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研究范文10篇

摘要：監管影響分析制度，意在幫助政府評估監管產生的影響，從而提高監管質量。監管影響分析制度建立與完善，為各國政府進行監管改革提供了基礎。截至2008年，OECD所有成員國家都已建立并貫徹了監管影響分析。OECD的國際經驗，對于中國立法評估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我們應該在充分學習與借鑒基礎上，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實際國情的立法評估制度。

關鍵詞：監管影響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立法評估

一、監管影響分析的內容與發展

（一）基本內容

政府主要依靠各種各樣的監管法規來實現他們的目標，因此，這些監管法規成為了政策工具的主要部分，必然會對社會不同群體產生不同影響。其中，有些影響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但是，也有很多影響是“隱藏的”，不易在短期內察覺的，或者至少是在考慮監管法規時很難被識別出的。監管影響分析運用具有一致性的分析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系統地識別和評估新的監管提案或現存的監管制度，對社會造成的潛在成本、收益和影響，可以幫助監管者認識會受影響的群體以及影響的程度。

監管影響分析是一個比較的過程，主要體現在對各種可供選擇監管方案的比較之中，（當然，這些可比較的方案必須是可測量的，而且需要基于同一種評估方法），通過比較，監管影響分析可以為監管者提供有關各種選擇的成本收益信息，以便他們最終選擇最為有效率和有效果的方案。此外，監管影響分析中涵蓋公眾咨詢過程，可以為公眾的廣泛參與提供渠道與保障，通過廣泛的征求意見，獲得更好的信息，以便為分析提供堅實的基礎。

本文作者：彭章曉1,2江敏1吳昊1何琳1楊李1作者單位：1.上海海洋大學水產與生命學院2.上海交通大學藥學院

伊維菌素(Ivermectin，IVM)為阿維菌素的衍生物，是由鏈霉菌產生的一種大環內酯類物質，具有用量小、效果好、安全性高等特點，在農牧業中常作為抗寄生蟲劑和殺蜻劑使用。隨著水產養殖規模和密度的不斷擴大，一些寄生蟲病如鲺病、車輪蟲病、指環蟲病和異尖線蟲病等給水產養殖業造成的損失與日劇增，甚至可能危害人類健康［1］。作為一種新型、高效的魚類抗寄生蟲藥劑伊維菌素在國外水產養殖中已有一定范圍的使用。歐洲許多國家如蘇格蘭、愛爾蘭等將其添加到飼料中，用于鮭魚和海鯛養殖中的海虱防治［2－3］。我國主要將其應用于淡水魚養殖中的斜管蟲、車輪蟲病防治［4－5］。目前，有幾篇文獻報道了IVM對哺乳動物的毒性作用，如Lankas等［6］實驗表明IVM不具遺傳毒性和潛在致癌性;Abeer等［7］實驗結果顯示，當與P－糖蛋白抑制劑聯合使用時，IVM會影響雄鼠的生殖系統;Muhamad等［8］研究發現，IVM還會一定程度上影響動物的免疫力。IVM現在作為漁藥使用范圍越來越廣泛，因此除了要關注它的環境毒性外，研究它對養殖魚自身的毒性作用也是很有必要的，硬骨魚類的血腦屏障發育不完善，因此IVM較易到達魚的頭部，但目前關于IVM在魚體內的毒理學方面研究甚少。魚類的血液指標與許多因素有關，如機體的年齡、營養代謝狀況、健康狀況等。當魚體受到外界因子的影響而發生生理或病理變化時，必定會在血液指標中反映出來，因此血液指標常被用來評價魚類的營養、健康狀況及對環境的適應性，是重要的生理、病理和毒理學指標［9］。本實驗以不同給藥劑量研究了IVM對鯽(Carassiusauratus)血液成分的影響，以期評價IVM對鯽的毒性效應，為IVM的科學使用和管理提供一定的依據。

1材料與方法

1.1實驗動物

鯽購自上海果園集貿市場，健康無傷病，平均體重(250±20)g。實驗前在循環水養殖箱(250cm×150cm×70cm)中暫養30d，水溫控制在(25±1)℃，增氧機充氧，投喂全價魚飼料(浙江恒興飼料有限公司)，暫養期間死亡率低于5%。

1.2儀器與試劑

摘要：隨著我國居民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及智能手機的快速普及，我國網絡營銷取得了快速發展。為更好的了解我國網絡營銷發展，本文對近十年我國網購交易規模及其相關影響因素進行回歸分析，結論顯示：我國網購交易規模與手機網民、GDP及居民消費水平高度相關，其中居民消費水平對我國網購規模預測具有較強參考意義。

關鍵詞：網購；影響因素；實證研究

一、我國網購規模及其影響因素

2007年我國網購規模為0.056億元，2016這一數字已增長至4.969億元，十年增幅高達8773%。因此，對網購規模影響因素的研究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我國網絡營銷發展。通過互聯網發展報告查詢及專家訪談，本文提出了我國網購規模的一些影響因素，具體如表-1所示：Y為網購規模(萬億元)；X1為網民規模(億人)；X2為互聯網普及率；X3為手機網民規模(億人)；X4為移動電話普及率(部/百人)；X5為GDP(萬億元)；X6為居民消費水平(萬元)。

二、數據分析

1.信度及效度分析。本研究中八個變量的克朗巴哈α系數為0.734，其標準化后的α系數為0.994，說明量表信度較好；效度分析所得KMO值為0.757，說明效度較好，可以進行相關及回歸分析。2.相關分析。由表-2可知我國網購規模與手機網民規模、GDP及居民消費水平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27、0.940、0.958，高于網民規模、互聯網普及率及移動電話普及率三項影響因素。3.回歸分析。由表-3可知，t統計量對應的相伴概率均在0.05以下顯著的為模型1。因此，本文所建回歸方程如下。

摘要：本文在分析中國畜產品貿易現狀基礎上，運用全球貿易分析模型（GTAP）研究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的建立對中國畜產品進出口產生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研究表明：近年來中國畜產品貿易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貿易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貿易逆差問題日益嚴重；區域全面伙伴關系的達成會進一步加重中國畜產品貿易逆差，并將對中國部分畜產品貿易產生較大影響，因此不同畜產品的貿易自由化政策應有所區別。為應對羊毛和奶產品等畜產品進口沖擊，可以考慮設置敏感產品目錄或者非關稅壁壘等方式，保護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

關鍵詞：RCEP；中國；畜產品貿易；影響

RCEP即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是東盟10國邀請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共同參加的自由貿易協定，目標是在目前東盟與上述6國建立的5個自由貿易協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削減壁壘，擴大貨物和服務貿易，促進區域內投資及其他經濟技術合作，建設成多領域、高質量和互惠的自由貿易區。作為成員國的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和中國，都是畜牧業生產大國，RCEP的建立將極大促進區域內畜產品貿易自由化，這將會導致中國畜產品出口競爭加劇，也會帶來畜產品進口的增加。近年來中國畜產品進口規模不斷擴大，無論是增速還是進口總量，均遠超畜產品出口，由此畜產品貿易逆差問題日益嚴重。RCEP協議一旦達成，將對中國畜產品貿易逆差產生深遠的影響。就現有研究來看，多局限于單一自貿區對單個畜產品貿易的影響，且對RCEP的研究以定性描述和定量的經濟效應分析居多[1-4]，關于RCEP對中國畜產品貿易影響的研究缺乏。在RCEP談判不斷取得進展的情況下，有必要全面總結中國畜產品貿易的現狀，并在此基礎上，定量分析RCEP的建立對中國主要畜產品貿易帶來的影響。

1研究方法

RCEP的概念最早在2011年2月東盟經濟部長會議上提出，2012年東盟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等國領導人共同宣布開始RCEP談判，標志著RCEP建設正式啟動。2013年5月在文萊開始了第1輪RCEP談判，從2014年4月第4輪談判到2016年8月第14輪談判，各方圍繞RCEP的貨物、服務、技術、知識產權、競爭、經濟技術合作等一系列議題展開磋商，深入談論了貨物、服務和技術的市場準入問題，并取得了一定進展。2016年10月RCEP第15輪談判在中國舉行，各方完成了經濟技術合作章節內容的磋商，這是RCEP完成的第1個章節談判。2016年12月第16輪談判在印度尼西亞結束，與會16國代表就中小企業章節達成一致，并在競爭政策章節談判取得了較大進展。鑒于RCEP由16個成員國構成，中國畜產品貿易不僅涉及了畜產品自身多個種類，還與畜產品相關的其他農產品及工業產品密切相關，局部均2002年的28.51億美元迅速攀升到2011年的64.16億美元，增長了125%；近幾年來，畜產品出口仍保持較高的增速，但是受到全球貿易增速放緩的影響，2015年畜產品出口了62.71億美元，與2014年相比減少了13.7%。2.1.

2畜產品進口規模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本次選取的71例研究對象均為我院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收治的行計劃生育患者，根據入院順序進行編號并利用隨機數表法分組，現將資料整理如下：對照組患者年齡23~38歲，平均年齡（30.2±3.5）歲；手術類型：節育環置入術16例，人工流產術19例。觀察組患者年齡22~38歲，平均年齡（30.7±3.7）歲；手術類型：節育環置入術17例，人工流產術19例。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手術禁忌證、血液系統疾病、認知功能障礙等患者。在性別、年齡、手術類型等資料方面，兩組數據對比差異不顯著（P＞0.05），具有可比性。1.2方法：兩組患者術前均予以血常規、心電圖等檢查，根據檢查結果排除不符合手術標準患者。對照組患者予以常規手術治療，觀察組患者則于超聲引導下手術，具體步驟如下：1.2.1人工流產術：術前采用B超對患者孕周以及妊娠具體情況進行探查，在靜脈復合麻醉后在超聲引導下將窺陰器緩慢置入陰道穹隆位置，了解宮腔形態、子宮大小、妊娠囊著床位置后根據超聲檢查結果將妊娠囊吸出，然后將蛻膜組織吸出，當B超顯示子宮內膜線清晰后停止操作，并將窺陰器退出。1.2.2節育環置入術：在超聲引導下，將窺陰器緩慢置入陰道后穹隆位置，采用鉗夾固定宮頸，對子宮深度進行測量，根據測量結果將節育環套管送至宮腔，緩慢推進手柄后促使環頂端線結進入至子宮底基層10mm位置，釋放尾絲后退出置管和套管，然后對節育環的穩定程度進行檢查，如果無任何異常可在宮頸外口5mm處將尾絲剪短，手術結束后將窺陰器退出。1.3觀察指標：①觀察對比兩組患者臨床相關指標，包括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②統計兩組患者節育環脫落、陰道流血、流產不全、宮腔粘連等并發癥發生概率。③采用VAS（疼痛視覺評分法）對患者的疼痛程度進行評價，總分10分，得分越高表示疼痛越嚴重。1.4統計學方法：根據SSPS19.0統計學軟件對收集到的資料分析處理，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以（x-±s）表示，計數資料（%、n）采用χ2檢驗。P＜0.05表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兩組臨床相關指標對比：觀察組節育環置入術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分別為（8.7±2.2）min、（5.5±1.1）mL，對照組分別為（8.4±2.0）min、（7.0±2.5）mL。對照組人工流產術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分別為（6.7±2.3）min、（63.7±12.8）mL；觀察組分別為（6.3±2.1）min、（44.5±11.1）mL。兩組患者手術時間對比無明顯差異（t值分別為0.427、0.576；P＞0.05），但是觀察組術中出血量明顯低于對照組，結果具有顯著性差異（t值分別為6.741、7.832，P＜0.05）。2.2兩組并發癥發生情況對比：對照組并發癥發生率40.0%（14/35），其中節育環脫落2例、子宮穿孔1例、陰道出血3例、宮腔粘連2例、流產不全4例、人工流產綜合征2例。觀察組患者36例，術后發生宮腔粘連2例（5.6%），陰道出血、人工流產綜合征各1例（各占2.8%），并發癥發生率11.1%。觀察組并發癥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結果具有顯著性差異（χ2=7.854，P＜0.05）。2.3VAS評分對比：觀察組VAS評分為（4.1±0.5）分，明顯低于對照組（5.2±0.6）分，結果具有顯著性差異（t=6.051，P＜0.05）。

3討論

計劃生育是國家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的重要舉措，在該政策的號召下，婦科計劃生育手術在臨床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2]。人工流產術、清宮術是常見的計劃生育術式，以往臨床醫師多憑借感覺以及經驗進行操作，雖然術式簡單，但是如果患者存在“子宮過度屈曲、子宮畸形、合并子宮腺肌癥”等特殊情況，就會導致簡單的手術變得錯綜復雜，造成手術失敗或者增加子宮穿孔、盆腔粘連等并發癥發生概率[3-4]。介入超聲并在實時引導下進行操作，能夠幫助醫師對患者病灶的位置、形態等具體情況進行探查，有助于器械直接到達病灶問題，并且通過轉動超聲探頭可觀察器械與病灶之間的空間，對操作角度以及深度進行調整，清除病灶更加徹底。節育環置入術是當前育齡婦女避孕的重要手段，使用率較高，但是在常規操作中，可能會受到子宮畸形、肌瘤等因素的影響，導致放環位置出現偏差；操作中由于存在盲目性，器械會反復在宮腔內鉤拉、夾取以致引發子宮肌層損傷，甚至可能由于動作猛烈造成節育環斷裂[5]。且患者絕經后，生殖器官萎縮以致節育環發生移位，甚至與宮腔粘連、尾絲消失，造成取環難度明顯增加[6]。在超聲實時引導下行手術操作，可避免盲目性，因此對子宮造成的創傷將會明顯降低。

提要：負債融資作為公司的主要融資方式之一，它在為企業提供資金來源的同時，一方面負債融資產生了成本問題；另一方面負債融資也具有公司治理效應。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對我們理解和認識上市公司在不同資本結構下的投資行為，完善公司治理和加強公司監管，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本文主要回顧了國內外學者對負債融資對企業投資行為影響研究的發展、成果及未來趨勢。

關鍵詞：負債融資、投資行為、模型

眾所周知，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理論的投資理論是西方投資理論發展走向成熟的重要奠定時期，但是對于哪一種因素最能影響企業的投資行為卻存在著實質性的爭論。問題的焦點在于投資與金融因素的聯系問題上。新古典主義認為投資是一個純粹的“實際問題”，從長期看只與技術偏好、產出有關。尤其是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以完善的資本市場假設為前提，提出了企業投資與資本結構嚴格無關的命題，而且認為企業的最佳投資是由經濟中的偏好和技術決定的。后來新古典理論者對此作了大量的實證分析，他們以J•喬根森新古典投資模型為基礎，加入了一些新的變量進行修正，多種模型估計結果顯示：在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在新古典模型中加入金融變量（如現金流量、利息費用等）可以有力地增強對投資模型的解釋能力。而凱恩斯主義則拋開以資本生產率的技術條件為微觀基礎的分析框架，強調不確定性、資本結構等金融因素是影響投資的關鍵因素。他們認為投資波動是由金融因素造成的，而且金融和貨幣條件影響企業的實際資本支出。從宏觀上看，西方投資理論，無論是凱恩斯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都是贊同或逐步認識到了金融因素在投資決策中的重要作用。投資與融資已成為現代企業資金運作中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經濟學家、金融學家和財務學家一直對企業投資與融資的關系非常感興趣。而負債融資無疑是企業極其重要的一種融資方式，它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更是許多學者研究的熱點。

根據目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關于負債融資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總體上可以歸納為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兩個方面。理論分析又可以分為以下兩方面：其一是負債融資引起股東—債權人利益沖突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其二是負債融資對股東—經理人利益沖突的相機治理作用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而實證分析主要集中在研究負債融資與企業投資規模之間的關系上。

負債融資引起股東—債權人利益沖突對企業投資行為的影響

1972年，Fama和Miller最早把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沖突引入到了公司資本結構的研究中，他們指出，當公司存在風險負債的時候，能夠使公司價值最大化的經營決策并不一定能夠同時使股東和債權人的利益達到最大。在成本理論中，明確提出了股東與債權人利益的沖突對投資行為存在兩大影響：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和投資不足(under-investment)。Myers(1977)分析了負債對成長型企業的影響，提出了負債“懸掛”(debtoverhang)作用假說。就像二人擁有企業的特性資本一樣，股東控制下的管理人員擁有企業未來的投資機會，這好比是買方期權。這些投資機會通常在決定企業市場價值方面是重要的。如果企業未來的投資收益大部分流向己有的債權人手里，以至于股東不能獲得足夠的利益，股東可能不會投資。企業擁有的投資機會越大，股東和債權人沖突的可能性越大，結果是造成“投資不足”。Myers指出，企業可以通過以下幾個辦法減少股東和債權人的這個沖突問題:企業可以擁有較少的負債；或者在債務契約里加進限制性條款；或者擁有更多的短期負債。

摘要：產能過剩是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因素之一。綜述對產能過剩的定義、成因、內在機制等進行闡述，并在此基礎上從金融抑制理論入手，分析信貸錯配是如何通過引起企業過度投資而加劇產能過剩的。分析信貸錯配的根本原因，進一步深入分析信貸錯配對產能過剩的影響：信貸錯配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企業過度投資水平從而加劇了產能過剩。建議政府減少對信貸資源配置的干預。

關鍵詞：產能過剩；金融抑制；信貸錯配；過度投資

近年來，產能過剩抑制著經濟的發展，使得企業行為扭曲，資源浪費嚴重，影響產業結構調整、抑制產業升級。我國對產能過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并未達到預期效果。在我國2014—2016這三年的政府報告中，化解產能過剩也被多次提及。通過對以往的梳理發現，對于造成產能過剩的原因認同并不一致，雖說大多數學者是贊同產能過剩是由于體制性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但對于產能過剩體制性原因的研究主要是從政府不恰當干預和財政分權制度缺陷出發，并未對現有經濟體制缺陷進行深入研究，也缺乏了將我國現存的金融抑制與產能過剩有機結合起來研究的文獻。現有的文獻對于金融資源配置效率低這個問題也未深入研究，導致對影響產能過剩因素的分析不夠徹底，在進行政策建議的時候也往往忽略了金融資源配置方面等因素。因此，有必要對造成產能過剩的原因進行深入研究，為解決產能過剩提供合理的建議。

一、對產能過剩與信貸錯配的認識

1、對產能過剩的認識。關于產能過剩問題，國外主流理論基本上認為這是市場經濟的一種自然現象，這是一個偽問題。具體而言，過剩產能要么被視為企業策略性投資行為的結果；要么被視為企業為應對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而須保持的合理閑置產能。在此邏輯下，產能過剩現象既不需要政府干預而且政府也難以有效干預。產能過剩的結構性、持續性與復雜性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全面關注，許多學者對產能過剩的成因機制進行了探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潮涌現象理論（林毅夫，2010）、“過度競爭”理論（何賢杰、朱紅軍、陳信元，2008；江飛濤、耿強、呂大國，2012）、政府補貼性競爭理論（白俊、連立帥，2012；）、政府干預失敗理論（盧峰、姚洋，2004；韓國高，高鐵梅，2011）等。我們可以從產業組織方面來看待產能過剩，學者們對此進行了不少的討論，其主要觀點還是認為產能過剩是企業蜂擁而至的結果。具體的結論是按照下面幾類看法得出的：第一種看法是指出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將產能過剩當作競爭的一種計策（Benoit&Krishna，1987；arham&Ware，1993）。然而這種看法只能解釋寡頭企業和在所述行業中處于領導地位的企業產能過剩的成因，并不足以解釋那些投資多而分散的行業。第二種看法認為產能過剩的形成是因為生產商不能準確地判斷消費者的需求。假設生廠商不能準確地判斷消費者的需求，最終導致產需不對等，供大于求的后果（Paraskevopouloset.al.1991）。從“羊群效應”來考慮（Banerjee，1992），也就是生廠商不能有效獲取外部信息，以至于對市場進行了錯誤的判斷，不能得出合理的生產計劃，導致了產能過剩，而企業與企業之間盲目模仿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也可以從市場因素來看待這個問題，市場失靈引起了產能過剩。現關于市場失靈的文獻主要從兩方面來說明不確定性，一方面是市場波動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競爭導致的。而市場波動又主要是由于市場價格和產品生產成本等發生變動而引起的，就造成了企業收益的不確定性（Hartman，1972；Abel，1983；Pindyck，1988；Hassett＆Metcalf，1999；Bartet．al，2003）。從需求側的角度來看，規模經濟理論認為，廠商保有過剩產能可以實現規模經濟，形成進入壁壘，進而實現利潤最大化（Dixit，1979；Schmalensee，1981；Wenders，1971），并且在需求并不缺乏的時候，廠商的自愿投資生產并沒有達到理論的產能，造成過剩產能并不是需求側的無效。當然除此之外，體制問題也可能引起產能過剩。正是由于體制存在缺陷，才導致產能過剩這個問題周而復始。2、對信貸錯配的認識。根據Chacholiades對錯配的定義，信貸資源錯配可以理解為由于市場不完善而無法形成信貸資源最優化配置的一種客觀現象。近年來，產能過剩行業的整體投資和自籌資金并沒有得到抑制，資金仍被轉移到了產能過剩行業。產生錯配是由于政府干預，導致銀行大量貸款被投向產能過剩行業。商業銀行在產能過剩行業的信貸退出機制不完善，銀行信貸資源配置行為受到了產能過剩環境的影響（譚勁松，2012；魏開華，2013）。“兩高”行業、傳統加工制造業和新興產業等三類產能過剩行業的銀行信貸投放沖動加劇了相關行業的產能過剩，而信貸投放背后的原因又各有不同。康守松（2014）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與商業銀行信貸結構調整及風險防范”研討會上指出，產能過剩行業在經濟上行階段由于資本利潤率一般高于其他行業，從而其獲得資金包括銀行信貸的能力也較強。產能過剩隨著經濟周期變化是不可避免的，這也導致銀行信貸風險無法避免。產能過剩與銀行信貸風險交織存在互為因果，企業負債水平在產能過剩出現下行拐點之后的較長時期都難以下降，從而導致銀行信貸風險不斷上升，最終成為產能過剩企業高債務風險的承擔者。

二、信貸錯配對產能過剩的影響

2003年初非典型性肺炎SARS(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在最初在廣東境內流行，SARS屬于不可抗力因素，其蔓延，給許多行業帶來了重創。深圳市作為口岸城市，連接大陸與香港，是新興的現代化城市。電子業、制藥產業、旅游業作為深圳的支柱產業，頻繁的商旅活動帶動了深圳酒店業的快速發展，知名連鎖酒店林立，高星級酒店（四星、五星）收入占深圳酒店業總體收入的70%以上，代表了行業的總體水平，引領了深圳酒店業發展。商務散客作為深圳酒店業的主要客源，商務型酒店在深圳所占比例高達85%以上，商務型酒店占高星級酒店的約90%，深圳南山區高星級酒店100%為商務型酒店。研究SARS對深圳南山區高星級商務酒店的影響，對研究SARS對深圳市酒店業的影響具有重要的代表意義。

1.SARS對酒店業影響綜述

SARS（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嚴重急性呼吸道癥候群）在廣東乃至中國蔓延，對我國的出入境旅游、國內旅游、酒店、餐飲、娛樂、服務等造成了重要的影響。SARS對我國旅游業造成嚴重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非典疫情對旅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旅游人數的下降；二是旅游人均支出和總支出的下降；三是旅游總支出下降的引致影響；四是沒有實現的本應實現的增長。據國研網預計，2003年國內旅游業的直接損失就高達1400億元，再加上其對經濟的間接影響，總額為2100億元。吳必虎等呼吁關注旅游業經受SARS后對國民經濟所帶來的影響，估計SARS對我國2003年GDP損害超過11%。根據國家統計局2004年2月26日公布《200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旅游業受非典疫情影響較大。全年入境人數9166萬人次，比上年下降6.4%；全年國內出境人數達2022萬人次，增長21.8%；國內旅游人數達8.7億人次，下降0.9%；旅游總收入3442億元，同比下降11.2%。旅游業在2003年3月至6月中旬，從往年的高潮期一下跌入淡季，有人偃旗息鼓，有人摩拳擦掌，大練“內功”。

旅游業在受到SARS沖擊期間，從管理部門到研究學者到社會各界，都對旅游業的前景憂心忡忡，對酒店業的發展更是持悲觀的態度，我國大陸、香港、臺灣的酒店板塊的股票下跌嚴重。在疫情的拖拽下，旅游業經歷了預兆期、疲軟期、休眠期等三個生死有關的階段，2003年5月份全國旅游業更是基本停滯，酒店業、旅行社業都處于歇業半歇業狀態。

SARS疫情的肆虐以及其所造成的快速而嚴重的影響，受到了最廣泛的關注，學者、評論員、行業人員等都通過各種渠道對SARS所帶來的影響進行了短效的研究，發表了各自的看法與預測。然而，與SARS期間鋪天蓋地的傳媒報導、評論文章等形成對比的是，SARS過后，各界似乎形成有一種默契，對SARS的長效研究、后SARS的追蹤等相對乏力，對SARS的討論也迅速地偃旗息鼓。

本文通過采集2003年3月至2004年2月對深圳南山區高星級商務酒店的入住率、餐飲收入、酒店收入等數據，了解SARS從爆發到流行到結束，行業所受到的影響曲線，以及影響突出表現在哪些方面；同時通過深度訪談，了解酒店在應對SARS所采取的措施，業內人士對SARS中遠期影響判斷，以及SARS過后酒店所采取的市場策略及市場補救措施等。

［提要］本文利用陜西省西安市閻良區和渭南市蒲城縣微觀經濟主體調查數據，運用多分類Logistic模型識別主要導致社員信貸配給的因素。實證結果顯示：（1）在剔除缺乏有效需求的農戶之后，有73.68%的農戶遭受不同類型、程度的信貸配給。（2）影響社員遭受信貸配給程度和種類的因素存在一定的差異。需求缺乏型信貸配給的主要影響因素包括戶主文化程度、職業類型、家庭純收入和合作社參與情況；戶主文化程度、職業類型、家庭固定資產原值、金融機構從業人員關系、合作社參與情況、合作社金融服務提供情況、購買保險和到銀行網點距離對需求型信貸配給影響顯著；戶主文化程度、職業類型、家庭固定資產原值和合作社參與情況對供給型信貸配給影響顯著。

關鍵詞：信貸配給；農戶融資；影響因素；多分類Logistic模型

一、引言

國內相關研究表明，資金的穩定持續供給對于農村地區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有重要意義，對于解決農村地區貧困問題，突破農民增收“瓶頸”有重要作用。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由于農戶經濟地位不高、缺乏擔保人和有效抵押物、自身金融素養有限等原因，農戶普遍面臨著嚴重的信貸配給現象，顯著降低了農村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近年來，對于農村中小金融機構回歸本源、回歸農村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根據Boucheretal.（2008）的研究表明，長期以來，金融機構的資金配給制度通過影響農戶的行為預期和行為決策，從農戶自身角度限制了農戶的融資有效需求。但若僅從供給側增加金融機構、金融產品的數量難以實現緩解農戶正規信貸配給程度的要求。鑒于此，本文以實地調研數據為依據，探究農戶遭受的信貸配給類型及其影響因素，從而對農戶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提出針對性建議，對未來進一步深化農村金融改革提供參考依據。

二、文獻回顧

農業信貸配給是農戶信貸需求滿足程度的逆向指標。劉輝煌、吳偉（2015）研究發現，社會資本、風險偏好、經營規模對農戶遭受信貸配給程度的影響非常突出。楊汝岱（2011）、趙健兵（2017）都指出，部分農戶只愿意在親友之間進行借貸，排斥正規的信貸市場，對正規信貸的認知偏誤是其遭受信貸配給的重要原因。龍海明等（2012）通過測算我國1981～2009年信貸配給程度變化，得出利率是影響信貸配給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除了上述因素，保險購買、地理因素、風險因素、戶主個人特征、風險態度、價格彈性等，成為部分研究者分析的著力點。已有研究雖然豐富，但是對于農戶合作社參與情況和合作社內部金融服務對農戶遭受信貸配給程度的影響研究較少。鑒于此，本文運用多分類Logistic模型研究社員遭受信貸配給的傾向和影響因素，并提出通過提升農村金融產品數量、提高合作社金融服務等方法緩解農村地區信貸配給程度。

【摘要】傳統文化差異會影響兩國的經貿合作關系，如何讓中哈傳統文化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后，中哈兩國的貿易發展迎來了新的機遇。但是數據顯示，兩國的貿易總額在倡議推行的前幾年卻開始下滑。分析兩國的貿易現狀，發現2019年中哈貿易總額重新突破200億美元大關，增幅較大。此外，中哈傳統文化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語言差異和民族風俗差異。據此，文章建議中哈兩國加強跨文化貿易人才的培養。

【關鍵詞】“一帶一路”，中哈，傳統文化

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國家帶來了新的貿易機遇。哈薩克斯坦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位置，不斷加深與中國的貿易合作關系，其更是成為中亞五國中唯一與中國建立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國家。傳統文化是國家、民族的根基，對其有著深遠的影響。語言文化差異，造成跨國貿易的溝通障礙；民族風俗差異，影響著各自的貿易習慣。因此，在跨國貿易中，文化顯得尤為重要。通過分析“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哈兩國的貿易現狀以及兩國的文化差異，并據此提出相關建議，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有關中哈貿易現狀問題，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分析。李佳（2016）[1]通過研究指出，“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中哈貿易依然存在較多問題，并從三個方面論證了中哈經貿合作的必要性。葉那爾（2019）[2]研究指出，哈薩克斯坦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占據較為重要的地位，雖然中哈貿易額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有所降低，但是兩國的貿易結合度卻得到了提升，并通過模型論證出中哈貿易目前還是存在較大的發展潛力。徐勝利（2016）[3]對中俄傳統文化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文化在中俄兩國深化貿易合作關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張帆，劉佳惠（2017）[4]對傳統文化的對外投資影響作用展開研究，分別從有利和不利兩個方面論證了中國文化在對外投資中的作用。同時，他們從思維方式、價值觀和人才培養等三個方面提出了建議。綜上所述，現有文獻較多聚焦在中哈貿易現狀研究方面，而針對中哈傳統文化的研究還相對較少，這是本文的選題意義所在。

二、中哈貿易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