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農業的社會經濟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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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論文關鍵詞:資本形態,權力博弈,物質資本,貨幣資本,人力資本
伴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演化,相應的社會經濟形態也在不斷變化。根據技術社會形態的劃分標準,社會經濟形態則呈現出一個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的歷史序列面貌。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則可以概括為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下,主導社會經濟發展的因素是不同的。根據馬克思的生產力構成要素理論,生產力由勞動者、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等三個要素組成。生產力作為一個共性因素,具有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屬性,而生產關系則具有不同社會的特殊性。剔除生產力這一共性,可以發現,物質資本是主導農業經濟社會生產關系的首要因素,貨幣資本是主導工業經濟社會生產關系的首要因素,人力資本是主導知識經濟社會生產關系的首要因素。當然,農業經濟也同時存在著貨幣資本,工業經濟也存在著人力資本,各種形態的資本交互存在,相互作用。
資本作為一種特殊的生產要素,其本質是一定時期社會生產關系的重要體現。在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占據主導地位的資本滲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不斷地運動并保持增值,是統治者治理國家和加強統治的主要工具。資本所有者憑借手中占有的資本影響著國家權力的分布和運動。各種形態的資本在相互作用中,力量此消彼長,圍繞對權力的爭奪,進行著各種博弈。貨幣資本取代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戰勝貨幣資本,權力也在資本所有者中間循環運動。在市場經濟下,存在著多元利益主體,一旦資本和權力媾和,就會導致公共權力異化,影響著人力資本價值作用的發揮,并進而侵蝕社會公眾的利益,阻礙社會進步的速度。當前,我國正處于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和知識經濟等三元經濟交織時期,物質資本、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等多種形態的資本同時并存,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因此,從社會經濟發展的宏觀戰略層面,如何認識各種形態的資本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對資本權力進行引導和規范,就顯得十分必要。
一、社會經濟形態演進下的不同資本形態
人類社會先后經歷了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時期,目前正由工業經濟進入知識經濟時期。相應地,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產生了不同的主要資本形態,即物質資本、貨幣資本和人力資本。各種資本不斷運動,力量此消彼長,對一定時期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一)農業經濟:物質資本
在農業經濟社會中,土地是決定社會經濟產出水平的關鍵因素。土地是農業發展的基礎,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農業生產工具極其簡單,主要包括犁、鋤、刀、斧等手工生產工具、牛和馬等畜力生產工具以及馬車、木船等交通運輸工具。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取決于勞動者的體力和對這些生產工具的使用。概括地說,這些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就是物質資本。由于生產資料私有,占有生產資料份額大的所有者就成為了實際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政府憑借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控制著全社會物質資本的大多數,決定著社會財富的流動和分配。其背后的實質是,誰控制的物質資本越多,誰擁有的權力就越大;反過來,亦是如此。盡管,后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也出現了貨幣資本,但和物質資本的力量相比,貨幣資本的影響力是十分微弱的。并且,貨幣資本的出現,不僅沒有削弱了物質資本的強勢地位,反而強化了物質資本的力量。此時,社會經濟生活中權力的博弈主要圍繞對物質資本的占有和爭奪展開。
(二)工業經濟:貨幣資本
在工業經濟社會中,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自然資源的占有和配置。而這又主要取決于勞動工具的先進程度與勞動資料的種類和數量,勞動工具越先進,勞動資料的種類和數量越多,經濟的增長速度就越快。這些生產資料主要包括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在工業經濟發展后期,企業家的管理能力即人力資本和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越來越重要。與農業經濟時期相比,以貨幣資本為主要形態的資本形式則占據了工業經濟的主導方面。但與知識經濟時期相比,這個時期知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尚未起到決定性作用。
工業經濟早期,資本家憑借手中占有的巨額貨幣資本,到處購買鐵礦石、煤炭等生產資料,在世界各地開始工廠,尋找海外有利市場,不斷擴大市場需求。資本家手中的貨幣資本直接指揮和主導了全球的工業擴張與權力分配,圍繞著對貨幣資本的占有和支配,開始了全球范圍內的權力擴張。工業經濟后期,隨著資本主義矛盾的不斷加劇和經濟危機的接連爆發,政府開始干預經濟,彌補了市場調節的不足。此時,以企業家才能和勞動力教育與培訓為主要形式的人力資本逐漸滲入到經濟發展中去,開始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另外,金融資本也開始走向全球,逐步滲透到實體經濟和產業資本中去,進一步助長了貨幣資本的蔓延勢頭。因此,在工業經濟時期,圍繞著貨幣資本的權力博弈直接導致了全球市場的擴張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
篇2
1 前言
從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來看,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經濟發展中,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在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農業作為主要的經濟結構起到了支撐的作用,同時,商業和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商業特點并不明顯,手工業占比也比較小。而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以及商業規模和手工業占比不斷擴大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朝著資本主義的方向開始發展,并且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2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
1.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
基于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對農業經濟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并且將主要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要素都用來發展農業,這不但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形勢有關系,與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在整個產業結構中,農業的所占比重相對較高。
2.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商業特點不明顯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結構,對商業的關注較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抑制商業發展的趨勢,使得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商業特點不夠明顯,商業屬性不夠突出,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商業的規模以及商業的發展形勢都受到了較大的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商業的所占比重相對較少。
3.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手工業占比較小
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手工業是一種獨特的經濟形式,但是由于中國在封建社會中沒有與西方的工業革命相結合,使得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手工業的比例相對較少,手工業的產值也比較少,手工業僅僅作為商業的一個分支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手工業占比較小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另一個特點。
3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基礎
1.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經濟基礎
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明清時期進入了鼎盛,其中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有效地推動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使當時的社會經濟具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經濟基礎,也有效地解決了資本主義萌芽過程中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經濟基礎問題。因此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2.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遇到了瓶頸
與此同時,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瓶頸,如果還是一味的抑制商業發展,那么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將會崩潰,在這一瓶頸面前,商業規模的擴大使得資本主義這一新的經濟形勢開始了有效的發展,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狀態。
3.手工業產業規模的擴大,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工業基礎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中國的手工業產業規模也得到了不斷的擴大,在明清時期手工業開始快速發展,并立足于西方的工業革命,中國的輕工業開始了緩慢的發展,這一狀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良好的工業基礎,使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有可能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所以,在資本主義萌芽中,手工業產業規模的擴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4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1.農耕經濟發展思路的轉變,勢必形成了對新的經濟形式的追求
在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農耕經濟的發展思路是主要的社會經濟結構基礎,而在明清時期農耕經濟發展思路開始了一定的轉變,對于商業的重視以及輕工業的發展,都成為了新經濟形勢的一種重要探索,因此,農耕經濟發展思路的轉變,勢必形成了對新的經濟形勢的追求,使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進入了理想的狀態。
2.農業與商業并重的發展思想,成為了誕生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標志
隨著商業規模的擴大,以及商業經濟思想的不斷發展,商業結構和商業經濟形勢改變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使得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開始了有效的經濟結構調整,為適應商業與工業的發展作出了妥協,而這些發展基礎都成為了誕生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標志。所以,農耕經濟發展思路的轉變,成為了追求新的經濟形式的重要基礎。
3.對工業的全新認識,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經濟開始對工業有了全新的認識,在這一基礎上,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獲得了有力的推動和支持,并且得到了輕工業的有力支持,從明清時期的輕工業發展來看,特別是晚清時代,輕工業已經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和雛形,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形成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5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使資本主義萌芽成為了必然的發展趨勢
1.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發展到了盡頭,必然會出現新的經濟形式
從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來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不斷的發展中,已經逐漸的走到了盡頭,特別是在清朝末期,資本主義萌芽已經成為了取代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重要經濟形式,之所以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主要原因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發展過程中已經無以為繼,只有出現新的經濟形式,才能夠推動社會經濟的有效發展。
2.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突破發展瓶頸的嘗試中,誕生了資本主義
從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來看,在每一次突破發展瓶頸的嘗試過程中,都對資本主義這種經濟形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且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各項生產要素也決定了只有進入資本主義發展時期,才能夠實現資源的合理配套,進而提高經濟的發展質量,因此,資本主義的誕生主要得益于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對發展瓶頸的突破。
3.中國社會經濟總量的提高,必然會出現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經濟的現象
中國社會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狀態下得到了長期持續的發展,使得中國社會經濟總量不斷地提高和累加,在發展速度和經濟總量上都達到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礎,并且由于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以及封建王朝的結束,資本主義勢必成為取代封建經濟的重要手段,對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6 結論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知,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對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中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不但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基礎,還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最后,中國社會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使資本主義萌芽成為了必然的發展趨勢,因此,正確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特點,掌握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影響,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篇3
關鍵詞:社會建設;環境保護;現狀;地位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對環境保護工作也越來越重視,這不僅有利于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還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打下了扎實的基礎。然而伴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也將一些新型的環保技術和理念應用到了其中,這就使得社會環境保護的效益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從而滿足了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相關要求。下面我們就對環境保護在構件和諧社會中的地位以及途徑進行簡要的介紹。
一、我國環境污染現狀
所謂的環境也就是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各種天然以及改造的自然環境因素的統稱。目前,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我國在社會經濟建設的過程中,環境破壞的問題也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理,這樣不僅對周圍居民的日常生活有著嚴重的影響,還阻礙了我國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目前我國存在的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化學品的污染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主要環境問題,主要是由化工生產、農藥濫用等原因產生的,這就對水體、土壤以及農副產品造成了嚴重的污染。而且根據相關的數據統計,我們發現近年來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化學產品的污染現象十分的嚴重,這就使得人們的生活受到嚴重的影響,阻礙了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而且隨著工業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在大氣污染十分的嚴重,尤其是各種廢氣的排放,這就導致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濟雖然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但是,也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影響,使得人們的身體健康受到威脅。因此在面對這些環境污染問題的時候,我們就要采用對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從而采用相應的技術手段來對其進行處理,以確保我國社會主義市場解決的可持續發展。
目前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建設的過程中,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種:第一,在當前社會經濟發展建設的過程中,環境保護基礎設施建設不夠完善,導致人們在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死角和盲區;第二,基層環保制劑不夠健全,而且大部分讀取的管理制度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缺少執行能力,這就對環境保護有著十分嚴重的有影響;第三,在我國相關環境保護制度實施的過程中,其相關的法律規范并沒有起到一個良好的約束效果,這就使得環境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處理。第四,環保意識宣傳力度不夠,使得人們的環保意識不強,這就對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極為嚴重的影響。
二、環境環保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地位
1.提高對環境保護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通過對各級干部(尤其是具有決策權的領導干部)、人民群眾、各類投資商等的環境保護知識、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宣傳教育。使得他們認清環境保護發展形勢,逐步轉變地區粗放的生產模式和落后的生活方式。清楚地認識到在發展經濟、投資項目時,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哪些是有利于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同時積極倡導新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教育引導廣大地區和農民群眾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2.建立和健全相應的生態環境保護法規、法律和政策及技術體系。將生態環境保護放在和城市環保同等重要的地位,納入全國環保和生態建設的總體規劃。通過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使得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有法可依。特別是要制訂和完善無公害農產品及農藥、化肥使用規程等相關標準、法規,規范農藥、化肥的使用,推廣符合生態要求的施肥和施藥技術。
3.建立鄉鎮環境保護管理機構。只有重視環境保護管理機構的建設,充實環保機構的力量,才能加大環境監察執法力度。在堅持環境優先原則的前提下,嚴格環境準入,對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和審批的有效管理力度,加大強化對鄉鎮面源及企業污染點源的治理力度,從而有效制止城市、工礦企業向環境排放“三廢”;同時要加強與當地鄉鎮政府、農業、林業、工商、技術監督等部門的協作與配合,充分運用經濟、技術等手段,形成齊抓共管的長效機制。
4.加大對環境保護的資金投入。要實現良好的環境效益就要加大資金投入,尤其是要加大環保基礎設施的資金投入力度。要著眼于環境保護工作的未來發展趨勢,逐步建立政府、企業、社會多元化投入機制,把握好當前國家對環境保護的相關優惠政策,積極研究制定鄉鎮和村莊的兩級投入制度。開展環境綜合整治,重點推進環境連片整治,形成村村有舉措、戶戶有行動。開展測土配方施肥,大力提倡使用綠色有機肥料和生物防治病蟲害技術,有效減少化肥、農藥施用量,逐步償還環保歷史欠賬。繼續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工程,鼓勵和引導廣大農民群眾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的積極性。
5.大力發展多模式的生態農業,穩步推進生態文明創建。發展多模式的生態農業是保護環境的基礎。只有使農、林、牧、副、漁生產進入良性循環系統,才能徹底改變資源浪費,廢物污染的環境狀況。各要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不可盲目追求單一的生態農業發展模式,要因地制宜、適地發展。走出一條既適合當展要求,又能澤被后代的遠大發展道路。發展農作物秸稈還田,雜草、人畜糞便制沼氣的廢物綜合利用型生態農業建設;發展養雞、養魚等養殖型生態農業建設;發展以牧養農、以牧促農型生態農業;構建綜合、立體、實用的生態發展構架。
6.建立健全農業環境監測網絡。在加大環境監察執法力度的大環境下,及時開展環境監測工作,掌握當前環境質量狀況,為環境污染綜合治理提供必要的基礎數據。
三、結束語
總而言之,在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加強生態環境的保護工作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不僅有利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保障人們的身體健康,還為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另外,我們在對環境進行保護的過程中,也要將一些先進的環保技術和環保理念應用到其中,進而有效的建設環境污染的現象出現。
參考文獻
篇4
關鍵詞:北京市觀光農業 旅游消費群體 活躍分子 放松者 觀光者 享受鄉村環境者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3)07-222-03
北京是中國觀光農業發展較早的城市,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起步,自昌平十三陵旅游區出現首家觀光采摘果園以來,北京市的觀光農業園區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起來。之后,京郊各地以首都旅游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發揮當地資源優勢為基礎,把農業建設、科研管理、產品加工、游客動手等融為一體,開發了一些觀光休閑農業點,吸引了眾多的城市居民和部分國外游客,取得了明顯的經濟、社會、生態效益。北京市觀光農業存在巨大的市場潛力,但存在景區類型缺乏特色和品牌、項目同質化嚴重,旅游產品大眾性、缺乏針對性,整體宣傳力度不夠,服務品質有待提升等方面的問題。觀光農業經營者要想保持其長久的競爭力,穩固并拓展自己的市場份額,就需要根據市場的狀況和自身的資源,有針對性地了解旅游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以制定有效的營銷策略。
Gilbert(1991)提出了一個旅游消費者決策制定模型。這個模型認為,對于旅游者行為產生影響的因素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的影響更能體現人的因素,包括心理影響,例如動機或激發因素、個性/態度、感知和認知。第二個層次的影響主要是在社會化過程中產生的,包括社會經濟影響、文化影響、參照群體和家庭影響。
根據消費者行為理論,通過北京觀光農業的旅游消費者尋求的利益對其進行分類,比較不同類之間的活動項目、旅游行為特征和社會經濟特征,有利于經營者根據自身的資源條件準確的進行市場定位和開發產品,采用適當的營銷方式。
一、調查問卷的設計
問卷內容主要分為三部分:
1.調查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對所尋求利益的評價。用1-5的等級把調查結果量化(5意味著很重要,1意味著不重要),包括冒險、逃脫緊張的生活、體驗鄉村文化、回歸自然、健身/運動、懷舊、體驗開闊的鄉村、擴大視野與陶冶情操、身體得到休息和探親訪友等共10個利益點。
2.調查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的旅游行為特征。包括出游方式、出游時間、選擇景點時最看重的因素、停留時間、消費標準和活動項目等內容。其中活動項目包括:民俗娛樂、垂釣/射擊、爬山、騎馬、野外燒烤、篝火晚會、高效農業展示、果蔬采摘品嘗、土特購買、商務會議、漂流、山野鄉村觀光、農家體驗、科研考察和訪問歷史性地點。
3.調查旅游消費者的社會經濟特征,涉及消費者的居住地、年齡、職業、學歷和年收入等。
二、數據處理
用SPSS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首先,用因子分析法對10個利益指標進行分析,得出主要的幾個利益因子,這些利益因子通過每個利益指標所獲得的回歸分數被保留做為一個新的因素;接著對回歸分數進行聚類分析,通過聚類分析把樣本分為不同的群體;最后,分析比較不同旅游消費群體所從事的活動范圍、旅游行為特征和社會經濟特征,并進行卡方檢驗。
三、北京市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類型分析
1.北京市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分類。根據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尋求的利益將對旅游消費者進行分類。在北京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分類的鑒定過程中,起初所有的利益指標都被保持,因為它們沒有被超過60%的消費者評為不重要的。用1-5的等級把旅游消費者的評價量化(5意味著很重要,到1表示一個利益指標是不重要的)。
調查結果通過兩個過程被分析:首先,所有利益指標的得分是確認潛在利益方面的分析因素,用因子分析法(最大方差旋轉法(Varimax))對10個利益指標進行分析,得出主要的幾個利益因子方面,這幾個利益因子再根據它們分別聚類的利益指標范圍而命名。這些利益指標僅僅在0.5以上的因子載荷量被保持,每個利益指標以1的特征值貢獻。因子1命名為戶外的,因為它包括了回歸自然、體驗開闊的鄉村的項目;因子2命名為鄉村性,包括體驗鄉村文化和擴大視野、陶冶情操;因子3命名為放松,包括逃脫緊張生活和身體休息;因子4命名為運動,直接與運動參與和經歷冒險精神有關;因子5命名為情感,直接與懷舊和探親訪友有關。
其次,這些利益因子的每個方面通過每個利益指標所獲得的回歸分數被保留做為一個新的因素,接著對那些分數執行聚類分析。所有的統計分析使用SPSS軟件執行。通過聚類分析把樣本分為四個群,四個群的分析結果能被觀察到。與分析的第一部分相似,每個群中的旅游消費者根據在他們各個群中所呈現的利益因子的范圍而命名。因此,群1被命名為活躍分子,因為它聚類了所有五個方面的利益因子,因此是對所有的利益指標有一個總的興趣的旅游消費群體,而且是唯一對運動方面評價積極的一個群體。群2被命名為放松者,因為它是聚類了放松方面的旅游消費群體,摻和著情感利益因子。群3被命名為觀光者,主要聚集了對假期戶外方面有興趣的旅游消費者,摻和著渴望放松。最后,群4是指享受鄉村環境的人,專門對他們假期的鄉村方面感興趣,也摻和著情感方面。
從整個樣本中,各個群所占比例的角度來說,最重要的消費群是放松者(32%),緊跟其后的享受鄉村環境者(29%),其次是觀光者(20%)和活躍分子(19%)。
結果表明,市場實際上已經隱藏了對北京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的幾個潛在分類,即活躍分子、放松者和觀光者。由此可見,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也不完全是僅僅對鄉村環境感興趣的消費者。這個結果表明,到鄉村地區的大多數旅游消費者都摻和著鄉村地區其它方面的感知,即不同類型的旅游消費者在觀光農業中尋求不同的精神滿足,這些方面在制定產品開發策略和營銷策略時要考慮到。
為了進一步調查這些不同類旅游消費者的特征,每類旅游消費者與外部變量做成十字表格,這些變量是關于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的活動項目、社會經濟特征和旅游行為特征。為了核實統計的顯著性,這些變量對不同類旅游消費者影響的不同用x2檢驗。
2.不同旅游消費群體所從事的活動范圍。旅游消費者被要求在14種提出的活動范圍內選出他們參與的所有活動。14種活動是:山野鄉村觀光、果蔬采摘品嘗、農家體驗、民俗娛樂、土特購買、高效農業展示、野外燒烤、篝火晚會、訪問歷史性地點、爬山、騎馬、垂釣/射擊、漂流、科研考察、商務會議。用SPSS軟件處理調查結果,得到每種活動對于每類旅游消費者參與的百分比,并對它們在不同類旅游消費者所占百分比的不同進行顯著性分析。
北京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從事山野鄉村觀光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果蔬采摘品嘗、農家體驗、民俗娛樂和土特購買,參與率都達到50%以上,其中前四項活動,沒有表現顯著性不同。
高效農業展示、野外燒烤/篝火晚會、訪問歷史性地點、爬山、騎馬、垂釣、射擊、漂流、科研考察和商務會議等活動都低于50%。其中高效農業展示、訪問歷史性地點和騎馬在群中的不同達到0.01的顯著水平。對高效農業展示和訪問歷史性地點的參與率,受教育者最高,放松者最低;對于騎馬,活躍分子參與率最高,而受教育者參與率最低。爬山、漂流、商務會議和垂釣/射擊在群中的不同達到0.05的顯著性水平。對于爬山的參與率,活躍分子最高,而放松者最低;對于垂釣/射擊放松者最高,而觀光者最低;對于漂流,活躍分子參與率最高,而觀光者參與率最低;對與商務會議,放松者參與率最高,而活躍分子參與率最低。前四項活動參與率最高,而且沒有表現出顯著性不同,說明觀光農業對于各類消費群體共同的吸引力在于它本身具有的鄉村性。
后面的一些活動項目參與率逐漸減少,而且表現出了顯著性不同(除了野外燒烤/篝火晚會),說明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除了鄉村性以外,還摻和著其它的感知,以及不同類型的旅游消費者對不同的活動項目的參與率是有顯著性不同的,針對不同消費群體的特色活動項目開發力度不夠。以上這些有利于我們進行合理的產品開發和市場營銷。
3.不同旅游消費群體的旅游行為特征。從出游方式、出游時間、選擇景點最看重的因素、停留時間和人均旅游花費這幾個方面比較不同群體旅游消費者的行為特征。出游方式有70%的消費者選擇與親友同行和合家出行;出游時間有(下轉第226頁)(上接第223頁)55%的消費者選擇周末;在選擇景點時44%的消費者最看重景點本身的吸引力;60%的消費者選擇停留1天;47%的消費者人均花費為100-300元。
4.不同旅游消費群體的社會經濟特征。從年齡范圍、社會職業分類、年收入、學歷和居住地這幾個方面比較不同消費群體的社會經濟特征。年齡范圍在40歲以下的占到59.7%;社會職業為學生和公司職員的占到58%;年收入在4萬元以下的占到74.7%;學歷在大專以上的占到69%;居住地在北京的占到88.6%。并且這5個指標在不同的消費群體中都顯示了顯著的不同。從分析結果可看出,觀光農業旅游消費者大多是具有較高學歷、中青年和中低收入者。
5.不同旅游消費群體總的特征。
(1)活躍分子。這個消費群體是所有消費者中唯一對運動因素評價積極的群體。與其他群體相比,這個群體在活動范圍表現較高的參與比例的項目有:爬山、騎馬和漂流;在其行為特征方面,表現出較高比例的指標有:出游方式(與親友同行)、出游時間(周末)、選擇景點時最看重因素(綜合服務設施)、停留時間(2天)和人均旅游花費(1-3百元);在其社會經濟特征方面,表現出較高比例的指標有:年齡范圍(40歲以下)、學歷(高中或中專)。
(2)放松者。這類消費者主要尋找放松,摻和著情感因素。與其他群體相比,在活動范圍方面,他們在垂釣/射擊和商務會議的參與率較高;在其行為特征方面,表現出較高比例的指標有:出游方式(單位組織)、選擇景點最看重因素(距離和交通條件)、人均旅游花費(300元以上);在其社會經濟特征方面,表現出較高比例的指標有:社會職業(公司職員、商人)、年收入(4萬元以上占33.7%)、學歷(大專或以上)和居住地(北京)。
(3)觀光者。這個消費群體對戶外感興趣,摻和著放松。與其他群體相比,在山野鄉村觀光方面的參與率較高;在其行為特征方面,表現出較高比例的指標有:出游方式(和家出行和隨團)、選擇景點最看重因素(花費)、停留時間(1天)和人均旅游花費(300元以下);在其社會經濟特征方面,年齡范圍(25歲以下)、社會職業(學生)、年收入(2萬元以下)和居住地(外地)。
(4)享受鄉村環境者。這個群體對鄉村生活感興趣,摻和著情感因素。與其他群體相比,在活動范圍方面,他們在果蔬采摘品嘗、農家體驗、土特購買、高效農業展示、訪問歷史性地點和科研考察等方面的參與率較高;在其行為特征方面,表現出較高比例的指標有:出游時間(節假日和平日)、選擇景點最看重的因素(景點本身的吸引力)、停留時間(3天及3天以上);在其社會經濟特征方面,表現出較高比例的指標有:年齡范圍(55歲以上)、社會職業(官員)和年收入(4萬元以上占24%)。
從上面的分析也可看出,僅僅對鄉村性感興趣的消費者只占一小部分,大多數消費者都易于接受鄉村活動,但都摻和著其它的動機,所以要從心理的角度,對消費者在觀光農業中尋求的利益進行市場細分,針對目標市場,整合旅游資源,拓展產品組合。可以通過對休閑度假、農業修學、考察、土特產品購物等類型觀光農業產品的開發,拓展產品組合寬度,通過與生態旅游和民俗文化旅游的緊密結合進行產品創新,增加產品組合的深度。注重旅游消費心理的研究,以滿足其需要。隨著觀光農業旅游的不斷發展,觀光農業旅游市場正趨向于細分化,原來的大眾化市場正在被越來越多規模較小的市場所取代。因此,在觀光農業旅游市場的開發過程中,要注意了解和研究不同層次、職業、年齡消費者的心理,以便有針對性地開發多種形式的旅游產品和服務。此外,在旅游配套服務設施的建設中應注意不同規格和檔次旅游設施的建設,以滿足不同層次旅游消費者的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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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ilbert,M. Measuring the effect of tourism services on travelers’ quality of life:further valid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1(3)
篇5
關鍵詞:工學;經濟學;融合發展
中圖分類號: 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4)17003701
作為專業化的知識系統,每個學科都蘊含著各自領域中支撐社會經濟發展的知識動力,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知識領域當中,包括工學、經濟學在內等眾多學科,承載著中國經濟社會新時展的能量,使得這些學科的融合發展,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交叉學科發展中,每種學科都有各自的優勢,當然也存在學科之間的矛盾點,因此如何真正實現學科的融合發展,成為決定是否驅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1 工學和經濟學各自發展情況分析
根據我國教育部的分類標準,工學包括土建、水利、化工、電氣、材料、能源、地礦、海洋工程、生物工程、農業工程、公安技術等學科;經濟學包括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環境經濟學、國民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統計學、產業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等學科。而根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在2009-2013年,我國在工學和經濟學領域中,授予碩士學位的學生分別占總數的38.8%和8.31%,授予博士學位的學生分別占總數的40.13%和6.44%,國內共21406名博士生導師中,工學和經濟學的博士導師數分別為8614名和743名;2014年開設工學和經濟學學科的大學分別為527所和426所。這些數據可以直觀看出工學和經濟學在我國學科研究中的地位,這兩個學科均取得了很好的發展。其中經濟學科學被視為社會發展過程中,應該如何合理選擇和利用稀缺資源,并生產出社會所需產品和合理分配產品的學科;工學所輻射的分支范圍更廣,目前所培養的人才最多,尤其是19世紀技術革命以來,工學科學的分化和綜合發展,推動了該學科的興旺發展,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知識源泉。盡管工學和經濟學在各自的領域中,均取得不同程度的發展成績,并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但目前這兩門學科尚處于相對獨立的狀態,甚至受到各自學科領域中“條條框框”的劃分限制,很多學科之間已經達成的共識,事實上尚未全面彰顯出來。
2 工學和經濟學融合發展的建議措施
筆者認為,單學科的發展,面對龐大而復雜的社會經濟發展系統,不可能面面俱到地提供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全部知識點,而更多時候需要眾多學科的同時“發力”,方可應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各種問題,并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在此,筆者提出了工學和經濟學融合發展的若干建議措施。
2.1 尋求學科之間的知識兼容點
工學與經濟學之間的分支科學眾多,每種學科都有可能取得飽和狀態,而我們將工學和經濟學融合發展,就需要突破學科之間“條條框框”的限制,尋求學科之間的知識兼容點,進行兩個學科之間的知識交流,形成學科協調效應。譬如工學中的農業工程和經濟學中的環境經濟學,我們站在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就需要研究如何在提高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時,保證農業發展環境的“無污染”,此時就需要借助環境經濟學中的節能環保知識點,保證農業工程的環保性開展。再如農業屬于中國重要的產業經濟之一,其發展需要借助龐大的資金鏈支撐,因此有必要將工學中的農業工程與經濟學中的金融學互相融合。
2.2 強調學科之間的公共辦學理念
根據教育部《關于做好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學科專業結構調整工作的若干原則意見》,其中鼓勵高等學校致力于打破學科壁壘,在遵循專業學科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建立交叉學科專業,強調工學與經濟學相融合的辦學理念。當前已有諸多學科互相融合的實際教學案例,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功,結合工學與經濟學各自的發展特征,其公共辦學具有明顯的可行性。筆者認為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下,涉及到經濟發展的各種資源要素,正處于不斷變化狀態,而社會需求正處于不可逆轉的擴展階段,要求參與社會經濟發展活動的相關人員,具備盡可能多的專業知識,以便適應日益復雜的社會環境,即應該致力于培養復合型的專業人才,從側面要求我們強調學科之間的公共辦學理念,工學與經濟學的融合發展,正符合我國學科發展的總導向。筆者認為學科之間公共辦學理念的強調,必須結合學科之間的知識兼容點,對兩個學科之間的資源展開統籌配置,進而明確交叉學科學習的目標、手段和途徑,以及研討兩個學科兼容之后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各個領域起到的作用,譬如經濟學研究如何提高社會經濟活動的效率和效益水平,而工學則重點研究在社會經濟活動開展期間,如何提供科學的技術與工具,使得兩者均能夠共同致力于預期目標的實現。
3 結束語
綜上所述,工學、經濟學在內等眾多學科,承載著中國經濟社會新時展的能量,使得這些學科的融合發展,成為解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問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然而工學和經濟學在各自的領域中,均取得不同程度的發展成績,并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但目前這兩門學科尚處于相對獨立的狀態。為應對龐大而復雜社會經濟發展系統中的各種發展問題,我們需要將工學與經濟學融合發展,以真正驅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
篇6
關鍵詞: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定義特點;問題對策
引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的城市化進程也在加速,“比翼雙飛”城鄉協調發展是城鄉一體化的目的。農村無論是在氣候資源、植物資源、景色資源、能源資源等資源都有其獨特的發展優勢。那么如何利用這些資源,讓其世世代代為子孫造福?這是我們農業經濟者必須回答的問題。縱觀近幾年,農村經濟發展了,資源也同時遭到了嚴重地破壞了,如何應對這個問題,這也是我想探討可持續發展的用意所在。
一、可持續發展的定義及特點
1.定義
80年代初期,聯合國在《世界自然資源保護戰略》中,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在追求發展的同時,還要注重綜合性資源、環境、生態的平衡。我國在90年代初期,也提出了要注重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近幾年,在可持續發展上,還特意強調了生態、綠色、環保。
2.特點
根據定義,我們可以看到一是持續利用,因為資源是有限的,是不能再生的,所以禁止破壞性利用。二是可選擇性,對于農業資源,我們一定要選擇性開發,不能隨意開采,要采取先進的技術,最大限度地保護環境。三是效益性,就是在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的前提下,提高效益。
二、為什么要提倡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
這里既有客觀因素,也有主觀因素。客觀因素有自然災害頻繁,破壞生態平衡;主觀因素有產業結構單一,城鄉經濟發展不均,農民收入少,素質,進而引發可利用資源越來越少,生態環境逐步惡化。具體如下:
1.自然災害頻繁,影響生態環境
全球化的氣溫變暖,使整個地球環境受到破壞。在我國,沙漠不斷擴大,耕地面積不斷減少,水土嚴重流失,地震、干旱、冰雹等自然災害不斷,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在逐步減少,這不但給經濟發展帶來阻礙,也使本來生態脆弱的農業資源受到極大破壞。
2.人為因素使生態環境惡化
首先是人為破壞性掠奪式的對資源進行開采,導致草地“三化”現象十分嚴重。其次城市的廢氣、廢料、廢水大量地向農村排放,嚴重地污染農村水源。再有現在農作物大量使用化肥與農藥,導致耕地土壤被破壞,并且出現了土壤越來越板結現象。另外城鄉差距大,農民收入小,為了生存,紛紛融入城里,這樣導致農業經濟相對城市越來越落后,制約著社會整體經濟發展。最后,一些邊遠山區,由于歷史原因,礦產資源十分豐富,許多農民利用國家資源發“橫財”,他們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擇手段破壞性地開采國家資源,影響了老百姓生活,影響了山區的自然環境。
三、對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探索
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經濟的落后將會影響了國家整個社會經濟向前發展,因此解決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迫在眉睫。
1.建立環境制約機制
對于農業經濟的保護已經不是農民自身力量可以解決的事情了。我們要從全國抓起,所以要建立全國性的環境制約機制。一是對人為的城里垃圾、廢氣、廢水的流入要加大懲罰力度,嚴重者將吊銷營業執照。二是社會媒體多渠道地向農民宣傳普法知識以及破壞自身家園生態平衡的危害性,讓農民意識到環境保護為自己子孫后代造福的重要性,以及破壞國家資源的違法性。三是實行監督獎勵機制,任何人都有權監督社會環境的生態平衡,并對認真監督、檢舉揭發的人給予保密以及極大的物質獎勵。
2.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擴大農民收入
要調整好政府、集體、個人的關系,強化農民意識,矯正農民小農意識,杜絕農民個人的亂砍、亂伐現象。另外要幫助、農民鼓勵發展農業經濟,給他們更多的技術援助以及貸款幫助,讓他們有規模、有計劃地發展農業經濟,這樣一是可以擴大農民收入,二是指導農民正規生產作業,三是政府的參與,有利于社會的監督,有利于農業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加速。
3.提高農業科技創新
要想發展農業經濟,就必須徹底地改變農業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要提高農業經濟的附加值,所以要建立“三位一體”的農村科技發展體系。一是要以政府為依托,政府要牽頭,要大力鼓勵,在經濟上和政策上給予支持。二是技術要到位,要將技術轉化為生產力。三是人員要到位,一方面高端人才要不斷地創新農業科技,另一方面技術管理人員要不斷地對農民進行科技指導與培訓工作,這樣從根本上提升農業技術含金量。
4.發展循環農業經濟
因為許多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發展循環經濟,對資源剩余產品進行再利用,發展深加工,這樣既可以節約資源,又減少對環境的二次污染,同時還體現了生態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如對果樹的嫁接、對黑麥等經濟作物進行種植改良、對玉米秸稈進行處理后變成畜生飼料、將互相依托的不同品種的鴨魚供養一池塘、將糞便處理變成沼氣、將礦石資源與大型企業聯合開發等,這樣就可以做到經濟、環境、生態共同和諧。
四、結語
總之,要發展社會經濟,必須先發展制約整體經濟的農業經濟。要發展農業經濟,就必須走科學化、市場化、產業化之路。這樣才能使農業經濟發展的同時,會更好地促進環境、生態的平衡。因此我們要不斷地探索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要不斷總結、勇于創新、勇于實踐,讓經濟、低碳、高效、環保成為人們生活新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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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新型農村經濟體;發展現狀;思考
近年來,柘城縣農村社會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糧食種植大戶、畜禽養殖大戶、特種作物種植戶、特種畜禽品種養殖戶、農村種植合作社、農村養殖合作社等新型農村經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據調查:截至2016年末,柘城縣有糧食種植大戶200多戶、畜禽養殖大戶1000多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畜禽養殖場、農業企業等農業經營單位1600多家。這些新型農村經濟體不光發展自己的產業,同時帶動了周邊農戶,周邊鄉村的經濟發展,起了很好的帶頭作用。
一、發展新農村經濟體的優勢
(一)能加快推進農業生產方式向規模化、集約化經營轉變
新型農村經濟體是加快推進農業向規模化、集約化經營轉變的有效途徑。可以通過承包、入股等形式把分散經營的土地、分散養殖的散養戶以公司+農戶、農民合作社、專業協會、土地托管等形式集中起來,對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實行統一管理。改革開放初期,實行的家庭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程度調動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單位面積土地產出也有了大幅提高。30多年來,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耕地不斷減少,農民往城鎮轉移,農村人口特別是青壯勞力減少,城鄉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加之,這種小戶經營的農業模式在農村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的規模效益難以提升。單一的、小農經濟已難以適應現代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要向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經營轉變。新型農村經濟體無論生產規模、生產技術、市場供需信息、資金還是承擔風險能力都是農戶無法比擬的,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利用生產技術優勢在單位面積的耕地上投入較多的技術、資金和勞動,以期獲取相對較高的單位面積產量,同時又能減少每單位內農產品勞動消耗,利用市場產品需求信息,調節生產訂單產品,生產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以滿足社會需求。
(二)能有效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村留守人員本地就業
如何做好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村留守人員就業,增加這部分人的收入是值得社會關注和認真研究的問題,這是實現2020年全面脫貧致富奔小康,達到共同富裕的關鍵問題之一,因此受到各級領導、社會各界的重視和關注。隨著農村新型經濟體的發展壯大,可以吸納很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留守人員就業,尤其是農村年齡偏大、身體不好等不能外出從業的人員。如種植蔬菜大戶這樣的新型農村經濟體,在田間管理方面,拔草、防治病蟲害、收獲等生產環節,都需要很多勞動幫手,這些生產環節對所需人員的身體素質、文化水平等條件要求不高,同時這些工作的勞動強度也不大、多勞多得,來去自由,非常適合想外出務工又不能出去的和在家留守的勞動力、半勞動力,即使他們不遠離家門就能掙到錢,又解決了戀家和照顧家庭的問題,讓他們掙錢顧家兩不誤,有效地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留守人員在本地的就業問題。
(三)有利于加快城鎮化建設進程
新型農村經濟體的發展不僅能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也可以通過轉讓、轉包、入股等形式使農戶土地集中經營,騰出大量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這些人再不需為收種操心發愁,解除了他們的后顧之憂,讓他們進城務工、經商,為城市建設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加快城鎮化建設進程。
二、新型農村經濟體的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土地問題制約新型農村經濟體的發展
從目前現狀看,土地零碎插花流轉、短期流轉并不難,但是如果想集中連片、長期流轉卻很難,很多農民對土地的依賴程度很高,對土地流轉問題認知不夠,有的農民持觀望態度,土地問題制約新型農村經濟體的發展。
(二)抵御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能力脆弱
農業易受旱、澇、冰雹、凍害、病蟲害等自然災害的影響,會造成巨大損失,再者有些經營規模小、時間短的新型農村經濟體由于他們的資金、技術、市場信息和管理等原因,使他們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若遇上市場疲軟,他們的抗市場風險能力很脆弱,持續時間長有可能是滅頂之災。
(三)融資難、貸款難
新型農村經濟體雖然發展潛力巨大,但是種植業、養殖業受市場因素、自然因素等影響較大,現有風險控制手段無法有效控制風險,致使融資難,銀行想貸也不敢貸。
三、解決問題的建議
(一)加大宣傳力度,引導新型農村經濟體發展
加大土地流轉宣傳力度,同時堅持“依法、自愿、有償”原則,通過經營權流轉、股份合作、代耕代種、土地托管等多種方式,加快發展土地流轉型、服務帶動型等多種形式規模經營。積極引導農民在自愿基礎上,通過村組內互換并地等方式,實現按戶連片耕種。完善家庭農場認定辦法,扶持規模適度的家庭農場。加強農民專業合作社規范化建設,積極發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加大新型農村經濟體發展的宣傳,宣傳新型農村經濟體的定位、內涵、作用,引導新型農村經濟體的發展。
(二)大力培育現代農業經營主體
普遍開展農業生產技能培訓,擴大新型農業科技培訓,努力把廣大農戶培養成有較強意識、有較高生產技能、有一定管理能力的現代經營者。積極發展種養專業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和集體經濟組織等各類現代農業發展要求的經營主體。采取各類支持政策,鼓勵外出務工農民帶技術、帶資金回鄉創業,成為建設現代農業的帶頭人。
(三)大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組織
認真貫徹農民合作社法,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加快發展,要采取有利于農民專業合作社合作組織發展的稅收和金融政策,增大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示范項目資金規模,著力支持專業合作社開展市場營銷、信息服務、技術培訓、農產品加工儲藏和農資采購經營。
(四)加大對新型農村經濟體的信貸支持力度
篇8
摘要:鐵路運輸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顯得更為重要,而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對促使鐵路運輸的提升,所以二者之間是相互制約和相互影響的關系。本文首先分析了影響鐵路運輸的主要因素,然后對鐵路運輸和國民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重點剖析,以供廣大讀者參考。
關鍵詞:鐵路運輸;社會經濟;相關性
一、鐵路運輸和國民經濟發展之間的相關性
鐵路運輸和國民生產總值之間是呈現正相關的關系,并且其相關度很多,變化趨勢極為相似,所以二者之間是相互促進的緊密關系。通過二者的關系,可以將鐵路運輸發展和社會經濟之間構成一個反饋系統,并且在這一系統內實現鐵路運輸和社會經濟的共同發展和進步。
(一)社會經濟發展是鐵路運輸發展的動力和目的
社會經濟發展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和基礎,而在交通運輸領域,表現為經濟對運輸需求質和量的提高,因為交通運輸需求人們對空間位移所有需求,而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帶來人或者物的位移。從對經濟和交通運輸的歷史發展方面來分析,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變化對交通運輸的影響是直接的,如果經濟規模小、結構比較穩定,并且主要以農業生產為主,那么交通運輸的規模就比較小;而如果經濟結構出現變化,很多勞動力開始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過渡,在工業化生產中對原材料、能源、礦產等方面的需求增加,那么貨運量增長率就會超過國民經濟增長率。
而生存結構的變化也會帶來運輸質量和數量的提高,因為生產結構變化會導致人流密度增加,人們對鐵路客運的速度要求更大,這樣就要求鐵路運輸提高自己的速度和服務質量,也就是提高鐵路運輸業。因此可以看出,交通運輸的發展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的,我國經濟的發展也為鐵路運輸提供了很大的需求,對其發展方向有一定決定作用。目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而這一階段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鐵路運輸一直是制約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障礙,所以為了提前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就必須發展鐵路運輸業。
(二)鐵路運輸發展是國民經濟增長的促進手段
鐵路運輸與農工業生產相比,主要是依靠增加服務對象的時間效用和空間效用來附加產業的價值,而這些價值必然會帶來國民經濟的增長。
首先從產業前向波及的角度來分析,波及就是當鐵路運輸業發生變化時就會帶來相關產業的變化,而鐵路運輸除了對國民經濟產生直接價值之外,還會促進與鐵路運輸相關產業的發展。比如在各大火車站都可以看到超市、酒店等各種商業行為,而這些產業都是以鐵路交通為依托的,不僅解決了大量就業問題,還為國民經濟增長提供了支持。
其次是鐵路運輸行業也會消耗汽車制造業、機械工業、電子、貿易等行業的產品和服務。比如在建設鐵路運輸基礎設施時需要大量的水泥、鋼鐵和機械設備等原材料,在鐵路運輸過程中也需要消耗電力和煤炭等資源。因此,鐵路運輸業在擴大發展的同時也會帶來這些產業的發展,這就是鐵路運輸業的后向波及效果。
最后從時間順序方面來分析,鐵路運輸在不同階段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并不相同。在經濟發展起步的初始階段,鐵路運輸可以滿足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和貨物的流動,所以必然會推動整個經濟的發展;而在經濟進一步發展階段,鐵路運輸需要擴展和完善,經濟和鐵路運輸是同時發展,鐵路運輸業也發展成熟,新興產業對交通工業的支持作用更大,而鐵路運輸在這一階段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并不是特別明顯,主要是支持國民經濟發展和轉型為主。
二、鐵路運輸的社會經濟影響因素分析
隨著我國鐵路事業的進步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鐵路在貨運量和客運周轉量等方面都實現了快速增長,社會經濟對鐵路運輸的影響是通過社會經濟中的諸多因素引起的,而目前的鐵路運輸可以分為鐵路旅客運輸和鐵路貨物運輸,詳細來說影響主要包括:
(一)影響鐵路旅客運輸的因素分析
首先是經濟體制的因素,我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這種經濟制度背景下,就業和戶籍限制得到了放松,從而促進了各個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特別是外出務工人員集聚增加,也成為我國目前鐵路客運的一種特殊現象。
其次從經濟因素來分析,我國社會各項事業和生產活動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得到了快速發展,產業結構也進一步優化和調整,很多人口開始從第一產業向第二和第三產業過渡,外出就業的人數增加,并且人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在經濟發展中得到了提高,外出旅游的人數也大大增加。
第三是生產力布局得到了改變和調整,各個地區之間的人口流動增強,新開發區和自身原籍的生活聯系更加密切,二者在生產、生活和文化等方面都加強了交流。另外一方面,經濟發達和新開發區也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很多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輸出增多,而發達地區和新開發區在其中也扮演了客流流入和流出的集散地角色。
最后是人口數量及其構成的因素,人口規模、年齡、城鄉比例等因素對客運都會產生影響,人口規模大比如會引起客運量增加,而青年在人口中的比例增長也會促使客運量需求增加。一般來說,城市人口與農村人口相比對客運的需求量更大,所以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們對客運量的需求也會增大。
(二)影響鐵路貨物運輸的因素分析
首先從經濟體制因素方面來分析,隨著我國從計劃分配向市場調節方面轉變,產品流動的范圍在競爭體制作用下得到了迅速擴大,流動的自由度也迅速提高,這樣就對鐵路貨物運輸的需求量增大,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和深化,外貨貨運量也是飛速發展,對我國鐵路貨物的構成和流向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其次從經濟因素方面來分析,國民經濟的發展規模和工農業生產結構的發展對貨物運輸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隨著農業的發展,農用機械和農用品的運輸都得到了增加,而工業生產中隊原材料、礦產、能源的需求必然也會影響貨物運輸需求,同時第三產業的發展導致貨物流動更加頻繁。
第三,生產力布局對貨物運輸網絡的布局有著決定作用,因為生產力布局包括資源產地、產品消費地等方面的因素,而這些因素之間的距離就對貨物流量、流向和距離等方面有著決定作用。通過對我國最近幾年生產力布局來看,很多企業愿意把工廠建設在新型開發區,而這些地區遠離城市,其礦產、原材料、設施等方面的生產要素就需要依靠鐵路貨物運輸。
最后從運價水平方面來分析,貨物運輸會隨著運價的波動而波動,并且隨著運價的升高而需求降低。鐵路貨物運輸也有很多替代通工具,相對于其中交通工具,鐵路貨物運輸除了要在速度、安全性等方面取得優勢之外,還需要在運價水平方面取得優勢,這樣才能吸引更多的企業選擇鐵路貨物運輸方式。(作者單位:北京鐵路局豐臺機務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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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低碳農業;影響因素;路徑
當前,我國積極地發展低碳農業,旨在減少碳排放,提高環境保護水平,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維護糧食安全等。不過,發展低碳農業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如農民發展低碳農業經濟的積極性不高,低碳農業基礎設施不完,低碳農業技術創新能力不高等。若是不能夠及時解決這些問題,就容易影響農業發展。基于此,要開闊低碳農業發展思路,構建科學的低碳農業發展方案,以便指導低碳農業,促進低碳農業發展。
一、低碳農業與低碳經濟的概述
(一)低碳農業
低碳農業主要是指在整個農業生產生活中盡最大化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保障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當今,低碳農業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我國需要高度地重視低碳農業,為低碳農業發展、推廣等提供有效的支持。
(二)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主要指的是通過利用新技術、新能源、新生產方式、新發展手段等發展得能夠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經濟。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我國更加注重發展低碳經濟,希望提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水平,造福子孫后代。
二、推動低碳農業經濟的必要性
(一)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
發展低碳農業,可以提高農業生產、收益水平,保證社會經濟發展效益。低碳農業對比于傳統農業更能夠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動力,激發社會經濟發展活力,實現新的經濟增長點。為此,我國應大力發展低碳農業,確保經濟發展質量。
(二)有助于保護社會環境
過去主要通過施化肥、打農藥的方式進行種植管理,達到提高糧食量產量的目的,但是這種發展方式容易造成土壤污染、水污染等,制約社會可持續發展。而在發展低碳農業經濟后,可以減少水土污染。所以說,發展低碳農業有助于保護社會環境。
(三)有助于維護糧食安全
當今,世界面臨一定的糧食危機。基于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國際關系的變化,使得我國在進口國外糧食方面存在限制,不利于滿足人民對糧食的需求。當前,我國有必要發展低碳農業,增強糧食生產能力,加大糧食產量,解決糧食危機,維護糧食安全。
三、低碳農業發展影響因素
(一)農業生產生活污染嚴重
一方面,農藥、化肥使用不合理。隨著社會發展,我國提倡發展低碳經濟,希望農民改善農業發展方式。然而,農業發展方式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大部分農民會通過施肥的方式使水果、蔬菜等茁壯成長,而在所種植的水果、蔬菜等發生病蟲害時,會通過打農藥的方式,治理病蟲害,更是有些農民會用高濃度的農藥治理病蟲害,這無疑更會加劇土地污染。少部分農民才會通過施有機肥、物理治理病蟲害的方式進行農業管理。總體來看,農業土地污染相對嚴重。耕地資源是有限的,并且土地污染治理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這十分阻礙了業發展。另一方面,農業廢棄物處理不科學。在種植果蔬時,農民會使用塑料薄膜,給果蔬保溫,保證果蔬成長。農民因不注重回收、處理塑料薄膜,而使農業產生了污染。比如,有的農民不注重在果蔬不需要保溫措施時回收塑料薄膜;有的農民指出已經用過的塑料薄膜利用價值不大了,所以會通過焚燒、掩埋的方式,處理塑料薄膜。
(二)農民收益低導致動力不足
一般而言,農業生產所獲得的收入遠比不上進工廠打工、去城市尋找工作等獲得的收入多。加之,農業生產對比于為他人打工面臨的事項要多。比如,在打工時,只需按部就班的完成自己工作任務即可,可以獲得相對穩定的經濟收入,而從事農業生產需要考慮節氣、季節、降水等對農作物生產的影響,還需要治理病蟲害、灌溉農作物等。為獲得客觀的收入,要關注市場動態,了解農作物價格,進而改變農作物種植策略。此外,外界自然天氣的變化容易造成農作物減產。由此可見,從事農作物生產面臨的風險大,也不容易提升農民經濟收入水平。低碳農業是一種有助于農業發展,保證農民獲得良好的收益的農業形式。不過,農民會因低碳農業發展難度大、投入多、見效慢等,而不愿意以低碳農業發展模式指導農業生產種植等多項工作。
(三)低碳農業基礎設施有待完善
低碳農業基礎設施是發展低碳農業的基礎,為提升低碳農業發展水平,就需要完善低碳農業基礎設施。從目前現狀來看,低碳農業基礎設施有待完善。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低碳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不平衡。一些地區可應用大型農業機械設備,推動農業生產運轉工作,而一些地區缺乏大型農業機械設備,不利于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這些地區的農民往往通過人力收割、種植等方式,進行農業生產。節水灌溉設施水平低。通過健全節水灌溉設施,有助于節約水源,保障灌溉水平。然而,一些地區沒有建設節水灌溉設施,存在嚴重地大水漫灌的問題,極大地浪費水源。
(四)低碳農業技術水平有待提高
在不斷提高低碳農業技術發展水平的情況下,才可以更好地為低碳農業發展提供動力。目前,低碳農業技術水平并不高。主要表現在,低碳農業技術種類少,低碳農業技術不夠先進,的缺乏配套技術政策支持等。在這種情況之下,農民就不容易通過發展低碳經濟,提升自身農業生產收入水平,并且會使得低碳農業陷入停滯不前的發展狀態。
四、低碳農業發展路徑探究
(一)創新農業生產生活方式
1.創新農業生產經營方式
在現代社會下,應創新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發展低碳農業,促進農業經濟健康發展。施肥方面:可以使用農作物秸稈轉化技術,將秸稈轉化為肥料,鼓勵農民使用這種肥料。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可以減少化肥對土壤的傷害,提高土地資源保護水平。發展現代農業:了解農村發展情況、發展資源,打造特色觀光農業,構建現代化農業,激發農村經濟發展活力。
2.推廣低碳生產生活方式
隨著可持續發展戰略、低碳經濟的提出,我國有必要推廣低碳生產生活方式,提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加大沼氣建設。沼氣屬于一種清潔資源,可用于做飯,而建設沼氣池還可以將農作物秸稈和農戶畜、禽等糞便等轉化成綠色有機大肥料,對于改善土壤質量,促進農作物成長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需要投入資金支持沼氣池建設。開展宣傳工作。使用農藥容易造成水土污染問題。政府需要開展農藥使用危害的宣傳工作,讓更多的農民了解農藥使用的危害。與此同時,要宣傳科學使用農藥的方法、注意事項,確保農民合理使用農藥治理病蟲害。
(二)激發農民參與低碳農業的熱情
為帶動農民參與低碳農業的積極性,改善農民農業生產觀念,就需要完善低碳農業發展的考核機制。完善低碳農業補貼機制。低碳農業對于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增加農民收益等局域重要價值。但是發展低碳農業所需要的資金量大,這是導致農民對低碳農業望而卻步的一項原因。為解決農民資金問題,可以完善低碳農業補貼機制,對于發展低碳農業的農民進行補貼。同時要打造優質工作隊伍,確保低碳農業補貼機制的持續性推進,保證農民享受低碳農帶來的好處。構建考核機制。將村兩委在低碳經濟發展水平、低碳經濟推廣、低碳農業經濟補貼工作落實情況等作為考核指標,督促村兩委落實工作,。而村委會則需要為農民介紹發展低碳經濟的意義,并給予他們合理的補貼,激發農民參與低碳農業的熱情。在村兩委超出考核指標后,就可以對其進行獎勵。
(三)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投入
為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支持低碳農業發展,要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財政投入力度。一方面,加大對農業生產設備的投入力度。了解不同地區農業生產設備投入情況,針對缺乏農業生產設備的地區,開展農業生產設備投入工作,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另一方面,加大財政投入用以改善當前的農村灌溉方式。成立專項資金,支持農村灌溉,提高農業發展水平。比如,建設低壓管道輸水灌溉、噴灌、滴灌、涌泉灌等灌溉基礎設施,節約水源,增強水資源利用率。
(四)提高低碳農業科技創新能力
1.提高農業科研能力
農業企業、民營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等是農業科技創新的主體。為提升低碳農業科技創新水平,激發農業發展活動,就需要增強這些機構、院校的科研能力。比如,可以建立科研低碳農業科技資金支持項目,鼓勵他們參與科學研究工作。與此同時,政府可以組織低碳農業科技培訓活動,并從這些機構、院校選拔優秀的人員,進而開展培訓活動。
2.尋求多層次科技交流
為增強低碳農業科技創新能力,有必要尋找多層次科技交流,激發低碳農業科技創新靈感。尋求多層次科技交流涉及的工作事項如下所述,舉辦低碳農業科技交流活動,鼓勵科研機構、高校以及科研人士等溝通、交流低碳農業科技創新方法、思路等。此外,可以積極低于在低碳農業科技水平高的國家,交流科技研發手段,并借鑒其科技研發經驗,根據我國低碳農業科技發展現狀、發展需求等,優化低碳科技研發工作。
五、結語
綜上所述,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國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戰略,以便提高社會發展水平。低碳農業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環節,因此我國要主動地推進低碳農業發展,改善農業發展現狀,助力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高農民人均收入水平。由于低碳農業科技支撐著低碳農業發展,政府需要極加大低碳農業科技研發力度,開發新技術,從而確保農民順利開展農業種植、生產等多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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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西漢私營商業;國家;博弈
Abstract: Private commerce in the West Han Dynasty was able to compete with the State because its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and handicraft production, strengthening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actualizing social reserves and helping monetize State finance. The level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day restricted the general scale of commerce and limited the space of growth of private commerce. As a result, conflicts between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private merchants led to implementation of a commerceoppressing policy to transfer merchant profits from private merchants to the State. In such conflicts, the State as the leading party found the best strategy and realized a strategic balance between the State and private merchants.
Key Words: the West Han Dynasty private commerce; the State; competition
戰國以后,私營商業迅速發展起來,與此同時,抑商政策也逐漸實施并強化。在意識形態領域,私商被貶低、丑化甚至妖魔化,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斥責的對象。筆者已經指出,抑商政策并非抑制商業,而是國家從私商手中爭奪商利[1],那么,這種爭奪是如何具體實現的呢?是不是國家可以為所欲為,而私商毫無還手之力呢?似乎并不是這樣,二者處于勢均力敵的博弈之中。本文試圖以西漢為對象,具體探討一下國家與私商之間的博弈關系。
一、 私商的經濟功能
對于私商的作用,秦漢時的執政者和主流思想多持否定態度,今之學者亦多沿襲之,如林甘泉等先生就認為,西漢商業繁榮至少有一部分是虛假、畸形的,它導致三個后果:一、“供需脫節,生產的少,消費乃至揮霍的多”,“促使物價騰躍,加劇社會動蕩”;二、“刺激統治階級的消費欲求,從而強化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削”;三、“農民生活條件不斷惡化,最后導致以農業為基礎的整個國民經濟出現危機”[2]524。這種否定態度一方面對私商的經濟職能沒有做充分的考慮,另一方面又對私商的能量估計過大,似乎他們真可以超越經濟規律的限定去發揮危害社會經濟的作用。
我們知道,根據經濟學一般原理,只要社會存在分工,而且這種分工發生于不同的所有權之間,那么,社會經濟運動作為一個統一體,只有實現了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諸環節,才能最終完成。“一定的生產決定一定的消費、分配、交換和這些不同要素相互間的一定關系。當然,生產就其片面形式來說也決定于其他要素。”[3]102這就是說,生產決定交換,交換反過來也決定了生產,它們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因此,在任何一種社會經濟形態下,無條件的發展交換或抑制交換都是不可能的。就一個較長時間而言,經濟規律自然會調整交換的類型與規模,使其與生產相適應,使整個經濟運動成為協調的過程。在短時間內,在一些特定的條件下,人為作用有可能使交換出現超前或落后的狀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生產,但正因其影響生產,故必然很快為經濟規律所糾正,改變為正常狀態。商業不過是交換環節相對獨立的存在形態,而私商不過是這種交換職能的實現者,因此,只要社會有交換的需求,私商的存在及其利益追求都是有經濟依據因而完全合理的。
具體來說,西漢私商的經濟職能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大的方面。
1. 維護和促進農業生產。繼承并改造了戰國國家授田制的秦漢名田制,造就了一個廣泛的小農階層。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征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但由于其生產只能涉及極小的范圍,故自給自足程度其實非常有限,不僅遠遠低于東漢以后的莊園經濟,也低于春秋及其以前的農村公社經濟,以鹽鐵為中心的許多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求助于市場,如王莽所說:“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4]卷24下《食貨志下》而私商的經營活動正好滿足了這一需求,使農業生產得以正常進行。這里有一種誤解,以為鹽鐵等商品私營因“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5]卷1《禁耕》私商由此獲得暴利,而農民“不得不忍受他們的盤剝”[2]804。私商當然要獲取利潤,因而農民必然要交出一定的剩余勞動,但《鹽鐵論》中桑弘羊等人言論主要著眼于商利被私商獲取,未能流入國家之手。史籍中描述的私商種種惡行和惡果,大多是站在國家立場上,對私商獲取利益的一種痛恨和羨慕。其實鹽鐵私營之時,由于私商互相競爭,產品售價與農民購買能力之間會達到一個相對平衡,不致太離譜,而鹽鐵官營之后,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受到的不利影響更大,“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6]卷30《平準書》,“鹽、鐵價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淡食”。官營鹽鐵質次價高,農民只好不用,而官府也“賣器不售”[5]卷6《水旱》,商品為市場所拒絕,只好“強令民賣買之”[6]卷30《平準書》。兩者相權,鹽鐵私營對農業還要有利些。
2. 促進手工業生產。產品絕大多數進入市場并實現交換,是手工業生產存在的前提,由此才能得到自己必須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同時得到進行再生產的動力。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戰國秦漢的私營手工業必須仰賴于商業的發展,很多時候二者合為一體,私營手工業者同時就是私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所列舉大商人,多以經營手工業起家,直接將自己的產品推向市場。蜀卓氏“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程鄭“冶鑄,賈椎髻之民”[6]卷129《貨殖列傳》。其商業行為保證并推動了手工業的順利發展。
3. 互通有無,實現并促進了區域分工。先秦至西漢,專業分工極為有限,商品生產并不發達,絕大多數產品作為使用價值被生產出來,只是在商業活動的推動之下,方轉化為商品。這種轉化的基本前提,就是不同產地由于自然條件差異而形成的產品種類差別,正如司馬遷所描述,“山西饒材、竹、、、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6]卷129《貨殖列傳》。商業溝通各地特產,“茂遷有無”[4]卷100下《敘傳下》,從而變自然差異為區域分工,使全社會得到了更多種類的資源和產品,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商業所發掘和推動的需求又進一步促進了各地特產的生產,使區域分工更加強化。
4. 通過囤積投機,實現社會儲備功能。囤積居奇、謀取暴利的投機貿易是先秦至西漢商業的又一重要內容,如計然“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熟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6]卷129《貨殖列傳》。其依據是自然條件以及生產周期所決定的生產時間性差異。就商人來說,其驅動力是謀取商利,但就社會生產來說,卻因此實現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儲備,以應缺乏時使用。由于小農經濟實力微弱,自我儲備十分有限,這種囤積投機對于解決小農在特殊時期的物資缺乏具有一定的意義。
5. 幫助國家實現財政貨幣化,使之順利運轉。西漢稅收及支出大多采用貨幣形式,就稅收而言,除田租收取實物,徭役中一部分直接征發勞役外,其余如算賦、口錢、獻費等人頭稅,關稅、市稅、鹽稅等商稅,車稅、船稅、算緡等財產稅,更賦等代役稅,均征收貨幣,是稅收的主要形式。用以繳納稅收的貨幣絕大部分來源于市場,而國家得到的貨幣只有通過市場這一中間環節才能被消費掉。正是私商的經營,才使生產者的產品轉化為貨幣,又使國家的貨幣轉化為消費品。
二、 市場對私商的調控
私商的經濟職能是其存在依據,也是它對社會的正面積極作用,但是,私商的本性是追求無限的利潤,因此其一切行為的出發點都是自己的私利,未必會主動關心社會整體利益,如果其無限制發展,必然會對社會經濟造成危害。那么社會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既使之發揮積極作用而又避免其消極影響呢?答案是市場,以無形的手調節有形的商品交換行為。
統觀西漢市場,商品交換主要發生于三大社會經濟力量之間:農業人口(主要是小農)、手工業者和國家。
國家是商品物流的一大節點,它的特點是不事生產、只作消費。其消費品可以粗分為三大類:基本口糧類,其他特殊零星農產品類,手工業產品類。就一般比較合理的物流過程看,基本口糧類直接取自農業,后兩類則來自市場。總體來看,在一定生產水平下,社會所能提供給國家機器及其組成人員消費的價值或勞動總量是確定的,盡管國家有攫取最大量社會財富的欲望,但實際攫取量只能局限于一定的限度之內,如果超限向社會索取,則只能導致自己的滅亡。而在國家所獲社會財富中,基本口糧消費部分和其他消費部分的比例大致也在一定數額限度之內,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也就是說,不管商品經濟以何種方式運行,不管農民繳納的賦稅是實物還是貨幣,由國家需求所導致的市場規模大致是確定的,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農業是商品交換物流的最大節點。傳統農業以男耕女織為基本經濟活動,其傾向于自給自足,但總有一些物品不能生產或自己生產很不合算,例如鹽鐵及一些特殊用品,只能求助于市場。由農業需求所形成的市場底線具有相當的剛性,即最少也必須從外界購入一定數量的鹽鐵,但上限卻有著相當大的彈性,隨著農業經濟類型、生產狀況的變化,對市場的需求也有變化,從而導致市場規模相應變化。農業參與市場的程度,給整個社會經濟以極大的影響。農業向非農業人口提供的農產品特別是糧食,既決定了其生活消費水平,也決定了其生產狀況,因為它直接限定了從事非農業行業的人口數量。
手工業是商品物流的又一大節點。它的生產品一方面流向國家,供其消費;一方面流向農業,供其所用,而它所需要從外部得到的物品便是農產品,或作為生活資料,或作為生產資料。相對于農業生產周期長、季節性強、受制于氣候等自然條件變化,手工業具有更大的穩定性,就短時期而言更易獲利,即所謂“用貧求富,農不如工”[6]卷129《貨殖列傳》,再加上原料很大一部分來自內部,如礦產之類,不受外界制約,因此手工業生產有一種潛在的無限擴張的欲望和能力,但實際上它并未極度擴張,原因就在于受到農業的強力制約。手工業人員生活資料很大一部分特別是食品類必須來自農業,生產資料中也有一些來自農業,這些農產品只有通過交換才能獲得,而交換得以實現,必須有農業方面對手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盡管手工業有無限擴張的欲望和能力,但有限的需求始終限制著它的生產規模。就手工業生產所造成的市場來看,其發展程度及動力主要取決于需求,這又可兩分為國家需求和農業需求,前者相對穩定,后者的變化便成為至關重要的因素,決定著手工業的盛衰。
總括上述,西漢市場可以分為兩大塊。一是由國家需求所導致的市場,因其本質是消費市場,故發展程度取決于國家從社會攫取的剩余勞動量。剩余勞動主要來自農民,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消費水平上,農民所能提供的剩余勞動率相對穩定,而在國家的穩定存在期,國家剝削率也相對穩定,因為過量剝削必然導致國家自身的崩潰。所以,國家用于消費的剩余勞動量相對穩定,由國家消費所導致的市場總體規模也相對穩定。一是由農業和手工業之間交換所形成的市場,其決定性因素是農業方面的需求。農業人口最基本的市場需求是鹽鐵,在此基礎上,隨著農業經濟類型和生產狀況的變化,需求也有變化,但變化幅度有限,因為農業在本質上仍可歸屬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對穩定的農業需求所導致的市場總體規模也是相對穩定的。
相對穩定的市場確定了商業的總體規模,誰也不可能超越這一限制,當然它也就限定了私商的發展空間。堅持抑商者為證明抑商之必要,竭力證明商人之暴利,如晁錯說:“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4]卷24上《食貨志上》似乎凡經商者皆得暴利。其實,市場總體規模限制了商利總額,眾多商人分割商利蛋糕,斗爭必然極其激烈,有成功者,有失敗者,市場競爭也必然使利潤趨于平均化。商業領域絕非晁錯所說是遍地黃金,誰都可以滿載而歸,成功者背后有更多失敗者。在現存秦漢史籍中,我們看到的只是私商的成功,很難找到失敗私商的哀嘆(注: 在商業較為發展的明清時期,則可以看到許多失敗私商的記述,此時“徽商”實力可觀,也被時人所重視,但“徽商經營失敗的事例在傳記中所占比例頗重,常被讀者輕忽。徽商浪跡天涯,客死異鄉,甚至無顏返鄉,其子千里尋父,幸者尚得‘父子相持而泣’,慘者‘扶持(尸骨)而歸’,種種情節堪成絕好悲劇題材。”參見王家范《中國歷史通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頁。翻檢《明清徽商資料選編》等書,此類資料還有許多。),但也可以看到激烈競爭和利潤平均化的痕跡。《鹽鐵論》中賢良述鐵器制作者:“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售。農事急,挽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谷新弊易貨;或時貰民,不棄作業。”[5]卷6《水旱》不僅要做出最好的器具,直接送到田頭,還允許農民賒欠,這當然是商家競爭的結果。另外從物價也可看出,私商經營鹽鐵時,“鹽與五谷同賈,器和利而中用”。而官營之后,“鹽、鐵賈貴,百姓不便”。[5]卷6《水旱》私商經營鹽鐵時質量較好而價格較低,當然是互相競爭的結果,市場供求關系自然而然調整了商業的規模、物價的高低、商利的多少,使之趨于合理。
三、 利益沖突導致抑商政策
如果僅僅從社會經濟運行角度看,社會需要一定規模的商業,私商滿足了這一需求,在社會經濟中發揮著積極的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對于其超過社會需要的發展,市場供求關系又實施了有效的限制和調節,那么,為什么國家還要強力實施抑商政策呢?
西漢國家并不否認工商業的重要作用,即使在強力抑商的漢武帝朝也是這樣。抑商政策重要干將桑弘羊說:“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5]卷1《本議》工商業是社會必需,它們直接影響到農業和整個社會經濟。這種看法是眾多主張抑商者的基本觀點,如實施重農抑商政策的鼻祖商鞅就說:“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農辟地,商致物,官治民。……三官貧,必削。”[7]卷1《去強》荀子曰:“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8]卷7《王霸》“王者之法:……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8]卷5《王制》韓非子曰:“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則入多。”[9]卷15《難二》他們都主張給商業創造一定的便利,從而促進經濟發展,使國家得到實利。可見,抑商的出發點并非因其影響了農業、并進而影響了整個社會經濟。桑弘羊道出了漢武帝時實行抑商政策的秘密:“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于邊鄙……故修障塞,飭烽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于邊,將何以贍之?”[5]卷1《本議》因軍費匱乏,方實施鹽鐵官營等政策,攫取商利,以供軍需。因此,抑商政策的實質是把商業利潤從私商轉移到國家手中,是國家與私商經濟利益沖突的結果。不在商業的發展程度是否合理,而在商利歸入何人之手,與農、工、商發展比例之類并無關系。盡管桑弘羊也辯解說:“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侈,絕并兼之路也。”[5]卷1《復古》但這只是附帶效果,爭奪經濟利益始終是抑商的首位原因。
國家是一個經濟利益集團[10],它總是試圖從社會攫取最多的剩余勞動,但在一定的社會中,剩余勞動總量大致是確定的。僅就商業領域看,農業發展水平決定了它提供給各種非農業人口的糧食等生活資料的數量,這些生活資料大多需要通過交換轉移出去,由此決定了市場的總體規模,從而也決定了社會總剩余勞動轉移于商業領域的總量。也就是說,當生產力發展水平、剩余價值剝削率等重要經濟因素未發生重大變化時,商業利潤總額是確定的。私商和國家的利益都來源于此,都希望從商利蛋糕上分得更大的一塊,二者的矛盾和沖突便屬于必然,正是這種利益沖突促使國家推行抑商政策。
國家的這種利益追求使中國古代的“抑商”政策具有了很明確的內涵。這種政策由抑制私人商業和發展國營商業兩方面組成。抑制私商,有“不得仕宦為吏”[6]卷30《平準書》、“無得名田”[4]卷24下《食貨志下》等政治社會措施,有“算緡告緡”等經濟措施。發展官商,措施主要有三,一是實行鹽鐵等重要物資的專賣制度,二是以“均輸平準”等方式占領大宗貨物或特殊貨物市場,三是壟斷貨幣鑄造權。因此,“抑商”的準確定義應是“抑私商、揚官商”,而絕不是違背經濟規律去“抑制商業”。顯然,這種政策對經濟運動過程中的交換流通環節影響甚小,而對分配環節作用較大,其目的是在社會總商業利潤中,減少私商所得,擴大國家所獲,也即國家從私商那里奪取商業利益[1]。
四、 國家與私商的博弈
在國家與私商的利益沖突中,由于掌握著權力,國家是強勢集團,似乎可以永操勝券,將商利全部攫取在手,但實際情況并不盡然,由于私商承擔著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因此二者處于勢均力敵的博弈狀態。統觀西漢200余年,全面推行抑商政策是在漢武帝時期,若從開始實行鹽鐵官營等政策的元狩四年(前119)算起,到“輪臺罪己詔”的征和四年(前89)為止,其間不過30年,大部分時間私商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為解決對匈奴戰爭的軍需,漢武帝一改西漢前期寬松的商業政策,剝奪、壓制私商,使之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6]卷30《平準書》。其主要措施有:將鹽、鐵、酒的生產經營權收歸國有,國家壟斷鑄幣權,以算緡等形式多次加重商人稅負,用告緡政策直接剝奪商人已有財富,通過均輸平準直接參與商業經營、與私商競爭并攫取其商利,規定商人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限制商人資本進入農業領域。這些政策確實解決了國家財政問題,“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6]卷30《平準書》,有力支持了對外戰爭,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深刻的經濟危機。到武帝末年,全國經濟已經面臨崩潰,“海內虛耗,戶口減半”[4]卷7《昭帝紀》,“人復相食”[4]卷24上《食貨志上》,社會處于動蕩之中,“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6]卷103《萬石張叔列傳》,“郡國盜賊群起”[4]卷66《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國家財政也瀕臨崩潰,“大農陳藏錢經,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縣官大空”[6]卷30《平準書》。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種經濟統制政策,其中包含全面的抑商政策。經濟崩潰迫使漢武帝不得不退回到出發點,采用比較寬松的經濟政策,其中包含放松對私商的管制,當然,政策的實際改變是在昭帝時才得以完成的。
為什么作為強勢力量的國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這是因為,社會經濟是一個復雜系統,當國家采取某種政策干預經濟的時候,實際上形成了包含國家在內的多種經濟力量博弈的局面,其結果取決于實際的博弈過程而不是國家單方面的意愿。或者說,國家經濟決策實際上是一個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最優對策選擇問題,選擇得好,能夠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否則就要付出某種代價,損害自身的利益。
就國家對于私商的政策來說,不外有三種選擇:全面管制,全面寬松,部分管制部分寬松,而西漢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對這三種政策都進行了嘗試。
楚漢戰爭結束到漢武帝初年大約百年時間內,西漢政府對私商采取了寬松放任的政策。雖然劉邦時有“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6]卷30《平準書》的抑制私商政策,但到惠帝、呂后時,“復弛商賈之律”[6]卷30《平準書》,全面廢止了劉邦時期的各種困商辱商政策,文景時期進一步放松對私商的管制,使之得以進入包括鑄錢、冶鐵、煮鹽在內的各手工業生產領域,允許商人購置田產和奴婢,又可借助鬻爵政策“入粟”補官或拜爵,從而使私商可以進入農業和政治領域。寬商政策與其他經濟、政治政策一起,造就了西漢前期經濟的高速發展,“民人給家足”,國家也積累了大量財富,“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4]卷24上《食貨志上》。但是在國家看來,這一結果并不理想,因為并沒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私商“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4]卷24下《食貨志下》,富商手中的這部分財富不能為國家所用,且其“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4]卷24下《食貨志下》,形成政治上的異己力量。等到對匈奴戰爭開始,漢武帝便借機改變經濟政策,對私商實行全面管制。
漢武帝全面管制經濟的政策破產后,其后繼者采用了與前兩階段都不同的政策:部分管制而部分寬松。鹽鐵會議后,首先取消了酒榷和關內鐵官(注: 桑弘羊奏“請且罷郡國榷沽、關內鐵官”,得到昭帝的允許(參見《鹽鐵論》卷7《取下》,中華書局1992年版)。)。此后鹽鐵官營政策基本未變,但時見寬松,允許私商經營,如元帝時曾有三年廢除鹽鐵官營(注: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參見《漢書》卷24下《食貨志下》,中華書局1962年版)。),又如成哀間之蜀地私商羅裒,“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訾至鉅萬”[4]卷91《貨殖列傳》。另外,均輸制度可能削弱或取消(注: 鹽鐵會議后史料中不再為提及均輸。元帝黃龍四年“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參見《漢書》卷9《元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罷除了鹽鐵官、常平倉等重要經濟機構,亦未提及均輸。哀帝時鮑宣上書曾提到“三輔委輸官”,用“委輸”而不用“均輸”,大概也是因為均輸機構已撤消。),私商的社會地位有所改善,市籍制度有名無實,商人為吏漸趨普遍。部分的寬松政策加上和平環境,很快使經濟得到恢復發展,糧價甚至低到歷史上少有的每石5至8錢,國家財政也大大好轉。劉向評價宣帝時期說:“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于太宗(文帝)之時。”[11]卷2《正失》
西漢國家商業政策似乎經歷了一個不斷的“試錯”過程,從全面寬松到全面管制,又改為部分管制部分寬松,正是在與私商的博弈中,國家找到了最佳對策。毫無疑問,國家謀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總是試圖全面控制商業,并將商業利益全部歸入己手,但私商以其社會經濟功能予以抗衡,如果不能恰當保護私商利益,則社會經濟會受到損害,進而危害國家利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動態博弈的鏈條。當國家全面管制商業,將自己利益最大化,相應則使私商利益最小化,私商不能發揮其經濟功能,給社會生產帶來損害,從而導致社會經濟的破壞和衰退,并進而使稅收大大減少,與國家本來的意愿形成尖銳對立。當國家全面放松對商業的管制,私商利益得到較好維護,較好發揮了其社會經濟功能,社會經濟繁榮,國家稅收也較好,利益得到一定的保證,但國家利益還沒有實現最大化,私商手中太多的財富仍為國家所不滿,且易于形成異己力量。博弈的結果,選取一種能使社會經濟能得到較好發展,同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對策便成為國家的最優選擇,而要使社會經濟較好發展,必須發揮私商的經濟功能,即必須給私商一定的寬松環境。昭、宣以后,西漢政府就是走了這樣一條道路。
對于西漢商業政策的這一變化過程,用現代經濟學中的博弈論可以作出一個較好的說明。因無法知曉西漢具體經濟收益數據,所以只能做一些假定,以進行模擬分析,其目的不在得到準確結論,只為說明博弈過程。
為簡化分析,假定國家與私商二者都是理性經濟人,其間為完全信息博弈,雙方對策選擇大致各有三種。國家可選擇對私商全面管制(全管)、部分管制部分放開(半管)、完全放開(不管)三種。私商亦可選擇三種,全力投入商業領域(全投)、部分力量投入商業(半投)、拒絕投入商業(不投)。各種決策的收益假定如下。
簡單化考慮,國家收益有兩方面,一是官營商業的利潤,一是國家向私商征收的稅賦等收入。由于社會經濟必須有一定規模的商業,假定其規模不變,全部由私商經營時所得利潤為1,由于國家經營商業成本高而效益低,假定其效益減半為0.5。對私商征收的稅賦因政策變化而有不同,假定在“不管”政策下占其利潤的30%,在“半管”或“全管”情況下加倍為60%。據此,在“不管”情況下,國家商業收益僅為商業稅賦;若私商“全投”,為1×30%=0.3;私商“半投”,為0.5×30%=0.15;私商“不投”,為0。“全管”情況下,不論私商有無投入,其僅有官營商業收入,即1×50%=0.5。“半管”情況下,官商收入確定,私商稅賦則據其投入而定,兩方面合計,“全投”、“半投”,均為0.5×50%+0.5×60%=0.65;私商“不投”,則為0.5×50%+0×60%=0.25。
對于私商來說,其收入僅為商業利潤去除上繳國家稅賦。“不投”則無任何收入,為0。“全投”,若國家“不管”,則凈獲利潤為1-(1×30%)=0.7;若國家“全管”,則私商不可能有收益,為0;若國家“半管”,私商只能對一半商業獲取利潤,為0.5×(1-1×60%)=0.2。這種情況下,假定私商投入資本為1,則其利潤率分別為70%、20%、0%。當私商“半投”,若國家“不管”,收益為0.5×(1-30%)=0.35,“半管”,收益為0.5×(1-60%)=0.2, “全管”,私商收益為0。因私商投入資本僅為一半,即0.5,其利潤率分別為0.35÷0.5=70%,0.2÷0.5=40%,0÷0.5=0%。
按靜態博弈處理上述數據,則可形成下列矩陣(如圖1所示)。
運用劣勢策略消去法,可以逐步找到最優對策。對國家來說,不論私商采取何種策略,西漢前期所采取的“不管”收益最低,是最劣對策,首先應當消去。對私商來說,不管國家實施怎樣的商業政策,“不投”都毫無所獲,是最劣對策,應當消去。在剩下的矩陣中,漢武帝時期采取的“全管”政策是國家的最劣對策,應當消去,而對于私商來說,盡管“全投”和“半投”收益都是0.2,但利潤率大不相同,前者只有后者的一半,故“全投”是最劣對策,應當消去。由此可以得知,國家“半管”、私商“半投”是最優策略均衡,不僅國家利益實現了最大化,而且也為私商所能夠接受。
如果強調國家在這一博弈中所處的主導位置,按照動態博弈來分析,所得結果與上述靜態博弈相同,為節約篇幅,這里不再贅言。
五、 余論
博弈論是當代經濟學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它同樣可以用來分析歷史上的經濟現象。傳統經濟學確信經濟活動一定會向某一方向發展,而博弈論則指出,由于利益沖突的經濟人之間不同決策的博弈,經濟運動將有多種“可能性”,并運用數學工具指明最“可能”的是哪一種,西漢商業政策變化歷史印證了這一點。西漢時期的國家商業政策并不完全具有必然性,作為社會強勢力量的國家,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嘗試著實行各種商業政策,在與私商的博弈過程中,最終找到并實施了最優策略均衡。這一現象也說明,從長時段來觀察經濟運動過程,它具有一種總體的必然性,但就短時段而言,具體經濟運動都是現實經濟力量相互博弈的結果,并不一定就是某種確定的結局,實際經濟過程因為活生生的人的參與而具有了更加豐富的色彩和多樣的可能性。參加博弈的各方不僅盡量展示著自己的意愿和利益追求,而且在博弈過程中不斷學習,改正錯誤,選取最優策略,以謀取最大利益。這種狀況也使經濟史的研究具有了更活潑的內容,更多展示出經濟人的主觀意愿。
[ 參 考 文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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