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管理范文10篇

【摘要】危機管理是一項復雜而龐大的工程，在危機管理的研究中，政府作為主要的角色擔當和責任擔當，在應對各類危機事件中，都要采取積極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保證我國經濟社會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本文主要是從危機管理研究方面的內涵、目標及意義出發，對公共管理視角下的中國危機管理的現狀、發展趨勢及未來發展防線進行深入探究。

【關鍵詞】公共管理；中國危機管理；研究；現狀趨勢；未來發展

一、中國危機管理的現狀及發展趨勢分析

1.中國危機管理的現狀分析。研究危機管理的大多數文章為應然類研究，引文率較高且在文章中極少談及誘因，為突出文章研究內容的方方面面，文章在理論研究及深入方面相對欠缺。在一篇危機管理文章中，作者對誘因及應對方式和策略分別進行了分析。2.中國危機管理的發展趨勢分析。危機管理研究的文章多以公共管理類為主，作為首要的關注對象，公共組織的關注相對于私營組組織較多。應然研究在研究中占據主導，其影響效果也較為明顯，其變化和發展趨勢與總體發展趨勢較為相似，理論構建和描述性研究在近些年來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在初期發表的文章中，更多的是對某一國家或地區非常宏觀系統和經驗的概括與介紹，而近些年來的文章更多的是對具體事件內容的剖析，對社會發展具有積極的引導作用。

二、中國危機管理的未來發展方向分析

我國在過去的危機管理研究中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也存在較多的問題，中國社會危機管理研究逐漸進入瓶頸發展期，規范化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凸顯出來。中國現階段在對危機管理的研究過程中，由于現象及經驗描述的局限性以及理論數據的缺乏，使得理論解釋力以及結論說服力很難為大眾所接受。1.以國內外相關理論的研究為先導，注重對理論的應用。在未來的中國危機管理中，要善于借鑒和吸收國內外相關理論，并對相關理論加以應用，當前的文章中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一些文章照搬國內外相關理論來對中國危機管理的相關問題進行解釋和研究，這些理論不適用于中國社會的實際發展，僅僅是對相關問題對中國的啟示提及，并未進行深入化的探究；二是，一些研究學者試圖從一篇文章或某個角度找出解決中國危機管理中所有的問題方法和途徑，在探究問題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和論述，并試圖在同一篇文章中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這樣的文章既沒有對中國的現實問題進行清楚、有效的描述，也沒有形成一個系統化的理論結構，僅僅是對理論象征性的引用，最終所提出的理論和建議也經不起實踐的檢驗。中國的危機管理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相對落后，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要不斷吸收、借鑒其他國家發展的優秀成果，將理論應用到中國實際問題的解決中。2.對危機管理方面的問題進行探討，逐步建設統一的話語體系。在社會主義發展新時期，面對新興的發展領域，對危機管理的研究也要采取不同的理論體系和規范，構建話語體系是其中一個必經的階段和過程，新興的研究領域在經過一定時間的社會發展后，對一些問題仍然存在著分歧，無法達成有效共識，這種分歧很難使理論得到進步和更深層次的發展。只有達成有效的共識，才能在此基礎上進行不同理論的交流與辨析，才能更好的促進該新興領域理論體系的進一步構建和完善。對分歧與共識的探討，要從基本問題入手，只有將基本問題弄清楚，才能避免在探索的過程中走彎路，逐步促進學術相關問題理論的發展。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社會矛盾也越來越突出，尤其是近些年來，“突發事件”這一名詞的使用頻率也越來越多的出現在黨和政府的文件、專業人士的研究成果以及權威新聞媒體的報道之中、危機管理與政府管理的不同在于，危機管理的誘因以及危機發展的過程、演化規律區別于政府管理，在社會組織及系統梳理和分析中，危機管理是較為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社會化生產的發展，如何更加有效的調整危機管理方式和手段，這就需要對危及分析所呈現出的新特征進行研究。3.注重對數據分析的獲取及合理應用。中國的危機管理研究更加傾向于應然類研究，理論研究類文章的數量相對較少，且理論成果不成熟，僅有少數的文章是在實證基礎上進行的理論分析，但文章中簡單的舉例分析，缺少對實證案例的深入了解，危機管理中的案例研究。需要以實際的調研報告及數據進行理論支撐，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危機管理中研究人員對相關報告及調研進行有針對性的分析和整理，并以此為依據進行相關理論的研究。中國危機管理相關研究人員在當前的社會發展中面臨著一個重要的難題：在事件中缺乏官方與非官方的調研報告，需進行更多的深入調研與分析，在未來的危機管理中，政府要全面的將事故以官方調查報告的形式進行公布，為危機管理研究者提供可靠的數據來源和實證基礎。

劣根之一第三只眼

一個神話故事到底對一個民族影響有多大？很多中國男孩小時候的理想是變成孫悟空，抓一把汗毛朝空中一吹就可以為所欲為；而很多老板的夢想是變成二郎神，睜開第三只眼睛，別人看不到的他都能看到。在公司內部，老板最想知道的莫過于下屬在背后議論什么，為了能達到這個目的，老板必須打造自己的“第三只眼”。

下屬呈上來的報告，或者正式會議上的意見，往往像小學合唱團里的指揮，有形式意義而無實際意義，不看也罷。而真正有價值的內容是老板的自己人從其他下屬的竊竊私語中總結出來的。在每個項目組，除了項目經理以外還很可能有老板自己的耳目，這些人有的是老板自己主動安插的，有的是揣摸老板喜好的員工主動扮演的。

耳目制度有點類似于明朝的東廠西廠，這些東西廠人員都是由太監擔任。為什么要啟用太監呢？當時皇帝的想法是，太監是無根之人，有皇上有比較嚴重的依附心理，無親無掛不容易形成朋黨幫會。老板不是經常說“我的辦公室的門永遠是向大家敞開的”，其實那門后邊，就是公司“太監”的招聘會。

而老板往往忽略了一點：太監出身的魏忠賢后來由于權柄過重，幾乎力傾人主當上中國的無根皇帝。太監尚且能結黨營私，何況我公司員工乎？在很多公司，耳目們的勢力是絕對不可小視的。而且這種風氣流傳到了整個公司，各級領導都會有自己的耳目。所以一個剛到公司不久的員工往往會被熱心人擠眼暗示其住口，因為那時候，在場的某某就是誰誰的人，不要當他的面說某些話。

北京慧嘉智業總裁張鼎昆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于領導和下屬之間的互相不信任造成的。老板和員工各自有自己的邏輯假設，老板假設員工是喜歡撒謊的；而員工假設老板聽了實話是不會給自己的好果子吃的。這種不信任的理論依據是——防人之心不可無。中國文化傳統提倡有防人之心，所以要求人們當面總是謹慎說話小心辦事。其實老板又何嘗喜歡聽小報告呢，這種現象的形成主要是通過正常渠道難以聽到下屬的真實想法，大多數下屬形成了會上不說會下亂說，當面拍胸脯背后挖祖墳的做事風格，這種信息溝通的不順暢，讓老板決策往往有偏差。

劣根之一第三只眼

一個神話故事到底對一個民族影響有多大？很多中國男孩小時候的理想是變成孫悟空，抓一把汗毛朝空中一吹就可以為所欲為；而很多老板的夢想是變成二郎神，睜開第三只眼睛，別人看不到的他都能看到。在公司內部，老板最想知道的莫過于下屬在背后議論什么，為了能達到這個目的，老板必須打造自己的“第三只眼”。

下屬呈上來的報告，或者正式會議上的意見，往往像小學合唱團里的指揮，有形式意義而無實際意義，不看也罷。而真正有價值的內容是老板的自己人從其他下屬的竊竊私語中總結出來的。在每個項目組，除了項目經理以外還很可能有老板自己的耳目，這些人有的是老板自己主動安插的，有的是揣摸老板喜好的員工主動扮演的。

耳目制度有點類似于明朝的東廠西廠，這些東西廠人員都是由太監擔任。為什么要啟用太監呢？當時皇帝的想法是，太監是無根之人，有皇上有比較嚴重的依附心理，無親無掛不容易形成朋黨幫會。老板不是經常說“我的辦公室的門永遠是向大家敞開的”，其實那門后邊，就是公司“太監”的招聘會。

而老板往往忽略了一點：太監出身的魏忠賢后來由于權柄過重，幾乎力傾人主當上中國的無根皇帝。太監尚且能結黨營私，何況我公司員工乎？在很多公司，耳目們的勢力是絕對不可小視的。而且這種風氣流傳到了整個公司，各級領導都會有自己的耳目。所以一個剛到公司不久的員工往往會被熱心人擠眼暗示其住口，因為那時候，在場的某某就是誰誰的人，不要當他的面說某些話。

北京慧嘉智業總裁張鼎昆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于領導和下屬之間的互相不信任造成的。老板和員工各自有自己的邏輯假設，老板假設員工是喜歡撒謊的；而員工假設老板聽了實話是不會給自己的好果子吃的。這種不信任的理論依據是——防人之心不可無。中國文化傳統提倡有防人之心，所以要求人們當面總是謹慎說話小心辦事。其實老板又何嘗喜歡聽小報告呢，這種現象的形成主要是通過正常渠道難以聽到下屬的真實想法，大多數下屬形成了會上不說會下亂說，當面拍胸脯背后挖祖墳的做事風格，這種信息溝通的不順暢，讓老板決策往往有偏差。

年，深圳八卦嶺平安總部大廈落成裝修，在六樓的培訓中心大廳豎起兩尊塑像，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一尊是孔子，一尊是牛頓。這一年，中國平安保險公司成立年，剛經過了一輪飛速的業務增長。這一年，平安的管理陷入了一個迷茫期，它意識到未來的競爭是管理的競爭，企業文化的競爭，但對平安企業文化的整體架構還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思路，只是隱隱有些光亮在眼前晃動。孔子和牛頓塑像的落成，標示著平安將以優秀傳統文化為精神為核心，以現代商業企業的規范運作模式和經營理念為準則來規范管理。

偏居一隅的小公司發展起來的行業老二

中國平安保險公司成立于年月日，同年月日正式對外營業，是我國首家股份制保險公司，也是我國唯一一家有外資參股的全國性保險公司。公司注冊地為中國北京，總部設在深圳。年月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公司名稱為“中國平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經營區域為全國及設有分支機構的海外地區和城市，可以直接經營開辦一切險種含各種法字保險和國際再保險業務，同時涵蓋證券業務、投資業務。

然而最初，平安不過是蛇口工業區內一家小小的區域性保險公司。保險行業是個特殊行業，經營的面敗取決于能否獨立地按本行業規律進行管理、運作。在平安創業發展的前三年，平安借鑒了國內外保險業的先進經驗，建立了一種全新的體制。而保險業是不可能在一個很小的范圍內生存的，保險業的經營必須符合大數法則的要求。經過了數年的爭取，直到年，平安才成為一家真正的全國性保險公司，從此確立了“立足深圳，面向全國，走向世界”的基本發展態勢。

經過年的探索和實踐，公司獲得長足的發展。截至年月日，公司總資產億元，同比增長，員工隊伍萬人，各專業系列分支機構多個，年度保險業務收入億元，利潤億元，進一步鞏固了中國第二大保險公司的優勢地位。公司在注重保險業務的同時，積極拓展多元化經營，成立了平安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和平安信托投資公司，完善了保險資金運用渠道。在鞏固國內業務的同時，穩步推進公司的國際化，在香港成立了中國平安保險海外控股有限公司，統籌管理美國，香港公司及倫敦和新加坡代表處；與世界上多家保險公司建立了友好往來，在個城市設立了理賠、檢驗和追償。目前，公司已初步形成了以保險業為主，金融證券、信托、投資和海外業務為一體的多元、緊密、高效的集團架構。

平安管理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改革伴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我國已形成中央銀行與監管機構分家,銀行、證券、保險、信托分業經營,中資機構和外資機構同臺競爭的日趨完善的金融體系。而當前動蕩不安的國際金融形勢和不確定的國內經濟走勢,更增加了我們對金融市場、金融創新的危機意識。金融業是高風險行業,我們要在看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創新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一、我國金融改革和創新中存在的問題

1.股份制銀行發展趨向劣化和行為類同化,建立初期的政府背景,使其極難跳出國有銀行的管理范式。股份制銀行的發展往往跳不出這樣一個規律,在剛剛開始營業時,建立了較好的規章制度,銀行業績也不錯,可是慢慢發現這些銀行的行為逐漸向四大國有銀行靠攏,其管理模式趨同。

2.金融機構官本位觀念日趨嚴重,過分偏重年齡和學歷,干部管理趨同于政府機關,不利于人才培養和核心競爭力提升。金融企業作為經營風險的特殊行業,人事激勵機制應著眼于銀行的長遠發展和核心人才的培育,但因權力的貨幣化激勵,導致新人行員工,憑借年齡與學歷的優勢,面對“官位”公關頻頻,而不愿在業務技術和專業水平上下功夫。

3.國有商業銀行股改深化了其市場主體地位,但公司治理機制面臨挑戰,尚未建立真正意義的銀行銀行家機制。這也是我國國有銀行特有的成立背景與發展路徑造成的。

4.金融價格扭曲。雖然匯率市場化改革和利率機制的靈活性增大,但仍滯后于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銀行的股改,導致金融業績失真。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金融很重要的一個作用就是促進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最短缺的是資本,而促進資本形成就是金融的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自2001年我國加入WTO,意味著我國保險業全面地與國際保險體系接軌,我國保險公司將與外國保險公司在世界保險市場上進行面對面的競爭。然而,相對于發達國家的保險業發展水平而言,我國保險業還處在相當低的水平。雖然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不管是在規模還是規范化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問題依然存在,比如在市場營銷策略等方面,確實是值得研究和探討的。因此,在全球一體化形勢下,我國保險業應針對當前存在的問題,積極探索保險業發展對策,提高我國保險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保險營銷是指通過挖掘人們對保險產品的需求,設計和開發滿足投保人需求的保險商品,并且通過各種溝通手段使投保人接受這種商品,使之從中得到最大滿足的過程。因此,保險營銷模式及策略已成為保險業發展和競爭的重要環節。

1我國保險營銷管理的現狀

1.1保險市場還處于較高的壟斷地位

1988年以前,中國大陸只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獨家經營,保險市場處于完全壟斷狀態。即使到目前為止,全國性的保險公司也不過6家左右。如果我國算上區域性保險公司和真正開始營業的外資保險公司,也不過130家上下。而美國有約5000家保險公司,在香港經營業務的保險公司也有220余家。1.2險種不適應市場需求近年來,新險種開發較多,但仍不能適應保險市場需求。為在業務競爭中取得優勢,保險公司不斷開發新險種,尤其是壽險險種。但從市場需求來看,保險產品的創新思路狹窄,形式單一。比如在抵消通貨膨脹因素的保單設計方面,難以適應保險市場的需求。與險種單一的狀況相吻合,保險產品的同構現象十分嚴重。

1.3保險營銷人員整體素質不高

保險營銷人員整體素質不高,嚴重扭曲了保險營銷更適用非價格競爭的原則。與其他金融機構相比,保險從業人員總體水平低偏,大專以上學歷者只占總人數的30%~40%。許多公司在招收沒有任何風險及其保險知識營銷人員后,經過2個星期左右的培訓,即上崗推銷保險。據調查,由于一些營銷人員缺乏職業道德,或缺少保險及相關知識,致使在推銷保險時經常出現誤導陳述、保費回扣、惡意招攬等違規、違法現象,極大地破壞了保險業的聲譽。

摘要：轉型期財政政策應是一個多目標的政策體系：轉型期財政政策必須推動體制轉型的進程；必須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同時必須維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體制轉型對財政政策選擇的意義在于，一方面推動體制轉型是轉型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之一；另一方面轉型中的經濟體制構成了影響財政政策作用發揮的持續變化的體制約束。

關鍵詞：宏觀調控，財經政策，體制轉型

轉型期財政政策應是一個多目標的政策體系：轉型期財政政策必須推動體制轉型的進程；必須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同時必須維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體制轉型對財政政策選擇的意義在于，一方面推動體制轉型是轉型時期財政政策的目標之一；另一方面轉型中的經濟體制構成了影響財政政策作用發揮的持續變化的體制約束。

一、轉型期調節經濟穩定的財政政策選擇

體制轉型的順利展開需要穩定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我國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波動的成因是復雜的，不能僅由成熟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動解釋。轉型時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經濟體制的改革及其進程有關，并且與經濟發展的水平相關，呈現出階段性。因此，我國轉型時期宏觀調控財政政策的選擇也更為復雜。

一般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主要是經濟衰退，與體制轉變的進程有密切的聯系。對激進轉型而言，轉型初期的經濟大幅衰退幾乎不可避免，這種大幅衰退是由經濟體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進轉型是經濟體制（甚至包括政治體制）在短期內完全徹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結構和經濟關系不確定的情況下，個體參與社會分工和資源分配的活動處于停滯狀態。財政政策對此無能為力，因為財政關系本身也處在重建過程中。對于漸進轉型而言，轉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過財政政策有效調節以恢復增長。針對這種衰退，財政政策應著眼于消除利益沖突，加速推進體制轉變進程。在經歷了轉型初期的經濟波動，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但仍在進一步發展轉變的情況下，因經濟周期性波動而產生的經濟衰退或經濟過熱開始成為財政政策作用的重點。在此情況下財政政策的調控目標是為體制轉型的進一步推進以及經濟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宏觀環境。

WTO協定中《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對司法審查作出了明確規定。根據我國加入WTO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書的承諾，于2001年11月26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補貼條例》(以下簡稱為《反補貼條例》，該條例在2004年3月被修訂)第一次規定了司法審查制度。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了《關于審理反補貼行政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為《規定》)，初步構建了我國反補貼司法審查制度，有力地推動了我國采取反補貼措施行政程序的法治化進程。

一、司法審查是反補貼措施法治化的標志

1．反補貼是國家管理對外貿易秩序的重要措施

加入WTO之后，反補貼措施日益受到廣泛的關注，反映了我國對WTO規則認識的深入和對外貿易管理政策的變化。在傳統的國際經濟交往中，各國主要運用關稅等手段限制進口，以實現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產品沖擊的目的。WTO成立后，成員方的關稅稅率大幅度降低并且受到了很大的拘束，國內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從而使運用關稅等手段達到限制進口的效果不斷縮小。相應地，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手段，逐漸演變成國家為管理對外貿易秩序頻繁使用的政策工具。有統計數據顯示，從1948年關貿總協定成立到1994年年底，關貿總協定所受理的244個國際糾紛中，有46個與補貼或反補貼措施有關，占同期糾紛總數的18．85％。自1995年WTO成立至2o01年3月23日，共提出反補貼案件38件，占同期糾紛總數的16．67％，是WTO受理的糾紛中比例最高的類型。

二戰以后，世界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各主要貿易大國對外貿易管理的主要手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例如，美國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將進口補救作為外貿政策和保護國內產業的主要手段，以取代過去長期使用的關稅和其他海關壁壘。例如，美國在從1979年到1995年期間共處理的反補貼案件多達440余件。J進口補救措施包括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實質上，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三者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反傾銷針對的是單個或幾個企業的行為，具有比較強的靈活性；保障措施是非歧視地同時對所有出口成員實施；而反補貼則是直接涉及政府行為。事實上，補貼又經常是引起傾銷的一個重要原因，容易導致受補貼的產品向國外傾銷。所以，對從非市場經濟國家進口的補貼產品，西方國家曾頻繁使用反傾銷調查，而不是反補貼調查。但是，這不影響反補貼作為國家管理對外貿易秩序的一個重要手段的地位。我國1994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該法在2004年4月被修訂)第五章規定，維護對外貿易秩序的國家措施有三類：保障措施(第29條)，反傾銷(第30條)，反補貼(第31條)。

2．司法審查標志著反補貼措施的法治化

一、倫理型管理模式生成的文化基因

管理并非是一項孤立的活動，而與其所處的文化體系有著內在的關聯。不同的文化體系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夠運作自如。美國管理史學家雷恩認為“管理是文化的產兒”，指出管理人員是在特定的文化價值準則和體制所支配的管理組織內作出決定的。李亦園先生也曾講到“一個民族的文化特性與企業管理有著密切的關系，或者說，管理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表現方式”[1](P119)。不僅是企業管理，實際上任何組織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當地文化的烙印。在中國本土文化基因的影響下，產生了倫理型的管理模式。倫理型管理是以倫理為基礎的管理模式，將倫理作為管理的動力機制與調控方式。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則、對象和目標等各個要素都以倫理為根本指向。中華文明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廣泛且最具影響力的文化體系之一，屬于一級文化體系的范疇。一級文化體系是人類歷史中所形成的最廣泛的文明實體，是人類群體認同的最基礎領域，有著“最高層次的文化組合和最廣范圍的文化認同”。中華文明有著與眾不同的產生源頭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發展歷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獨特的經濟生產方式、家庭及社會構造、社會制度、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民族性格及思維與行為方式等所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在內的有機體系。中國本土文化體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專屬性，包含著湯因比所講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東西”。基于文化與管理的關聯性，探討中國本土的倫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對其生成所依憑的獨特文化基因進行針對性分析。首先，以家庭為主體的社會構造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組織前提。從文化發生學的視角來看，任何一種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處地域生態環境的影響，因而對中國文化特性的分析，應從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入手。中華文明發端于黃河流域，屬于濕潤、半濕潤的溫帶氣候，這里幅員遼闊、地勢平坦、土壤肥沃、氣候溫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個巨大且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在這種生態環境下，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自然就成為人們謀生的首選，于是中國傳統社會將農耕作為最主要的生產方式，強調“以農立國”。受自然地理狀況與生產技術水平的影響，傳統農業社會的精耕細作需要持久穩定的小團體通過長期合作來共同完成。血緣關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為人們之間團結合作最強有力的紐帶，并最終形成了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結構。中國是一個家族文化傳統最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國家，“家庭和血緣關系有一切理由構成研究前現代中國社會結構的第一主題”[2](P147)。西方傳統社會的海洋文明重視個人與團體兩級，而湮滅了家庭一級，中國社會則恰恰特別倚重于家庭，對于個人和團體則隱而不顯。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對東西方的社會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較，他認為“團體與個人，在西洋儼然兩個實體，而家庭幾若虛位。中國人卻從中就家庭關系推廣發揮，以倫理組織社會，消融了個人與團體這兩端（這兩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P99)。中國本土文化基因對家庭的倚重，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組織前提。其次，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理念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則。對家的重視使中國形成了以倫理為本位的社會，中國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張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陸性地域、農業經濟格局、宗法與專制的社會組織結構相互影響和制約，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生存系統，與這個文化傳統相適應，孕育了倫理類型的中國傳統文化。”[4](P32)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強調的契約和法律，而是情理與禮俗，人們倚重于彼此之間的倫理關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間的義務而非權利。“在西洋，個人主張自己權利而互以義務課于對方；在中國，個人以自盡其義務為先，權利則待對方賦予。是其一趨于讓，一趨于爭，固已顯然不同。”[3](P192)中國傳統文化基因中倫理本位的價值取向表現出如下特征。一是，對倫理的倚重使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特別強調彼此間的情感對待。倫理本位的社會重倫理關系，而任何倫理關系都始自血緣親情，因此每個人都對自身所處的家庭和家族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礎上人們又將這種感情依序向外擴散。“倫理的社會就是重情誼的社會。在中國社會處處見彼此相與之情者，在西洋社會卻處處見出人與人相對之勢”[3](P86)。二是，倫理本位的社會注重人際間的角色規范與等級秩序，并以此為基礎，將人們在長期社會交往中形成的禮俗作為彼此行動的依據。“倫”字在古代漢語之中本義為“輩”，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就講到“倫，輩也”。清代段玉裁注釋曰：“軍發車百兩為輩。引伸之，同類之次曰輩”。可見“倫”是一種人與人之間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倫理正是體現人倫關系之中這些差序和等級的規則和道理。中國傳統社會特別強調對人倫等級的區分，每個人必須明確自己在倫理關系網中的身份角色并依此行事，做到不失其倫。對倫理等級的強調需要通過禮加以保障，以禮來正名，以此規范彼此之間的關系地位。倫理本來就是以共同地域居民之間的風俗慣例和習常規則等為基礎所形成的生活法則，禮長時間作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再加之彼此間密切的倫理關聯，就使得中國傳統社會成為地道的禮俗社會。倫理與道德具有內在關聯性，這又使得倫理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以道德代宗教”，極為重視道德的功用，道德在其中即具有形上的超越意義又是治家理國的現實法則。最后，中國本土文化中獨特的國民性格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撐。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持一種向里用力的態度，注重各種關系的持中調和。就人與自然的關系而言，不同于西方文明以人為萬物主宰去控制進而征服自然，中國文化體系將人視作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秩序，將“與天地萬物同體”作為理想境界。于內對自身而言，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國人注重德性修養，將修身看作是個我成圣成王的基本依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講究“反求諸己”，要求人們將內心固有的善端通過持續修養發用于外，這就使中國國民個性中極具自律精神和內省傾向。在人倫交往中，倫理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形成了關系取向的文化個性。關系取向的文化注重人際間的互依性，認為個人利益只有在關系網絡中才能實現。倫理本位的社會具有強烈的秩序情結，注重調和人倫關系以形成和諧的倫理秩序，個人必須明確其在關系網中所處的位置，在彼此的交往中需要通過對具體情境與關系的識別以做出合宜的行為。對關系取向的重視使中國人具有高度的群體意識，將群體的價值目標置于優先位置。中國傳統文化生態注重倫理關聯，一方面在社會中構建起錯綜交織的關系體系，另一方面通過相應的道德規約指明關系互動的基本法則，從而確保社會的穩定秩序。這些中國文化基因中獨具特色的國民性格，為倫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撐。

二、管理模式依憑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與管理的關聯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體系下會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質的管理模式。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個別組織在有限環境中所形成的組織管理方式，它們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屬于廣義的管理模式。筆者以文化體系與管理模式的關聯為前提，以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理論和行為主義學派的人際關系學說為主要理論支持，總結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下形成了各自獨特的管理精神氣質，其作為管理模式的內在精神支撐，成為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氣質來源于人們在自身文化傳統下形成的深層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是國民精神與國民性格在管理領域的集中展現。馬克斯•韋伯曾經區分了社會行動的四種理想類型，即工具理性類型、價值理性類型、傳統類型以及情感類型，他認為這些行動類型都離不開主觀動機和主觀意義，而這些行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層精神氣質上的支撐。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認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氣質導致了理性的經濟行動，從而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任何一種管理模式在長期歷史積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精神氣質類型。它是整個管理模式中最深層的支撐性假定，作為深層的思維理念居于管理體系的內核，它生根于人們的頭腦之中卻經常表現為一種無意識，決定著群體成員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管理的精神氣質對管理模式的形成至關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須有自身內在的文化支撐，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為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撐。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氣質雖作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內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靈的玄想之中，它必須落在現實社會的實踐應用上才能實現其價值，而管理實踐的開展首先依賴于相應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種管理模式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存在，會催生出多種管理方法以應對復雜多變的現實問題，但每一種管理模式受自身所處文化的影響，會形成一種管理活動賴以維系的根本方法。這種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穩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礎，組織的正常運轉與成長發展都離不開對基本管理方法的運用。不同的文化體系會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實體性要素，保證了管理的正常進行。通過馬克斯•韋伯對統治的理想類型的劃分可以進一步來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韋伯指出統治與管理具有內在契合性，他將統治界定為“在一個特定的群體里命令得到服從的機會”[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讓成員聽命于組織，依管理的需要進行活動。韋伯將合理———合法型統治、傳統型統治、魅力型統治作為統治的三種理想類型，分別以法律規則、傳統習俗、超凡魅力作為統治的根本方法，這些各自所蘊含的統治方法正是區分此三種類型的內在依據。由此可見，每一種理想的統治類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權力的實現及統治的合法性，與之相應，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進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管理模式與文化的關聯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樣是當地組織管理中成員交往所奉行的基本準則。自行為主義學派興起以來，對成員關系的溝通協調已被認為是組織有效運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須依托于特定的組織，為達成組織目標必須使成員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體。組織是群體性的存在，而群體作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必然存在著復雜的交往關系，那么對成員關系的考量就成為組織管理所要面臨的基本問題。實際上人既是管理的主體，同時又是管理的對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人的管理，對人的管理不僅是對個體成員的規約，更有對彼此關系的協調。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體系的影響，會產生出對彼此關系的不同假設，從而形成不同的人際交往理念與法則，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管理的不同風格與方式。最后，成員管理所要達成的理想目標也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標作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動所期望的結果，成員結成群體參與組織活動正是為了實現特定的目標。德魯克在《管理實踐》一書中將目標看作是管理活動的前提和基礎，指出“企業的使命和任務，必須轉化為目標”。人作為管理活動中唯一具有創造性與能動性的存在主體，對人進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員聽命于組織是管理活動最基本的訴求之一。對組織成員進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員依照組織的需求展開活動，即是管理實踐順利開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應有之義。受所處文化體系的影響，對于成員在接受管理后呈現出何種狀態才算作管理的成功與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對此問題的理解存在著較大差異，這也直接決定了管理的風格與方式。由此可見，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以及成員管理的理想目標是管理模式賴以依憑的四重要素。這四個方面深受所處文化體系的影響，是文化與管理相互影響和滲透之后的共同產物。精神氣質作為內在的精神支撐，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層，確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與內在風格，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調；管理的根本方法則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憑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現實運行的基本方式；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來源于文化傳統中對人際交往關系的根本看法，它確立了組織成員之間交流互動的基本法則；而成員管理的理想目標作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決定了經過管理活動后組織成員所應達到的理想狀態。這四重依據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關聯，互相作用，共同構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機體系。

三、倫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樣態

受倫理本位的文化生態影響，在中國本土文化體系下形成了倫理型的管理模式。實際上，倫理與管理本來就存在著共通之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倫理的本意是通過對人倫關系的協調與規范以實現秩序和諧。管理在本質上也是處理各種關系的活動，是為了實現預期目標而以人為中心的協調活動。由此可見，倫理和管理在協調關系以實現秩序目標上具有共通性。倫理型管理模式將倫理作為管理的根本依據，將倫理滲透到管理活動的各個環節，倫理不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還成為整個管理活動的精神支撐與價值歸宿。依據上述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四重要素，以中國文化體系為基礎的倫理型管理模式有著自身鮮明的存在樣態。首先，倫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們之間密切的倫理關聯，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體現為一種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將各種人倫關系都賦予了溫情脈脈的情感內涵。梁漱溟先生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人的生命，不自一個人而止，是有倫理關系。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所貴乎人者，在不失此情與義。‘人要不斷自覺地向上實踐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實踐此情義”[3](P131)。情理是人倫關系中規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將情與理在人們的思維意識中交織在一起，共同指導人們的行動。倫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組織成員重視內在感情的自然表達，將成員間的情感關聯作為組織生活的重要價值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倫理型管理模式所強調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維中純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種關乎人情的道理，是處理人倫關系的規范與法則。西方管理思維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計算，需要盡可能排除管理活動中的個人感情，避免受人為因素的影響，使得管理成為純粹的技術化和程序化活動。而倫理型管理所強調的恰恰是最能表達人們彼此親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過人際間的溫情與關愛來協調成員秩序，實現成員對組織的自覺忠誠。其次，倫理型管理模式將道德作為管理的根本方法。倫理型管理下的組織成員內在蘊含著情理精神，成員之間具有親密的倫理關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對這種人性化組織的管理更適宜運用道理的力量來規約，而非要求成員對組織規范強制服從。倫理本來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長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風俗習慣衍生而來，是在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則，因而道德就成為了倫理型管理模式運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無論是內在的個我修養還是外在的經濟、政治等一切社會活動，都離不開道德的引導與規約。對道德的重視表現在人倫交往之中則是中國人重彼此義務而輕自身權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將嚴格規范的法律規則作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中，與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對次要的位置，僅作為管理的輔助性手段存在，正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甚至在中國傳統法律規范中也處處顯露出對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將其父攘羊后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論語•子路》）作為一種合乎直道的正義行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審判主張“哀敬折獄”，要求法官以悲憐審慎之心來斷獄，也充分體現出倫理型管理的道德傾向。有學者就指出“重親情倫理”是中國法律精神的一個鮮明特色，是維系中國兩千年“平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歷史上是“相當有效”的。[6](P65)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貫穿于組織管理的始終，不僅成員個體具有內在的德性自覺，組織的正常運轉也離不開道德的力量；不僅組織運作的動機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結果也不能與道德價值相背離。再次，倫理型管理模式尤為重視組織成員間的倫理關聯。在倫理本位的文化生態中，倫理已然成為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要素。有學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實現的，而中國人的不朽則是在倫理中實現的”[7]。西方社會個體與團體之間涇渭分明，有著明確的界限，而倫理本位下的中國傳統社會絕不存在原子式的個體，人們自始至終都處在諸多倫理關系的包圍中，無法脫離倫理關聯而獨立自存。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倫理關系網，每個人都作為網絡中的一個節點而存在，在關系網絡中認定自我并實現自我。對倫理關系的重視使得中國文化基因下的個體成員大都具有集體主義的行為取向，將集體目標的實現放在優先位置。倫理型管理的關系模式具有以下兩方面的維度：一是成員之間橫向的情感關系，其于內發自成員的自然感情，是主體善良意志的充分表達；于外表現為對他者盡心竭力的無私關愛。組織成員橫向的情感關聯既非單向度的義務，亦無等級權威的特征，情感關愛是互相給予的，關系雙方具有對等性，成員之間都不計算個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營造出恩愛和睦的組織氛圍。二是組織成員之間縱向的等級關聯，等級差別是倫理的應有之義，倫理型管理需要人們明確自身在組織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據與自身相對應的角色要求進行活動，以確保組織的穩定秩序。橫向的情感關聯與縱向的等級秩序相耦合，在組織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關系網絡，共同構建起有機的倫理共同體，極大地增強了組織的聚合力。最后，倫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員對組織的情感忠誠為歸宿。西方管理模式強調個人主義理念下成員對組織的工具性承諾，它以個體與組織訂立的契約為基礎，依賴明確的規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強制性的確保成員對組織的機械服從。而倫理型管理模式強調個人的情感參與，重視成員主體性的發揮，在此基礎上通過盡心盡力的推己及人，將主體內在的仁心仁性推擴到組織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與力量都毫無保留的奉獻給組織。倫理型管理模式所要達成的忠誠目標以親密的人倫關系與深厚的情感關愛為基礎，本質上是組織成員對所依存關系的承諾與依賴。可以說，倫理型管理的忠誠是一種主動忠誠，是主體內在的道德自覺與責任擔當，這種忠誠由內而發指向外在他者，是人們對組織其他成員以及組織整體的情感對待和真誠奉獻。基于組織生活中形成的親密關系與深厚情感，成員個體對組織的忠誠不再需要外在契約的約束，而是內化為組織深層的價值觀念，與組織融為一體，表現出自愿自覺的忠誠態度和忠誠行為。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中，組織成員在長期交往中既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穩定的等級序列，組織已成為保障個體存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共同體，成員在組織生活中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與歸屬感，將組織整體利益放在首位，表現出極高的忠誠向度。

摘要：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公共管理模式的選擇應在時各種公共管理模式，尤其是千預模式和市場模式進行理性評價和對現行行政體制進行客觀認識的基拙上，采用“引導政府模式”，從而加快我國公共管理社會化的進程。

關鍵詞：公共管理；引導政府模式；干預模式；市場模式

公共管理模式指公共管理過程中存在或可供選擇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處理方式或政府與市場的分工方式。政府對公共管理模式的選擇，直接關系到政府公共管理功能的定位以及政府對公共管理的參與程度和參與方法。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對公共管理模式進行研究與探討，對我國在社會變遷的行政環境下選擇合適的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公共管理主要模式評析

二戰以后，諸多西方國家政府紛紛效仿美國，積極干預經濟，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干預模式。20世紀70年代以后，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市場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得到強化，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得到調整，政府不再壟斷公共服務的供給過程，而是通過政府與市場的分權，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使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大大提高。除公共管理的干預模式、市場模式外，西方學者還對當代公共管理模式進行了多樣設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企業化政府模式設計、參與政府模式設計、靈活政府模式設計和放松規制政府模式設計等。這些設計集中反映出當代市場經濟的復雜與活躍，以及處于此種經濟環境下的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系統聯系與相互作用。鑒于公共管理干預模式和市場模式具有典型意義，因此有必要對這兩種模式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一)公共管理的千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