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范文10篇

一、問題的提出

近代以來，在中國大陸唯一完成了、解決了土地問題的政黨是中國共產黨。從二十世紀20年代初到50年代初，共產黨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都提出了相宜的方針、政策，并努力付諸實踐。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之於中國共產黨的意義有不同的說法。很多人認為，中國共產黨能夠由弱到強，由小到大的發展起來、依靠的就是煥發起來的廣大農民的革命積極性。因為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中國農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把土地分配給了農民，因而獲得了廣大農民在人力上，經濟上的積極支援。

然而在中國共產黨在其不斷擴大的控制區域內推行的全過程中，有幾個過去常常被人們用政治話語所掩蓋的問題，現在仍然值得我們反覆咀嚼。中國共產黨推動運動的目的單純是土地再分配，改善農民生存狀況嗎？為甚么要大大超出了土地再分配的范圍而涉及到農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農會為甚么總是短暫出現很快便銷聲匿跡？之后農民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援是完全是自發的嗎？為甚么一再出現左傾？很多地方為甚么要反覆進行？之后農民煥發出來的戰爭經濟能力僅僅是出於熱情嗎？

筆者在此想提出的觀點就是，的確是共產黨得以崛起的法寶。但是，共產黨的壯大靠的不是因此而獲得的農民的支援，而是通過建立起來的政權對農村基層進行權力滲透，從而實現現代化國家對農民的緊密控制。理解了這一點，前面提到的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二、背景

清朝以來，中國中央政權組織結構建設完善，運行周密，已臻中國前現代政治之極致。然而龐大有力的官僚機構與基層農民之間卻由於技術手段的欠缺而出現真空。為了填補這個真空，國家利用了鄉村中自然形成的文化權利網絡，如地主士紳，耆老族長，甚至豪強惡霸，以他們為經紀人，在農村中國家權力。這些經紀人有些站在基層農民的立場上，與國家進行協商，最大限度地保護農民的利益不受到國家的盤剝，可以被稱為是保護型經紀；另一些則從一己私利出發，在國家與農民的經濟和權利的交流中謀取最大的利益，可以被稱為是盈利型經紀。無論是哪一種，只要採取利用鄉村經紀人國家權力的做法，就必然會導致國家與鄉村經紀分享基層權力，大量農村政治、經濟資源流失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的基本狀況是：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鄉鎮政權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村級治理體制處于結構性轉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變農村政治的性質和運作路徑，農村民主建設有了一定的發展；農民的公共參與意識正在加強，公共參與的主體和形式呈現多樣化，農村新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權力組織正在形成。而如何解決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村治結構中各種權力邊界不清，農村干群關系緊張以及農民非制度參與和非法參與等一系列問題，將決定農村政治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農村政治鄉鎮體制村治結構公共參與

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關注，多側重于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探討，“很少有人關注和深入研究鄉村政治問題，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問題”[1]。事實上，農村政治狀況不僅決定著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且制約著“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因為，“如果我們不從政治的高度加以認識和重視農村問題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理順農村各種政治關系，那么最終會影響到農村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2]。甚至可以說，如果離開農村政治視野，任何有關農村經濟改革和文化發展的方案都無法真正有效地實施而導致失敗。

本文將對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狀況和發展趨勢進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通過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中國農村公共權力組織的構成和運作及與農民公共參與之間相互關系進行考察，試圖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認識市場化進程中農村政治的發展規律。

一

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代表國家權力為基本特征的鄉鎮政權掌握著農村社會最主要權力資源，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但存在鄉鎮干部行為失范、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等問題。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的基本狀況是：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鄉鎮政權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村級治理體制處于結構性轉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變農村政治的性質和運作路徑，農村民主建設有了一定的發展；農民的公共參與意識正在加強，公共參與的主體和形式呈現多樣化，農村新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權力組織正在形成。而如何解決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村治結構中各種權力邊界不清，農村干群關系緊張以及農民非制度參與和非法參與等一系列問題，將決定農村政治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農村政治鄉鎮體制村治結構公共參與

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關注，多側重于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探討，“很少有人關注和深入研究鄉村政治問題，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問題”[1]。事實上，農村政治狀況不僅決定著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且制約著“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因為，“如果我們不從政治的高度加以認識和重視農村問題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理順農村各種政治關系，那么最終會影響到農村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2]。甚至可以說，如果離開農村政治視野，任何有關農村經濟改革和文化發展的方案都無法真正有效地實施而導致失敗。

本文將對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狀況和發展趨勢進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通過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中國農村公共權力組織的構成和運作及與農民公共參與之間相互關系進行考察，試圖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認識市場化進程中農村政治的發展規律。

一

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以代表國家權力為基本特征的鄉鎮政權掌握著農村社會最主要權力資源，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但存在鄉鎮干部行為失范、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等問題。

《中國農村觀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主辦，是中國有關“三農”問題的高水準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在農村經濟和社會等研究領域有著較高的社會影響力。

《中國農村觀察》被以下期刊評價體系或文摘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A）英國《國際農業與生物科學研究文摘》（CABA）收錄期刊應廣大讀者的要求，《中國農村觀察》于2017年擴版，由原來的6個版（96頁）擴至9個版（144頁）。歡迎廣大作者賜稿。

《中國農村觀察》注重論文的思想性和學術品位，注重對農村改革與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焦點問題的深層次探討，注重從不同側面深入剖析中國農村的發展實踐。

《中國農村觀察》的選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農村土地；農村組織與制度；農村勞動力；農產品生產與流通；鄉村建設與發展；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城鎮化；財政與金融；農村貧困與農民福祉；農業科技；農村信息化；農村電商；鄉村旅游；農村社會；農村政治；農村法治；農村教育；農村文化；鄉村治理等。

《中國農村觀察》在線投稿網址：crecrs.org或zgncgc.crecrs.org

香港樂施會的年刊要我以2000字的篇幅介紹一下這20多年來農村改革的情況，這實在是個很難完成的任務，因為這20多年來中國農村改革千頭萬緒，兩萬字也說不完，只能勉為其難了。不過，根據我的理解，雖然中國農村改革的實踐過程和政策研究非常復雜，但都是圍繞著土地而進行的，即中國農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革命”。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自古及今，農民占有土地的訴求是強烈而執著的，中國農村改革的發端也即因于此。中國共產黨正是通俗易懂地告訴農民，革命就是“”，“”就是“分地”，才激發起農民的革命熱情，從而把馬列主義與中國“農民革命”有效結合起來，最終奪取了政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兌現諾言，全國上下“分田分地真忙”，中國農民曾經一度成為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農民們真誠地喊出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好景不長，1952年“社會主義改造”開始了，中國共產黨要帶領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農村掀起合作化運動高潮，先是“初級社”，后是“高級社”，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不到三年時間內，全國農村包括土地在內的所有生產資料被“集體化”了，農民們“當家作主”了，但他們怎么看土地也不象是“自己的”了。就在農民們困惑、抵制——浙江、安徽許多地方悄悄“分田單干”或“包產到戶”，甚至發動“反革命暴亂”（如陜西某縣）的時候，又于1958年發現“好”，于是，全國農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兩三個月時間，全國農村化，徹底“一大二公”了。至此，中國農民既失去了生產自主權，又失去了產品支配權，農民們此時發現，他們已經不僅是公社的“主人”，而且也是公社的“奴隸”，農民生產積極性喪失殆盡。1960年以后，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把農民牢牢地“固定”在“社會主義新農村”，“牢不可破”，“公社好比常青藤，社員就是藤上的瓜”，從此以后，中國農民就順理成章地充當起“社會主義大廈”的堅實“基礎”了。但是，歷史資料已經證明，1958年—1978年的20年間，中國農民的“幸福生活”猶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小崗村隸屬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是淮河岸邊的一個普通小村莊。1978年以前的小崗村，只有20戶人家100多人，是遠近聞名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每年秋后，家家戶戶都要背起花鼓去討飯。1978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小崗村農民們作出了一個大膽決定：包產到戶，“交足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就是自己的”，這就是后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俗稱“大包干”，農村改革由此拉開序幕。小崗村實行“大包干”一年就大變樣，不僅結束了20多年吃“救濟糧”的歷史，而且上繳國家糧食3200多公斤。中共高層的一些明智之士發現，“大包干”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的有效手段，對“大包干”給予積極支持，后經過激烈的“黨內斗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大包干”基本肯定，1979年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對其進行了進一步明確，“大包干”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國農村大地。從1982年開始，中共中央連續五年五個“一號文件”，對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內容的農村政策一步一個腳印地進行充實和規范，從而使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成為“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賦予農民部分土地產權和生產自主權，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糧、油、棉產量連年增加，甚至翻番，農民生活普遍改善，整個1980年代，中國農村一片欣欣向榮，農村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進入1990年代，情況發生了逆轉。農民收入增長率連年下降，有些年份甚至成了負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農村各種矛盾暴露出來了，農村基層政權向農民亂收費、亂罰款現象層出不窮，農民不堪重負，農村干群關系緊張，許多農民棄田撂荒。為了“促進農民增收”，“減輕農民負擔”，“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中共中央于2000年決定在安徽省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2003年農村稅費改革推向全國。農村稅費改革就是要把農村的稅費制度規范起來，要求農村基層政府以農民土地總產出的8.4%（農業稅7%，另加20%的農業稅附加）向農民收取稅費，除此而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向農民收錢、收物，同時進行鄉鎮體制改革，壓縮縣鄉干部編制，加強民主監督，以減少基層政府財政支出。農村稅費改革表面上看涉及的是財政體制和行政體制，而其深層次根源仍然是“土地”問題。其理由有二，一是中央于1990年代確立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要遵循效率原則，以土地為生產資料的農業相對于城市的工業是弱質產業，因此國民收入分配必然向城市傾斜，農村就不可避免地掉進“發展中的陷阱”，從這個意義上說，1990年代農民收入增長乏力也就是“合理”的了，這就是為什么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政府都扶持農業、補貼農民的緣故；好在中央已經認識到這一點，2002年進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實驗，變對農民的間接補貼為對農民直接補貼，2004年此項改革已推向全國。二是農民負擔過重只是表象，實際上，它反映的是農村土地產出已經不足以支撐農村上層建筑，從而引發多種社會矛盾；1990年代分稅制改革以后，作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的增殖稅由中央和省級政府分享75%，市、縣、鄉三級才共享25%，絕大多數縣鄉政府的收入來源于農業稅，農業稅占大多數縣鄉政府收入的70%以上，有些地方超過了90%，是農村土地產出支撐著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的運轉，中國農村的縣鄉衙門實際上都是“土地廟”，1990年代由于縣鄉政府自主權擴大，其機構不斷膨脹，而與此同時農業產出占GDP的比重卻不斷下降，至2003年已經降到15%以下，很明顯農村土地有不能承受之重了。由此可見，如果說“大包干”是為了提高農村土地產出，那么農村稅費改革就是為了調整土地產出的不合理分配，從而緩解農村社會矛盾。

中國是個人口大國，農村人口占60%以上，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只有1.2畝，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龐大，大量農民要靠外出打工謀生，而農民卻沒有政府所提供的社會保障，所以，對農民來說，農民所分得的承包地不僅是生產資料，更是他們的生存保障資料，即土地對中國農民具有社會保障功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和勞動力是必須盤活、使其自由流動的兩大要素，要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和農村土地的順暢流轉，就必須給土地對中國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尋找一個替代物，正因如此，近年來，中國政府著手進行統籌城鄉用工制度、農村養老保險、農村醫療保障等一系列改革實驗，雖然步履維艱，但正在奮力前行！

2003年，中央的改革政策進行了戰略調整，在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中央明確提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的“五個統籌”和“五個堅持”，中央認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貫徹“五個統籌”，做到“五個堅持”，即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尊重民眾的首創精神，堅持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堅持統籌兼顧，堅持以人為本。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提出改革目標，體現了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體現了改革、穩定、發展三者緊密結合、相互統一的思想，確立了可持續發展觀。在“五個統籌”中，“統籌城鄉發展”居于首位，自此以后，“三農”問題和農村改革被提高到中國今后社會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的戰略高度。但這只是“戰略”上的變化，在農村改革的“戰術”上仍然是圍繞“土地”問題而展開的。作為貫徹“統籌城鄉發展”的具體措施，中央在《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對今后的農村改革提出了“四點意見”，即“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放開糧食收購市場，把通過流通環節間接補貼改為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切實保護種糧農民的利益”；“深化農村稅費改革”；“改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環境······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在這里，中央把“土地”問題仍然作為農村改革的核心問題放在“四點意見”的首位，提出“要長期穩定并不斷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依法保障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的各項權利”，“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改革征地制度”。其核心點就是要逐步培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土地流轉市場，打破土地制度的城鄉分割局面，變土地流轉的行政化管理為市場配置，這說明，中央對現行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和土地市場發育不全對我國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制約作用已經有了更清醒的認識。而另一方面，“四點意見”涉及的其他三個問題仍然是“土地”問題的衍生問題，關于農村“稅費改革”與“土地”的關系前面已有分析，我們來看另兩個問題與“土地”的關系。“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進行“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健全對農業的支持保護體系”，這實際上是為了解決“土地”產出的市場化問題，是“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的配套措施，因為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實現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按照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只有要素市場和產品同時均衡，整個經濟才能實現均衡，所以，作為生產要素的“土地”市場化了，“土地”產出也就必須市場化。“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也是和“土地”問題緊密相關的，它是中國農村人地關系緊張、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同時，“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也是農村土地制度市場化改革的前提，如果不能把農村富余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來，農村土地流轉就不可能實現，實現農村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也就成了空話，所以，“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和“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這兩個問題是“一對雙胞胎”。可見，從“戰術”上看，在“四點意見”中，“土地”問題是深化農村改革的基礎和核心。說今后的農村改革還是“土地革命”，仍不為過！

內容提要：本文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的基本狀況是：國家主導農村社會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鄉鎮政權對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農村社會秩序處于相對穩態；村級治理體制處于結構性轉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變農村政治的性質和運作路徑，農村民主建設有了一定的發展；農民的公共參與意識正在加強，公共參與的主體和形式呈現多樣化，農村新的公共領域和公共權力組織正在形成。而如何解決鄉鎮政權管理效率低下和社會動員能力減弱，村治結構中各種權力邊界不清，農村干群關系緊張以及農民非制度參與和非法參與等一系列問題，將決定農村政治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農村政治鄉鎮體制村治結構公共參與

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關注，多側重于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探討，“很少有人關注和深入研究鄉村政治問題，尤其是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問題”[1]。事實上，農村政治狀況不僅決定著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而且制約著“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因為，“如果我們不從政治的高度加以認識和重視農村問題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理順農村各種政治關系，那么最終會影響到農村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2]。甚至可以說，如果離開農村政治視野，任何有關農村經濟改革和文化發展的方案都無法真正有效地實施而導致失敗。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本文將對現階段中國農村政治狀況和發展趨勢進行研究。這項研究旨在通過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中國農村公共權力組織的構成和運作及與農民公共參與之間相互關系進行考察，試圖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認識市場化進程中農村政治的發展規律。

《中國農村觀察》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主辦，是中國有關“三農”問題的高水準的綜合性學術期刊，在農村經濟和社會等研究領域有著較高的社會影響力。

《中國農村觀察》被以下期刊評價體系或文摘收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全國中文核心期刊RCCSE中國核心學術期刊（A）英國《國際農業與生物科學研究文摘》（CABA）收錄期刊應廣大讀者的要求，《中國農村觀察》于2017年擴版，由原來的6個版（96頁）擴至9個版（144頁）。歡迎廣大作者賜稿。

《中國農村觀察》注重論文的思想性和學術品位，注重對農村改革與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焦點問題的深層次探討，注重從不同側面深入剖析中國農村的發展實踐。

《中國農村觀察》的選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農村土地；農村組織與制度；農村勞動力；農產品生產與流通；鄉村建設與發展；資源、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城鎮化；財政與金融；農村貧困與農民福祉；農業科技；農村信息化；農村電商；鄉村旅游；農村社會；農村政治；農村法治；農村教育；農村文化；鄉村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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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觀察》編輯部通訊地址：北京建國門內大街5號

摘要：縱觀推動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金融無疑是推動其迅速發展的核心力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金融經歷了四個階段，它們各具特色，時間長短不一。作為一個特殊重要的金融服務類別，梳理農村金融的發展路徑及其對農村經濟的支持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農村金融只有緊跟時展步伐，以農村經濟發展為最終目標，不斷進行政策改革和制度建設，實現整體質量提升和效益增長，才是未來農村金融的發展方向和路徑選擇。

關鍵詞：農村金融；發展路徑；制度

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非常快，已經是不可改變的事實。2016年，中國GDP總量達74.4萬億人民幣，在世界上已遠超日本，緊跟美國的腳步，成為世界上第二個GDP總量超過10萬億美元的國家。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成就令世人矚目，堪稱增長奇跡，但中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與速度卻令人擔憂。從工業化進程來看，不僅發展水平明顯滯后，而且發展結構不合理，已經成為制約中國夢順利實現的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農村金融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逾越的關鍵問題，已成為促進其迅速發展和改進提升的主導性因素。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討中國農村金融的發展路徑，科學分析其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從而正確制定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政策。農業在中國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并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高度發達的農耕文明，農業成為中國經濟的基礎，農村人口一直占中國人口的主體。經歷多年工業化和城鎮化之后，這一局面才有所改變，但從整體上仍然占據著半壁江山。截止2016年末，中國總人口約為14.2億，其中農村在籍人口約為8.8億，大約占61.97%，農村常住人口約為5.9億，大約占41.54%。再來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情況和差距。2016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增長率為7.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率為5.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增長率為8.2%，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率為6.2%。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倍差達2.72，也就是說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僅為城鎮居民的1/3，由此可見，中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收入的巨大差距，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標志。這種狀況已經引起了學界重視，經過充分調查，這種差距肇始于改革開放初期，至今已有40多年，并且在2002年突破并長期維持在3倍左右，雖然近幾年有所下降，但并不明顯。在這樣局勢下，發展農村經濟無疑是當前中國最主要的工作任務和基本目標。鑒于此，從農村金融著手，探討其發展路徑，進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提高農民人均收入，改善城鄉居民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中國農村金融的發展路徑體現了鮮明的階段性和特征性。新中國成立后，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從而使農村金融也帶有較強的計劃經濟色彩，顯示了高度的單一性和依附性，雖然對當時中國農村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計劃性較強且單一，從而嚴重束縛了農村金融的多元化發展。1978年之后，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中國農村金融迎來新的發展階段，開始變得獨立和活躍，并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多元化的競爭格局。縱觀其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979——1984年，中國農村金融的調整恢復期。中國農業銀行作為新中國第一家專門銀行，于1979年正式成立，專門從事農村經濟發展相關的金融業務。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再加之其較強的官辦性質，導致中國農業銀行在實際運行中仍存在計劃單一、政策死板等現象，不能及時回應市場需要，難以對市場進行有效調節。與此同時，中國農業銀行直接領導的農村信用社，在實際運行和業務操作層面，也出現了較多問題，如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需要、不切實際地開展業務和嚴重虧損等問題。為扭轉這種局面，開始思考轉變農村金融發展思路，先從改變管理體制和隸屬關系上做起，并逐步總結經驗和探索發展道路，直到1984年，才明確了農村信用社的發展路徑，即在中國農業銀行的統一領導之下，實行獨立核算經營和自負盈虧管理，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文件和政策，從而使農村信用社走上了迅速發展道路，逐步擴大規模和實行層級發展，先后建立了縣聯社1136家，無論是機構建設還是業務發展，均有較好的成效。[3]1985——1995年，中國農村金融的快速發展期。由于推行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經濟開始迅速發展和提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民收入均有大幅度地提高。由于農村經濟開始活躍和市場需要，農村金融開始迅速發展并走向多元。如為拓寬存款和匯款渠道，1986年，郵政儲蓄業務在全國范圍開展起來，這是在原有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第三種模式，這不僅是業務范圍的突破，更是農村金融走向多元發展的重要體現。同時由于農村經濟活躍，對發展資金有了更多更便捷的要求，如農村金融組織融資困難和資金短缺，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一些非正規金融組織應運而生了，主要以農業合作基金會為代表。為了適應和解決農村金融發展中遇到的問題，經過恢復調整之后，農村信用社已經明確了發展路徑和管理體制，如在民主管理、業務管理、組織建設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深化改革，以“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群眾性合作金融組織為發展目標。從而極大促進了農村信用社的發展，截止1995年底，農村信用社實現了跨越式增長，總數已經達到了50219個，縣級聯社已經基本實現業務全國覆蓋。不僅如此，為了實現多元化發展，還打破原有的統收統支的供給制格局，鼓勵各專業銀行之間進行競爭。經過不斷調整和一系列相關政策刺激，農村金融領域迎來了多項融資渠道，出現了“中國銀行上岸，農業銀行進城，工商銀行下鄉，建設銀行進廠”的競爭格局。在此背景下，許多商業銀行相繼建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交通銀行的重新組建。綜上所述，中國農村金融在10年間快速發展，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1996——2005年，中國農村金融的改革期。經過10余年的快速發展，中國農村金融無論是服務覆蓋范圍還是整體效益，都取得了較大的提升。但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需要調整，以促進其實現進一步發展和整體提升。首先從隸屬關系和體制上進行改革，1996年，國家頒布了《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旨在把農村信用社建設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組織，以自愿入股、民主管理和服務社員為原則，改變其管理體制，與農業銀行脫離行政隸屬關系。為了推動農村金融改革的持續深入進行，1998年，國家頒布了《關于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改革方案》，旨在推動其加速商業化，同時提高運行效率和縮減經營費用。這個改革方案出臺3年后，取得了明顯成效，國有商業銀行撤并分支機構和營業網點44000多個。一時間，除農業銀行之外國有商業銀行在農村金融領域幾乎銷聲匿跡，如此大規模地撤并，無疑會在短時間內對農村金融產生巨大沖擊，造成農村金融失衡和短缺。但從國民經濟戰略性結構調整和農村金融轉型升級來看，無疑具有變革性意義。為了進一步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和轉型，開始從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上對農村信用社進行改革，2003年，國家提出了“明晰產權關系，強化約束機制，增強服務功能，國家適當扶持，地方政府負責”的總體要求。這標志農村金融改革不再著眼于數量、成本效益等功能性設計，而是向產權和機制等領域推進，這是首次觸及產權問題的金融改革。這對農村信用社的功能完善、可持續發展和業務拓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2006年至今，中國農村金融的創新時期。經過了近30年的發展，中國農村金融在實現發展和改革的同時，也出現了一系列問題。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管理體制和隸屬關系上，農村金融組織在實際運行中出現了政府集權、管理混亂和服務錯位等問題。第二，在資金使用上，由于農村金融機構進行商業化改革之后，新的利率結構扭曲和改變了農村地區資金外流，已經不適合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第三，在經營管理上，農村金融市場存在缺乏抵押物、信息不對稱、物質性成本與風險和非生產性借貸占比高等特點，這就導致了農村難以實現和運行較為成熟的城市商業金融模式。綜上所述，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農村經濟基礎相對薄弱、基層政府功能缺失、信用體系匱乏和法制環境殘缺。在中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發展階段，已經具有工業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的能力，實施以工補農、以城市促鄉村的時機已經成熟和來臨，有必要建立起政府干預和指導下的反哺農業的金融體系。2006年，國家頒布了《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的若干意見》，這是針對農村金融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開始著手對農村金融體制做出重要改革創新。具體措施為允許產業資本、民間資本和境外銀行資本到農村地區新設、收購和投資以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社和村鎮銀行為主的各類新型農村金融機構。這標志著以農村為發展導向的、適合農村發展的微型農村金融機構體系建設進入了全新實驗階段。

2007年，為了確保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正常合理運行，中國銀監會又專門出臺了《農村資金互助社管理暫行規定》、《貸款公司管理暫行規定》、《村鎮銀行管理暫行規定》等規定性文件。為了進一步支持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拓展和完善，2010年，中央財政部印發了《中央財政農村金融機構定向費用補貼資金管理暫行辦法》。不難看出，這些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具有較大的創新性和開拓性。它們既為農村非正規金融創造了合法化出路，又增強了正規金融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參與度。無疑為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案，還為農村金融機構的多元性和穩定性做出了重要貢獻。[4]這些新型農村金融機構，以立足于農村、服務于農村、發展于農村為導向，不僅增強了自身發展的適應性和安全性。在實際運行中通過多種方式機動靈活地服務農村金融市場，主要體現在創新產品、簡化流程和利率靈活調整等方面的措施上，不僅有效增加了農村金融市場的供給，還對農村金融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需要指出的是，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體系建設絕不是一步到位的發展，雖然可以有效提升農村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和解決其長期存在的供求矛盾，但在進一步發展中也會出現各種不足和缺陷，必須審慎地思考和對待。如隨著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農村金融機構在服務和支持“三農”方面，就會出現目標定位與政策初衷有所背離且覆蓋面不足，資金實力偏弱，配套支持政策與金融環境尚待健全，金融產品與服務顯得單一等問題。鑒于此，還需全方面考慮農村金融機構在發展中遇到的新問題，應該注意其逐利性，適當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從制度上消除農村金融系統資金“逃離”動機，促使農村資金在內部構成良性循環，甚至吸引城鎮資金流入，以促進農村金融創新發展。綜上所述，中國農村金融在發展過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與創新措施，不僅符合農村經濟發展需求，還順應歷史發展規律，有力地促進了中國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展望未來，中國農村金融應不斷改革和創新，深入貫徹和執行以農村經濟發展為目標，逐漸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金融體制。縱觀和回顧中國農村金融發展歷程，自改革開放至今，已歷經近40年探索和創新，在管理體制、發展模式等諸多領域取得突破性進步，如中國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指向性、功能完善性、多元性、發展穩定性、風險控制性等。對于中國農村經濟發展而言，自1995年至今，堪稱是卓有成效的20年，這期間中國金融在改革和創新方面取得諸多成就，積累了經驗，促進了中國農村的快速發展和整體質量提升。同時也應看到，這是相較于前20年所言，距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的農村金融還有差距，需要從多方面改進和創新，如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功能，充分尊重市場自行調節；建立農村金融激勵與扶持政策，根本上預防農村資金“逃逸”傾向；提升從業人員綜合素養，面向農民大力宣揚安全借貸、誠信借貸意識。從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路徑來看，其體制建設和發展模式構建是一個動態過程，需要植根于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實際，對其進行不斷完善和改進調整，才能發現和解決實際中存在的問題，從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之“農村夢”的實現提供持續充足的金融支持。

經歷30多年發展，我國保險業的城鄉差異日趨顯著，城市保險市場經過多年的開拓，幾近飽和；而農村保險市場的發展則較為落后，未來市場潛力巨大。為了在農村保險市場開拓與經營中占得先機，保險公司必須采用合適的保險營銷策略。

一、農村保險的產品策略

農村保險的產品策略，即險種策略，是指根據農村保險市場的特殊性，來研發、搭配以及在不同周期下選擇不同銷售方式的策略。它包括農村保險險種的設計、搭配和周期。

（一）險種的研發策略

與城市居民相比，農村居民具有文化素質較低、思想觀念較落后、收入水平低而不穩、保險意識欠缺的特點［1］。因此，保險公司在進行農村市場的開拓時，不能將城市險種直接移植到農村市場銷售，必須根據城鄉居民不同的消費特征，開發出農村市場的專用險種，以適應兩者在風險意識、習俗觀念等方面的差異。筆者認為，農村保險險種的開發可以學習歐美的經驗，采用分階段開發的策略，即以小額的儲蓄型險種和高額的保障型險種作為初期的開發目標［2］。

（二）險種的搭配策略

摘要：農村問題是中國社會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自晚清啟動現代化以來，中國農村一直在衰敗和危機中掙扎。如何解決農村問題，各派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陳翰笙先生是馬克思主義學派最為重要的代表，他通過科學的調查研究方法，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錯誤觀點，對中國共產黨人深入認識農村和制訂革命路線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武器。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性質與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陳翰笙先生當年所關注的問題早已起了變化。但是，梳理陳翰笙先生對中國農村進行研究的理論起點、問題切入點和科學的研究路徑，對我們現在開展農村問題的研究與討論會有所啟發。

關鍵詞：陳翰笙農村研究方法

農村問題是中國社會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自晚清啟動現代化以來，中國農村一直在衰敗和危機中掙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民黨不僅沒能遏制農村衰敗、克服農村危機，而且因世界性經濟危機對中國的沖擊，鄉村矛盾全面激化，釀成空前大動蕩，農村驟然成為關注焦點，“農村恐慌”成為時論。為此，學界形成研究農村和農民、農業的第一次高潮，據不完全統計，1925—1935年間，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調查不下9000次①。不過參與的學者由于學術背景與政治立場研究路數不同，基本觀點就有差異，如費孝通等為學院派，晏陽初等為鄉村建設派，蕭錚等代表政府觀點。其中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為基本分析立場的先進知識分子也進行了農村調查，并經過理論探討，形成了科學解釋中國農業落后和農民貧窮的若干理論②，陳翰笙先生是這一群體的重要代表，他通過科學方法對中國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創辦《中國農村》月刊，以調查報告的形式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錯誤觀點，為中國共產黨人深入認識農村和制訂革命路線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武器。胡繩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其“論證了改革封建制度必要性，為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③。

歷史已經過去了70多年，中國的社會性質與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時代有新問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認清時代、把握重點、科學研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構建和諧社會”

是近年來學術界展開較多討論的領域。學術研究總是一脈相承的，因此，梳理陳翰笙先生對中國農村進行研究的理論起點、問題切入點和研究路徑，對我們現在開展農村問題的研究與討論應有啟發。

一、進化與時代：陳翰笙農村經濟思想的理論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