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學者范文10篇

關鍵詞：西方學者文明問題哲學研究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國家哲學研究的重心，已經逐漸轉移到文明、文化問題的研究。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和以下三個方面有直接的聯系：其一，科技革命的迅猛發展，國際政治格局的深刻變化，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將現時代人的命運和價值問題凸顯出來，對文明問題的深入研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對人的現實和未來的關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文化和發展的國際報告》提出：要探索和闡明文化與發展的某些關鍵問題，研究文化因素如何決定不同的民族和國家看待自己的未來和選擇各種不同的發展道路，形成一種新的以人為中心、重視文化發展的戰略。法國歷史學家、年鑒學派的領袖費爾南·布羅代爾認為，政治、經濟、乃至意識形態的變革并不決定文明的生死，文明卻暗中對這些變革施加有力的影響。“誰想認識和影響當今的世界，它就必須化點力氣在世界地圖上辨認現有的各種文明，確定它們的界限、中心和邊緣，弄清每個文明中各地區的區劃和氣氛，以及那里的一般生活方式和特殊生活方式，否則那將會出現多少差錯和災難”。其二，一些西方大國極力使“西方文明”成世界的主流文明，用西方的文化觀和價值觀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包括政治新秩序和經濟新秩序。托夫勒認為，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不再作為衡量國家實力的主要目標，知識的控制是明日世界爭奪的焦點。誰的文明成為主流文明，誰將掌握世界。美國則將新經濟、高科技和美國文化三者相提并論，認為它們將共同成為美國作為世界超級大國的支柱。其三，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的提出。他認為冷戰后人類世界將進入“文明沖突”的新的歷史時期。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是最根本的差異，文明的沖突是世界政治的主要內容。距西方最為遙遠的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有可能聯合起來向西方的利益和價值觀提出挑戰。這個理論提出后立即在世界引起廣泛的反響。

20世紀初，西方學者關于文明研究的著述陸續問世。有較大影響的主要有以下著作：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卡爾·亞斯貝斯《歷史的起源和目標》；阿諾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對弗羅伊德思想的哲學探討》；威爾·杜蘭《世界文明史》；菲利普·巴格比《文化：歷史的投影》；西格蒙特·弗羅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精神的重建》；威廉·麥克尼爾《西方的興起》。日本學者的著作主要有：福澤諭吉《文明論概論》、《勸學篇》；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態史觀》；伊東俊太郎《比較文明》；神川彥松《從文明的視角看世界現狀和未來》；岸根卓郎《文明論——文明興衰的法則》。這些著作大多有中文本，為中國讀者進行學習和研究提供了方便。

關于文明的定義，是了解西方文明問題研究不可回避的問題。盡管在這個問題上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拉丁文中較早有“文明”一詞，（civils），意思是指“城市公民的”或“國家的”。“文明”一詞產生近代的英國。中世紀時的英語中沒有“文明”一詞，18世紀初，英國合并蘇格蘭后，蘇格蘭的民法開始與英國的普通法融合起來。產生了“文明”這個詞匯，指法律或審判。1755年，《英國語言辭典》對文明作了解釋，指民法專家或羅馬法教授。18世紀后半葉，啟蒙思想家法抨擊中世紀的黑暗統治時，使用了“文明”一詞，與“野蠻”相對，“法律”上的意義降為第二位。《韋氏大辭典》確定文明的定義為“教化的行為”。在19世紀，特指開化、文化、文雅，已經具有了現代“文明”的意義。20世紀以來，西方學者關于文明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內容：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文明是文化的沒落階段，“文化和文明——前者是一個靈魂的活生生的形體，后者卻是靈魂的木乃伊”；阿諾爾德·湯因比：文明是社會的整體。“文明乃是整體，他們的局部彼此相依為命……在這個整體里，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著一種非常美好的平衡關系”；威爾·杜蘭：文明是社會秩序。“文明是增進文化創造的社會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經濟的供應、政治的組織、倫理的傳統以及知識與藝術的追求”；西格蒙特·弗羅伊德：文明是人類抵御自然和調劑人際關系的結果、以及制度的總和。“文明只不過是意指人類對自然之防衛及人際關系之調整所累積而造成的結果、制度等的總和”；菲利普·巴格比：文明就是都市化的文化。文明是“那些大規模的、復雜的、都市化的（通常是有文字的）文化。這些文化的發展進程包含了歷史學家所描述事件的大部分”；塞繆爾·亨廷頓：文明是最廣泛的文化實體。“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是一個最廣泛的文化實體。鄉村、宗教、種族群體都在文化異質性的不同層次上具有獨特的文化”；威廉·麥克尼爾：文明是“生活方式”相同的社會群體。四種主要的文明分別興起于中東、印度、中國和歐洲。現在，這四種文明都融于以西方為主的全球性世界主義。威廉·麥克尼爾認為各種文明是自治的社會實體，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了世界歷史的特點；福澤諭吉：“文明就是指人的安樂和精神的進步”。狹義：單純地以人力增加人類的物質需要或增多衣食住的外表裝飾；廣義：不僅在于追求衣食住的享受，而且要勵智修德，把人類提高到高尚的境界；伊東俊太郎：文明是物質的，文化是精神的，應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二者結合起來；韋伯：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以古希臘和羅馬文化為基礎，以路德教和加爾文教為精神支柱，以自由市場經濟、商業經營和資本核算為本質。當前西方文明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文明的現代轉型問題，強調資本主義在歐洲產生、逐漸向全球擴展的過程，就是人類文明的現代轉型過程，即現代化過程。

他們認為，東方文明是文化的先進到現代化的后進；而西方文明，則是現代化的轉型：工業革命、技術革命、市場拓展、資本增值，以至社會變革等。美國左派學者伊馬紐爾·沃勒斯坦近年提出“世界體系”理論。這一理論從世界歷史的角度，在政治、經濟、文明三個層面重新建構新的世界秩序。作者以新的歷史視角研究了資本主義產生、發展、興盛和衰落的歷史，論證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之后即處在劇烈的斗爭和變動之中，現已進入“混亂和告終”時期，21世紀中葉，它必然被一個或多個后繼的體系所取代。“我們不能預測它會是一個什么樣的體系，但能通過我們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動來影響其結果”。而“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將會在決定人類共同命運中起重大作用”。這一理論在國際學術界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人們的注意。

[摘要]本文從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學科地位、主要內容、與當代一些重要國際關系理論派別的關系以及帝國主義論方面對西方學者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研究狀況進行了總體的梳理,指出西方的研究既有客觀的一面,能為國內學界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提供借鑒,同時也有不少錯誤,并對其主要觀點進行了剖析和駁斥。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帝國主義論

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內容,也是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應該成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

一、關于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學科地位

西方學者在論述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思想的學科地位時,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究竟有無系統的國際政治理論,絕大部分學者的回答是否定的。例如,馬丁·懷特認為,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并沒有對國際政治理論作出系統的貢獻,惟一接近國際政治理論的是帝國主義論。[1](P1)羅伯特·吉爾平也有同樣的看法:“盡管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看作為一種全球的經濟,但他并未發展一套系統的思想理論來闡明各種國際關系,這一重任落在了后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肩上”。[2](P45,54-55)金伯利·杭特切斯(KingberlyHutchings)在《國際政治理論:反思全球化時代的倫理》(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RethinkingEthicsinaGlobalEra)一書中稱,總體上來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寫多少與國際政治相關的東西。馬克思主義中關于國際政治的鼓舞人心的著作是自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到今天的世界體系理論。[3](P63-76)

盡管如此,西方學者還是都視馬克思主義為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流派之一。懷特劃分了國際關系的三大流派:現實主義、理性主義和革命主義,將馬克思主義視為革命主義在近現代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4]喬舒亞·哥德斯丁(JoshuaS.Goldstein)也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革命主義視角的重要體現。[5](P8-10)邁克爾·多伊爾(MichaelW.Doyle)將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同列為解釋戰爭與和平的三大范式。[6]同樣,也有很多西方學者視帝國主義理論為經典的國際關系理論之一。例如約翰·瓦斯奎茲(JohnA.Vasquez)在《國際關系經典》(Classicsof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書中節選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部分內容,作為國際關系的經典文本之一,與多伊奇、摩根索、沃爾茲等人的文獻并列。[7](P261-264)馬丁·格里弗斯(MartinGriffiths)也視列寧為20世紀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的重要作家。他在《國際關系的五十位重要思想家》(FiftyKeyThink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一書中介紹了列寧的生平、革命生涯,并詳細論述了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和后人的評價。[8](P134-137)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也被西方大學列為國際關系專業課程的必讀書目和考試書目之一。[9]

【關鍵詞】西方著名學者/馬克思主義哲學/重建/創新

【正文】

從90年代初蘇東劇變至今，已經過去了整整10年的時間。這10年來，隨著蘇東劇變的發生，馬克思主義研究在國外理論界也經歷了一個由受挫轉而走向復蘇的過程。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界來說，總結這段時期以來有關國外著名學者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論點，對于我們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自身建設，應該起到一種借鑒作用。在今天的國外理論界，仍舊活躍的馬克思主義流派依然繁多，諸如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市場馬克思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解釋學馬克思主義、解放神學的馬克思主義等等。所有這些流派在其論述中當然都涉及到馬克思的哲學觀念，但是并不是每個派別都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作主題來論述，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將主要選擇那些專門討論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的派別和個人作一點介紹，以為國內學界提供一些參考。

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論“馬克思主義的重建”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崛起于20世紀70年代，在現在仍然活躍的國外馬克思主義流派中，它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重要話語的派別。與絕大多數西方學者一樣，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中，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也把它主要理解為歷史唯物主義，而把辯證唯物主義看作是它在蘇聯的特殊形態。以此為基點，早在70年代它剛剛興起時，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尤其重視對馬克思的歷史理論的研究。因此，這一時期，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著重關注的都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譬如剝削、階級、歷史唯物主義、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轉變、以及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等。而在80年代，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偏好便已發生了轉移，即“由狹隘的馬克思主義的論題轉向更一般的社會科學哲學的問題”。

進入90年代以后，由于受蘇東劇變的影響，有的流派和代表人物退出了馬克思主義，成了所謂的后馬克思主義和后馬克思主義者，有的甚至走向反面，成了反馬克思主義者。在此背景下，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可貴之處在于，他們不僅于1992年出版了由E.O.賴特和A.列文等人主編的《重建馬克思主義〈論解釋和歷史理論〉》一書，一再重申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重要性，而且還對“重建”馬克思主義作了學理上的深入探討。

論文關鍵詞：馬克思；現代西方學者；股份制；資本主義；企業

論文摘要：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都對股份制企業的由來、發展和運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論觀點。兩者既有共同點又有差異。馬克思是將股份制企業的存在放在一個資本主義總圖景中來分析，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西方學者則是在否認企業本質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各種表象的分析，更多地從企業本身的角度議論問題。所以，在階級本質和科學體系上，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是不一樣的。但在研究單個企業如何演進到股份制企業等方面，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的理論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補性。

基金項目:本研究為中國人民大學“211工程”建設項目《中國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子項目《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韓玉玲,女,山東鄒平人,山東教育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都對股份制企業的由來、發展和運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理論觀點。馬克思是將股份制企業的存在放在一個資本主義總圖景中來分析，探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從整體上看，馬克思是在確認企業表象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本質狀況的分析，并更多地著眼于資本主義總體經濟關系的分析和經濟關系的演變。西方學者則是在否認企業本質的基礎上側重于企業各種表象的分析，更多地從企業本身的角度議論問題。所以，在階級本質和科學體系上，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是不一致的。但是，在研究單個企業如何演進到股份制企業等方面，馬克思和現代西方學者的理論又有一定的相通性和互補性。具體講，兩者的共同點和差異可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馬克思與現代西方學者對股份制理論研究的共同點

自從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這并不妨礙馬克思作為一個具有跨時代意義的思想家的地位。本世紀30年代初期，由于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出版，西方世界驟然刮起了一股重新解讀馬克思的旋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西方又面臨了“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引人注目的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后，當以“勝利者”自居的西方意識形態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之際，面對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時代出現的新問題，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熱潮。從世界范圍看，馬克思的思想近年來一直為那些試圖尋求歷史之謎的人們所關注，其價值也一直在被人們重新發現和認識。

西方社會這種“回歸馬克思”的熱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熱烈回應。西方思想界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對當代馬克思主義作了深入的解讀，重點涉及如何應對后冷戰時代和全球化時代提出的挑戰，以及如何解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這些研究為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積累了不少具有啟示意義和創新意義的思想資料，并面臨著新的發展態勢和可能的重大的理論突破。

他們討論的主要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關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改造問題

西方學者認為，馬克思實際上先后提出過三個克服資本主義弊病的療法。第一種療法是眾所周知的廢除私有財產；第二種方案有著更為廣泛的用途，這就是靠所謂的“漸進社會主義”逐步去蠶食私有制，即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10條改造性措施；第三種獨特的療法沒有被馬克思認可，但同樣適合他的目的，即既不蠶食私人產權，也不廢除私人財產本身，而是把資本所有制從極少數人擴大到許多人。美國哲學家莫迪默•阿德勒認為，馬克思在《宣言》中暗示的一種有著廣泛基礎的個人所有制，會提供同樣令人滿意的所有制解決方案。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之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協會的尤里•普列特尼科夫認為，從這段話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一，要區別剝削(資本)所有制和勞動(非剝削)所有制；第二，直接否定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不是社會所有制本身，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產生的，必然導致“取消”私有制的社會所有制和個人所有制；第三，個人所有制可以是分散私有制、消費者(個人)所有制和派生于社會所有制的生產所有制；第四，沒有個人所有制，社會所有制也不能得到發展。確切地說，只有在新的基礎上恢復個人所有制并在使集體活動、個人勞動活動首先是智力活動相互補充的基礎上，才能為“自由個性”或“個人全面發展”的形成創造條件。

本文作者：魏文想工作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在20世紀即將翻過最后一頁之際,“近代科技傳播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于1999年8月15~20日在綠樹如云的華中師范大學召開。世界各國的40余位學者集聚一堂。分別從不同側面,運用歷史學、社會學、哲學等多種方法圍繞會議主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1近代科技傳播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科技傳播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現之一。如何評價近代科技傳播過程中中方地位的問題引起眾多與會者的關注。美國學者認為,近代科技傳播主要是由西方傳人中國,但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內是由東方傳向西方。有的學者提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國既有被動,也有較主動的時候,中方不是完全的被動,傳統的東西也不是一下子被改變的。許多改變是中方主動選擇、適應的結果。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踏上特殊的近代化道路的,而近代科技在中國的傳播則是這種演變的縮影。另有學者強調,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如何看待傳統,分析傳統中缺少哪些現代成分,并指出缺少科學精神是傳統的一重大缺陷。時至今日,仍面臨從缺少科學的文化向科學文化轉型的任務,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合流是一個必然趨勢。關于近代科學在中國傳播與中國反應的階段問題,有學者從總體上作了如下劃分:從1582年利瑪竇來華至1757年乾隆禁教為第一階段,從近代史開端的1840年至1900年為第二階段,本世紀前20年和“五四”時期是為近代科學的全面移植奠定思想和物質基礎的第三階段。有的學者提出在這3個階段之前應還有一個階段,即鴉片戰爭前后,世界史地知識的引進和更合理的世界歷史觀念的輸人以及中國有識之士對這些知識和觀念的吸收采納的獨特階段。近代科技在中國傳播的途徑是多樣的。有的學者認為在19世紀,傳教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一環,且因組織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體系,如廣學會體系、內地會體系等。有的學者則以近代博覽會事業在中國的發展為透視點,從一個新的側面研究中國近代科技發展史。認為中國官方和民間對博覽會的認識經歷了從玄奇到邦交再到商利和文明交流的若干階段,隨著對博覽會社會功能認識的逐步加深,開始以博覽會作為傳播科技和文明的重要形式和手段。無可置疑,近代科技傳播對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些與會代表從縱的方面對不同歷史時段進行了考察。有的學者分析了洋務運動時期的科技傳播與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關系,認為這一時期的科技傳播對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傳統政治產生了變革性的歷史影響。有些學者則分別分析了西方現代化和近代西方科技譯著對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人士的影響。對于“五四”時期提倡“科學”效應的評價,有的學者認為“賽先生”二仁要體現在思想方法上而不在科技上,后來則走上整理國故與國史辯之途.另一些代表從橫的社會層面對近代科技傳播的影響予以分析。有學者認為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對生活方式的現代化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也提醒人們不能忽視科學技術給生活方式帶來的負面效應。在經濟方面,有的學者認為民國時期科學技術的大量應用與發展促進了發明創造,推動了產業結構的改善,創造了一批名牌產品,增強了民族工業對外資企業的競爭力,是民國時期經濟獲得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民國時期科技及其應用水平仍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及其在華企業。另有學者從文化學的角度認為西方科學技術引進是近代中國文化遞進媲變的關鍵因素之一。還有些代表細致分析了某些具體學科技術傳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近代西方礦冶技術知識的傳播不但促進了中國礦冶業本身的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亦是長期以來對封建勢力所固守的封閉、僵化的思想文化藩籬造成的有力沖擊。有的學者認為西方實驗農業科學技術的傳播推動了農業教育的改革,引進了大量的優良物種、農業機械,并指出西方近代農學的傳人的觀念層面沖擊了中國知識分子“士不習農”的舊觀念,引人了科學的思維方法。

2西學東漸與各學科技術引進

從各學科技術發展史的角度對西學東漸的影響加以具體考察是本次會議呈現出的一個鮮明特色。在物理學方面,有學者認為近代物理學并非古代物理學的直接繼承,而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在整個過程中,我國對科學知識的探討勝于對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的追求。作者進一步闡述近代物理學是近代科學中的先驅學科,它所引起的思想方法上的變革尤其是對哲學的影響不可低估。在化學方面,有學者分析了近代化學發展軌跡并對中西化學思想作了比較。認為中國化學的發展經歷了古代經驗性和近代科學意義上的理論系統階段。理論系統階段的理論基礎、方法、科學規范基本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在這個意義上,近代中國化學與西方缺少可比性。作者轉而將中國古代煉丹術與西方煉金術予以比較,對中國煉丹范式未能走向近代化學的原因作了剖析。在近代造船業方面,有學者認為引進西方技術建廠造船,創辦翻譯館出版科技譯作,創建船政學堂及派遣留學生是中國學習西方造船技術的3條有效途徑。在近代海軍教育方面,有的學者認為中國近代海軍教育是隨洋務運動而興起的,是“師夷長技”的一項重要內容。作者還通過對福州船政學堂的具體考察,指出近代海軍教育不但培養了各種專業人才,促進了海軍的發展,且對我國近代的經濟、政治、教育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經驗問題

在現代歷史上，并不乏非西方國家而建立起自由憲政的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日本和土耳其。戰后的麥克阿瑟強加給日本一個自由憲法，一個自由憲政制度，在軍事占領體制下，這套體制落實，并且到目前為止，平穩地運行了數十年，而比任何戰后同期建立的極權主義政體穩固得多，從經濟上看，也有效率得多。同為儒家文化背景的新加坡，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自由政體。臺灣更不用說。而臺灣的自由政體是在軍事專制框架內建立起來的。同樣是非西方國家，甚至完全是反基督教的土耳其，基末爾革命之后用軍隊為依托建立起自由憲政政體。此一政體在伊斯蘭全面陷入失敗的時候，穩固地維持了近一個世紀。

上面的歷史事實提示了一個問題：沒有基督教的超驗之維，同樣可以建立起從基督教的超驗背景中發展出來的自由政體。它甚至更提示我們：在不管什么樣的超驗背景下，均可以建立起自由憲政政體。甚至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沒有任何超驗之維，也同樣可以建立起自由憲政。

這一經驗事實可以給我們以信心。但我一寫道，經由上述事實我們只能得到一些薄弱的暗示，這些暗示可能是完全錯誤的，因為真理與直覺并不總是重合。所謂的信心，也只有經過理性的論證之后才是穩固的。因而，我們需要一個自由憲政政體與超驗之維的關系的理論。

方法論問題

如果說，西方的憲政理論，作為一種回顧性的、歷史學的理論構建，需要將更為具體的基督教作為憲政的超驗之維護來予以探討的，那么，中國的憲政理論，應當是一種更抽象層面上的純粹政治科學的理論建構。在這里，需要探討的憲政的超驗之維，而不再是作為一種超驗之維的具體的基督教，而應當是更為抽象的、一般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觀念。

經驗問題

在現代歷史上，并不乏非西方國家而建立起自由憲政的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日本和土耳其。戰后的麥克阿瑟強加給日本一個自由憲法，一個自由憲政制度，在軍事占領體制下，這套體制落實，并且到目前為止，平穩地運行了數十年，而比任何戰后同期建立的極權主義政體穩固得多，從經濟上看，也有效率得多。同為儒家文化背景的新加坡，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自由政體。臺灣更不用說。而臺灣的自由政體是在軍事專制框架內建立起來的。同樣是非西方國家，甚至完全是反基督教的土耳其，基末爾革命之后用軍隊為依托建立起自由憲政政體。此一政體在伊斯蘭全面陷入失敗的時候，穩固地維持了近一個世紀。

上面的歷史事實提示了一個問題：沒有基督教的超驗之維，同樣可以建立起從基督教的超驗背景中發展出來的自由政體。它甚至更提示我們：在不管什么樣的超驗背景下，均可以建立起自由憲政政體。甚至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沒有任何超驗之維，也同樣可以建立起自由憲政。

這一經驗事實可以給我們以信心。但我一寫道，經由上述事實我們只能得到一些薄弱的暗示，這些暗示可能是完全錯誤的，因為真理與直覺并不總是重合。所謂的信心，也只有經過理性的論證之后才是穩固的。因而，我們需要一個自由憲政政體與超驗之維的關系的理論。

方法論問題

如果說，西方的憲政理論，作為一種回顧性的、歷史學的理論構建，需要將更為具體的基督教作為憲政的超驗之維護來予以探討的，那么，中國的憲政理論，應當是一種更抽象層面上的純粹政治科學的理論建構。在這里，需要探討的憲政的超驗之維，而不再是作為一種超驗之維的具體的基督教，而應當是更為抽象的、一般意義上的宗教、信仰、觀念。

摘要：新時期初，出于策略性考慮，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以誤讀的方式進行闡釋，以期促進其在中國大陸的傳播與接受。這種誤讀是如何發生的，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客觀上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武漢大學葉立文教授的新著《“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就此帶來了全新的、富于啟示意義的學術成果，并為中國當代文學傳播史與接受史的書寫做出了重要的、開創性的貢獻。

關鍵詞：誤讀

近現代以降，伴隨著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與西學東漸的推移，中國文學已先后在晚清、五四以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形成了與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學的交流與對話，并從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學中獲取了寶貴的思想與寫作資源，從而實現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現代轉型。然而，在20世紀50－70年代，緣于特殊的歷史情境，中國大陸文學只保持了與前蘇聯文學以及西方現實主義文學之間的聯系，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則采取了關門拒斥的態度，并造成了與世隔絕的局面。新時期到來后，現代化建設與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再次為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接軌提供了歷史契機，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文學最新成就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也因此成為歷史的必然。在新時期初展開的“要不要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討論中，雖然不能排除一些人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偏見、仇視、畏懼與排斥，但更能看出中國人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理性認知態度及向其學習、與其交流的強烈意愿。很明顯，是中國社會、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訴求構成了新時期初中國人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強大內驅力。

然而，正是在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新一輪交流與對話中，新時期初的中國學者以及中國作家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產生了誤讀。這種誤讀主要有兩種類型：其一是錯位式誤讀，即認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雖然形式與技巧上有其所長，但從思想上看卻是一種腐朽、沒落與反動的文學，是資產階級階級本質的集中體現，因此也是無產階級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學的敵人，主張抵制、聲討與批判之。這種誤讀現在看來是一種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嚴重的形而上學偏見，是人們在長期的意識形態遮蔽中形成的臆斷，曾嚴重阻礙了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其二是策略性誤讀，即為了實現與意識形態文化的共謀與合力，以及規避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同時實現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學者們有意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加以曲解或誤讀，這種誤讀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偏離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本義，但卻對于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起到了極其關鍵的推動作用。

實際上，最值得關注與研討的是策略性誤讀的展開方式與具體圖景。對此，武漢大學青年學者葉立文教授的新著《“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下簡稱《“誤讀”的方法》)進行了專題探討，并帶來了全新的創造性成果。該著認為，在意識形態開始“解凍”與文學現代性訴求的特殊歷史背景下，為了謀求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合法性，中國學者以誤讀的方式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進行了闡釋，因此客觀上開啟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拉開了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再次復興的序幕。這種誤讀雖然難免中國學人的“偏見”，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出于一種傳播與接受策略的考慮。這種策略性誤讀主要以四種方式表現出來。其一是政治誤讀，即將波德萊爾。布勒東、薩特、馬爾克斯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定性為政治立場進步或同情無產階級的作家，以便取得意識形態話語的許可，從而達到傳播這些作家的目的，但無疑又造成了對他們自由知識分子立場與人類立場的誤讀，模糊了他們的階級屬性與真實政治身份。其二是思想誤讀，即將薩特、卡夫卡等作家理解為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相通的作家，理解為資本主義罪惡制度的批判者，乃至把他們作品的異化主題等同于馬克思的“異化”思想，或者“力圖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所宣揚的‘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之間去尋求一種思想的共通性，從而為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賦予意識形態合法性”(葉立文98)，但由此卻嚴重忽略了薩特、卡夫卡等人對人類普遍生存困境的揭示與他們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憂慮，誤解了他們真實的創作思想與作品主旨。其三是美學誤讀，即將以卡夫卡為代表的表現主義文學、以普魯斯特為代表的意識流文學、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與結構現實主義文學等等統統理解為意識形態話語所推崇的現實主義文學，而抹去了現代主義文學與現實主義文學的界限，曲解了現代主義文學的獨特美學特質。其四是歷史誤讀，則是中國學者為了便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有意強化甚至虛構五四新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傳承關系，不是“巧妙地淡化意象派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的師承關系，轉而刻意強化意象派與中國新文學的內在關聯”(葉立文184)，就是在五四新文學旗手魯迅與西方存在主義、意識流之間劃等號，無中生有地對魯迅創作進行過度闡釋，結果在不少方面造成了對文學歷史的歪曲，尤其是對某些西方現代主義流派歷史淵源的誤讀。這些歸納獨具慧眼，顯示出全新的學術視野，也道出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奧秘，富于力度，令人信服。

伽達默爾指出：“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認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行為，而要被認為是一種置身于傳統過程中的行動”(354)。在他看來，理解是歷史性的，也是開放的。一方面，如同海德格爾指出的那樣，人的理解總是事先存在一個理解的前結構或文化傳統，而且理解也只有在這種前結構中才能產生，這便注定理解中無法消除“偏見”或先入為主式的成見。另一方面，理解是理解者與被理解者之間產生的“視界融合”，這種“視界融合”具有開放性與未完成性。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是一場中國學者理解與闡釋西方現代文學的過程。葉立文教授在其著作中闡明，主張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中國學者們秉承著意識形態話語與啟蒙話語雙重知識體系，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也體現出一種矛盾的認知態度。一方面，他們具有啟蒙意識，希望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接軌，同時需要與意識形態話語達成共謀，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采取現實可行的傳播策略。另一方面，他們似乎又沒有完全脫離意識形態話語的控制，所以必然繼續運用意識形態的眼光看待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這樣，他們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解必然伴隨著誤讀，甚至不得不借助于誤讀。比如，他們在政治上長期形成了“階級決定論”的理論圖式，所以便試圖將西方現代主義作家掛靠在無產階級的“戰車”之上；在價值觀念上，由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價值觀，所以便力求把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從思想上加以“馬克思主義化”；在美學上形成了現實主義文學一無獨尊的思維定式，所以便把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納入現實主義文學的美學體系，而這樣做并不是受加洛蒂“無邊的現實主義”思想影響的結果；在文學傳統上，由于五四新文學被確認為光輝傳統，便借助五四新文學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師承關系建構新時期文學現代化的合法性。諸種策略性誤讀，正是這樣形成的。當然，正如葉立文教授所察覺的那樣，在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傳人中國的過程中，由于“偏見”所導致的對原典精神的背離，也很可能會在現實中付出極大的代價，原本是有著科學精神的學理闡釋很可能蛻變為偷梁換柱的語言游戲，或不著邊際的過度詮釋，這種理解必然走向極端，也會滑入解釋的死胡同。畢竟，現實的功利或臨時的策略都不能代替學理的規范與科學的精神。

摘要：新時期初，出于策略性考慮，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以誤讀的方式進行闡釋，以期促進其在中國大陸的傳播與接受。這種誤讀是如何發生的，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客觀上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武漢大學教授的新著《“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就此帶來了全新的、富于啟示意義的學術成果，并為中國當代文學傳播史與接受史的書寫做出了重要的、開創性的貢獻。

關鍵詞：誤讀

近現代以降，伴隨著世界文學時代的到來與西學東漸的推移，中國文學已先后在晚清、五四以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形成了與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學的交流與對話，并從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學中獲取了寶貴的思想與寫作資源，從而實現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現代轉型。然而，在20世紀50－70年代，緣于特殊的歷史情境，中國大陸文學只保持了與前蘇聯文學以及西方現實主義文學之間的聯系，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則采取了關門拒斥的態度，并造成了與世隔絕的局面。新時期到來后，現代化建設與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再次為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接軌提供了歷史契機，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西方文學最新成就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也因此成為歷史的必然。在新時期初展開的“要不要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討論中，雖然不能排除一些人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偏見、仇視、畏懼與排斥，但更能看出中國人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理性認知態度及向其學習、與其交流的強烈意愿。很明顯，是中國社會、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訴求構成了新時期初中國人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強大內驅力。

然而，正是在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新一輪交流與對話中，新時期初的中國學者以及中國作家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產生了誤讀。這種誤讀主要有兩種類型：其一是錯位式誤讀，即認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雖然形式與技巧上有其所長，但從思想上看卻是一種腐朽、沒落與反動的文學，是資產階級階級本質的集中體現，因此也是無產階級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學的敵人，主張抵制、聲討與批判之。這種誤讀現在看來是一種對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嚴重的形而上學偏見，是人們在長期的意識形態遮蔽中形成的臆斷，曾嚴重阻礙了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其二是策略性誤讀，即為了實現與意識形態文化的共謀與合力，以及規避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同時實現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學者們有意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加以曲解或誤讀，這種誤讀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偏離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本義，但卻對于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起到了極其關鍵的推動作用。

實際上，最值得關注與研討的是策略性誤讀的展開方式與具體圖景。對此，武漢大學青年學者教授的新著《“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以下簡稱《“誤讀”的方法》)進行了專題探討，并帶來了全新的創造性成果。該著認為，在意識形態開始“解凍”與文學現代性訴求的特殊歷史背景下，為了謀求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合法性，中國學者以誤讀的方式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進行了闡釋，因此客觀上開啟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拉開了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文學再次復興的序幕。這種誤讀雖然難免中國學人的“偏見”，但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出于一種傳播與接受策略的考慮。這種策略性誤讀主要以四種方式表現出來。其一是政治誤讀，即將波德萊爾。布勒東、薩特、馬爾克斯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定性為政治立場進步或同情無產階級的作家，以便取得意識形態話語的許可，從而達到傳播這些作家的目的，但無疑又造成了對他們自由知識分子立場與人類立場的誤讀，模糊了他們的階級屬性與真實政治身份。其二是思想誤讀，即將薩特、卡夫卡等作家理解為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相通的作家，理解為資本主義罪惡制度的批判者，乃至把他們作品的異化主題等同于馬克思的“異化”思想，或者“力圖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所宣揚的‘人道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之間去尋求一種思想的共通性，從而為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賦予意識形態合法性”(98)，但由此卻嚴重忽略了薩特、卡夫卡等人對人類普遍生存困境的揭示與他們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憂慮，誤解了他們真實的創作思想與作品主旨。其三是美學誤讀，即將以卡夫卡為代表的表現主義文學、以普魯斯特為代表的意識流文學、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與結構現實主義文學等等統統理解為意識形態話語所推崇的現實主義文學，而抹去了現代主義文學與現實主義文學的界限，曲解了現代主義文學的獨特美學特質。其四是歷史誤讀，則是中國學者為了便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傳播，有意強化甚至虛構五四新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傳承關系，不是“巧妙地淡化意象派詩歌與中國古典詩歌的師承關系，轉而刻意強化意象派與中國新文學的內在關聯”(184)，就是在五四新文學旗手魯迅與西方存在主義、意識流之間劃等號，無中生有地對魯迅創作進行過度闡釋，結果在不少方面造成了對文學歷史的歪曲，尤其是對某些西方現代主義流派歷史淵源的誤讀。這些歸納獨具慧眼，顯示出全新的學術視野，也道出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傳播與接受的奧秘，富于力度，令人信服。

伽達默爾指出：“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認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行為，而要被認為是一種置身于傳統過程中的行動”(354)。在他看來，理解是歷史性的，也是開放的。一方面，如同海德格爾指出的那樣，人的理解總是事先存在一個理解的前結構或文化傳統，而且理解也只有在這種前結構中才能產生，這便注定理解中無法消除“偏見”或先入為主式的成見。另一方面，理解是理解者與被理解者之間產生的“視界融合”，這種“視界融合”具有開放性與未完成性。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是一場中國學者理解與闡釋西方現代文學的過程。教授在其著作中闡明，主張接受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中國學者們秉承著意識形態話語與啟蒙話語雙重知識體系，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也體現出一種矛盾的認知態度。一方面，他們具有啟蒙意識，希望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接軌，同時需要與意識形態話語達成共謀，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采取現實可行的傳播策略。另一方面，他們似乎又沒有完全脫離意識形態話語的控制，所以必然繼續運用意識形態的眼光看待西方現代主義文學。這樣，他們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解必然伴隨著誤讀，甚至不得不借助于誤讀。比如，他們在政治上長期形成了“階級決定論”的理論圖式，所以便試圖將西方現代主義作家掛靠在無產階級的“戰車”之上；在價值觀念上，由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價值觀，所以便力求把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從思想上加以“馬克思主義化”；在美學上形成了現實主義文學一無獨尊的思維定式，所以便把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納入現實主義文學的美學體系，而這樣做并不是受加洛蒂“無邊的現實主義”思想影響的結果；在文學傳統上，由于五四新文學被確認為光輝傳統，便借助五四新文學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師承關系建構新時期文學現代化的合法性。諸種策略性誤讀，正是這樣形成的。當然，正如教授所察覺的那樣，在新時期初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傳人中國的過程中，由于“偏見”所導致的對原典精神的背離，也很可能會在現實中付出極大的代價，原本是有著科學精神的學理闡釋很可能蛻變為偷梁換柱的語言游戲，或不著邊際的過度詮釋，這種理解必然走向極端，也會滑入解釋的死胡同。畢竟，現實的功利或臨時的策略都不能代替學理的規范與科學的精神。