩斯提出，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國家干預。凱恩斯繼承了重商主義國家干預學說、馬爾薩斯有效需求不足學說、孟德維爾高消費促進繁榮學說以及霍布森過度儲蓄導致失業和經濟蕭條學說。凱恩斯的革命性在于摒棄了贊成自由放任的假定，后人稱之為“凱恩斯革命”。

二、 凱恩斯學派就業理論及其政策主張

1. 凱恩斯《通論》的就業理論與政策主張。1936年，凱恩斯《通論》的發表首先在理論上為資本主義國家擺脫經濟危機提供了支持。凱恩斯經濟政策觀點的核心是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國家干預。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經濟危機的原因，要應對危機造成的大量失業，就必須刺激有效需求。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構成有效需求，因此主張擴大政府職能，通過需求管理的方式，刺激消費和投資，從而刺激有效需求。

消費方面，凱恩斯認為，消費傾向的下降會造成有效需求的下降。因此，要刺激消費傾向，特別是平均消費傾向，就必須對消費傾向施加導向性影響。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對消費和儲蓄施加影響，如通過稅收影響消費傾向，所得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等都與消費和儲蓄有密切關系。貨幣政策方面，凱恩斯認為消費傾向也會隨著利率的變化在長期產生重大變動。但是，利率短期的變動在短期對消費的直接影響不大，但是，可以通過金融部門產生間接影響。如利率的變動會影響證券和其他資產的報酬能力，從而影響消費和儲蓄的決策。通過收入再分配提高消費傾向，反對節儉，有利于有效需求的提高。

投資方面，凱恩斯的主張有兩個方面：（1）國家通過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資本邊際效率，增加投資的邊際報酬，刺激私人投資的積極性；（2）通過投資社會化，由國家組織直接投資。運用擴張性貨幣政策刺激投資需求的上升。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會使利率降低，從而降低投資成本，提高私人投資的積極性。但是資本邊際效率的估計值的波動遠大于利率的小幅波動，因此僅僅利用貨幣政策刺激投資是遠遠不夠的。但是凱恩斯強調擴大政府職能，即加強政府對投資。國家更多的承擔直接投資的責任，設法提高并補充投資。凱恩斯認為這是獲得接近充分就業的唯一辦法。

在以上政策中，凱恩斯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實行需求管理政策：（1）通過社會控制投資率的方式，增加投資；（2）通過提高消費傾向的方式，增加消費。同時凱恩斯認為，在采取相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時需要摒棄兩個觀點：（1）不同意傳統經濟學保持國家預算平衡的觀點，適度的財政赤字是有益的。舉債支出雖然浪費，但是結果卻可以是社會致富。（2）不同意傳統經濟學保持國內物價水平穩定的觀點，溫和的通貨膨脹是無害的。溫和的通貨膨脹具有降低實際工資的作用和效果，使企業增加利潤。同時也可以降低投資的實際利率刺激投資，增加就業。因此，采取溫和通貨膨脹手段可以防止甚至緩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2. 新古典綜合派宏觀就業穩定政策。新古典綜合派繼承并重新闡釋了凱恩斯《通論》中宏觀經濟理論與政策的思想，該理論為戰后國家干預經濟提供了依據。新古典綜合派認為采取宏觀經濟政策實現的目標主要有四個：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其經濟政策就是為了達到這些目標而制定的手段和措施。

新古典綜合派認為，政府應該根據具體的情況來決定采取什么措施，不存在一成不變的需求管理方式，應該把各種政策相互搭配使用，才能取得較好的效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種：（1）擴張性財政政策與擴張性貨幣政策相結合，刺激總需求的增長。（2）緊縮性財政政策與緊縮性貨幣政策相結合，收縮總需求。（3）擴張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相結合，既可以刺激總需求的增長，又不會通貨膨脹率的升高產生嚴重影響。（4）緊縮性財政政策和擴張性貨幣政策相結合，既通過降低利率增加投資刺激總需求的增長又可以減少政府支出、穩定物價。

新古典綜合派所采用的財政政策主要包括：（1）改變政府購買水平。在總支出不足、失業增加時，為了刺激經濟快速從衰退走向復蘇，提高政府購買水平，增加財政支出，擴大對商品和勞務的需求，從而刺激總需求的增長；反之，如果經濟過熱，可以降低政府購買水平，減少商品和勞務的需求，從而降低總需求。（2）改變政府轉移支付水平。當社會總需求不足、失業增加時，政府增加社會福利費用提高失業補助和救濟金等政府支出水平，增加社會需求；反之則降低轉移支付水平，減少社會福利費用，降低失業補助和救濟金，減少總需求。（3）改變稅率。在總需求不足、失業增加時，政府可以通過采取減稅的形式，使公眾可支配收入增加，從而刺激總需求的增加；反之可以通過增加稅收，減少公眾可支配收入，抑制總需求。

新古典綜合派所采用的貨幣政策主要包括：（1）公開市場業務。在蕭條時期，總需求不足，失業增加，中央銀行可以在公開市場上購買債券，增加貨幣供應量，刺激投資，增加總需求。在需求過度，出現通貨膨脹時，中央銀行賣出債券，減少貨幣供應量，投資減少，收縮總需求。（2）貼現率政策。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借款的利率。中央銀行通過控制貼現率的高低來控制貨幣供應量，實現對有效需求的管理。（3）改變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在銀行存款既定的情況下，法定準備金率的變動會引起銀行貸款總額根據貨幣創造乘數成若干倍的增長。

3. 后凱恩斯學派收入與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政策。后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認為，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和失業率的上升是同時進行的，失業和通貨膨脹的這種關系被稱為“滯脹”。這種失業的原因是勞動力市場技術結構不適應造成的，因此具體的解決失業措施也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做法。他們認為，刺激總需求只能解決就業水平問題，而不能解決就業內容和就業結構問題。宏觀經濟政策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要同時實現失業和通貨膨脹目標是不可能的。要實現這兩個目標，必須從兩個方面著手：（1）收入政策。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工資和物價的上升，以緩和通貨膨脹（2）勞動力市場和人力資本政策。首先，政府要通過采取有效措施，調整勞動力市場的結構。通常采取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對勞動力重新訓練與再教育；二是通過對非熟練工人的培訓使其成為熟練工人。即把結構性失業的工人通過培訓的方式，減少工人現有技能和工作職位之間的不適，從而滿足企業生產的需要實現工人就業，以緩和資本主義經濟中因勞工市場技術結構不相適應而造成的失業問題。

為了解決就業問題，有必要修改失業補助金制度。后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認為失業補助金制度缺乏靈活性，從而起不到刺激失業者去加緊尋找工作的作用或者只能助長失業者對職業的挑選。在總失業超過某一界限時，完全有理由根據情況決定是發放還是停止發放聯邦失業津貼補助。這種方法，除了幫助穩定總需求外，還可使菲利浦斯曲線的情況得到一些改善。在大量失業人口是自愿尋找工作的人時，失業補助費給予擴大尋找工作的刺激便會削弱。 因此，運用人力政策只是有助于解決由于勞動力市場技術結構不相適應而引起的就業問題，它們還不足以消除自愿失業，為此就有必要采取某種辦法修改福利措施（包括失業補助措施）。

4. 新凱恩斯主義工資就業政策。新凱恩斯主義也承認市場失靈，這一點與傳統凱恩斯主義沒有太大的區別，認為采取宏觀的就業穩定政策對于緩解失業具有積極的作用，并對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經濟的學說進行了重新表述。在就業政策方面，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主要理論來源主要有兩個：（1）局內人―局外人理論；（2）交錯勞動合同理論。新凱恩斯主義根據這兩個勞動工資理論，從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角度闡明了工資粘性和失業之間的關系，并依據勞動工資理論提出了關于工資就業的政策措施。

局內人―局外人理論認為，局內人與局外人的市場能力不同，局內人是指當前在職的人員以及被臨時解雇的人員，這些臨時被解雇的人員與在職人員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局外人相比局內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劣勢，就業機會并不會因局外人愿意接受更低現行工資的妥協而使局外人恢復就業，失業問題就會長期存在并繼續。政府在制定就業政策時，對于長期失業的局外人應當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多的考慮長期失業者的利益。

交錯勞動合同理論認為，勞動合同是企業在不同時期雇用工人簽訂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長期存在重疊和時間錯開的現象。勞動合同調整時間的不同會造成工資總水平呈粘性變化，因此，工資水平只能部分調整，而不能隨著總需求的變化靈活調整，這樣經濟中就會存在失業現象。交錯勞動合同理論建議，政府降低工資粘性可以通過干預勞動工資合同的方式制定就業政策，其中貨幣政策會使得工資有更大的彈性，降低失業率。

上述理論和政策表明，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提出的就業政策重點在于增加工資彈性，減少失業。局內-局外人理論強調政府應該多考慮長期失業者的利益，通過對長期失業者的政策傾斜，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嚴重的失業問題具有緩解作用。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處于長期失業的人員處于非自愿失業狀態，因為即使他們愿意接受比現行更低的工資也很難尋覓到一份工作。使非自愿失業者就業有助于實現西方國家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政府采取適當的貨幣政策以及干預勞動工資合同的政策會促使工資總水平更有彈性，從而有利于降低失業率。在工資水平可以隨著勞動的引致需求進行靈活調整的時候，失業率的變化也會比較小，勞動力市場過剩的供給也會逐步縮小，實現就業水平的穩定。

三、 凱恩斯學派就業理論對我國的啟示

從中國目前就業形勢來看，凱恩斯學派的就業理論和政策對于我國現階段有效需求不足與就業結構調整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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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馬太效應在不同國家的普遍存在

馬太效應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環境中表現程度有所不同。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時代，西方國家的貧富差距已經十分明顯。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以后，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劇，進而引起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經濟發展嚴重受挫。二戰結束以后，由于認識到經濟發展不均衡所帶來的不利后果，西方各國逐漸改變了過去反對任何政府干預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國家干預手段和宏觀經濟政策，由此縮小了貧富差距，緩和了階級矛盾，也使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了較為平穩的增長階段。對于新興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突出的現象同樣十分普遍。最典型的例子是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后，經濟發展進入了低增長期，甚至出現了負增長的狀況。這些國家的一個共同現象就是貧富差距十分明顯，貧困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長期居高不下，這種現象也被稱為“拉美病”。那么，這種財富增長中的馬太效應是否有其發生的內在必然性，而這種內在必然性又是如何得以緩解的，這些就是本文要分析的問題。

二、馬太效應發生原因分析

財富增長的馬太效應除了客觀條件的影響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的市場個體所擁有的不同的發展能力和發展機會造成的。因為客觀因素是不可控制和難以改變的，所以本文分析的重點主要放在市場個體的發展能力和發展機會存在的差異方面。

首先，個體能力的差異。不可否認，不同的個體在財富發現能力、財富創造能力和職業勞動能力上是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異的。但是個體能力上的差異并非先天造成的，尤其是職業勞動能力上的差異更是由于不同個體所受的基礎教育和專業培訓的不同而形成的。由于貧者與富者所處的家庭條件和成長環境的不同，使得他們在享有基礎教育資源，接受職業培訓方面存在差異，加上個人稟賦的差異，個體能力上的差異就產生了。這種客觀上存在的個體能力上的差異，使得不同個體在財富增長中取得的利益收獲也有所不同，能力強者取得的多一些，能力弱者取得的少一些，由此不同個體之間就開始產生財富初次分配的差異。

其次，資金籌措能力的差異。土地、資本、勞動力是生產財富的三個基本要素，擁有生產要素的多少直接影響個體能夠獲得增值財富的多少。而在生產要素可以自由買賣的市場經濟中，這三種要素都可以用資金購買取得，所以個體擁有和可以使用的資金數量的多少就成為影響財富增長的重要因素。富者除了原本就擁有比貧者較多的自有資金以外，在外部資金的籌措能力方面也比貧者擁有更多的優勢。因為富者擁有較多的資產可以向銀行抵押，或者更加容易得到其他擔保渠道，加上償付能力較強，所以在取得貸款的渠道和手段上，富者與貧者相比具有更大的優勢，無論是從籌措資金的數量上還是籌措資金的便利性方面，富者都要優于貧者。

第三，抗風險能力的差異同樣會造成財富的集中效應。就抗風險能力而言，貧者由于自身擁有的財富數量較少，經濟實力本身就比較弱，再加上外部資金籌措能力比較弱，所以一旦發生經營風險，比較容易受到更大的打擊。除去經營風險以外的其他風險，比如疾病、失業、意外災害或者經濟蕭條，對于貧者的負面影響程度往往要超過富者。這就使得即使在同樣的風險情況下，貧者的抵抗能力要小于富者，而且風險過后的恢復能力也要小于富者。所以在經濟衰退期和復蘇期，同樣存在財富向富者集中的馬太效應。

第四，財富的分配除了受到以上個體發展能力方面差異的影響以外，個體發展機會的不同往往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富者由于距離財富比較近，其所處的生活環境、社交環境、職業環境都為富者提供了較為豐富的與財富增長有關的信息資源和渠道，使其可以得到更多的財富增長的機會。而與之相比，貧者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和范圍一般要低于富者，一些特困群體甚至處于邊緣化的狀態，逐漸被排斥在主流社會之外。因此，無論在獲得發展機會的渠道，還是在利用發展機會的能力上，貧者都處于相對的弱勢。

三、馬太效應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從經濟發展方面來說，由于財富增長的馬太效應使得貧富之間收入的差距不斷擴大。如果這種差距過于懸殊，貧困人口的消費購買力很低，而且貧困人口的數量較大，社會有效消費需求增長的速度就會落后與社會總供給的增長速度，從而產生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持續性矛盾。雖然經濟發展能力直接體現為社會總供給能力的大小，但是資本的增值最終是通過供給轉化為需求才能實現的。由于總需求小于總供給，供給數量超出需求數量的部分，在沒有外部需求的情況下，就會形成投資的浪費，進而造成經濟增長的衰退。盡管隨著國際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國外的需求會吸納一部分超出的供給量，但長期如此也會造成該國經濟的增長越來越依賴來自國外的需求，從而產生對外貿易的過度依賴。然而，一個國家尤其是生產供給能力越大的國家，其經濟發展是不可能長期大量地依賴于對外出口的。因此，由于馬太效應引起的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將會對經濟的持續增長起到負面的阻礙作用。

從社會發展方面來說，嚴重的持續貧困無疑會給處于貧困中的個體或群體帶來失望甚至絕望的負面心理影響。這種心理影響如果長期得不到改善，就有可能轉變為危害他人、危害社會的現實行為，從而影響社會的正常秩序和基本穩定。而且從社會和諧發展的角度來說，貧富差距過于懸殊，也會造成階級分化的趨勢更加明顯，階級對立的矛盾更加突出，極易引起社會沖突的大規模爆發，因此非常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

四、應對馬太效應的基本措施

針對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加劇的馬太效應對經濟社會造成的不利影響，各國政府分別采取了一些不同的應對措施。

以前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意圖用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國家對供給和需求的全面計劃來徹底消除財富分配的不均衡。但過去幾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這種試圖徹底消除財富分配不均衡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消除馬太效應的同時也降低了個體創造財富的內在動力，影響了社會資源的配置使用效率，因而是一種不成功的解決途徑。

主張實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對市場活動的任何干預的西方國家，也面臨著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經濟危機頻繁發生的嚴重困境。此時的西方國家已經認識到，僅僅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是無法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的。所以在二戰結束以后，西方國家在保持市場充分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的前提下，對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和經常發生的經濟波動進行了積極而廣泛的政府干預，形成了既不是計劃經濟也區別與傳統市場經濟的混合經濟，從而比較成功地緩解了馬太效應產生的不利影響，由此也帶來了戰后經濟的持續增長。

我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以后二十多年來的不斷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國民經濟保持了二十余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國家整體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隨著國民財富總量的增長，財富集中的馬太效應也開始顯現，并且有逐漸加劇的趨勢。以國際上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為例，我國已經達到0.46%，遠遠超過公認的0.4%的警戒線。因此，如何解決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馬太效應，是關系到我國經濟能否保持長期健康發展和社會能否保持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我國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問題，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加以改善，并且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1、在個體發展能力方面，應當大力加強國家對普通義務教育以及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使得貧困家庭的子女尤其是農村家庭的子女能夠享有良好的基礎教育和職業培訓，從而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和發展能力。

2、在資金籌措方面，在扶植大型企業的同時，應當積極拓展針對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盡管在規模效應上，小企業與大企業相比存在一定的劣勢，但在吸收就業人數方面，在同等資金投入的情況下，小企業要遠遠超過大企業。

3、在抵御風險方面，應當盡快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努力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使得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老有所養、病有所醫、難有所助，這樣才能擴大他們的現時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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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周期 投資策略 消費策略 就業策略 經營策略

從2001年開始，我國經濟進入了高增長時期，這期的增長高峰持續了七年多的時間。這表明，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上升階段大大延長，經濟在上升通道內持續平穩地高位運行。但我們也必須看到，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通貨膨脹形勢顯著惡化、資產泡沫日趨嚴重的挑戰。面對經濟周期如何理性面對是值得我們冷靜思考的一個現實問題。

一、經濟周期含義及其階段特點

經濟周期是宏觀經濟變量波動的綜合反映，是總體經濟活動的擴張和收縮交替反復出現的過程。簡單的經濟周期分為四個階段：即繁榮、衰退、蕭條、復蘇。繁榮期是經濟活動高于正常水平的一個階段，特征是生產迅速增加，投資增加，信用擴張，價格水平上升，就業增加，公眾對未來樂觀；衰退期是從繁榮到蕭條的過渡時期，經濟開始從頂峰下降，但仍未低于正常水平；蕭條期是經濟活動低于正常水平的一個階段，此時生產急劇減少，投資減少，信用緊縮，價格水平下跌，失業嚴重，公眾對未來悲觀；復蘇期是從蕭條到繁榮的過渡時期，經濟開始從谷底回升，但仍未達到正常水平。繁榮的最高點稱為頂峰，既是繁榮的極盛期，也是由繁榮向衰退轉折點。蕭條的最低點稱為谷底，既是蕭條的極點，也是復蘇起點。經濟從一個頂峰到另一個頂峰，或者從一個谷底到另一個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經濟周期。

二、經濟周期不同階段的策略選擇

1.投資策略選擇

經濟周期由擴張到收縮，由收縮到擴張，循環往復。投資策略必須依據經濟周期確定，不同的經濟周期投資的側重點就是不一樣的。在上升階段，可多投成長型的股票、房地產等；在下降階段，側重銀行存款、債券和黃金等。具體來講，在經濟復蘇階段，社會經濟不斷發展，投資者應更多更快的增加自己的財富。繁榮階段財富增加最快幅度最大，投資者應該把增加的資產變成自己實實在在獲得的財富。衰退階段宏觀經濟萎縮，投資收益率不斷下降甚至是負的，投資者要盡量持有現金。蕭條階段資產價格低廉，把現金轉換成資產的時機到了。以股票投資為例，經濟衰退股票價格逐漸下跌，危機時期股價跌至最低點，經濟復蘇時股價又逐步上升，繁榮時股價上漲至最高點。根據經濟周期投資股票的策略是：衰退期以保本為主，投資者多采取儲蓄存款和短期存款證券等形式，避免投資損失，以待復蘇時適時進入股市；繁榮期，大部分產業及公司經營改善和盈利增加，不懂股市知識而盲目跟進的散戶，往往也能從股票投資中賺錢。

2.消費策略選擇

對消費行為影響最大的是消費價格，影響消費價格的重要因素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經濟周期的基本現象，因此經濟周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消費行為的選擇。政府的反通貨膨脹政策的選擇取決于通貨膨脹的類型，對于成本拉動的通貨膨脹往往針對不同部門采取不同政策進行結構調整。對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政府就必須采取緊縮性宏觀經濟政策（往往會加息）來抑制總需求增長。在復蘇階段消費者具有較好的未來預期，消費信心較高。但是繁榮階段往往也是通貨膨脹時期，此時超出自己能力的消費，如果是貸款消費又遇到政府加息政策，消費的成本大大提高。在衰退階段盡管還貸計劃沒變，但由于收入預期下降，利息加重，債務負擔也會越來越沉重。在蕭條階段宏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企業效益不佳且競爭加劇，但是消費品質量好、種類多、性價比高，消費者應該抓住時機消費，此時利率較低可以貸款消費。以購房為例，房地產業周期與宏觀經濟周期波動趨勢基本一致，繁榮時期房價上漲，國家就會加息，一旦經濟進入衰退期，房價下跌，貸款購房者有可能出現負資產，美國次級貸款危機就是例證。反之，在衰退階段，房價較低，國家還會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如減息，如果是短期貸款購房，基本上是一路春風。1996年～2003年我國八次降息，此期間貸款購房，不僅房價低廉，而且利息負擔較小。

3.就業策略選擇

宏觀經濟活動的擴張和收縮交替反復出現，影響著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這就要求勞動者依據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做出就業的選擇。在衰退期需求減少影響生產，部分行業會進行結構調整，企業減薪裁員也不可避免。面對“潛在失業”的壓力，在業者保持一份穩定的工作是最佳的選擇，只有收入的穩定，自己的資產才不會因為通貨緊縮而受到影響。在經濟衰退時期，多數行業的不景氣將使眾多企業很難擴大生產，擇業者要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也不易。對于失業者，即使是差強人意的工作也要接受。在復蘇和繁榮時期，經濟擴張導致了企業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勞動者就業環境相對寬松，在業勞動者者工資上漲，擇業勞動者崗位轉換比較容易，失業勞動者就業機會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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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學認為，“法的價值”有三種使用方法：法的目的價值、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準及法的形式價值。本文取前一種，指法律在發揮其社會作用的過程中能夠保護和增加哪些價值。1經濟法的價值就是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對經濟法價值的探討是經濟法基本范疇研究的一部分，對加深經濟法獨立性的理解，提煉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指導經濟立法都有重要意義。

學者們對經濟法的價值已多有闡述。有的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取向，應是國民經濟發展法、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平衡法、國家經濟安全法，發展、公平、安全三位一體。也有學者認為，我國現代化的經濟法價值主要應當關注社會公平和經濟民主，同時不排斥其他價值（如經濟效益、經濟秩序等）的存在。還有的學者認為，經濟法滿足了人類的經濟秩序理想，其價值在于經濟秩序。2史際春、鄧峰所著 《經濟法總論》認為，經濟法的價值表現為實質正義、社會效益、經濟自由和經濟秩序的和諧。3

筆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必須立足于社會現實需要，反映出經濟法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特有品質。法作為社會調整的工具，作為正義與自由維護者，有其共同的價值。正義、自由、平等、秩序、人權，都是所有法律應具備的理念和信仰。然而，各部門法承擔的任務是不同的，各有側重，價值理念也自有不同。因此，我們在研究經濟法的價值時，應著眼于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所側重的那些方面。它們體現了經濟法的特色，決定了經濟法的任務。研究它們才有指導理論和實踐的作用。筆者擬通過四個方面的考察，論證經濟法的價值是：經濟秩序和實質正義。

一、對經濟法歷史的考察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的構建是為了滿足經濟基礎的要求。對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原因和時代背景進行考察，可以明確經濟法的歷史使命，洞察經濟法的價值所在。

真正意義的經濟法肇端于19世紀末。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了著名的 《關于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一書。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符合當時資產階級自由競爭的19 世紀末，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完成了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經濟的集中和壟斷導致了競爭的不平衡，引發了嚴重的社會矛盾。中小企業主和廣大消費者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龐大的壟斷組織面前毫無公平可言。同時，壟斷組織憑借壟斷優勢，為追求自身利潤的最大化，時常不顧市場秩序，侵犯其他競爭者和消費者的利益，最終影響了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穩定。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已不適應壟斷后的經濟現實。1914—1918 年的一戰及1929—1932年的經濟危機，更加迫使人們尋找新的指導理論以調和社會矛盾。1936年，凱恩斯發表了《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提出了“國家干預主義”思想，并逐步成為各國統制及立法的理論依據。

這種社會現實與指導理論上的變化，突出反映在各國的經濟立法上。從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英國工廠法（1933年） 、法國的糧食限價法（1793年）、英國的《英國爾關稅法》（1861年）、《宅地法》（1862年），到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美國的《謝爾曼法》（1980年）、《克萊頓法》（1914年）英國的 《公平貿易法》（1973年）、德國的 《經濟穩定與增長促進法》（1967年），國家越來越重視運用間接手段加強對經濟的干預，次數不斷增多，范圍也不斷擴大。有學者認為經濟法有戰爭經濟法、危機應付經濟法和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三個不同層次。4也有的學者說“國家不幸經濟法幸”。5這些觀點都反映了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必然性，在于國家通過宏觀調控，限制極端的個體自由，防止經濟混亂，以期建立良好的經濟運行秩序；以社會整體效益為出發點，以國家干預和社會保障的方式增強中小競爭者的競爭力和弱勢群體的保護力，實現實質正義。經濟法的價值更多地體現為維持經濟秩序追求實質正義。

二、民法與經濟法的價值比較考察

設立一個參照物，凸現出經濟法不同于其他部門法的價值偏重，民法是最好的選擇。它們同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調整和管理社會經濟生活，維護市場主體合法民事權益，規范市場交易行為的最為重要的基礎性法律，作用和地位有相似性。它們都調整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調整對象有類似性。但是，民法和經濟法的價值理念是迥異的。近代民法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的武器。近代私法三原則 “權利能力平等、私有財產神圣、契約自由”充分體現了18世紀個人主義的法律思想。“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就是反對身份特權立法，反對限制，追求平等與自由。平等與自由是民法的靈魂。面對封建特權的壓制資產階級革命者祭出了平等與自由的大旗。他們要求平等，希望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機會進入市場，公平競爭自由競爭。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正義。然而，進入19世紀末，財富的重新分配使不同的社會群體經濟地位日益懸殊，作為近代民法基礎的平等性和互換性已經喪失。6弱肉強食的競爭結果，是處于優勢甚至壟斷地位的強勢群體不斷利用經濟優勢擠壓弱勢群體。良性的經濟秩序時常遭到破壞，平等只剩下形式，自由成為經濟專橫的借口。人們又呼喚新的正義。社會正義觀的改進的變化，常常是法律改革的先兆。以國家干預為手段，以社會大多數人福祉為目標的經濟法順應了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法是一種 ”身份法“、”特權法“。但它是賦予弱者以”特權“，利用國家權力對弱者進行保護，規制強者的恣意行為。因此，經濟法追求的不是形式正義，而是實質正義強調的不是經濟自由，而是對絕對的自由放任加以約束防止經濟秩序的劇烈動蕩。經濟法的價值在于實質正義和經濟秩序。市場主體只能在經濟法規定的框架內按民法規則自由行事。

三、對經濟法總論的考察

經濟法總論研究的是經濟法的一系列基礎理論問題和基本范疇，對經濟法的理論與實踐起著綱舉目張的作用。考察學者們經濟法總論的研究成果，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掌握經濟法的本質與精神，理解經濟法的價值。

第一，從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和定義來看，學者們大都從調整對象的角度對經濟法進行定義。盡管存在著縱橫統一論、有限制的縱橫統一論、國家干預論、國家協調論等諸多學說，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經濟法體現了國家意志對經濟生活的強力規制，包括市場運行、宏觀經濟調控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國家介入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證市場的有序運行，主體的有序競爭，經濟發展的總體平衡，保護經濟主體的最基本利益。

第二，從經濟法的法益目標來看。龐德把利益分為個人利益、公共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他認為，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法律的任務在于滿足人們的各種要求和愿望，即“為最大多數人做最多的事情”。7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社會公共利益是其首要法益目標。這是學者們較為一致的觀點。實踐證明，過度的自由競爭是惡性競爭，只會導致競爭無序、秩序混亂、兩極分化，最終損害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因此，經濟法犧牲某些個體自由和形式正義，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己任，高舉經濟秩序和實質正義的旗幟，微觀上限制，宏觀上調控，成為國家實現經濟管理職能的重要手段。

第三，從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來看。學者對經濟法基本原則有多種歸納，但均體現了經濟法力求經濟秩序和實質正義的價值理念。例如，平衡協調原則，要求立法和執法要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和社會整體利益出發，促進、引導或強調實現社會整個目標與個體利益目標的統一；適度（或適當、謹慎）干預原則，要求政府運用行政、法律或經濟的手段，對經濟生活進行合理的干預；維護公平競爭原則，表明國家在維護市場經濟及競爭秩序中的積極能動，并允許抑制微觀之正當、公平，以實現宏觀自由公平。等等論述，不一而足。

第四，從經濟法的調整方法來看。李昌麒教授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概括為指令性（剛性干預）、指導性（柔性干預）、直接介入經濟及懲罰與激勵相結合等四種。8設權、命令、禁止、批準等指令性干預，是國家運用權力，要求相對人予以服從，實現某種經濟目的。這突出體現了經濟法對自由的限制及對經濟秩序的追求。勸告、建議等指導性干預作為 “經濟民主化”的產物，只是國家權力的 “軟運用”，在價值追求上和指令性干預上是相同的。四種方法的實質均在于國家意志對個體自由的限制，以建立符合實質正義的經濟秩序。

四、對經濟法各論的考察

耶林宣稱，法律是根據人們欲實現某現可欲的結果的意志而有意識地制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為了有意識地達到某個特定目的而制定的：“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創造者。每條法律規則的產生都源于一種目的，即一種實際的動機。”9反之，透過法律的就具體規定來探究法律的價值，是行之有效的。

第一，經濟組織法。經濟法主體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主體之間存在者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法律地位不是完全平等的。國家經濟管理機關處于主導地位。各類政府機構運用法律手段，對其他經濟組織的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監督管理、檢查處罰等。這是履行經濟職權，維護經濟秩序的表現。各法均明文確立了國家經濟管理機關的管理者地位。

第二，市場管理法。政府運用國家權力對市場運行進行適度干預，依法制裁各種不道德的市場交易行為，維護市場秩序，維護社會正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我國目前雖然尚未制定單獨的反壟斷法，但在相關立法中也有體現。如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七條，禁止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占地位的經營者，不得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各種欺騙易行為、強制易行為、商業賄賂行為等，都作了禁止性規定。這些規定突出體現了經濟法對經濟秩序的維護。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更是時時處處為處于弱者地位的消費者著想，給予其傾斜性保護，以克服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信息與實力的不對稱，價值追求直指實質正義。

第三，宏觀調控法。政府通過經濟利益調節機制，利用法律手段來影響經濟主體的市場行為，從而達到間接干預市場的目的。計劃、產業法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和重點方向，引導經濟主體的投資行為與國家的發展需求取得一致，使社會資源配置有序、優化。自然資源管理法，規范人們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行為，實現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的有序化、制度化。宏觀調控法，反映了國家對宏觀經濟秩序的追求。

第四，社會保障法。社會保障以國家和社會為責任主體，生活困難需要救濟的公民為權利主體，以給予一定特質幫助的方式，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平，維護社會穩定。社會保障法具有強制性，政府和其他單位都必須履行這一法定責任；具有福利性，符合規定的公民都有權無償 獲得幫助。這種人道主義正是經濟法對實質主義的追求。

注 釋：

1.張文顯主編：《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年10月第 1 版，P209-210。

2.劉文華等：《 99年經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法學家》2000年第 1 期。

3.4.史際春、鄧峰著：《經濟法總論》，法律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P152、P76-78。

5.邱本：《經濟法的存在價值及前景》，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1 年6月。

6.梁慧星：《從近代民法到現代民法—— 二十世紀民法回顧》，《中外法學》1997年第2期。

7.（美） 龐德著：沈宗靈，董世忠譯：《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