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范文10篇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谷諔馉幍膭倮侵腥A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不但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且極大地改變了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在抗日戰爭中孕育和形成的偉大抗戰精神，大大豐富和升華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華民族精神，為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源泉和精神支撐?；仡櫩谷諔馉幍谋瘔褮v史，研究總結偉大的抗戰精神，對于新形勢下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意義。

一、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孕育了偉大的抗戰精神

抗日戰爭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壯烈的民族解放戰爭。在中國共產黨主張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光輝旗幟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全國各族人民包括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萬眾一心、同仇敵愾，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氣壯山河的英勇搏斗。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堅強核心，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組織者和鼓舞者。在中國共產黨的感召下，中華民族涌現出無數抗日英雄，孕育并產生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以救亡圖存、民族解放為主題，以自強、團結、犧牲、堅韌為基本內涵的偉大抗戰精神。這種偉大的抗戰精神，集中體現了這一時期中華兒女的精神風貌和價值取向，我們認為，其主要內容應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萬眾一心、共赴國難。抗日戰爭是一場全民族奮起抵抗外來侵略的戰爭。“九一八”事變之后，特別是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面對深重的民族危難，抵抗外來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為中華兒女的共同意志。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全面抗戰的中流砥柱，各黨各派捐棄前嫌，一致對外；社會各界萬眾一心，同仇敵愾；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到處是“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叫兒打東洋”的悲壯場面；五洲四海，異國他鄉，到處有華僑華人“御外侮、挽危亡，愿為后盾”的積極行動。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共赴國難的民族精神。

第二，不畏強暴、敢于犧牲?？谷諔馉幨前胫趁竦匕敕饨ǖ娜鯂c帝國主義強國之間進行的一場決死的戰爭。自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歷經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等，割地賠款，受盡欺凌，積貧積弱；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一躍成為帝國主義強國，在軍事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等方面占有明顯優勢。面對強大而殘暴的侵略者，全國人民排除一切悲觀主義和妥協投降論的干擾，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與敵人展開殊死斗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軍隊積極開辟敵后戰場，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日軍英勇作戰，給敵人以沉重打擊；無數中華兒女，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毀家紓難，舍生忘死，前仆后繼。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敢于勝利的民族精神。

第三，百折不撓、堅韌不拔。抗日戰爭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從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我國東北算起，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時十四年；從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算起，中國人民全國性抗戰歷時八年。這期間，抗日戰爭經歷了由局部抗戰到全國性抗戰的過程；經歷了從戰略防御到戰略相持，最后到戰略反攻的過程；經歷了從單獨抗戰到與世界反法西斯盟國攜手抗戰的過程。中國共產黨關于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為爭取抗戰勝利指明了方向。全國人民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條戰線上與日本侵略者展開了不懈斗爭。充分展現了中華民族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

［內容摘要］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化語境下中華民族文化面臨的生存環境，提出了中華民族影視藝術在挑戰與機遇中如何發展的一些思考。文章分四個部分：一、全球化語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二、電影電視的國際傳播；三、用最現代的語言體現最傳統的中國文化；四、民族影視如何進入國際主流市場。

［關鍵詞］全球化；多元化；民族文化；民族影視藝術

一全球化語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

21世紀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全球化，可以說是當代社會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對于全球化問題的討論，是當前世界范圍內最引人注目的話題之一。隨著新世紀的來臨，伴隨著全球化的經濟交往與信息傳播的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趨勢日益加強。在全球化語境下，大眾傳播媒介（報紙、雜志、廣播、電影、電視、因特網）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加拿大著名傳播學家麥克盧漢早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關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為現實。尤其是以電視和因特網為主導的傳播界正在重構著人類的生存空間，全球被村莊化，人類被世界化，大眾傳播媒介深深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

在這種全球化進程中，我們不能不面臨與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全球化進程中，獨具特色的文化能否得到保持？全球文化發展究竟應當“一元”還是“多元”？我們認為，全球化不僅限于經濟領域，它也滲透到社會、文化等領域，改變著人類生活與全球面貌。從一定意義上講，全球化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新階段，全球化就是人類社會整體化、互聯化、依存化。所謂整體化，是指全球作為同一個整體而存在，世界各國之間的影響日益加強；所謂互聯化，是指所有國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經濟利益、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普遍相關性；所謂依存化，是指國際合作與協調，對話與協商，已經成為任何國家與民族發展的基礎與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全球趨同，更不能將其想象為一種“世界大同”的幻想境界。對于文化來講，更要看到它既有時代性，又有民族性，既要看到現代文化的創造性發展，又要看到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拔幕且粋€在特定的空間發展起來的歷史范疇。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時空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逐漸形成各具風格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養育了各種文化類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環境的變遷和文化自身的運動規律，在不同歷史階段其文化呈現各異的形態，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前者是文化的民族性（或曰地域性），后者是文化的時代性（或曰階段性）。文化作為有理性的人類的創造，與人類主觀精神的能動作用有著密切關系，但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時代特征終究不是人的主觀精神的隨意作品，而只能是各民族在不斷適應和改造所處的自然——社會環境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1)顯然，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點，使得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保持文化多元化的態勢。

摘要:文化自信來源于對自身文化歷史的認同，民族共同體認同來源于對同宗文化的認可和遵循。二者相輔相成，只有建立文化自信才能夠在民族共同體建設中形成更為廣泛的認同，而只有形成共同體認同才能夠在文化體系建設中更為自信。文化自信對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積極作用和貢獻毋容置疑，但在實踐操作層面還需進一步尋找可行路徑，江西省也在努力探索通過文化建設事業來推進本地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方法，以期為完成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偉大事業提供“江西智慧”。

關鍵詞：文化自信；中華民族共同體；文化建設

文化自信的歷史文化根基源于五千年燦爛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民族共同體則源于對中華民族共同文化的理解與自信。事實上，區別民族特性的關鍵點更多時候并非血緣、語言、信仰等因素，而是對文化的認同。這一觀點在我國歷史發展尤其是近現代歷史觀中得到了顯著的體現。清朝作為我國最后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封建王朝，在其認同了中華文化之后才真正意義上地成為了中華帝國的統治者，就是這一歷史觀與文化觀的有效認證。從當代文化發展建設的角度來看，文化自信與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是保障我國經濟社會體量，提高國際話語權的重要途徑。對比現階段的世界各國，國際話語權并不完全由人均GDP或其他人均指標所決定，更需要從工業體系完整度和經濟總量等總體數據層面上來確立。而保持總體體量的先進性不僅僅從經濟維度著手，文化維度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強盛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所以，必須要有效地解決國內民族問題和民族矛盾，形成行之有效的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從而長遠地推進國家發展、民族復興，進而提高國際地位，掌握話語權。具體而言，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的必要性表現在如下四個層面：一是整合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邏輯前提。在多民族國家中，由于認同客體出現差異，個體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存在邏輯上的沖突。這種邏輯上的沖突也會衍生現實的沖突，進而嚴重危脅到國家政權的合法性，破壞整個社會的穩定。中華民族是一個極具包容性的民族，數千年來不斷吸收愿意進入中華大家庭的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華民族發展的主流特性。因此，需要通過建構一種上位概念的共同體意識或認同，來兼容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這個共同體認同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二是整合國內各民族利益的重要機制。整合各民族利益是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多民族國家處理民族沖突問題的重要思路。民族利益的整合關鍵在于如何認知本民族的利益。只有在共同體認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達成共識。三是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抓手。應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所面臨的風險，不僅要依靠物質利益手段，也需要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正所謂“解決好民族問題，物質方面的問題要解決好，精神方面的問題也要解決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是中華民族認同和尊崇的心靈寄托、靈魂安頓之所和精神歸宿，是民族生命力的精神之母、創造力的精神之源。四是促進少數民族融入現代城市生活的精神支撐。工業化時代的快速發展，任何人進入城市尋求美好生活，必須成為工業城市的一顆“螺絲釘”。在農村剩余勞動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少數民族傳統的風俗習慣、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與城市生活存在一定差異。任何公民只有從政治上認同這個國家，接受國家的法制秩序，才會愿意以合法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而不采取反社會的行為。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少數民族進入城市，面對現代化帶來的沖擊所引發的文化危機意識，有可能進一步加大其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的距離?，F階段，在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下，在科學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國民族共同體認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不可否認依舊存在一定的底層民族矛盾，這一矛盾在部分地區表現較為突出。如近年來的“臺獨”、“疆獨”、“藏獨”等活動頻發便是表征之一。這其中雖然存在一定的境外勢力的干預與鼓動，但是也同樣需要我們從民族共同體認同層面上來找尋解決之道。建立更廣泛文化認同與更堅定的文化自信是解決現階段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緊迫問題的一種有效手段和路徑。

二、文化自信對民族共同體認同的作用

長期以來，中國倫理學界的一些專家、學者，包括我自己在內，在論述中國原始社會的道德時，都比較空泛，沒有具體的資料，一般都是根據馬克思的《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等著作來論述的。這些著作對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及其道德是十分重要的，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但是，如果不結合中國原始社會具體的倫理道德資料，那么，這種研究只能停留在一般地、抽象地議論上，不能給人們真正展示出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們的道德風貌。

那么，在我國有沒有記載中國原始社會及其道德的資料呢？最近，我抱著這一問題，翻閱了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農氏的一些資料。我感到，資料是相當多的，遍布于經、史、子、集各類著作當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獻有《逸周書》、《國語》、《周易》、《左傳》、《管子》、《莊子》、《列子》、《韓非子》、《世本》、《新語》、《淮南子》、《史記》、《山海經》、《帝王世紀》等50多本。另外，陜西省寶雞、岐山、扶風等地發掘出的仰韶文化遺址及龍山文化遺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關，把這些資料梳理出來，估計有十多萬字。如果我們從倫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這些文獻資料，不僅對認識、填補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們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義，而且對豐富炎黃文化的內容，總結、繼承、發揚中華民族早期的傳統美德，搞好當前兩個文明建設，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炎帝時代是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轉變的時代

大約從170萬年以前起，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國的廣大土地上勞動、生息、繁殖子孫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謀、陜西的藍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區，都先后發現了我國最早的原始人類的遺骸和遺物。這充分說明我國從很早的遠古時代就有人類活動的歷史。

在十分漫長的原始社會里，我們的祖先開始只會簡單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學上叫做“石器時代”，把只會打制加工石器的階段叫做“舊石器時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階段叫做“新石器時代”。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大約經歷了幾十萬年。就在這個過程中，原始人群開始向氏族社會過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會出現和形成。大約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黃河中下游和長江流域的許多氏族部落達到了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階段，無論生產和再生產，都是以婦女為中心進行。再經過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會開始向父系氏族社會轉變，即從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龍山文化時期轉變，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現在這個時期。

據歷史文獻記載，炎帝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存在的。《國語·晉語》說：“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東漢初年的《說文解字》進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長于今扶風縣內的記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棄外家”。隨后，不少文獻都有關于炎帝活動在姜水一帶的記載，即今寶雞市轄境內?！妒辣尽さ巯稻帯氛f：“炎帝即神農氏?！睎|漢宋衷注：“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西晉皇甫謐撰的《帝王世紀》說：“有＠①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游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因以我焉?！贬B道元在《水經注·渭水》中說：“歧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彼J為，《國語》、《世本》、《帝王世紀》中所說的“炎帝長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独ǖ刂尽?、《雍錄》等書認為姜姓原始氏族活動地區在古邰國，即今扶風揉谷鄉一帶。上述所有記載都說明，炎帝是出生、活動在今寶雞、岐山、扶風、武功一帶。

沒有人愿意看到災難，更沒有人愿意經受災難。但災難不因為人們的不愿意接受而消失。因而，我們必須學會正確面對災難。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走向成熟，必然要經歷災難的考驗，可以說，災難是中華民族崛起的必修課。“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是一

個顛撲不破且歷久彌新的真理。

正當人民喜迎奧運圣火的時候，一場罕見的大雪災發生了，雪災剛剛過去，奧運圣火也順利登上了世界之巔，不料一場8級強烈地震不幸發生，數萬人死亡，22萬人受傷，480萬人受災，嚴重受災面積達10萬平方公里。慘烈的程度震驚世界！

但透過災難的另一面，我們也欣慰地看到，我們的總書記、總理第一時間親臨一線，冒著余震危險指揮軍民開展快速高效的抗震救災行動。人民子弟兵在第一時間以各種方式開赴災區，冒險挺進，不顧疲勞，連續作戰。全球華人更是空前地團結，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短短幾天近百億巨資捐向災區。來自世界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和民間友人也向地震災區伸出了援助之手。

面對災難，我們的黨和政府與人民真正實現了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我們的軍隊再顯英雄本色，被人們譽為帶來生的希望的天神，依然是新時期最可愛的人。我們的港澳臺胞、華人華僑，血濃于水的深情表現得那樣至真至切，那樣自然而然。我們與各國人民的交流也顯得那樣真誠和珍貴。嚴重地震災害讓我們心和心連在一起，手和手拉一起，肩和肩并在一起。如果說，我們在震災中失去的有親人的生命、有我們的家園，那我們在震災中卻更多地得到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真情，一份敢于面對災難的勇氣，一份眾志成城的空前的團結，一種從容應對各種復雜情況的成熟！

“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碧旖祻团d大任于中華民族，必先經受起災難的考驗！事實證明，我們經受住了這次特別重大震災的考驗！中國人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中國人好樣的！

汶川特大地震令人怵目驚心，其破壞力超過上世紀70年生的唐山大地震，實在是一場罕見的人間災難。然而，自5月12日以來的抗震救災實踐卻莊嚴地向世界昭示：地震可以震壞道路、震毀家園，但震不垮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

撫今追昔，浮想聯翩。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在屢經艱難困苦和外侮內辱中，不斷磨礪，沉淀升華，薪火相傳，孕育成了歷久不衰的偉大民族精神。這極其寶貴的精神，包括愛國主義精神、不畏艱險精神、自強不息精神、無私奉獻精神、團結協作精神等。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植根于華夏大地的中華民族精神，得到了發揚光大，更加熠熠生輝。特別是在這次空前的抗震救災斗爭中，處處閃耀著中華民族精神的光輝。

黨中央、國務院對汶川大地震的高度關注用語言難以表述。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總理，都飛往災區，冒著余震不斷的危險，走進基層指導抗震救災并看望搶險救災人員，走進帳篷和救助站慰問受災群眾。地方和軍隊的各級領導干部都靠前指揮，身先士卒。這一切所彰顯的執政為民、以人為本的理念，均賦予了中華民族精神新的內涵。

面對巨大災難，我們舉全國之力沉著應對。國家眾多的有關部門競相在第一時間，派人的派人，撥款的撥款，調物的調物；解放軍指戰員、武警部隊、公安干警、預備役民兵和專業救援隊伍等10多萬人，爭分奪秒地搶救受災群眾；食品、飲用水、藥品、帳篷、防寒衣被等救災物資正源源不斷地運往災區，確保災區群眾有飯吃、有衣穿、有干凈的水喝、有臨時住處?？拐鹁葹墓ぷ髟诙虝r間里開展得有力、有序、有效，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使中華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華。

讀報紙，看電視，聽廣播，我們每天都會為災區人民正視災難、自強不息的事跡所感動。一位教師在地震發生之時毅然組織學生撤離，把死亡留給自己，成就了生命的永恒；一位女民警，在得知父母及女兒在地震中遇難的消息后，挺住不哭，依然堅守工作崗位；眾多遇險群眾挑戰生命存活72小時的極限，在廢墟下掩埋100多個小時之后被救出時，依然頑強地活著，創造了世界上生命的奇跡……面對災難，選擇堅強。這些舉不勝舉的可歌可泣的事跡，真的催人淚下。它所折射出的災區人民不怕艱險、堅強不屈的精神，可以從中華民族精神寶庫里找到淵源。

地震無情人有情，大災降臨有大愛。牽掛災區，愛心如潮。尤其是一些志愿者，給人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在成都雙流機場幫助裝卸貨物的，90%的人是志愿者，其中活躍著一支100多人的老兵志愿隊；安徽省蚌埠市的劉氏四兄弟，自帶兩臺重型挖掘機，奔赴四川災區救災……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中華民族的團結協作精神在抗震救災工作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這次中華民族在汶川大地震面前表現出來的大無畏英雄氣概，是對民族凝聚力的又一次考驗，“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民族奮進的行動，又一次以雄辯的事實向全世界昭示：以民族精神凝聚起來的民族，具有一種無堅不摧、戰無不勝的精神力量

民族凝聚力是一個國家的脊梁。在前進的道路上，盡管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存在許多人力所無法征服的自然災害，但都不會壓垮我們的民族。民族精神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在抗震救災中，這種愛國主義突出表現為以人為本、一切為民，把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的時代精神。為了人民的生命，我們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民族凝聚力可以化為同舟共濟、共克時艱的全國大團結、大協作精神。汶川大地震帶來的災難現狀是殘酷的，但全國軍民對災區的火速支援，特別是幫助災區人民重建家園所表現出來的社會主義團結互助精神卻讓人溫暖、令人贊嘆。正是這種精神，給災區人民帶來了希望，激勵人們擦干眼淚，奮勇前行，用信心去創造美好的新家園

三天全國哀悼日，那山川同悲、萬民齊哀的國殤氣氛，是如此莊嚴、凝重、悲壯，感染著每個中國人。特別是億萬人民在同一時刻的肅立默哀，更是讓我們彼此聽到了心音：送別逝者，擦干眼淚，挺直脊梁，奮力前進！萬眾一心、同舟共濟的中華民族精神，也在高昂的“四川，挺住！中國，加油！”的吶喊聲中，得到了最明顯的印證。

5月12日，一場空前的大地震撼動了大半個中國。在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中國緊急行動起來，萬眾一心地打響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抗震救災的戰斗。氣吞山河的生死營救，感天動地的舉國援助，無私奉獻的愛心涌動，每一個畫面都使我們沖擊般地感受到了13億人民團結起來所表現的強烈愛國之心、濃濃同胞之情、團結奮進之力。全國軍民，上至黨中央、國務院，下至普通百姓，無一不用自己的骨肉親情和血肉之軀，鑄就著一座生動體現中華民族精神的豐碑。

在抗震救災的第一時間，黨中央、國務院立即向全國發出抗震救災的號令，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影就出現在救災最前線；中央各部門和各地政府緊急行動起來，盡職盡責，全力以赴，齊心協力，救援災區；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官兵迅速組成緊急救援隊，披荊斬棘，強行突破，直奔抗震救災第一線，創下了短期內運兵10萬的紀錄；全國人民火速行動起來，在危急之際，紛紛奉獻愛心，伸出援助之手。共和國960萬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到處洋溢著愛的暖流，這更是舉世罕見的一個民族以整體的力量與巨大的自然災害相抗爭的壯舉，如果沒有昂揚的民族精神支撐，是無法想象的。

長期以來，中國倫理學界的一些專家、學者，包括我自己在內，在論述中國原始社會的道德時，都比較空泛，沒有具體的資料，一般都是根據馬克思的《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等著作來論述的。這些著作對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及其道德是十分重要的，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但是，如果不結合中國原始社會具體的倫理道德資料，那么，這種研究只能停留在一般地、抽象地議論上，不能給人們真正展示出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們的道德風貌。

那么，在我國有沒有記載中國原始社會及其道德的資料呢？最近，我抱著這一問題，翻閱了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農氏的一些資料。我感到，資料是相當多的，遍布于經、史、子、集各類著作當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獻有《逸周書》、《國語》、《周易》、《左傳》、《管子》、《莊子》、《列子》、《韓非子》、《世本》、《新語》、《淮南子》、《史記》、《山海經》、《帝王世紀》等50多本。另外，陜西省寶雞、岐山、扶風等地發掘出的仰韶文化遺址及龍山文化遺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關，把這些資料梳理出來，估計有十多萬字。如果我們從倫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這些文獻資料，不僅對認識、填補中國原始社會先民們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義，而且對豐富炎黃文化的內容，總結、繼承、發揚中華民族早期的傳統美德，搞好當前兩個文明建設，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炎帝時代是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轉變的時代

大約從170萬年以前起，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國的廣大土地上勞動、生息、繁殖子孫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謀、陜西的藍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區，都先后發現了我國最早的原始人類的遺骸和遺物。這充分說明我國從很早的遠古時代就有人類活動的歷史。

在十分漫長的原始社會里，我們的祖先開始只會簡單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學上叫做“石器時代”，把只會打制加工石器的階段叫做“舊石器時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階段叫做“新石器時代”。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大約經歷了幾十萬年。就在這個過程中，原始人群開始向氏族社會過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會出現和形成。大約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黃河中下游和長江流域的許多氏族部落達到了母系氏族社會的繁榮階段，無論生產和再生產，都是以婦女為中心進行。再經過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會開始向父系氏族社會轉變，即從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龍山文化時期轉變，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現在這個時期。

據歷史文獻記載，炎帝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是存在的?！秶Z·晉語》說：“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睎|漢初年的《說文解字》進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長于今扶風縣內的記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棄外家”。隨后，不少文獻都有關于炎帝活動在姜水一帶的記載，即今寶雞市轄境內?！妒辣尽さ巯稻帯氛f：“炎帝即神農氏?！睎|漢宋衷注：“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蔽鲿x皇甫謐撰的《帝王世紀》說：“有＠①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游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因以我焉?！贬B道元在《水經注·渭水》中說：“歧水又東徑姜氏城南為姜水?！彼J為，《國語》、《世本》、《帝王世紀》中所說的“炎帝長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独ǖ刂尽?、《雍錄》等書認為姜姓原始氏族活動地區在古邰國，即今扶風揉谷鄉一帶。上述所有記載都說明，炎帝是出生、活動在今寶雞、岐山、扶風、武功一帶。

摘要：中華民族傳統祖國是“三位一體”的意義結構體，“天下”為體，故土家鄉是根基，政治國家是保障，倫理文化是支撐，是“鄉土之國”、“中國”、“中華”的有機統一。

關鍵詞：中華民族；祖國；鄉土；民族文化

中華民族在相對封閉隔離的內陸生存環境中，在自然經濟、政教合一的宗法農業社會，在認識改造自然社會、創造中華文明的實踐話動中，對個人與民族國家的價值關系長期思索、反復定位，歷史地形成并不斷發展完善了“三位一體”的祖國的意義結構。所謂“一體”指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根本利益(“天下”)，“三位”指村社共同體(鄉土)、多民族共同體(“中國”)和倫理型的民族文化(“中華”)。其中，村社共同體是基礎，是聯系個體的情感心理紐帶，多民族共同體(國家)是調控個體社會生活的政治保證，而人倫文化則是調節整合個人和民族國家的價值關系的精神支撐。三者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密不可分，構成有機整體。

一、“天下”：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

中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終構成其所熱愛的祖國的價值內核，維護和發展祖國的根本利益也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這種價值理念不斷內化，歷史地積淀成“天下”人文觀念。

人們一般地把“天下”理解為實體性的空間地理概念，但在儒家的話語系統中，“天下”具有特定的人文內涵?？偟膩碚f，民眾是“天下”的主體力量，民族是“天下”的最高意義?！疤煜隆本哂猩袷バ?，其利益不可侵犯。是故，“天下”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天下”是傳統祖國的根本意義所在。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帝國體系下的民族關系與少數民族；從帝國體系到民族國家建設的開啟；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邏輯；結語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將中華民族匯聚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政治共同體的形式是不同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民族國家，這是無待于言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帝國體系，又稱為中華帝國體系、這種契合性保障了帝國體系的超穩定結構、文化的同化、中央的調控、經濟的滲透、族群的流動、民族之間的關系既有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一面、人類近代社會發展的歷史背景以及中華各族聚合的實際政治意蘊、外部列強的欺壓，是中華民族走向自覺的外因、“中華民族”從自在存在向自覺存在轉變的歷史過程，應該從三層歷史邏輯來看、自在存在的中華民族是與傳統的帝國體系相適應的等，具體請詳見。

今天存在于中國社會的所有民族，都有相當的歷史，它們在歷史潮流的推動和作用下，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為界，將中華民族匯聚成為一個有機整體的政治共同體的形式是不同的。在1911年之前，這個共同體是傳統的中華帝國體系；在1911年之后，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和帝國體系的瓦解，這個共同體就是逐漸確立和發展的現代民族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國的國家戰略。這個戰略的實現，既需要中國現代化的全面發展，也需要中華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實現更高程度的團結與統一。本文將通過對帝國體系與現代民族國家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作用的考察，揭示中華民族形成發展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之間的關系及其發展趨勢。

一、帝國體系下的民族關系與少數民族

著名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個民族國家，這是無待于言的。一個大民族，固然總是融合許多少數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體。為中國民族主體的，無疑是漢族了。”費孝通先生描述了這個過程：“距今三千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若干民族集團匯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它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了這個核心。它在擁有黃河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系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疆域內部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形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呂思勉先生和費孝通先生對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邏輯的描述都共同展現出一個基本現實，即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是一個以漢族為核心，以華夏為中心不斷吸納和融合周圍少數民族的歷史過程；在近代以前，主導這個歷史過程的是以漢族為主體、以中原為腹地發展起來的華夏文明，而華夏文明發展出來的，以秦統一國家為起點形成的帝國體系則是漢族與其他民族實現互通、互融的直接主導力量。

中國傳統社會的帝國體系，又稱為中華帝國體系，是在秦建立統一的國家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漢承秦制之后，通過獨尊儒術，實現了制度體系和價值體系的有機統一，此后這套體系不斷完善，直至存續至清末。這套帝國政治體系的政治基礎是以皇權和官僚統治為主體的中央專制集權；經濟基礎是以自耕農為主體的農業經濟；社會基礎是以家族單位為主體的宗法社會；文化基礎是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中國傳統社會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雖然有朝代更替、分合循環，但是帝國體系的基本架構卻持續存在，它與構成這個體系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要素之間具有高度的契合關系。這種契合性保障了帝國體系的超穩定結構。這套帝國體系的創造主體是漢族與漢文化，但在帝國體系的存續的歷史過程中，它并非都一直掌握在漢族統治為主體的王朝手中，如元、清兩代就非漢族統治，但是，作為一種華夏文明的制度和價值的具體體現，這套帝國體系憑借其所蘊含的文明力量的優勢，卻自始至終保持著以漢文化為核心聚合多元少數民族的民族關系格局。在中國傳統社會，各少數民族都有在各自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社會存在形態和治理形態，但與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族發生交往關系后，其生存與發展就不得不面臨帝國體系的作用與影響。從傳統中華帝國體系發展來看，帝國體系對少數民族生存與發展的作用和影響主體體現為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文化的同化。在艾森期塔得看來，在前現代社會所存在的帝國體系中，中華帝國體系屬于文化性的，其最基本的特點就是作為帝國統治所必然追求的領土擴張、軍事強盛和經濟增長等等，“總是在文化方面被表達出來，并且是作為文化價值與取向的從屬物而形成的。”中華帝國體系的這個特點決定了文化同化是少數民族與中原地區文明、與漢文化交往必然面臨的問題。這種文化同化，首先源于中原地區文明對周邊和外圍文化的輻射作用以及漢族以“文化”內涵來確定族群“認同”的觀念。從歷史上看，中原王朝在區分屬民時，常用的范疇是“化內”和“化外”。所謂“化”，指的是漢文化的“教化”，凡是接受“教化”的就被認同是“天子”的臣民?！盎庵瘛闭呤切枰逃_化的生番、“蠻夷之屬”。因而，“化”實際上具有很強的文化同化功能，而這種文化同化，不僅僅具有文化的意義，而且具有政治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關系到帝國體系內少數民族的政治地位以及少數民族中個體的社會身份，因而其內在力量是很強的。問題的另一面是，由于文明與文化之間客觀存在的歷史落差，使得少數民族往往自覺不自覺地以中原地區的文明作為仿效的典范，學習漢文化，爭取中央朝廷的賜封和爵位。由于有對漢文化的自覺認同和對中原地區文明的向往，這種文化同化，不是通過武力或其它強力實現的，而是通過政治和文化的交往實現的，其過程是漸進的，潛移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